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波斯人与中亚游牧人的冲突交往贯穿铁器时代初期至近代早期的历史中，波斯古典世界观中的中亚游牧人具有典型的对立型他者形象。而突厥语系民族在11世纪进入中亚并征服波斯之后，波斯人将自身历史记忆中的图兰人与中亚的突厥人之间建立起想象的族群渊源，并使伊斯兰化之后的突厥人接受了波斯人的图兰记忆。而中世纪晚期突厥—蒙古王朝在中亚和伊朗的统治，进一步将突厥认同泛化为对王朝统治族群的认同，并以之与代表定居波斯人的“塔吉克”相对举。因此，波斯化世界语境下的“突厥”认同是“突厥—塔吉克”反义文化认同的内生性组成部分，是中古波斯人历史记忆对中亚他者族群构建的产物。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历史交往过程也是族群认同构建与涵化的双向过程，由此对现代伊朗和中亚民族国家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关 键 词 波斯化世界；图兰认同；突厥—塔吉克范式；共生关系作者简介 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项目来源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众王之书》与萨珊帝国时期的波斯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4年第6期。全文如下：
波斯人与中亚游牧族群的恒久冲突是前现代伊朗和中亚历史的突出现象，而波斯—中亚冲突的历史记忆对于现代伊朗族群—民族身份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历史上中亚地区活跃的各族群构成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中的重要“他者”。在与波斯人冲突交往的中亚古代族群中，又以突厥语系各族群的影响最为深远。突厥语系各族群不仅将中亚突厥化，还使突厥语族的阿塞拜疆人（Azarbaijiani）成为现代伊朗第一大少数民族。因此，在伊朗历史书写和波斯人历史记忆中，“突厥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者族群。从公元6世纪至15世纪，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由于长期的冲突交融历史而形成了具有跨越族群边界特性的、对整个波斯化世界（Persianate World）的文化认同。然而，在传统中东历史书写中，突厥人和波斯人在前现代中东诸帝国内部的交往关系和相互认知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一方面，中东历史上频繁的民族迁徙和王朝更替的事实，使准确理解这一地区历史上不同王朝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变得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将波斯人和突厥人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族群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前现代社会族群边界的流动性和族群认同的转化性。笔者认为，中古时期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族群认同，并非简单互斥的对立型族群认同，而是基于不同历史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具有密切共生关系的族群认同。由于中古时代波斯人和突厥人的长期交往以及两大族群在中东王朝国家内部长期的交融共生，双方不仅都成为波斯化世界内部显赫的穆斯林群体，更共享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11世纪由呼罗珊地区（Khorasan）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erdowsi，940—1020）所作的《列王纪》（Shāhnāmeh），作为新波斯语史诗受到中世纪突厥伊斯兰王朝统治者的极力青睐和推广，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不仅如此，１１世纪之后的突厥人将蒙古高原上突厥汗国的历史记忆彻底遗忘，全面接受波斯人对中亚“图兰人（Turanians）”的历史记忆，更是世界历史上族群认同由于民族交往关系变化而发生深刻转型的鲜活例证。11—15世纪期间，伊朗和中亚地区逐渐形成突厥—波斯文化主导的波斯化世界。另外，由于波斯人在突厥人进入中亚草原之前，已经与中亚历史上许多非突厥语系民族有过长期交往冲突的历史，因此波斯历史记忆中中亚他者的族群形象有着深厚的神话和历史渊源，而“图兰（Tūrān）”就是波斯传统文化中描述中亚族群—地域的经典指代符号。进入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在自身族群认同发生深刻转型的同时，“突厥”认同本身的含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中古波斯—阿拉伯史家将“突厥”泛化为伊斯兰世界边疆之外的所有游牧人族称，随后又进一步用“突厥”指代塞尔柱王朝（Seljuks，1037—1194）以降有着突厥语人群渊源的中东所有突厥—伊斯兰王朝的统治族群，甚至可以包括蒙古人建立的四大汗国和帖木儿帝国等后继政权。因此，“突厥”认同的泛化实际上是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对立型族群认同深入发展的产物。而波斯人和突厥人在11—18世纪波斯化世界内部国家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和合作关系，逐渐取代了古典时代波斯人和突厥人以阿姆河为界对峙攻伐的冲突关系，使得塞尔柱王朝至恺加王朝（Qajars，1796—1925）时期的伊朗出现突厥—波斯复合型社会结构，及以之为基础的突厥—波斯复合型文化共生体（Turco-Persian Cultural Symbiosis）。在阿拔斯王朝（Abbassids，750—1258）之后的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人逐渐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中亚和东伊朗地区的主要穆斯林群体。因此，突厥人在接受波斯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将波斯历史记忆中指代阿拉伯人的“塔吉克（Tajik）”泛化并转化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人对穆斯林波斯人和突厥—波斯王朝内部波斯定居人群的专称。在中古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族群交往、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波斯人对神话时代中亚敌对族群的称谓“图兰”在中亚突厥化时代完成了地域化过程，“图兰”成为波斯文献指代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的地域名词。而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波斯人在与突厥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对“塔吉克”的认同，从而为现代中亚塔吉克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波斯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形象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古代波斯文化中“图兰”他者形象的历史记忆为突厥人进入伊斯兰世界之后重新寻找自身族群的“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坐标。自此之后，“图兰”开始与“突厥”紧密联系起来，在寄托现代突厥人对中亚祖地地域想象的同时，也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图兰主义（Turanism）的萌发奠定了历史基础；其次，伊斯兰世界的波斯史家对“突厥”族称的泛化为中世纪晚期突厥—蒙古王朝的精英身份认同提供了全新的合法性基础。11世纪之后，“突厥”认同超越族裔属性成为伊斯兰世界东部王朝统治族群的高贵象征；最后，波斯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认同的建构也产生了突厥人对中亚波斯人族群认同的反建构现象，导致中亚和东伊朗的波斯人形成塔吉克认同。本文即从波斯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形象的建构为出发点，探讨“图兰”“突厥”“塔吉克”三个原始族称概念在中古伊斯兰世界的演化，并分析波斯人和突厥人在中古伊斯兰世界族群认同生成流变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现代中亚和中东民族身份构建产生的影响。一、古波斯人与中亚族群的早期交往及他者历史记忆的构建古波斯人与中亚游牧人的交往，同时具有地缘政治冲突性和族群认同传承性的鲜明特征，这是波斯人建构中亚他者族群形象的历史基础和记忆强化机制。从公元前9世纪的铁器时代开始，由于马匹被成功驯化并用于骑乘，使得移动性极强的转化游牧生活方式兴起于欧亚草原地带并迅速传播。这便使得留居中亚草原的伊朗雅利安人从原始的畜牧业人群转化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骑马游牧人群，也即古典史料中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或汉文史料中的塞种人（Saka）。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在西进南俄草原驱逐当地土著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之后大举入侵西亚，一度征服了伊朗雅利安人西支的米底人（Medes）。而米底人通过吸收斯基泰人的骑兵技术迅速崛起，最终推翻后者的统治建立起米底帝国。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帝国的藩属波斯人在居鲁士二世（Cyrus II，前559—前529年在位）的领导下又推翻了米底的统治，由此建立了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阿契美尼德王朝虽然通过征服西亚和东地中海诸国建立起辽阔的多族群普世帝国，但在中亚和南俄草原两个战略方向上遭受到来自欧亚草原伊朗语游牧人群的军事挫败：居鲁士二世战死于锡尔河畔与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的冲突，而大流士一世对南俄斯基泰人的征伐也由于后者采取游击战术而以完败告终。而与斯基泰、马萨格泰和粟特（Sogdiana）拥有共同伊朗语词源的“塞种（Saka）”成为波斯人对所有斯基泰人的族群称谓，其共同的原始伊朗语词根“Skuda（对应原始印欧语表示“射击”的词根skeud）”则指向斯基泰人最显著的生活方式和作战形态——弓箭手。根据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和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铭文，古波斯人将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和中亚的伊朗语游牧人泛称为塞种人，并以其生活习俗和地域划分为海对面的塞种人（Sakatyaiyparadraya）、饮豪麻汁的塞种人（Sakahaumavarga）及戴尖帽的塞种人（Sakatigraxauda）。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的二百年间，塞种人觊觎南方文明世界的企图被有效遏制，波斯帝国和塞种游牧人及其他东伊朗语定居人群在中亚甚至形成了较稳定的共生关系，塞种人也成为波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覆亡，中亚大草原上的游牧伊朗人再次获得了角逐西亚文明世界的机遇，而里海东岸的伊朗语游牧部落达赫（Dahae）联盟的帕尔尼（Parni）分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入侵帕提亚地区（Parthia，古波斯语Parthava）之后，则通过和当地土著伊朗语人群的融合建立起了继米底、波斯之后的第三个伊朗帝国——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帕提亚帝国的建立和对伊朗高原的统治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迁移过程，那就是以阿维斯塔神话和口头史诗为代表的东伊朗传统在伊朗西部地区的全面输入和浸彻，这个时期也是“图兰”文化和“伊朗”文化深度碰撞交融的时代。而公元前2伊朗和印度世界侵袭的狂潮。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28—前115年间与塞种游牧部落进行了艰苦的战争，最终将塞种人击败并将其安置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德兰吉亚那（Drangiana），该地后因为塞种人而得名锡斯坦（Sakastan, Siatan）。作为“塞人之地”的锡斯坦，由于长期作为帕提亚世家大族的封地和“伊朗”“图兰”两大对立文化传统的交汇地，遂成为酝酿中古伊朗史诗传统的肥田沃土，甚至在早期萨珊帝国时代出现了指代锡斯坦至莫克兰（Makran）之间土地的“Tūrān”地理称谓。而代表伊朗贵族勇士文化并坚决对抗图兰人入侵的鲁斯塔姆史诗（Epic of Rustam），正是诞生于帕提亚时代的锡斯坦地区。而锡斯坦循环（Sistan Cycle）式的史诗故事构成了后来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主要素材来源。由于帕提亚帝国对伊朗高原的长期统治和吟游诗人（gosān）对英雄史诗的口耳相传，伊朗人和图兰人对抗的叙事母题逐渐被法尔斯（Pārsā）地区的波斯人所熟悉。因此，到了公元3世纪波斯人建立萨珊王朝时，充分利用东伊朗的阿维斯塔口头传统和长期积累的琐罗亚斯德教生活实践来编纂成文的《阿维斯塔》经典遂变得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萨珊波斯人从《阿维斯塔》中发现并重塑了古老的雅利安认同，并将阿维斯塔语的雅利安人家园（Aryanam Khshathra）转化为中古波斯语形式的“Erānshahr”。自此之后，“Iran”或“Erān”开始成为描述从阿姆河至底格里斯河之间萨珊波斯国土的地域文化概念，从而与雅利安人家园的真正所在地——中亚分道扬镳。在萨珊帝国前期，中亚并未形成强大游牧帝国，而早已衰落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也在萨珊帝国的打击下分裂瓦解。因此这一时期，萨珊波斯人尚未发展出一套统一描述中亚族群地域的清晰概念，而是将所有Erāｎshahr之外的地域和族群统统标识为“非伊朗（Anērān）”。在这样的族群认知语境下，早期萨珊君主的标准衔号“伊朗和非伊朗的万王之王（šāhān šāh ērān udanērān）”便含有统治萨珊帝国国土并令周边世界诸国称臣纳贡的双重含义。但是进入公元5世纪后，嚈哒人（Hephthalites）兴起于中亚草原并建立了庞大的游牧帝国，遂对萨珊帝国的东北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484—558年间，萨珊波斯人由于战败更是被迫对嚈哒称臣纳贡达70年之久，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亚游牧帝国对萨珊帝国构成的压力之大。成书于萨珊王朝后期的中古波斯语史诗《扎勒朗回忆录》（Ayadgār-i Zārerān）描绘了伊朗军队统帅扎勒朗与大举入寇的匈人（Xyon）之间的殊死血战，无疑反映了5世纪萨珊帝国与作为“白匈人（Sped Xyon）”的嚈哒人之间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熟稔阿维斯塔传统的萨珊波斯人便开始大力强化古代伊朗和图兰之间的对抗关系，并开始在钱币上以神话传说中的凯扬王朝君主（Kay）自居。至公元6世纪，萨珊君主卡瓦德一世（Kavad I，488—531年在位）和库思老一世（Khosrow I，531—579年在位）干脆连名字也取自凯扬传统中以凯·科巴德（Kay Qobad，阿维斯塔语Kauui Kauuāta）和凯·霍斯鲁（Kay Khosrow，阿维斯塔语Kauui Haosrauuah）为代表的治世明君，这便使得晚期萨珊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在“图兰”的长期威胁下呈现出浓厚的末世天启氛围。在《阿维斯塔》所构建的口传伊朗神话王朝体系中，源自印度—伊朗语“诗人（Kavi）”一词的“凯扬（Kavian，Kayanian）”成为支撑前萨珊时代伊朗历史记忆和族群神话最重要的王朝系谱。凯扬王朝的君主谱系虽然与西方古典史家记载和现代考古证据无法吻合对应，却因为其所代表的口头史诗传统而在伊朗人历史观念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凯扬王朝君主和贵族英雄们最重要的事迹，便是与所谓“图兰人”的长期斗争。图兰国王阿弗拉西亚布（Afrasiyab，阿维斯塔语Frangrasyan）和阿尔贾斯布（Arjasp，阿维斯塔语Arejataspa）在伊朗史诗神话体系中扮演了伊朗最主要的外部敌人角色。而击败并惩罚这两位君主构成凯扬王朝君主凯·科巴德、凯·维什塔斯普（Kay Vishtasp）和凯·霍斯鲁得以拯救伊朗人于水火并成就不朽功业的主要评价依据。在凯扬王朝与中亚图兰诸王的斗争中，贵族勇士、世袭锡斯坦封爵的萨姆（Sam）、扎尔（Zar Dastan）和鲁斯塔姆祖孙三代更是扮演了保卫伊朗国土、抵御图兰人入侵的中流砥柱角色。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之后，面对国家政权坍塌、祭司贵族阶层遭到重创的社会现实，伊朗人进一步把口头史诗的传承作为弘扬波斯文化并坚持波斯语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萨珊王朝的官方史书《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的中古波斯语底本虽然最终消亡，但其中关于萨珊和前萨珊时代伊朗人和中亚游牧民族的斗争记忆，由于阿拉伯—波斯史学家将《众王之书》翻译改写成阿拉伯语和新波斯语文史著作，而得到了长期的保存和延续。而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的雅利安人故地以及西突厥汗国的崩溃，大量波斯人移入河中地区甚至乔迁中土，从而使得以鲁斯塔姆为代表的波斯史诗文化元素进一步深入“图兰”之地。现代考古学者在公元7世纪撒马尔罕阿弗拉西亚布宫殿遗址的使者觐见厅发现的鲁斯塔姆征战壁画，便是这一时期伊朗史诗文化“回流”至中亚“图兰”之地的文化交流明证。进入公元9世纪后，随着波斯裔独立王朝——萨曼王朝（Samanids，874—999）在中亚的建立，新波斯语作为文学用语得到萨曼王朝宫廷的大力支持，这为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在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笔下诞生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公元10世纪末，萨曼王朝在两大突厥王朝——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s）和伽色尼王朝夹击下走向灭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生逢国破家亡之际的菲尔多西在创作《列王纪》时将伊朗和图兰的斗争和波斯民族主义精神发扬到极致。9—11世纪的波斯人通过源自锡斯坦的凯扬传统大力弘扬“伊朗—图兰”斗争的对立型族群认同范式，必然对同时代入主伊斯兰世界并建立王朝的突厥语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图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从雅利安时代伊朗人记忆中的文化他者，开始转型为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的自我认同，成为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文化认同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中古时期突厥认同含义的质变及突厥人对图兰认同的接受突厥语系诸民族在中亚和中东历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古时期东西方各类文献中都可以看到“突厥”和“突厥人”。然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区域活动的突厥语人群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国家和政权而言，“突厥”的含义指涉有着巨大的差异。实际上，隋唐中国历史上的“突厥”和11世纪后从中亚进入伊斯兰世界后出现的“突厥”在族群含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将塞尔柱王朝、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世界具有突厥渊源的政权解读为７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后西迁部众所建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突厥认同在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其含义发生质变的过程。公元552—744年，在内亚草原崛起的第一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尽管对唐朝自称突厥，也被中原王朝指代为突厥，但其内部族群结构并不单一。在突厥汗国内部，九姓乌古斯／九姓铁勒（Toquz Oghuz）构成了突厥汗国内部与阿史那汗族有明显区分的族群集团，真正的“突厥”认同仅仅是突厥汗国统治族群的认同。744年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九姓乌古斯以回纥为首建立起新的回鹘汗国，突厥认同遂在漠北草原消失遗忘。与此同时，阿拉伯—波斯文献开始频繁用“突厥”指代突骑施（Türgesh）、葛逻禄（Karluk）等与突厥汗国统治族群并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中亚游牧人群及政权，并将随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等政权称为“突厥人（Turk，复数为Atrak）”。因此，阿拉伯帝国在东扩过程中产生的对草原突厥人的蛮族化认知，开启了“突厥”认同在伊斯兰世界的泛化和他者化过程（otherization），而对位于战争之地（Dāral-Harb）的突厥人发动战争，成为伊斯兰世界诸王朝巩固自身政治合法性并获取奴隶兵源的重要手段。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以回鹘为核心的九姓乌古斯联盟瓦解，而在葛逻禄叶护国西侧的锡尔河下游北岸逐渐形成被称为乌古斯人（Oghuz Turks）的松散部落联盟。这样一来，乌古斯人和葛逻禄人便构成了伊斯兰世界与锡尔河对岸草原游牧世界交往的主要突厥语人群。在锡尔河边界的南侧，阿拉伯帝国和后来的波斯萨曼王朝对北侧的突厥部落发动频繁的战争，使得大量突厥人以战俘奴隶的形式进入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地区。尤其是在萨曼王朝和哈里发宫廷的禁卫军中，奴隶出身并浸染波斯伊斯兰文化的突厥士兵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突厥人融入伊斯兰世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亚伯拉罕宗教族群谱系传统对突厥人起源神话的改造和重塑。在这样的背景下，诺亚的第三子雅弗（Japheth）顺势成为伊斯兰化突厥人所认可和接受的最初始祖，而雅弗之子“突厥（Turk）”被创造出来成为突厥人的直接名祖。但是这种过于宽泛的文化适应和谱系嫁接并不能为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王朝的突厥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一种排他性的族群标识。而源于突厥语“部落”一词的“Oghuz”由于其和“突厥”一样经历了在伊斯兰世界的认同贬值过程，显然亦无法作为构建中亚突厥人进入伊斯兰世界后“反客为主”建立新朝时所需的有效意识形态资源。因此，到了10—11世纪喀喇汗王朝和塞尔柱王朝崛起之时，采用一种既符合伊斯兰世界话语体系又能体现突厥人自身游牧帝国传统的名祖神话和族群标识，便成为诸突厥系王朝用以追溯其祖先谱系并建构自身族群认同的当务之急。而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人最终选择的族群祖先，便是在阿维斯塔时代与定居伊朗人进行过无数次较量的中亚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Afrasiyab）。阿弗拉西亚布在古代伊朗宗教神话中长期作为觊觎和威胁伊朗国土的图兰领袖人物而存在，其形象在《阿维斯塔》中便已多次出现。如在《地神颂》（Zamyad Yasht）中，“邪恶的图兰人阿弗拉西亚布（mairiiotuiriio Frangrase）”便三次脱掉衣服跳进法拉赫·卡尔特河（Farah Karte，即阿维斯塔语中的Vourukasha 海）追逐象征伊朗王权的灵光（Farr，阿维斯塔语Khwarenah），甚至对阿娜希塔神奉献百马、千牛、万羊的牺牲以求得灵光。而根据《丁卡尔特》（Denkard）第七章的记载，“为了夺得琐罗亚斯德的灵光，他（阿弗拉西亚布）走遍地上七国，到处寻觅和追踪灵光”。阿弗拉西亚布在波斯人宗教世界观念中作为伊朗可怕敌人形象的出现和演变与凯扬王朝的兴衰更替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观察神话时代古代伊朗人对中亚图兰游牧世界认知的关键“他者”人物。为了将神话时代伊朗和图兰的斗争具体化为经历多个世代的漫长斗争，萨珊王朝和伊斯兰时期的祆教祭司和波斯文人在一系列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宗教和文史著作中建构了一套与凯扬王朝相对应的图兰君王世系。根据中古波斯语经典文献《本达希申》（Bundahishn）的记载，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是俾什达德王朝（Pishdadian，伊朗神话中的初代王朝）国君法里东（Fereydun）之子、图兰初代国王图尔（Tur）的六世孙。因此，从法里东三分疆土后图兰国的初代君主图尔至阿弗拉西亚布，图兰共有七代君王。在图兰诸王中，除开国君主图尔因为参与谋害伊朗国君伊拉治（Iraj）被后者的外孙曼努切赫尔（Manuchehr）复仇杀死外，则以阿弗拉西亚布在位时期对伊朗构成的威胁最为严峻。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与阿弗拉西亚布的艰苦斗争贯穿凯·科巴德、凯·卡乌斯（Kay Kawus）、凯·霍斯鲁三代凯扬君主，最终由凯·霍斯鲁将阿弗拉西亚布擒杀，从而报了阿弗拉西亚布害死凯·霍斯鲁之父夏沃什（Siyawush，阿维斯塔语Siyauuarshan）的血海深仇。而据中古波斯语文献《智慧精神》（Mēnōg-ī Khrad）的记载，阿弗拉西亚布与伊朗神话中的暴君佐哈克（Dahāk）和被祆教祭司指责焚毁《阿维斯塔》的亚历山大并列为恶原阿赫里曼（Ahriman）的三大不朽造物。由此可知，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是古伊朗人二元对立世界观中邪恶敌人的主要代表。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建立后，中亚的伊朗语定居人群被纳入突厥汗国治下，而萨珊波斯帝国与突厥汗国及后来的西突厥汗国围绕中亚进行了长期的争夺。在这一背景下，波斯人逐渐开始将中亚的突厥人与阿维斯塔时代的“图兰人”相混同。在中古波斯语文献中，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曾经征服过伊朗并统治达12年之久。尽管阿弗拉西亚布为波斯神话中的人物，但突厥汗国在萨珊帝国衰亡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与其祖先图尔的事迹内核应该包括了6—7世纪初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冲突的历史事实。公元568—572年，西突厥室点密可汗（Sizilbul）与拜占庭帝国结成了反对萨珊波斯的军事同盟。而根据拜占庭史家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的记载，突厥汗国在626—627年拜占庭—波斯战争白热化阶段加入拜占庭一方，并借兵给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4万突厥士兵。由于拜占庭—突厥联盟的大举反攻，极盛时期的萨珊帝国遭到沉重打击。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西突厥汗国更直接地参与了对萨珊帝国的打击：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由此可见，阿弗拉西亚布征服伊朗的历史记忆很可能与7世纪初西突厥汗国对萨珊波斯帝国的军事打击有密切关联，阿弗拉西亚布的形象应该综合了萨珊波斯人对历代西突厥可汗的历史记忆。尽管阿弗拉西亚布作为与伊朗敌对的图兰领袖形象牢固地树立于伊朗人的宗教神话体系和历史记忆中，在6—8世纪已经君临中亚草原的突厥人自身并没有立即认同波斯人的图兰观念。这是因为中亚突厥语人群在深度接受波斯—伊斯兰文化之前，并无法深刻理解并运用波斯人的“图兰观”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族群认同。而这种“伊朗”和“图兰”之间的文化疏离和隔阂现象在萨曼王朝统治中亚时期终于得到彻底的打破。在公元10世纪的百年间，无论是萨曼宫廷的突厥士兵还是后来征服萨曼王朝的喀喇汗突厥人，都不得不面对河中地区由于波斯人的统治而孕育的强势伊朗文化传统和世界观念。而脱胎于萨曼王朝突厥禁卫军集团的伽色尼王朝，由于和喀喇汗王朝划阿姆河而治并长期互相攻伐的政治现实，进一步加强了对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伊朗—图兰对立传统的宣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喀喇汗王朝便顺势而为接纳了波斯人的“图兰”观念并将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作为自己的名祖，从而在波斯化世界的话语体系内，为喀喇汗突厥人对阿姆河以北中亚草原的统治找到了顺理成章的合法化依据。根据马苏第《黄金草原》的记载，喀喇汗王朝所源出的葛逻禄部（Qarluq）突厥人在10世纪中叶已经将阿弗拉西亚布作为自己的民族祖先：在突厥人中，有基马克人，巴尔斯罕人，贝德尔人，马吉盖尔人和乌古斯人。他们是所有民族中的最为勇敢者，而葛逻禄人则以其美貌、高大身材和行为的善美而著称。后者分散在费尔甘纳、塔什干及其附近地区的领土上。正是这些人掌握了政权，也正是在他们之间选择大可汗，大可汗把所有的突厥汗国都集中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指挥他们所有的国王。其可汗之一是突厥人阿弗拉西亚布，他是波斯的征服者。《黄金草原》的记载再次证明，阿拉伯史料关于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的事迹中已经浸染上了西突厥汗国统叶护可汗征伐萨珊帝国的历史事实。但必须指出的是，喀喇汗王朝的“图兰”认同仅仅是强化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身份归属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认同“阿弗拉西亚布”并不意味着排斥突厥人的草原史诗传统以及中亚突厥人对远东华夏世界文化的认同。在波斯语世界将喀喇汗王朝指认为“阿弗拉西亚布王朝（āl-i Afrāsiyāb）”的同时，阿拉伯文献仍然将喀喇汗王朝称为“可汗王朝（al-Khaqaniya）”或“诸突厥汗的王国（al-Muluk al-Khāniyya al-Atrāk）”。而喀喇汗突厥人为了将草原史诗传统和波斯世界观念相嫁接，便把《乌古斯传》（Oghuznāma）中的突厥祖先阿尔普·额尔·统阿（Aip Er Tunga）与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相混同。不仅如此，由于中古时期波斯人常将中亚以东的广大中原和草原地区冠以“秦（Chin）”和“马秦（Machin，源自梵语Maha China，即“大秦”）”之称，喀喇汗突厥人便将突厥汗国时代用以指称隋唐中原王朝的“桃花石汗（Tabgachi Kaghān，Temahaj Khān）”借用为汗国君主的常用称衔，以与喀喇汗“东方与秦地之主（Malik al-Mashriq wa-l’ Sin）”的自称名实俱符。而喀喇汗王朝在被波斯传统世界观念逐渐认同为“图兰后裔”的同时，也反过来重塑了中古波斯人对前代中亚草原游牧敌人的历史记忆。如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萨珊君主巴赫兰五世（Bahram Gur）所击败的嚈哒人便经常被描述为“中国可汗（Khagān-e Chin）”，这无疑鲜明地体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人由于同时代的政治现实，而在其“图兰”历史记忆中浸染上的浓墨重彩的“突厥”成分。另一方面，这也可证明喀喇汗王朝在认同“图兰”的同时，也一直保有来自中原—草原交往记忆中对“桃花石（Tabgachi）”和“中国（Chin）”的认同。因此，至11世纪“波斯化世界”开始形成之时，“图兰认同”已经超越了雅利安时代的伊朗语族群边界，成为中亚草原突厥语系游牧人群在面对波斯文化和历史记忆时的经典认同形式，并且在地域上与“阿姆河的另一边（Māwarā’ al-Nahr）”的中亚地区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喀喇汗王朝对波斯神话中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的认同是中古时期突厥人从波斯文化中汲取“他者”记忆并用以重塑自身身份认同的典型案例。而波斯人与中亚突厥人的冲突交往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迁移现象，即“突厥—塔吉克（Turk-Tajik）”对立型认同在波斯化世界内部的形成。虽然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分别开启了中亚草原突厥化和突厥人在阿姆河以南的“伊朗世界”建立国家的历史进程，但真正以草原游牧部落成建制迁徙形式进入伊朗定居世界并建立帝国却是从塞尔柱突厥人开始的。由于11世纪后大批乌古斯游牧部落的涌入，从塞尔柱王朝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的社会文化结构开始具备明显的“突厥—波斯”二元性特征。由于突厥人征服王朝迭代兴起并统治伊朗世界的严峻现实，萨珊王朝以来在伊朗史诗传统中被频繁强调的“图兰”与“伊朗”之分，逐渐失去了明确的地理边界和文化意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代表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敌对关系的“伊朗—图兰”地域对立型范式，延伸出了更具包容性和迁移性的“突厥—塔吉克”文化认同范式，而后者所蕴含的对立性共生关系已经完全渗透并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伊朗”和“图兰”的边界。“Tajik”所源出的中古波斯语“Tazi”一词本来是萨珊王朝伊朗人用以指代前伊斯兰时期游牧阿拉伯人的专属称谓，也是唐代史籍将阿拉伯帝国冠以“大食（Tayi，Tayyaye）”称号的语源。在中古波斯语地理文献《伊朗沙赫尔诸城志》（Shahristānihah-i Erānshahr）中，萨珊帝国在幼发拉底河西侧修建的防御阿拉伯人入侵的壕沟被便称作“塔吉克长城（Warī Tāzīgān）”：希拉城（Hira）由阿达希尔之子沙普尔建立，沙普尔任命米赫尔扎德（Mihrzad）为希拉城的总督，同时兼管阿拉伯长城的防御（Šahrestān ī hērt šābuhr ī ardaxšīrān kard，u-š mihrzaād ī hērt marzbān pad war ī tāzīgān be gumārd）。但随着萨珊王朝的灭亡和阿拉伯帝国的东扩，“Tajik”逐渐被内亚草原世界接纳并迁移为界定伊斯兰世界定居人群的文化标识，最后固化为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源出游牧人群的“突厥人”指代定居人群尤其是“波斯人”的常用术语。由于塞尔柱王朝以降历代突厥—蒙古征服王朝均需要强调自己源出内亚草原的游牧传统，同时又在帝国管理和历史书写上高度依赖伊朗定居世界波斯技术官僚群体的辅佐，“突厥—塔吉克”范式便顺势成为描述这些征服王朝内部游牧与定居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既对立冲突又合作共生之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突厥—塔吉克”对立型族群认同范式成熟于13世纪蒙古西征之后，其含义则可包括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所有游牧人群和定居人群。如伊利汗国的波斯史家拉施特丁在《史集》（Jami al-Tawarikh）中描述成吉思汗得知蒙古商队被花剌子模苏丹杀害之后，登上山头向长生天祈祷战胜时，便将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称作“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创造者”：伟大的长生天，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创造者（āfarīnanda-i Tāzhīk wa Turk），我不是挑起这次战争的始作俑者！请护佑我，赐我以复仇的力量！实际上，“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范式由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人”和“波斯人”的长期混血和融合，早已不具备任何族裔和血缘意义，而更像是一对描述作为征服者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的定居人群所持蔑视观念的文化象征术语。也即，“Turk”和“Tajik”在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互为对方的反义文化认同，是彼此的文化“他者”。在这一点上，“突厥—塔吉克”范式与古典时代的“伊朗—图兰”范式在认同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且彼此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两种范式都在各自生成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跨越原有的族群边界，成为一组相互对立共生的文化认同范式。可以说，正是中古伊斯兰时代“图兰”对“伊朗”的征服和统治产生了“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而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则是，“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不具备“伊朗—图兰”范式所蕴含的地域意义，而是普遍存在于从中亚到小亚细亚的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因而是一种同时跨越族群与地域边界的对立型文化认同。而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后，包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在内的漠北蒙古草原各部也一道进入阿拉伯—波斯史家的视线，成为“突厥人”中最显赫和强盛的一支（minshu’ūb al-Turk）。15世纪帖木儿帝国君主兀鲁伯（Ulugh Beg，1447—1449年在位）在所著的《突厥世系》（Šajarat al-atrāk）中详细介绍了后蒙古时代“突厥人”的含义及其与周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世系关系。在《突厥世系》中，突厥人的祖先突厥（Turk）被认为与波斯人初祖凯尤马尔斯（Kayumars）处于同时代，而兀鲁伯在编篡蒙古人与突厥人的合一世系之后，称察合台人的王公们从继承图兰的王位至今，已经经历28位君主。由此可见，随着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在伊斯兰世界的迭兴，传统伊斯兰语境下指代内亚所有游牧人群的“突厥”族群认同和“图兰”地域认同至此发展出其最完备成熟的形态。而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蒙古征服王朝所强调的“突厥”认同，也完全失去了其在阿史那突厥汗国时代所具有的族群认同意义，成为与定居人群的“塔吉克”认同含义相反，且可指代所有内亚游牧人群的次生型文化认同。不仅如此，伊斯兰世界的波斯人也接受了“突厥—塔吉克”的对立型认同范式并将自己认同为“塔吉克”。如伽色尼王朝的波斯裔史家贝哈基（Bayhaqi）便在其著作《贝哈基史》（Tarikh-i Bayhaqi）中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帝国波斯臣民称作“我们这些塔吉克人（mā tāzikān）”。无独有偶，伊儿汗国的波斯史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也将蒙古王朝治下的内廷波斯裔秘书官员群体和乡村的波斯农人分别称作“塔吉克必者赤（bitikciān-e tāzik）”和“塔吉克农民（ra’iyat-e tāzik）”。“Turk”和“Tajik”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模式一直延续到帖木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Safavids，1501—1736）时期，甚至进入现代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之中。如《萨法维伊朗：波斯帝国的重生》（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一书的作者安德鲁·纽曼（Andrew Newman）便在波斯化世界文化认同语境下频繁地使用“Turk”和“Tajik”两个术语来描述萨法维王朝典型的“突厥—波斯”二元社会特征。而15世纪初代表西班牙卡斯蒂尔王国出使帖木儿帝国的克拉维约（Clavijo）在其游记中便记载帝国境内安迪库伊（Andikuy）的波斯语居民被当地人称作“塔吉克人（tangiquis）”。由于“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东部，它并未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内扩散至中东伊斯兰世界全境，甚至没有完全覆盖和取代诞生于“波斯故地”法尔斯（Fars）的“波斯”认同。实际上，“Tajik”虽然作为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游牧人群指称定居人群的称谓被广泛使用，但其所覆盖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集中在伊朗高原东部至中亚的波斯语方言人群分布地区。根据17世纪旅居波斯首都伊斯法罕的意大利人佩德罗·德拉·瓦拉（Pietrodella Valle）的记载，萨法维王朝的波斯人常使用“Pārsi”和“Ajami”来指代自身，而作为“突厥（Turk）”的基奇尔巴什土库曼人（Qizlibash，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族群）则将波斯定居人群蔑称为“塔特（Tat）”和“拉亚（ra’ iat）”。因此，将萨法维王朝的波斯人笼统称作“Tajik”的用法，似乎仅仅是塞尔柱王朝以来区分突厥—蒙古游牧军事贵族——所谓的“佩剑者（Man of the Sword）”和来自定居世界的波斯文官集团——所谓的“执笔者（ahl al-qalam, Man of the Pen）”的传统修辞学手法的延续。但在波斯化世界内部各种族群和文化认同标识中，唯有“Turk”和“Tajik”是一对源于族群边界但又成功超越族群边界，并发展为兼具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区隔含义的对立型文化认同术语，深刻地体现了中古时代伊斯兰世界内部游牧—定居复合镶嵌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和文化对立特征。“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不仅存在于阿姆河以南的伊朗世界，更保存于中亚的蒙古帝国诸继承国家之中。因此直到19世纪下半叶俄国征服中亚诸汗国时，当地城市中的波斯语人群仍然保留了自身对“塔吉克”的认同，以区别于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随着20世纪初苏联在中亚推行民族识别政策，中亚波斯语人群的“塔吉克”认同便彻底转化为基于语言和地域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永远地失去了其在中古时代所具有的文化认同含义。“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的形成，是中古伊斯兰时代波斯人与突厥语人群深度交往并相互进行文化迁移的结果。“突厥—塔吉克”认同不仅超越地理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蒙古人与突厥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族群界限，成为一组具有鲜明共生性和对立性的反义文化认同。后蒙古时代的突厥—伊斯兰王朝充分利用“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突厥—蒙古统治集团对波斯历史记忆与族群—地域观念的接受与认同。因此，波斯人与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在中古和近代早期冲突交往的历史遗产，主要在于对“图兰”认同和“突厥”认同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历史重构。在中世纪晚期波斯化世界内部，“突厥人”作为王朝军事贵族与定居的波斯臣民之间尽管拥有共同的信仰，但两大族群之间由于历史传统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存在着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中古波斯历史文献中的突厥族群形象具有泛指和他者化的突出特点，而蒙古西征进一步拓宽了“突厥人”的族群内涵和外延。因此，在19世纪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亚洲之前，伊斯兰世界东部波斯文化语境下的“突厥”并不具有指代民族身份的功能，而是被突厥—蒙古征服王朝的波斯史官们指代为王朝的统治族群。由于中世纪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的交往冲突和融合同化，波斯记忆中的“图兰”、突厥汗国时代的“突厥”和萨珊王朝指代阿拉伯人的“塔吉克”三个族称均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并获得了新的族群认同内涵。图兰成为波斯人对突厥语系民族所居中亚土地的固定称谓。而“Turk-Tajik”认同范式则成为波斯化世界内部突厥军事贵族与定居波斯臣民之间合作共生关系的写照。由于中古时期“突厥”认同原始含义的丧失和新意义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现代学界对历史语境下“突厥”族群含义认知的不清晰。直到19世纪末鄂尔浑古突厥语铭文（Orkhon Old Turkic Inscriptions）的发现和破译，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才重新唤醒对早期突厥汗国的历史记忆，“突厥”认同的内涵和外延才由此发生剧烈的时代变迁。由于中古时期波斯人与突厥语人群交往与融合历史的复杂性，伊斯兰世界东部的诸王朝帝国内部都有数量众多的“突厥人（Turks）”和“塔吉克人（Tajiks）”，两大族群逐渐在各个不同政权内部走上不同的整合道路。16世纪萨法维王朝和昔班尼王朝（Shaybanids，1500—1598）建立之后，尽管波斯方面仍然以“图兰”指代中亚地域上建立的诸汗国，但萨法维和昔班尼两大王朝由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宗教信仰的对立，导致中亚和伊朗的突厥—波斯社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伊朗，突厥人主导王朝国家构建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恺加王朝时期，但什叶派认同弥合了突厥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族群分野，有效强化了伊朗突厥人的国家认同。在中亚，昔班尼王朝之后的诸汗国内部继续保持着突厥人和塔吉克人的族群分野，直到沙皇俄国征服中亚并于苏联初期开展民族识别政策。出于沙俄帝国主义对中亚族群分而治之的需要，中亚定居波斯人的塔吉克认同被苏联官方充分利用起来作为瓦解中亚诸汗国王朝国家认同的工具，由此建构出了现代意义上与中亚四个突厥语民族截然区分的塔吉克民族。而在20世纪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也经历了世俗主义的波斯沙文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从而诱发了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和自治建国行为。但总体来看，由于伊朗历史上突厥语人群与波斯人经过长期的融合与通婚，以及16世纪以降伊朗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伊朗王朝国家构建的突出贡献，伊朗的突厥语人群并没有形成与主体民族波斯人截然相对的成熟完备的族群—国家意识，而是始终保持了对伊朗统一国家的较高认同。因此，作为中古时代波斯记忆中他者族群的突厥语人群，由于其深度参与前现代伊朗王朝国家的构建，并与波斯人共享冲突交融的历史记忆，本身也对现代伊朗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底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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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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