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基于效仿的规定而形成的什叶派宗教网络是影响中东政治的深层因素。19世纪后期以来，什叶派宗教网络出现明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趋势，效仿源泉多次利用自己的宗教声望和关系网络深入参与中东政治。70年代末，霍梅尼借助以他的学生为骨干的宗教网络，夺取国家政权，实现了宗教网络和伊朗政府机构的同构。1979年以来，伊斯兰政权以巩固领袖效仿源泉的地位、支持建立国外什叶派组织和大力推进宗教教育国际化三大举措，扩展以领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使其成为伊朗对内确保政权稳定和对外树立地区影响的重要手段。然而，伊朗对宗教网络的利用也激化了固有的伊斯兰教派矛盾，成为伊朗和沙特等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6期。全文如下：
近年来，伊朗的相对崛起及其在中东的广泛影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这一现象，人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伊朗在受到超级大国美国强力打压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能够保持政权的相对稳定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本文认为，必须要从什叶派宗教网络的维度，才能充分解释伊朗内政外交的特点和韧性。什叶派宗教网络既是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1979年以来伊朗能够对内确保政权稳定和对外树立地区影响的重要原因。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基于效仿的规定而形成的什叶派宗教网络是影响中东政治的深层因素。理解这一网络，对于深刻认识19世纪末期以来中东什叶派政治的变动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
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东什叶派及其对伊朗外交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考察中东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发展，这主要聚焦于伊朗、黎巴嫩、伊拉克和沙特等国家；二是以教派矛盾和“什叶派新月”的视角，对中东政治中的什叶派因素进行宏观探讨；三是以政治交往为主要内容解析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上述研究深化了对中东什叶派政治和伊朗外交的认识，但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跨地区什叶派宗教网络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力图在解析什叶派宗教网络结构的基础上，审视什叶派乌里玛借助宗教网络参与中东政治的历程，分析伊朗建构和利用宗教网络的动因、措施及影响，进而为理解什叶派政治和伊朗外交提供必要的线索。
一、什叶派宗教网络的结构
二战以来，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分析的重要跨学科工具，但是利用社会网络研究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的社会则是近年来才受到关注的新领域。简单而言，社会网络就是一定数量的社会行动者（如个人或组织）由于彼此互动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宗教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特殊形式，什叶派中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网络，本文的什叶派宗教网络特指的是什叶派中基于宗教而形成的网络。毋庸置疑，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大规模宗教网络的存在是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的一大典型特征。就历史起源而言，在什叶派产生早期，一定形式的宗教网络就已经存在，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现代沟通技术的发展，什叶派宗教网络才具有了比较稳固的制度基础，并随后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一）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制度基础
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形成是什叶派内部乌里玛（Ulama，宗教学者）确立宗教领导权的直接结果。公元941年进入大隐遁时期后，乌里玛权威的增强成为什叶派发展的基本趋势。18世纪后期乌苏勒学派（Usulis）战胜阿赫巴尔学派（Akhbaris）为什叶派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关键基础。阿赫巴尔学派强调传统，否认乌里玛在《古兰经》和圣训之外有独立判断的权利，但乌苏勒学派则注重理性，坚持认为乌里玛有权运用理性解释教法。穆斯林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深入学习宗教，成为拥有教法创制权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因此没有经过专业宗教训练的普通穆斯林须效仿一位在世的穆智台希德，追随其教法裁决。什叶派穆斯林由此被分为两类人，即穆智台希德和穆卡利德（muqallid），前者是被效仿者，数量有限，在乌里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后者是效仿者，包括了绝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按规定，任何什叶派穆斯林，无论地位多高，世俗知识多么丰富，都必须在宗教领域效仿一个在世的穆智台希德，这个人被称为效仿源泉（maraj al-taqlid）。一个穆斯林只有按照一位效仿源泉的教法意见进行宗教功修，才可能得到回赐。
什叶派穆斯林对效仿规定的接纳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19世纪中期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由于印刷机的出现，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乌苏勒学派乌里玛的教法著作第一次广泛流传，效仿的规定由此开始被广泛接受，最终成为许多人所共知的宗教常识，什叶派宗教权威由此开始集中化。1846年，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著名宗教学者哈桑·纳杰非（Hasan Najafi）成为什叶派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效仿源泉。这是大规模什叶派宗教网络形成的重要标志。他向伊拉克、伊朗等地大量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创造了以他为灵魂的关系网络。由此可见，效仿的规定强有力地塑造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内部交往模式，是什叶派宗教网络存在的制度基础。
（二）什叶派宗教网络的连接中枢
什叶派宗教网络由乌里玛和普通穆斯林共同组成，其中在乌里玛中享有权威的效仿源泉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许多穆斯林眼中，效仿源泉能够行使奇迹，与安拉关系更为密切，是他们与安拉之间的中介。什叶派宗教网络实质上就是以效仿源泉为领导而形成的关系圈。效仿源泉的学识、品行、声望和管理能力是决定宗教网络规模大小和质量高低的最大因素。效仿源泉掌握着宗教的解释权，以发布法特瓦的形式影响着社会舆论。宗教网络是效仿源泉享有社会声望和发挥政治作用的关键原因，而效仿源泉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则决定着什叶派宗教网络与政府的关系。
借助于效仿的宗教原则，效仿源泉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形成了互惠的关系。穆斯林选择了一个效仿源泉，就进入了以其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进而会有相应的收益。他除了会得到教法方面的指导，还将获得归属感以及情感、经济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追随者会以缴纳宗教税的形式，回报效仿源泉，进而对宗教网络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追随者和效仿源泉的互动中，后者是信息中心和链接中枢，处于宗教网络的顶端。虽然一个穆斯林效仿大阿亚图拉是宗教义务，但对于选择效仿谁，他本人却享有自由。因此，效仿源泉为了树立声望和巩固地位，就不能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和为追随者的利益考虑，什叶派宗教网络也因此具有了参与政治和角逐利益的内在需求。此外，效仿源泉对追随者缺乏登记制度，后者原则上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效仿对象，什叶派宗教网络因此缺乏清晰的边界，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宗教网络是什叶派脱离政府而建立的关系网络，也是什叶派构筑公民社会的主要凭借。按照传统，谁成为效仿源泉与政府的意志无关，他也不是由选举而产生。效仿源泉虽然会给其子孙带来声誉，但他们并不能继承其地位。根本而言，效仿源泉的产生是什叶派内部权力结构自然变动的结果。一个宗教学者获得效仿源泉的地位需要经历数十年的漫长过程。信仰虔诚、心智健全、合法婚生和公平正义是前提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接受多年宗教教育，取得足够的学术成就，直到其宗教权威获得其他乌里玛以及广大穆斯林的承认。什叶派宗教网络还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按规定，什叶派穆斯林只能效仿在世的穆智台希德，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会随着他的去世而自然解体，其他声望较高的宗教学者将通过竞争，顶替他的地位，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宗教网络，普通什叶派穆斯林也会自动选择新的效仿对象。在同一时代会有一个或多个效仿源泉，不同的效仿源泉之间存在对权威和资源的竞争关系，使得什叶派在大部分时候处于多个宗教网络并存的局面。什叶派宗教网络也天然地具有国际性的特点。穆斯林效仿的对象既可以是当地的宗教学者，也可以是远在他国、声望卓著的大阿亚图拉。就此而言，“什叶派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效仿源泉正是“什叶派国际” 无可替代的灵魂。
（三）什叶派宗教网络的骨干力量
什叶派穆斯林以寻求宗教指导为目的的效仿行为，决定了作为宗教知识供给者的乌里玛在什叶派宗教网络中处于重要地位。按照传统，不仅普通穆斯林需要选择效仿对象，普通乌里玛也要有效仿目标。低级和中级乌里玛占了绝大多数，之上是阿亚图拉（ayatullah，意为安拉的迹象）和地位更高的大阿亚图拉，他们都是穆智台希德，其中大阿亚图拉就是效仿源泉，也是普通乌里玛的效仿对象。乌里玛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等级制度，其内部呈金字塔结构，等级越高，人数便越少。由于效仿源泉无法与所有追随者建立直接联系，大量乌里玛成为他必须加以依靠的中介。他们由效仿源泉的家族成员、学生和私人代表三种人组成，既是什叶派宗教网络的骨干力量，也是决定宗教网络的质量和大小的重要因素。效仿源泉借助他们实现了对宗教网络的建构和管理，强化了对穆斯林大众的联系。
首先，学生是效仿源泉依靠的主要资源。历史上，大阿亚图拉使用宗教奉献，管理着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库姆等什叶派圣城的经学院。在经学院收徒讲学是宗教学者树立声望的主要渠道，每一位效仿源泉都必定拥有数量众多的学生。他们在学习期间，不仅住宿免费，不缴学费，还可以从导师那里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而且，伊智提哈德证书的授予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事，与经学院无关。这种互惠的师徒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导师的声望越高，学生越容易成长，而学生越优秀，越有助于扩大导师的影响力。国外的学生返回故乡后，传播导师的宗教思想，有力地扩展了效仿源泉的社会网络。
其次，家族成员是效仿源泉关系圈的首要根基。效仿源泉不仅依托于一个庞大的家族，还通过子女的婚姻，把著名乌里玛家族的成员纳入其关系圈。几乎每个效仿源泉都有多位子女，男性子嗣从父亲那里接受宗教教育，成年后各司其职，成为其信赖的得力助手。效仿源泉还有选择地把女儿许配给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对他们着力进行培养。儿子和女婿成为效仿源泉最亲密的依靠力量。
最后，私人代表是效仿源泉的权威能跨越国界的重要依靠。按照惯例，每位效仿源泉都会向各地指派私人代表，他们被授权在各地代表效仿源泉，解答宗教问题，收集宗教奉献，开展慈善活动。私人代表的数量和分布直接决定着效仿源泉的影响范围。通过私人代表，效仿源泉的权威超越国界，显示出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因此，家族成员、学生和私人代表是什叶派宗教网络的主要维系力量。正由于他们，效仿源泉建构了一个具有较高稳定性的关系网络。
（四）什叶派宗教网络的经济纽带
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财富流动所产生的纽带作用。按规定，什叶派穆斯林须每年向效仿源泉缴纳胡姆斯等宗教税，经济实力较强的商人和地主是其主要的来源。财富由此源源不断地向效仿源泉集中，而效仿源泉的声望越高，追随者越多，他获得的宗教收入就越多。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效仿源泉掌握的财富迅速增加。据估计，2006年伊拉克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Sistani）每年从效仿者那里得到5—7亿美元。以效仿源泉为首的什叶派乌里玛与穆斯林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的经济独立地位既为他们保持思想和精神的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他们开展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效仿源泉拥有处置自己宗教收入的绝对权力。他不仅向经学院的学生提供资助，还开展慈善活动，建立学校和诊所，发放救灾物资，帮助鳏寡孤独。效仿源泉的宗教声望和他获得的宗教税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宗教知识是效仿源泉掌握的神圣资源，但金钱才是他和穆斯林大众之间关系的真正润滑剂。效仿源泉利用手中的资金，以多种形式回馈穆斯林大众，从而强化了宗教网络的凝聚力。慈善活动也实现了财富的二次分配，有利于什叶派内部关系的和谐。
由上述可见，借助人员、信息和财富的流动，宗教网络不仅增强了中东什叶派的联系和认同，还大大提高了其组织化水平，使其具有了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跨国领导力量。由于具有思想、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什叶派宗教网络蕴含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潜能，效仿源泉也因此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成为1979年前与王权并存的另一大权威。纳杰夫和库姆这两座重要的圣城是什叶派事实上的“宗教首都”和宗教网络的地理中心。它们不仅是效仿源泉的驻地，也是穆斯林朝拜的对象，还是什叶派两大经学院的所在地。这三种功能的彼此强化使得纳杰夫和库姆天然地具有了对抗政治首都的能力，它们事实上也是现代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两大发源地。
对宗教网络参与中东政治的认识需要建立在历史维度分析的基础之上。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宗教网络的形成使得中东什叶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就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而言，宗教网络的根本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什叶派民间社会的组织化，中东第一次出现了权威集中并足以挑战王权的什叶派宗教力量。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侵略引发伊斯兰世界内外矛盾激化的时代背景下，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政治化和工具化成为明显的趋势。多位效仿源泉开始利用自己的宗教声望和关系网络，以空前的深度参与中东政治。以1979年为界，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政治参与在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第一个时期，什叶派宗教网络脱离政府控制，自主影响地区政治，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控制、利用和扩展什叶派宗教网络，以实现自身的地区利益。
（一）伊拉克圣城乌里玛对伊朗政治的跨国参与
伊拉克圣城乌里玛参与伊朗政治是什叶派宗教网络形成后跨地区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体现。由于地区性宗教网络的存在，中东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现象，即远在数百公里之外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的乌里玛成为影响伊朗政局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它们表现为三大事件，即圣城乌里玛领导伊朗烟草抗议运动、深度参与伊朗立宪革命以及支持礼萨·汗建立君主制。
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是中东什叶派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什叶派宗教网络形成后，效仿源泉第一次公开反对国王，并改变了其决定。1889年，伊朗国王纳斯尔丁与一家英国公司签订了出售伊朗烟草专卖权的协议，这遭到以烟草贸易商和零售商为主的伊朗人的强烈反对。1891年4月，伊朗开始出现抵制烟草专卖的运动，伊朗社会的两大阶层——商人和乌里玛实现了联合。商人纷纷关闭市场抗议，乌里玛以宗教名义谴责烟草专卖。位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萨马拉的大阿亚图拉哈桑·设拉兹（Hasan Shirazi）在两次拍发电报劝阻纳斯尔丁无效后，于12月发布法特瓦，宣布以任何形式使用烟草等同于和隐遁伊玛目为敌，属于违背教法的行为。借助于宗教网络，法特瓦迅速在伊朗各地传播。伊朗人纷纷停止消费烟草，王后也停止吸烟，甚至不再为纳斯尔丁国王准备水烟。在巨大的压力下，纳斯尔丁于次年1月废除了烟草专卖权。随后，哈桑·设拉兹发布法特瓦，允许使用烟草，伊朗人随之恢复烟草消费。烟草抗议运动的胜利是什叶派乌里玛大规模参与中东政治的开端，显示了效仿源泉借助宗教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巨大威力，预示着什叶派宗教力量挑战王权的发展趋向。现代远程交流手段——电报的使用不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也大大扩展了效仿源泉宗教权威的边界。
1906—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是圣城乌里玛参与的第二个重大政治事件。圣城纳杰夫的三位大阿亚图拉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朗立宪革命，尤其是被称为“纳杰夫全体乌里玛领袖”的卡齐姆·霍拉桑尼（Kazem Khorasani）对其给予极大的支持。霍拉桑尼是参与立宪革命最重要、最具声望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他以自身的宗教权威极大地推动了立宪革命的正向发展，“他在不同时候的信件、电报和法特瓦是（伊朗）民族追求宪法和议会的最强有力的合法性来源。”立宪主义者曾频频引用霍拉桑尼的法特瓦，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议会在讨论立法问题的时候，多次向霍拉桑尼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有学者认为，若非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伊朗几乎就没有人会支持立宪主义。立宪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但纳杰夫乌里玛在其中的作用彰显了什叶派的跨国联系和宗教制度对伊朗政治的深刻影响。
到20世纪20年代，纳杰夫乌里玛以支持礼萨·汗建立君主制的形式，直接参与了伊朗的国家建构。1921年2月，在礼萨·汗发动政变控制了卡扎王朝后，是否建立共和制成为伊朗全国普遍关注的政治议题，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23年6月，包括大阿亚图拉侯赛因·纳伊尼（Husayn Na’ini）和穆萨维·伊斯法罕尼（Musavi Isfahani）在内的83位重要乌里玛因为反对伊拉克议会选举，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驱逐，从伊拉克辗转来到伊朗圣城库姆。纳伊尼和伊斯法罕尼公开支持礼萨·汗，反对共和制。他们以无可比拟的宗教声望，宣告了共和制在伊朗的死亡。虽然纳伊尼和伊斯法罕尼随后返回了伊拉克，但他们的政治表态使得君主制成为什叶派宗教网络的主要诉求和政治目标，伊朗各地的乌里玛营造了支持君主制的社会舆论。1926年1月，礼萨·汗正式加冕国王，伊朗和伊拉克各主要城市的什叶派乌里玛纷纷表示祝贺和支持。事实证明，什叶派宗教权威和宗教网络的支持成为巴列维王朝顺利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纳杰夫网络与阿拉伯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扩散
纳杰夫网络指因效仿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和在纳杰夫求学而形成的遍布什叶派世界的师生、同学以及效仿者与被效仿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就宗教的角度而言，纳杰夫是20世纪前半期什叶派世界的中心，其他地区的什叶派则处于边缘。历史上，什叶派宗教思想的传播大体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态势，现代什叶派宗教政治思想的散布也遵循着相似的规律。
纳杰夫是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变革思想的发源地。50年代后期以来，阿拉伯什叶派借助以纳杰夫为核心的宗教网络，通过伊斯兰运动的形式，实现了多个阿拉伯国家什叶派的政治动员。伊拉克什叶派宗教界在首先政治化后，以纳杰夫为中心形成辐射作用，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产生重大影响。在纳杰夫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乌里玛或宗教学生回到祖国后，成为当地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人。就此而言，纳杰夫网络构成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化的主要途径，其影响遍及黎巴嫩、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等国。
1958年底中东第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政党——达瓦党的建立正是纳杰夫宗教思想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和标志，宗教学者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是达瓦党的灵魂人物，1970年开始被追随者视为效仿源泉。他学识渊博，主张乌里玛积极干预政治，影响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达瓦党具有明显的泛什叶派特征，党员里既有伊拉克人，也有来自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等国的穆斯林。以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为代表的乌里玛成为纳杰夫宗教界首要的变革力量，构成了20世纪第一代政治化的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许多纳杰夫的年轻学子接受了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的思想，成为第二代政治化的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
6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乌里玛或宗教学生离开伊拉克，发源于纳杰夫的什叶派运动开始地区化，扩散到多个阿拉伯国家。20世纪黎巴嫩宗教声望最高的三位什叶派乌里玛（穆萨·萨德尔、侯赛因·法德拉拉和马赫迪·沙姆斯丁）都曾在纳杰夫学习，都是效仿源泉穆赫辛·哈基姆（Muhsin al-Hakim）的学生。真主党的三任总书记在20世纪70年代都曾追随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学习宗教，属于第二代政治化的阿拉伯乌里玛。在巴林，两个最重要的乌里玛伊萨·卡塞姆（Isa Qasem）和埃米尔·贾姆利（Amir al-Jamli）同样曾在纳杰夫求学，沙特什叶派最重要的领导人哈桑·萨法尔（Hassan al-Saffar）也曾短暂求学于纳杰夫。此外，达瓦党的外国党员回国后，直接推动了沙特、巴林和科威特等国什叶派政治发展。目前在阿拉伯国家活跃的大部分伊斯兰政治组织，都是当年纳杰夫网络作用下的产物。
（三）霍梅尼网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是什叶派宗教网络政治化的直接结果，而宗教网络是深刻理解这场革命的重要维度。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借助以其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作为传统宗教学者，霍梅尼经历了从宗教学生到效仿源泉的成长过程。1921年，霍梅尼追随导师哈伊利（Ha’iri）到库姆接受宗教教育，40年代初开始为学生讲授高级课程。他的课由于直面现实问题，广受学生的欢迎。1946年，他的课拥有学生500人，是库姆参加学生最多的高级课程。据统计，霍梅尼培养的学生中有500人后来成为穆智台希德，1.2万名学生在库姆听过他的演讲。这些学生深受他思想的影响，后来成为其宗教网络和反国王运动的骨干力量。
霍梅尼领导反国王运动的过程，就是其宗教网络不断政治化的过程。60年代初，国王巴列维开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霍梅尼是反对它最激烈的宗教学者。伴随着反国王的政治活动，霍梅尼的声望急剧升高，他正式从一个声望较低的阿亚图拉转变为被大批穆斯林追随的效仿源泉。他开始收集宗教税，并给库姆的宗教学生发放生活补贴。他的宗教网络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加速政治化，他在宗教领袖的身份之外获得了政治领袖的声望。1964年11月，霍梅尼被流放到土耳其，1965年10月，他又被转移到纳杰夫。霍梅尼虽然离开了伊朗，但他的许多学生依然留在国内，他通过已有的网络始终与国内穆斯林保持着联系。1970年，霍梅尼在系列演讲中首次阐述了“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为乌里玛夺取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70年代中期，霍梅尼和纳杰夫大阿亚图拉胡伊（Khu’i）成为中东什叶派乌里玛中经济实力最强和宗教声望最高的两大宗教学者。霍梅尼委派大量学生在伊朗民众和国外的朝觐者中传播他的信息。霍梅尼的学生追随他参加反国王活动，经历了政治锻炼，掌握了以宗教演讲进行政治宣传的技巧。巴列维把反对派乌里玛在国内进行流放，使得多名霍梅尼学生抵达了边远的城镇，无意中为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创造了条件。霍梅尼的学生还运用录音带这一新技术向伊朗国内传达他的最新思想。以霍梅尼录音带的传播和配发为中心，在伊朗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网络。1978年，霍梅尼的学生不断在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巴列维在1979年1月永久离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构成20世纪最奇特的政治事件之一。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这是19世纪末期以来什叶派宗教网络与伊朗王权斗争的结果。1979年之前，霍梅尼手中既没有政党，也没有军队，但以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发挥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使他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
三、1979年后伊朗对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扩展与利用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以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了什叶派宗教网络与伊朗政府机构的高度整合，一定程度上，“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政策正是效仿渊源宗教网络无边界理念的现代表达。对于什叶派宗教网络而言，1979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什叶派宗教网络不再是脱离政治权力控制而独立发展的社会存在，伊朗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重构和利用什叶派宗教网络，赋予其强烈的政治和军事内涵，使其成为伊朗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
（一）伊朗利用什叶派宗教网络的优势和动因
什叶派在16世纪初成为伊朗国教后，不仅成为影响伊朗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也转变为伊朗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伊朗的什叶派化最终导致该国成为全球什叶派穆斯林最多的国家，据估计，当前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约占全世界总数的48%，阿拉伯什叶派则仅占17%。因此，从什叶派穆斯林多少的角度而言，伊朗是无可争议的什叶派大本营。这种天然的数量优势，赋予伊朗影响其他地区什叶派的便利条件。而且，伊朗拥有马什哈德和库姆等什叶派圣城，伊朗人也长期以来主导着什叶派宗教知识的生产。依据学者贾巴尔的统计，在20世纪的30位公认的大阿亚图拉中，至少有25位是伊朗人。此外，什叶派在绝大所数国家遭受打压或歧视的事实，使得这一教派成为伊朗扩展地区影响的潜在桥梁。但是，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由于奉行世俗性质的波斯民族主义，并没有在中东外交中有效利用这一教派优势。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政教一体的伊斯兰共和国。随着全面伊斯兰化政策的实施，宗教在伊朗内政外交中的作用被发挥到空前的程度，什叶派开始成为影响伊朗外交的关键因素。此外，伊斯兰政权还没收了国王巴列维和原政府高官的财产，掌握了石油和天然气等核心经济资源，建立了多个资金雄厚的基金会，为宗教网络的扩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了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霍梅尼在对外交往中大力宣扬泛伊斯兰主义。他把伊历3月12日至17日确定为伊斯兰团结周，每年举行旨在促进穆斯林团结的大规模活动。伊朗宪法强调这场革命是“纯粹的伊斯兰革命”，一方面宣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另一方面又声称伊朗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革命激情和宗教情感的综合作用使得伊朗自认为有责任保护全球所有穆斯林的权利。因此，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象包括所有“受压迫”的穆斯林。伊朗试图通过泛伊斯兰口号消除教派壁垒，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扩大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教派分歧和民族差异决定了伊朗的泛伊斯兰政策必将遭遇挫折。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大多数逊尼派伊斯兰组织对伊朗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从支持到猜疑再到反对的转变。
因此，就实际影响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基本上成为什叶派的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伊朗虽然继续宣扬泛伊斯兰主义，但把国外的什叶派作为优先的交往对象。根本而言，伊朗的这种选择也是政权本身什叶派化的必然结果。伊斯兰革命第一次实现了什叶派宗教网络与伊朗国家机构的同构，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权力。霍梅尼以效仿源泉的身份成为国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等霍梅尼的学生担任总统和议长等核心职位，成为伊朗最重要的权力精英。一定程度上，霍梅尼正是以他的学生为骨干的宗教网络夺取和接管了伊朗国家政权。而且，霍梅尼把具有鲜明什叶派特质的“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付诸实践，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因此，控制宗教资源，利用宗教网络，既是霍梅尼反国王运动取得胜利的逻辑结果，也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此外，霍梅尼依靠宗教网络夺取了政权，深知宗教网络的强大力量和重要性。他因此不可能任由什叶派宗教网络脱离政府自由发展。对于霍梅尼而言，扩大以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和增强伊朗的地区影响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国内，霍梅尼效仿者的增加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在国外，它则能够提升伊朗在什叶派世界的宗教权威，增进伊朗的国家利益。因此，在1979年以来的伊朗政权体系和对外政策中，什叶派宗教网络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二）伊朗扩展什叶派宗教网络的主要措施
什叶派宗教网络是伊朗拥有的独特资产，是伊朗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对伊朗相对有限的硬实力的重要补充。伊朗借助自身独一无二的什叶派大国地位，充分利用跨国什叶派网络，实现自己的目标。总体而言，伊朗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扩展什叶派宗教网络。
第一，巩固最高领袖效仿源泉的地位。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什叶派宗教网络与伊朗政府的关系，霍梅尼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不再是政府的对抗力量，而成为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高领袖的霍梅尼被伊斯兰政权视为世界上全体穆斯林的宗教权威，因此，扩大霍梅尼的宗教网络也是实现伊斯兰政权宗教理想的必然要求。但什叶派多个效仿源泉并存的宗教传统与伊朗伊斯兰政权实现宗教权威集中的政治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当霍梅尼获得政权后，在宗教领域面临着来自伊朗国内外的挑战。在整个什叶派世界，除了霍梅尼，还存在其他效仿源泉。在纳杰夫，主要有大阿亚图拉胡伊，在伊朗，则有大阿亚图拉沙里阿特马德里（Shariatmadri），他们都不赞同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胡伊甚至反对乌里玛直接参与政治。在此情况下，打压其他效仿源泉，削弱他们的宗教网络，成为霍梅尼维护自身权威和伊斯兰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按照什叶派传统，一个宗教学者成为效仿渊源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但现在霍梅尼却动用包括制度手段和经济资源在内的国家力量，取得了对其他效仿源泉的竞争优势。
大阿亚图拉沙里阿提马德里是霍梅尼首要的打击对象。1982年，在他的授意下，沙里阿提马德里被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Society of Seminary Teachers of Qom）剥夺了大阿亚图拉的称号，并被软禁到1986年去世为止。这一什叶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清除了霍梅尼最大的竞争对手，使得他成为伊朗国内追随者遥遥领先的效仿源泉。霍梅尼对伊朗国内经学院宗教学生每月发放的生活津贴也高于其他大阿亚图拉。在国外，霍梅尼利用手中的政府资源，与大阿亚图拉胡伊展开竞争。伊朗的伊斯兰文化指导部等政府部门以及其他一系列政府出资建立的机构在国外积极宣传霍梅尼的思想，吸引更多的追随者。80年代，霍梅尼在全球构建了以他为核心的庞大宗教网络。
1989年霍梅尼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了领袖职位，但他并不能自动获得霍梅尼的宗教网络。1979年的伊朗宪法规定，领袖必须是效仿源泉，哈梅内伊当时还不具备这一资格。1989年12月修订的宪法取消了这一规定，但哈梅内伊较低的宗教地位对其权威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确立哈梅内伊效仿渊源的地位，在国内外重新构建以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成为伊斯兰政权迫在眉睫的任务。伊朗官方媒体和安全力量都为哈梅内伊服务，伊朗政府被用来提升他的宗教地位。
1994年，哈梅内伊被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正式宣布为七大效仿源泉之一，但这在伊朗国内外引起极大争议，多位大阿亚图拉不承认他的地位。尽管如此，伊朗政府开始在全球把哈梅内伊称为效仿源泉，并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什叶派追随他。哈梅内伊还动用政府资金，像其他效仿源泉一样向宗教学生发放津贴。1995年1月，伊朗政府在伊斯兰文化指导部下面建立了伊斯兰文化和联络组织（Islamic Culture and Relations Organization），由其协调多个组织在国外的宗教和文化活动，其中的世界圣裔基金会（The World Foundation of Ahl al-bayt）专门负责在国外推进什叶派信仰，以在全球树立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
伊朗在原本存在什叶派的国家扩展影响，在没有什叶派的国家则大力传播什叶派信仰，非洲是伊朗“制造”什叶派穆斯林的重点地区。自1979年以来，由于伊朗的慈善、文化和宣教活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尼亚的什叶派穆斯林增加至约700万，其中95%是新皈依者。该国什叶派领袖易卜拉欣·扎克扎吉（Ibrahim Zakzaky）组建了名为“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先后效仿伊朗两任领袖,并与伊朗宗教界保持着密切关系。哈梅内伊在国外逐渐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他的私人代表除了广泛分布于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也存在于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在国内，哈梅内伊向政府部门、军队、大学和主要城市的聚礼清真寺委派大量私人代表，通过他们传达自身意志，以此构建了强有力的宗教网络。90年代后期以来，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逐渐增强，他成为伊朗国内追随者最多的效仿源泉。
第二，支持国外什叶派伊斯兰组织。支持什叶派伊斯兰组织是伊朗输出革命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伊朗扩展以领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的重要渠道和集中体现。国外什叶派伊斯兰组织与伊朗之间形成的既是服务于伊朗国家利益的政治网络，也是服从伊朗领袖权威的宗教网络。
1981年，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解放运动办公室（The Office of Liberation Movements），其任务是协调和操控邻近国家反政府“解放运动”的武装活动，伊拉克、巴林、沙特、黎巴嫩和阿富汗是主要目标。1987年，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接替解放运动办公室，承担了输出革命的任务。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输出革命的最大成果。1982年，伊朗向黎巴嫩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集合该国什叶派伊斯兰力量，组建了真主党。伊朗不断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使其成长为黎巴嫩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真主党的三任总书记都效仿伊朗领袖，1987—1989年，第三任总书记纳斯鲁拉曾在库姆学习宗教。1995年，哈梅内伊任命纳斯鲁拉和穆罕默德·亚兹贝克（Muhammad Yazbek）为他在黎巴嫩的私人代表。
同年，伊朗支持本国境内的伊拉克什叶派流亡者组建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Assembl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其领导人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Muhammad Baqir al-Khakim）效仿霍梅尼，支持其宗教政治思想。其下属的巴德尔军团接受伊朗训练，使用伊朗武器，在两伊战争中参加了对伊拉克军队的作战行动。在巴林，伊朗支持建立了试图照搬伊朗模式的伊斯兰解放阵线，后者于1981年发动了未遂政变。1987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支持建立了沙特真主党，其领导层80年代初曾在库姆经学院学习，完全支持伊朗的两任领袖。受伊朗指令，它曾在1987—1988年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沙特的破坏活动。2003年萨达姆政权灭亡后，伊朗利用伊拉克政府力量衰弱的时机，在该国支持建立了多个什叶派武装组织。据统计，到2016年，伊朗在中东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多达29支，它们都接受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承认哈梅内伊的权威。
伊朗在与国外什叶派组织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把它们纳入了其掌控下的宗教网络。什叶派组织与伊朗的关系因此具有宗教和政治的二重性，一方面，两者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互相合作，伊朗向其提供多种支持；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是伊朗领袖宗教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成员尤其是领导人普遍以伊朗领袖为效仿源泉，接受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换言之，什叶派伊斯兰组织体现了伊朗在国外的显性力量，而宗教网络则是更加基础的隐形力量。作为非政府行为体，什叶派伊斯兰组织提高了伊朗领袖跨国网络的组织化水平，成为伊朗硬力量在海外的重要载体。伊朗通过向这些什叶派组织提供和分配资源，掌控着整个宗教网络的运转。
第三，大力推动伊朗宗教教育的国际化。1979年后伊朗的泛伊斯兰政策决定了本国宗教教育的国际化，培养国外学生是传播霍梅尼思想和扩大领袖宗教网络的主要措施，并在伊朗与全球穆斯林的交往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在伊朗革命的吸引下，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等许多国家的穆斯林来纷纷到圣城库姆学习。1979年9月，为了满足需要，伊朗政府建立了非伊朗宗教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anaging Non-Iranian Seminarians’ Affairs），专门为国外学生提供宗教教育。1989年，哈梅内伊成为领袖后，全力发展宗教教育，以尽快树立自身的宗教权威。2009年，只招收外国学生的穆斯塔法国际大学（al-Mustaf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在圣城库姆建立，哈梅内伊的忠实支持者里扎•阿拉费（Reza Arafi）担任校长职务。该大学以培养什叶派宗教人才、扩展领袖宗教网络和推动伊朗什叶派的全球化为根本目标，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输出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主要平台。
穆斯塔法大学经费充足，对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对于全球贫穷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尤其具有吸引力。建校10多年来，该大学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有超过70个分校，广泛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截止2016年，130个国家的2.5万名学生在读，126个国家的4.5万名学生从该大学毕业。学生以什叶派为主，但也包括少量逊尼派。作为稀缺的宗教精英，该大学的毕 业生是哈梅内伊宗教网络和伊朗政府的宝贵资源，是伊朗什叶派文化输出的最佳载体。他们把伊朗的服饰、饮食、波斯语传入家乡，并热衷于以熟悉的宗教思想改造自己的穆斯林社区。他们在接受伊朗版本什叶派宗教教育的同时，往往把哈梅内伊作为效仿对象。大学的学习经历使他们拥有了丰富的人脉关系，他们在本国建立的学校、文化中心等民间组织自然而然地与伊朗政府及其宗教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积极宣传哈梅内伊和伊朗什叶派信仰，吸引周围的人到伊朗学习，导致以伊朗领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进一步向全球扩展。
在伊朗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穆斯塔法大学总部所在的库姆成为全球规模遥遥领先的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支持国外什叶派组织和推动以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宗教教育紧密配合，一起服务于伊朗的对外战略。但对于扩大宗教网络而言，培养宗教学生的成本更低，方式更加温和和隐蔽，且使宗教网络更加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宗教教育使得伊朗的软实力在国外得到了有效的展现，也为伊朗运用自身的硬实力创造了条件。
（三）伊朗对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利用
经过多年的经营，伊朗和中东多国的什叶派力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了以伊朗领袖为核心、众多非政府行为体为中坚和大量普通穆斯林为基础组成的什叶派宗教网络。它体现着伊朗的国家意志，维护着伊朗的地区利益。首先，什叶派宗教网络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渠道。1979年以来，伊朗主要通过什叶派宗教网络中的师生、同学等个人的联系对外输出革命，而各国什叶派组织的建立又进一步扩大了宗教网络。其次，伊朗把以什叶派信仰为纽带的宗教网络作为自身地区威慑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扩展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增强了其应对美国外在压力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伊朗可启动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代理人，对抗美国等敌人的威胁。正如哈梅内伊所言，“伊朗的战略深度和对抗西方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伊斯兰教、波斯语和什叶派。”最后，伊朗借助什叶派宗教网络大大增加了战略深度，使其成为中东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组织拓展了伊朗的外交空间，增强了其对巴以问题等中东事务的发言权。2017年，哈梅内伊在就伊斯兰革命40周年发表讲话时就指出，革命40年的一项最显著成就是增强了伊朗在中东特别是西亚的战略深度，而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存在无疑大大减低了伊朗在这方面的投入成本。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成为检验什叶派宗教网络效力的重要契机。伊朗史无前例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面动用自己掌控的这一网络，与俄罗斯一起成功保卫了盟友巴沙尔政权。在伊朗的宣传话语中，这一多国穆斯林参与的军事行动被描述为全球什叶派都应支持的圣战事业，而向哈梅内伊直接负责的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Suleimani）是这一跨地域什叶派军事网络的灵魂人物，圣城旅则是事实上的组织和指挥中心。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外国人，主要来自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也有少部分来自也门、科摩罗、科特迪瓦和沙特等国家。
伊朗派出的圣城旅战士主要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参与地面作战；大量伊拉克什叶派派民兵也进入叙利亚，成为打击极端分子的重要力量。伊朗圣城旅还组建了法蒂玛虔信者旅（Fatimaiyun Brigade）和宰娜卜虔信者旅（Zaynabiyun Brigade）两支雇佣军。宰娜卜虔信者旅估计由2000名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组成，他们大部分是移居伊朗的巴基斯坦人。法蒂玛虔信者旅由1—1.2万名阿富汗人组成，他们主要是什叶派哈扎拉人，还包括少量逊尼派塔吉克人。这些雇佣兵在伊朗接受军事训练后，被送往叙利亚战场。参战期间，他们按月获得津贴，返回伊朗后，将得到居住许可。
穆斯塔法大学承担着动员穆斯林前往叙利亚参战的职能，被招募的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听命于伊朗政府，成为什叶派雇佣兵的精锐力量。2011年以来，不断有穆斯塔法大学学生在叙利亚战场阵亡的报道，2015年2月在叙利亚被杀的法蒂玛虔信者旅的指挥官塔瓦索力（Tavassoli）就曾在该大学学习。国外武装力量在叙利亚的多次战役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并承受了巨大的伤亡。据统计，2012—2018年，在叙利亚阵亡的外籍士兵包括1232名黎巴嫩人、896名阿富汗人、558名伊朗人、157名巴基斯坦人和116名伊拉克人。学者们公认，如果没有伊朗掌控的什叶派网络的鼎力支持，巴沙尔政权就难以转危为安。伊朗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实际效果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它依托什叶派网络所具有的强大实力。
作为跨越国界的一种社会存在，什叶派宗教网络是伊朗外交和中东政治的重要塑造力量。宗教网络的政治参与反映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与国别和区域政治的复杂关系。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是19世纪中期以来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什叶派宗教网络权力扩张的结果。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宗教网络的扩展和利用又改变了什叶派的宗教传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宏观审视一百多年以来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演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权力重心呈现出向伊朗集中的趋势。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政权对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建构彻底扭转了19世纪末期以来伊拉克什叶派圣城乌里玛频频干预伊朗政治的局面。自从19世纪中期哈桑·纳杰非成为第一个公认的效仿源泉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不仅是绝大多数效仿源泉的驻地，也是什叶派主要的宗教教育中心。包括伊朗在内的各地什叶派学生纷纷到伊拉克学习，纳杰夫等圣城培养了大部分重要的什叶派乌里玛。虽然大多数大阿亚图拉出生于伊朗，但他们却选择在伊拉克圣城求学、生活和终老。因此，就宗教地缘格局而言，伊拉克长期以来是什叶派世界当之无愧的重心。
1921年大阿亚图拉哈伊利在库姆创建经学院标志着伊朗什叶派宗教教育的复兴，对伊朗和中东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7—1961年，位于库姆的布鲁基尔迪成为什叶派世界唯一广获承认的效仿源泉，这对伊拉克原有的宗教地位开始构成冲击。60年代初，霍梅尼等库姆经学院培养的乌里玛发起反国王运动，并最终取得了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政权大力支持宗教教育，推动什叶派的发展，使得伊朗在什叶派世界的宗教影响达到空前的程度。与此同时，在萨达姆的打压下，纳杰夫的宗教教育急速萎缩，几乎丧失了培养宗教人才的功能。2003年以来，在西斯塔尼的领导下，纳杰夫的宗教教育虽然开始复兴，但其规模还远不能与库姆相提并论。因此，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权力重心明显向伊朗偏移，伊朗培养的宗教人才和生产的宗教思想向全球流动，伊朗借助宗教对伊拉克什叶派形成强有力的影响，什叶派世界的宗教格局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什叶派世界内部，伊朗人进一步取得了对阿拉伯人的宗教优势，这是1501年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后又一个影响中东什叶派政治的重大事件。
第二，什叶派宗教网络是1979年后伊朗对内确保政权稳定和对外树立地区影响的关键因素。1979年以来，伊朗政教一体伊斯兰政治体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化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权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二是宗教学者集团乌里玛第一次直接掌控国家大权，成为伊朗首要的权力精英。以领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结合了这两个特点，成为伊朗内政外交的重要力量来源。一方面，这一网络以宗教为纽带，使得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实现了自领袖到民间、由中心到边缘的传播，伊朗特殊的政治体制由此具有了较强的认同基础；另一方面，霍梅尼的政治实践实现了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国家化，导致国家对社会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1979年之前，宗教网络与国家政权原本互相分离，社会力量利用宗教网络对后者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但现在伊斯兰政权却与宗教网络合二为一，互相推动。领袖充分利用政权扩大宗教网络，而政权则借助宗教网络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控制宗教资源，垄断作为社会舆论主要平台的宗教场所，实现了政府刚性力量和宗教柔性力量的紧密结合。
1979年伊斯兰政权的建立还导致了宗教网络的伊朗化，它成为伊朗对外追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伊朗利用宗教软实力，强化了与世界各地什叶派的交往，使两者的联系紧密到空前的程度。由于黎巴嫩真主党等众多亲伊朗武装组织的建立，领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兼具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特点。2003年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为伊朗在伊拉克什叶派地区进行全面渗透和建立宗教网络创造了条件，伊拉克什叶派成为从伊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的关键组成部分，伊朗进一步确立了在什叶派世界的核心地位。
第三，伊朗以领袖为核心的什叶派宗教网络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虽然什叶派宗教网络在伊朗内政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限制。
首先，以效仿渊源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只存在于什叶派主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阿拉维派、栽德派和伊斯玛仪派等什叶派其他支派并没有效仿大阿亚图拉的规定，因此伊朗无法在这些支派中构建宗教网络。伊朗与也门栽德派胡塞武装虽然互相合作，但两者关系缺乏牢固的宗教基础。伊朗与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形成了战略同盟，但伊朗无法把叙利亚阿拉维派纳入以领袖核心的宗教网络。
其次，以哈梅内伊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并没有在十二伊玛目派中一统天下，他的宗教权威一直面临着其他大阿亚图拉、尤其是纳杰夫的西斯塔尼的挑战。在伊朗之外，西斯塔尼的追随者远远多于哈梅内伊，据称，西斯塔尼在全球有2000名私人代表，是有史以来宗教网络最庞大的效仿源泉。西斯塔尼明确反对乌里玛执掌政权，也拒绝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因此，宗教政治思想的不同成为西斯塔尼和哈梅内伊宗教网络竞争的关键，西斯塔尼的追随者普遍反感伊朗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西斯塔尼并没有把伊拉克之外的宗教网络作为政治工具利用，就宗教网络的实际政治影响而言，哈梅内伊依然远远超过西斯塔尼。
最后，民族和国家差异对宗教网络形成了严重的制约。什叶派是一种跨国家、跨民族的教派，其信徒中除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还有阿塞拜疆人和哈扎拉人等民族。处于少数地位的什叶派以宗教网络为基础，拥有比逊尼派更强的凝聚力，但国家和民族认同才是决定什叶派政治意识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对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什叶派而言，他们首先是阿拉伯人、伊拉克人（或者科威特人等等），其次才是什叶派。在两伊战争中，确实有少量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站在伊朗一边，打击伊拉克军队，但并没有出现伊朗所希望的伊拉克什叶派士兵大规模叛逃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国家的什叶派组织不会对伊朗在政治上无条件服从，它们对伊朗国家的自利本性有清醒的认识。伊朗利用宗教网络增进国家利益的做法，引起了伊朗之外什叶派的警惕和反感。值得注意的是，西斯塔尼虽然是波斯人，却被阿拉伯什叶派视为阿拉伯人的效仿源泉，因为他们认为，西斯塔尼没有被伊朗国家绑架，不会危害阿拉伯人的利益。
最后，伊朗对宗教网络的利用激化了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矛盾，成为伊朗和沙特等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研究1979年以来伊朗外交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伊朗优先追求的不是什叶派议程，而是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但是，伊朗利用什叶派宗教网络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得教派矛盾成为伊朗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举措决定了不是各国政府，而是非政府行为体是伊朗中东外交的主要对象。伊朗支持国外什叶派组织的做法被沙特等逊尼派国家认为是干预内政和扩张势力。为了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它们有意利用教派话语，夸大教派矛盾。它们指责本国什叶派是被伊朗控制的“第五纵队”，阿拉伯什叶派是“天生的叛国者”。2006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宣称，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忠诚的是伊朗，而不是自己的祖国。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对什叶派的支持，前所未有地突出了教派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2016年，伊朗培养的宗教学者尼姆尔（Nimr）被沙特政府处决后，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到冲击，沙特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朗在加强与众多什叶派组织关系的同时，也付出了与多数中东国家的政府关系恶化的代价。
目前，伴随着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在本土之外的活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的困境使得伊朗难以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国外什叶派组织。2020年1月3日，美国杀死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行动又使伊朗丧失了在泛什叶派地区外交政策的关键执行者。但在现有形势下，伊朗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意愿把自身力量收缩于本土。它既不会抛弃多年经营的宗教网络，也不会停止对国外什叶派组织的支持。美国的施压只能迫使伊朗更加倚重宗教网络和什叶派组织，来反制美国的强硬政策。总体而言，宗教网络是伊朗拥有的独特资产，只要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性质不会变，它就不会根本改变宗教网络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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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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