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8期。全文如下：
我国的什叶派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的学者编译出版过一本名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著作，在当时条件下，这部著作算是国内学界为读者了解什叶派提供的一个基础性读本，此后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近年来，随着对伊斯兰教研究的不断深入，什叶派研究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涌现出一批颇具新意的成果，如王宇洁、吴冰冰、程彤和李福泉等学者的研究就为我们充分认识中东什叶派历史、政治、宗教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对我们今天研究伊朗的历史、政治和宗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第一部介绍什叶派著作的诞生到今天为止足足40年时间，如果单从研究数量来看，我们还远远赶不上西方世界。但从质量上来说，我们却有一定的底气，就今天的成果而言，无疑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凤副研究员的力作《中东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研究》。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用八章的篇幅就什叶派三大支系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宰德派的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纵观全书，每章的论述都颇有新的立意、新的见解和新的理论创新，可谓思想明确前瞻、视野宽广宏大、观点新颖公允、资料丰富翔实。
一、指导思想明确深刻，学术立意新颖前瞻
学术立意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和关键，它起到统领和指导整个课题进行正确研究的作用，同时也关系到课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一个前沿性、创新性的研究选题不但是学术立意的具体体现，而且对学术研究的路径确立了基本思想和线索，王凤副研究员的力作《中东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以发展、辨证和创新的态度，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分析和研究宗教政治思想并揭示其本质特征，“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经济基础来阐释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深刻透视了宗教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经济基础、历史事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一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阐释宗教和解释宗教的问题。今天，人类虽然行进在21世纪尖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大道上，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仍然历久弥新。为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而言之，“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史来看，那些具有原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学说，其恒久的价值主要不体现为‘某个具体的论断或说法’——可供后人不分时间和地点地遵照执行，而在于建树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或世界观’——值得后人与时俱进地予以继承和发扬。”
研究中东问题离不开伊朗，而研究伊朗的历史、政治则离不开宗教在其内部扮演的角色，它塑造和主导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倚赖于什叶派思想和一整套话语体系，依仗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伊朗在中东政治中表现得极为活跃，它将自己的一套价值与道德体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几乎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其“伊斯兰输出”思想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和伊斯兰国家，而且波及整个世界，甚至影响了世界政治走向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表面看这是一场宗教派别之间的国际较量，实际上这种思潮在构建伊朗的新历史、新思想和新政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突出反映了“霍梅尼主义”思想的外溢，它的发生和发展与伊朗的主体意识形态，即什叶派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其影响下，伊斯兰世界再一次兴起或者说唤醒了旧有的阵营，即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阵营与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阵营，尽管两大阵营内部亦有不同的声音。
以往对什叶派传统思想的研究是就政治而政治走向的研究，对由宗教所主导或引发的政治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较少，使我们不能从其原有的思想中完全透视它的本来面目。与以往研究成果最大不同的是王凤副研究员的《中东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以呈现宗教思想来透析政治思想，无疑说找到了研究影响伊朗政治思想走向的关键之所在。基于这样的逻辑，这部著作深入到了研究伊朗传统政治思想的根部，即从宗教教义和宗教法律思想的基点出发，透析它的政治走向。这种研究，可谓追根溯源、刨根问底式的，深入到了问题的本质。它“以历史为经、以宗教与政治（思想）关系为纬，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拓了对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三大支派及其政治思想较为系统、深入和比较性的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地位。”
二、追根溯源，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探求、剖析思想本质
前已述及，本书用八章的篇幅揭示了主题，对“7—19世纪初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演变和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第二、三和四章研究十二伊玛目派及其传统政治思想，五、六、七三章研究伊斯玛仪派及其传统政治思想，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宰德派及其政治思想。作者通过绪论的详细阐述，不仅使读者了解到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而且使我们看到作者在研究这一问题前做了精心的准备，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文献，特别是对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充分展示了作者宽广的国际学术视域，为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今天伊朗的政治和宗教而言，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无疑是其主流派别，也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在伊朗国内影响较大，而且对其邻国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等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辐射性影响也不可小觑。因此，研究什叶派必须研究十二伊玛目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而轻易绕过的门槛，是重中之重。而要挖掘十二伊玛目派的传统政治思想，其教义教法又是一个重点内容，因为它蕴含着什叶派的传统政治思想。纵观第二章的研究，作者在述史的基础上对伊玛目派初期的教义、伊玛目隐遁思想、马赫迪思想和免罪性思想以及它们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对马赫迪思想的研究就具有创新性的阐述，这是我们至今看到的较为全面论述这一问题的成果。
作者对十二伊玛目派理性主义以及教法学派阿赫巴尔、乌苏勒发展、演变的讨论很有见地，于述史中呈现其演变过程，使读者在了解其历史进程中捕捉这些思想派别的演变、影响和特点。对另一教法学派谢赫学派的研究亦颇见新意，对其宗教政治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在以往的成果中为数不多，较为少见，她的阐述正好起到补白的作用。理性主义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布韦希王朝前的一些思想家那里，如伊本·努尔玛尼、伊本·朱奈德和艾布·贾法尔·拉齐等，他们的教义信条与穆尔太齐赖派有密切的关系。10世纪至11世纪，这一传统在伊玛目内部取得了主导地位，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谢赫·穆菲德（卒于1022年）、谢里夫·拉迪（卒于1016年）和谢里夫·穆尔塔达（卒于1044年），以及后来的艾布·贾法尔·图斯（卒于1067年）等。
就十二伊玛目派主要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的研究，纳绥尔丁·图斯（1201-1274）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学者，他在十二伊玛目派思想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对13世纪后什叶派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纳绥尔丁·图斯早年追随伊斯玛仪派，后因与伊斯玛仪派的其他学者在解释教义问题时产生分歧，遂转向十二伊玛目派。在进入十二伊玛目派阵营后，他撰写了一部阐述教义问题的著作《信仰辨析》，并以此来回应、批评伊斯玛仪派的观点，这为构建十二伊玛目派的思想学说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他是13世纪什叶派倡导理性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纳绥尔丁·图斯以后，十二伊玛目派秉持理性主义思想的乌莱玛有萨迪德丁·希里（卒于1232年）以及他的学生纳吉姆丁·萨尔德、穆罕默德·朱海姆（卒于1282年）和萨迪德丁·优素福等，他们对十二伊玛目派学说的理论构建做出过重要贡献。
伊斯兰教中的宗教学者乌莱玛，在诠释经训、教义教法学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们的思想发见不仅影响宗教思想，而且因其广泛参与政治而影响到政治局势的走向，这既是当代中东什叶派中的普遍现象，又是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无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对他们的思想主张颇为重视，相较逊尼派乌里玛，什叶派乌里玛在内部的地位更高、影响和作用更大，他有代行隐遁伊玛目领袖职能的政治地位。因此，认识了什叶派乌里玛基于宗教的特殊地位，才可能深刻理解中东什叶派政治。为此，作者设专章“进一步从横向深入探讨了在近现代社会之前，什叶派乌莱玛尤其是十二伊玛目派乌莱玛宗教政治地位，”深入剖析了乌莱玛传统政治思想的内涵，并指出：“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具有政治无为或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思想能够随着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因此同时又具有务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特点。这正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活力所在，也是十二伊玛目派最终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所在。”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任何宗教派别在保持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应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适时调整路径走向。
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第二大派别，因其创始人是第六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长子，故有“七伊玛目”之称。它的势力虽不及十二伊玛目派，但由于它在教义教法学说上比十二伊玛目派较为严格，思想比较激进，有什叶派中的“极端主义”之称，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不可小觑。伊斯玛仪派在埃及建立的法蒂玛王朝（909—1071）统治了北非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在什叶派历史上，对这些地区的思想、政治、军事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天，分布在伊朗、伊拉克、网富汗、叙利亚、巴基斯坦、印度、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约计千万的伊斯玛仪派信徒仍然是什叶派的重要力量。
对伊斯玛仪派的研究，西方的成果较为可观，而我国的研究则很薄弱。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专著只有英国当代著名伊斯兰教研究权威之一（学者）、伦敦伊斯玛仪派研究专家法尔哈德·达夫塔里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简史》，这本著作如其名所言，是对伊斯玛仪派发展史的简单（简略）论述，对伊斯玛仪派诸如信仰、教义教法及其思想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于此而言，王凤副研究员的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用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对伊斯玛仪派教义教法学说刨根问底、追本溯源的研究，呈现伊斯玛仪派蕴含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力和政治影响力。
伊斯玛仪派在历史发展中先后演变、分化出许多新的支系，如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埃及的穆斯塔里派、伊朗和叙利亚的尼扎尔派、也门和印度及中亚的波豪拉派及霍加派、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努赛尔派、伊拉克和巴林及阿曼的卡尔马特派等，其中有些支系在13世纪后销声匿迹，但有些支系的影响范围却越来越广，影响程度越来越强，如19世纪下半叶尼扎尔派分支霍加派首领阿迦汗由伊朗迁到印度，先后在孟买、北非建立了传道场所。我国新疆也有不少伊斯玛仪派信徒。这些支系在历史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甚至在当今世界的地区政治、宗教事务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作者没有忽视对努赛里派、卡尔玛特派、德鲁兹派和尼扎尔派教义及其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虽然研究内容略显简单，但对这些支系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广度和关注的面向，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了解伊斯玛仪支系的清晰线条，另一方面使读者从中看出伊斯玛仪派的分裂和分化与对教义教法带有不同目的性的截然不同的诠释有很大关系，透视出它们的宗教思想和政治主张并非铁板一块。正如作者指出的：“将伊玛目的权威和教诲作为教法的决定性根源，是伊斯玛仪派教法学与什叶派其他支派教法学和逊尼派教法学的本质区别所在，导致这种区别的决定性因素是伊斯玛仪派信仰的伊玛目教义。伊斯玛仪派信仰的伊玛目教义，决定了伊斯玛仪派教法以及其他相关层面，包括该派政治社会思想与逊尼派和其他什叶派的本质差别。”这对我们充分认识伊斯玛仪派的内部结构及其与逊尼派的区别有很大帮助。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作者对伊斯玛仪派历史周期论和宇宙论生成与发展阶段的研究也有独特之处，不乏新意。
伊斯玛仪派的发展与法蒂玛王朝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11世纪末伊斯玛仪派因教权继承问题分化为尼扎尔派和穆斯塔里派，12世纪前期再度分裂为哈菲兹派和塔伊比派，对这些派别特别是国内不太熟悉的塔伊比派的研究，作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突破了国内已有成果，如作者研究得出的塔伊比派的四点政治思想（伊玛目隐遁的思想、终于和服从伊玛目的思想、终于和服从社团领袖“达伊·穆特拉克”的思想以及通过“纳斯”原则指定继任者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塔伊比派的教义、观察其政治思想有较大启发。不仅如此，对我们看待什叶派政治思想的整体性问题亦有裨益。
作者对宰德派教义与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如果单从篇幅来看，仅仅安排一章讨论这一问题，似与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的研究不相匹配，显得较为单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研究内容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章的安排恰到好处，不仅因为宰德派信徒人数较少、地域分布较小、影响范围有限，而且因其教义教法所涉及的问题几与其他两个派别相同，再去探讨原有宗教思想就显得重复累赘。但令我们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并没有落入俗套，而是针对宰德派独有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也就是说，涉及宰德派的重点问题作者都谈到了。在叙述宰德派发展简史的同时，不仅阐述了宰德派的教义及其政治思想，而且专门讨论“伊玛目哈迪的政治观”这一新内容，并总结性的指出“宰德派教义对伊玛目继任者资格的条件比较宽泛，同时它的教义基本上承认除阿里之外另外三位哈里发的合法性，加之宰德派教义较为简单、朴素，不像十二伊玛目派或者伊斯玛仪派那样深奥与神秘，容易被普通信徒理解和接受，这些特点在恶劣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有利于宰德派抓住时机，伴之以有利的地形地势，在夹缝中就地生存和发展。也门宰德派政权以后能够延续千年，与这种教义所产生的顽强生命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对这一派别的研究还要继续追寻的话，仍然有一定的空间。
总之，作者把研究的主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不囿于问题的基本框架，在述史和挖掘基本宗教思想中呈现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的演变和走向。从对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宰德派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作者既关注国内学术研究，又充分吸纳、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有益成分和新成果，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国际学术视域，从而凸显了本作的国际学术价值，对以后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更为全面、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与路径。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当前中东地区什叶派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什叶派政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什叶派发展的持久活力等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对我们今天研究国别思想史、地域思想史、专题思想史等都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
最后，再说一点，世界正步入文明竞争时代，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待什叶派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话，无论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竞争，还是单一文明内部的竞争，都不能忽视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什叶派的影响因素。即使是今天的国际政治趋势，特别是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竞争与博弈，难道“什叶派因素”会袖手旁观，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答案肯定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仍然要下大力气继续追踪中东什叶派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影响，其具有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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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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