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全文如下：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变动，国际政治力量消长和重组趋势凸显，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复杂问题的叠加和互动，使得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对智库的需求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服务外交决策的智库数量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2017年1月发布的《2016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当前全球共有6,846家智库，其中伊朗有59家智库，位列西亚北非（西方称“中东北非”）地区国家之首，居全球第18位。近年来，伊朗智库对本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日趋显现。因此，研究伊朗智库不仅有助于理解伊朗当前对外政策的角色定位和政治诉求，还有助于理解伊朗外交决策背后的内在机理。本文拟从伊朗智库的历史生成、现状及其特点、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中伊两国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探讨。
早在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波斯）就出现了智库的雏形。古代波斯文学、宗教和哲学文献表明，早期伊朗（波斯）智库主要体现为学者通过撰文参与协商国家事务，扮演统治者智囊的角色。伊斯兰教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曾嘱咐自己最亲密的追随者莫勒克·阿什塔尔（Mulik al-Ashtar）要“尽可能多地与学者和智者为伍，以此获得治理国家的方法”。塞尔柱帝国时期，担任宰相长达30余年的尼扎姆·莫尔克在其史学著作《治国策》（Siyasat-nama）中写道：“对事务提出咨询是判断可靠、高智商和有远见的标志……因此，一个人应当向智者、长者和有经验的人请教。”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百科全书”的《卡布斯教悔录》（Qabus-nama）一书也曾指出：“假若你是国王，做任何事情都应听取智者的诤谏。不论什么工作，在做之前应先同智者商讨。国王的宰相应当睿智博学。遇事不要急躁，应先找宰相研究。”上述著作都强调决策者、管理者向专家、智者进行政务咨询的必要性，标志着智库在伊朗（波斯）的萌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咨政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统治者的顾问和智囊团逐渐成为伊朗（波斯）统治者的决策核心。
当代伊朗智库起步较晚。据伊朗当代史研究中心文件显示，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一批退役军人较早提出了设立智库的想法，并被国王采纳。智库成员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一批退役军人组成，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这些智库成员定期召开会议，向国王提供维护巴列维王朝政治制度稳定的决策建议，这是伊朗现代智库的雏形。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该时期，伊朗出现过许多具有“智库”特点的研究机构，巴列维国王时期被排除在政界外的精英纷纷通过加入研究机构、协会等，参与政治事务讨论和政策分析。然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国初期，这些议政的协会和委员会大多因宗教人士和宗教团体的干预被迫解散或被取缔。两伊战争结束后，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下，这类政策研究机构重获生机。1992年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建立，旨在复兴古波斯、伊斯兰时代以及现当代的主要思潮。如今，该中心为伊朗规模最大的智库，也是伊朗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的建立成为当代伊朗智库体系化发展的开端。此后，伊朗外交部智库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一批中小型智库纷纷成立，并将西方国家和伊朗本国的各种思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1997年后，伊朗智库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思潮问题，主要集中在各种思潮形成的根源、逻辑及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伊朗智库的内涵和运行模式随之出现了较大转变。2004年5月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治国基础研究室主任赛义德·尤尼斯·阿迪亚尼（Saeed Younis Adyani）正式提出在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里建立智库的必要性。他指出，伊朗学者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可以成为伊朗智库研究人员的典范，为伊朗建立咨政型智库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智库的建立将对伊朗教育、科研、管理和媒体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进入2005年以来，伊朗政界和学界对发展智库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对建立智库提出了注重人才培养和本土化建设的建议。一方面，智库是一个产生思想、理论、提供研究方法的专门机构。在教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智库将有助于伊朗培养未来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伊朗智库大多照搬或者参考了西方智库的模式，缺乏本土特色。因此，有必要结合本国国情，尽快建立一批具有伊斯兰共和国特色的智库。
2006年4月，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在《智库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中的地位》报告中强调，建立安全研究和国防研究类智库至关重要；作为幕后机构，智库应参与执政者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部过程，通过广泛的研究使执政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优化的决策。
尽管伊朗研究机构早就强调过建立智库的必要性，从1992年伊朗第一家现代智库建立至今也已过去20多年，但在内贾德总统任职期间（2005～2013年），伊朗智库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内贾德政府一方面架空了一些原本在政治决策方面经验丰富的重要智库，另一方面在所有部委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年轻顾问”机制，选用一些不具备政策研究能力的个人参与政府决策。“选用新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伊朗政府在社会、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决策力。
自2013年6月哈桑·鲁哈尼当选为伊朗总统以来，智库建设再次被提上伊朗政府的工作议程。上任后的鲁哈尼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就强调，其政府执行以协商和集体智慧为基础的温和路线。在社会、经济、文化事务领域，伊朗政府将更多地参考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的建议，采纳专家和民众的意见，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决策。在鲁哈尼首个任期（2013～2017年）内，伊朗智库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伊朗入选全球智库目录的数量从2013年的34家增至2017年的59家，在西亚北非地区智库数量排名从2013年的第7位跃居首位。
二、当代伊朗主要智库的发展及其特点
智库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运行因各国的制度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会因财政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差别，在不同领域产生形态各异的各类智库。事实上，不同专业背景的智库研究者对“智库”的定义和理解都存在明显差异。
2005年7月，伊朗高教部发展委员会颁布《智库建立的基本准则》，对伊朗智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该文件认为，智库是指从属于政府或非政府、赢利或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决策者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防领域的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决策建议；同时就管理者、决策者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前瞻性研究，为他们制定政策提供智库帮助。一般而言，智库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需按照规定完成研究任务。
伊朗智库类型多样，既有独立的政策研究所，也有附属于政府部门、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研究机构，还有高校下属的政策研究中心。伊朗智库的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当代伊朗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主要有战略研究中心、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等。
（一）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CSR）
战略研究中心隶属于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Majma’ Taskhis Maslahat Nezam，以下简称“确委会”），其前身是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于1989年创建的研究机构。1997年以前，战略研究中心隶属于伊朗总统办公室。拉夫桑贾尼当选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后，该中心便随其并入了确委会，成为确委会附属的研究机构。2013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高级顾问、四届伊朗外交部部长、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韦拉亚提出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战略研究中心的职责除进行战略研究外，还负责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为领导人提供政策建议、重新审核宪法的执行情况、协调各法律机构之间的分歧，并针对宏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等。从组织结构来看，研究中心下设国际关系研究室、外交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文化与社会研究室、法律研究室、科学技术研究室、行政与媒体宣传室七个部门。各部门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直接提交给国家高层领导或出版发表，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该中心出版的波斯文季刊《战略》（Rahbord）和英文季刊《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2014年，在韦拉亚提的领导下，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了“联合研究合作办公室”，旨在整合伊朗国内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源，为海湾地区发展和战略研究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
伊朗确委会的职责是在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宪监会”）发生分歧时进行协调和裁定。在执行宪法第110条时，确委会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总方针提供草案、解决国家各类困难，并就最高领袖提出的有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在新旧领袖交接期间，确委会负责从宪监会的教法学家成员中选举一名成员加入负责履行领袖职能的委员会，并有权撤换该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人。伊朗最高领袖领导确委会，并直接任命确委会成员，因此确委会的实际权力非常大。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又授权该机构监督所有政府部门。因此，确委会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在伊朗内政外交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CSS）
总统战略研究中心是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于1987～1988年间建立的研究机构。该机构是在拉夫桑贾尼授命下组建的，但由于机构成员中出现不少左派激进分子发表文章批评政府，研究中心当时并未受到伊朗执政者的过多关注。
直到1997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后，该中心的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遂开始从事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但在2003年内贾德担任总统后，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再次被“打入冷宫”，处于半关闭状态。2013年鲁哈尼上任总统后，中心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重新恢复。现中心主任哈桑莫丁·阿什纳（Hesamodin Ashna）是鲁哈尼竞选总统团队的核心成员及文化顾问。该研究中心建立的“公共政策研究网”定期刊登政治精英的评论文章，其中部分作为咨政建议提交给决策部门。
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责包括：第一，战略研究，确定伊朗的中长期和短期战略目标，向总统提交实现伊朗战略目标的政策方针。第二，职能研究，基于伊朗的战略目标，确定和研究伊朗各行政部门的职能。第三，策略研究，结合伊朗国情、针对国家战略核心问题开展交流和举办研讨会，为决策者出谋划策，影响国家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政策。第四，建立信息库，从各大科研机构和部委收集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库和图书馆，协助中心的研究工作。第五，交流合作，同国内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借鉴对方的科研成果和经验。第六，政策解释，界定国家安全和战略领域相关术语的定义和内涵。第七，实地调研，针对国际、地区和国家外交领域的问题进行实地调研，撰写相关调研报告和咨询报告。
（三）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IPIS）
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伊朗外交部下属的研究机构，也是当代伊朗最著名的智库之一。研究所通过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调查和分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该机构还通过召开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鼓励科研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增强伊朗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政治、国际关系、经济、法律和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具有特殊地位。该研究所也是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外交领域的知名研究机构，常年与国际研究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圆桌会议、互派代表团和联合开展科研项目。
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主任一般由教育部副部长提名，经外交部确定后出任，并设立两名副主任，负责科研事务以及协调各部门间关系和国际合作。研究所下设东亚与大洋洲研究中心、中亚与高加索研究室、南亚和西亚研究室、非洲研究室、欧洲研究室、美国研究室、中东研究室、波斯湾研究室、战略研究室、国际经济和能源研究室、国际法研究室、领事与移民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其成员大多由大使、高级外交官、高校教授以及精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专家组成。
研究所的工作形式包括举办圆桌会议和国内会议、国际研讨会、演讲、进行科学研究、与其他研究机构进行科研合作；出版的学术刊物包括波斯语期刊《中亚与高加索研究》（The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Journal）、《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Journal）、《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 Journal）、英语刊物《国际事务研究》（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俄语刊物《阿姆河》（Amu Darya Journal），以及与外交政策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或译著。
（四）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Islamic Parliament Research Center，缩写为IPRC）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是伊朗伊斯兰议会下属的研究中心，是当代伊朗最重要的智库之一。该中心于1992年在伊朗议会主席团授命下宣布成立，于1995年获得正式许可，中心现主任卡扎姆·杰拉里（KazemJalali）曾担任过多届议会代表。该中心主要从事伊朗立法事务研究，旨在为伊朗议会提供法律领域的决策建议，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议会议员。该中心还提供包括伊朗外交部、情报部、原子能组织在内的政府机构公共信息和非涉密文献的查询。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的工作总方针、预算、人事政策需经议长、议会主席团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审议和批准。中心主任由理事会从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选出，任期四年，主要负责制定工作方针、预算、监督中心所有的研究和行政工作。该中心下属的研究委员会成员由中心主任、5名由理事会从议员中挑选出的科研专家以及5名由主任介绍并经过理事会批准、具有讲师级别以上（含讲师）研究员组成。研究中心下设经济研究室、基础建设与生产研究室、社会与文化研究室、政治与法律研究室和研究事务计划与协作总部。
为加强议会成员、国家官员、政策制定专家和政府行政部门高官之间的直接联系，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至今已向伊朗议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和议会代表提交了一万多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领域相关的研究报告。此外，这些报告还被抄送至政府其他部门，部分由该机构下属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上述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外，国际和平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Peace Studies Centre）、伊斯兰世界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of Islamic World Futures Studies）、中东战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Strategic Studies）、北美与欧洲研究所（Institute for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Studies）、伊朗—欧亚大陆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Iran-Eurasia Studies）、国际宗教研究所（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Studies）等也是伊朗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从运行机制、财政来源和机构职能来看，当代伊朗智库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运行机制上，伊朗智库大多是由政府主导、依托高校建立的研究机构。伊朗主要智库大多隶属于国家权力机构，总部多设在首都德黑兰。这些智库的成员一般由较有影响力的咨政者和行政部门的卸任高官组成。智库成员熟知政府部门的运行规则，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人际网，部分成员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除权力机构下属的智库外，伊朗还有不少依托高校建立的智库，如德黑兰大学政治研究中心、设拉子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等。伊朗高校智库的成员一般由长期从事政治研究、学识丰富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撰写论文和咨政报告、出版专著等形式将研究成果提交给政府部门管理者，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思路建议。
第二，资金来源多元化。伊朗智库主要分为政府型智库，高校智库和独立智库三大类。其中，政府型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伊朗各部委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拨款；高校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机构所属高校的拨款；独立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社会化运作的收入，依靠向相关组织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的收入、通过举办研讨会和提供培训获得的收入维持智库的运作。
第三，智库功能多样化。伊朗智库是联系政府决策部门和高校的桥梁，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创新。智库成员通过阐述和分析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问题，发展和创新外交政策理论，力求使伊朗的外交理念获得较强的国际话语权。
（2）人才储备。在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培养一批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和视野的专家学者，为今后的政策研究储备人才。
（3）汇聚精英。邀请内政外交政策领域的精英和学者参加研讨会，广泛吸收专家学者在特定主题和问题上的意见，为伊朗决策者提供围绕各种问题的观点和建议。
（4）官民沟通。为将智库学者的建议传达给决策者，政府官员定期参加智库举办的研讨会，确定咨政方面的人选。政府官员在任期结束后，常进入智库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利用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智库决策提供指导。
（5）政策咨询与传播。为提高政治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前后往往会听取专家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最终是否会被采纳，智库人员或顾问实际上可充分参与伊朗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智库人员还需及时了解公众对于内政外交政策的看法，尤其在社交网站普及的当下，向决策者传递民意，有助于了解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反应。
三、当代伊朗智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随着国际问题复杂性的增加，当代伊朗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发明显。部分政府型智库提出的方案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国际、地区和本国的局势，帮助其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可持续性发展。
伊朗外交决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内层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其具有绝对权威，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监督伊朗各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决策中间层是伊朗总统以及辅政的确委会，其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作为确委会智库发挥着重要的咨政作用；决策外层是伊朗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等部委和附属的外事研究机构或外交智库，如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同外交部一起构成伊朗外交政策决策层的核心圈。但是，作为政教合一国家的伊朗，其外交决策过程还受到专家委员会、宗教基金会等机构的影响。这些机构为了各自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共同构成了伊朗复杂的决策体系。同时，在此基础上还有其他官方机构和半官方机构对政策制定发挥着影响。在智库的参与下，伊朗外交决策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发展历史总体上较短，但伊朗智库正在通过多种渠道，逐步形成自己对决策者、学界、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影响力。
第一，智库通过伊朗特色的“旋转门”机制对决策产生影响。在伊朗，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往往会引发政府部门的“大换血”，许多卸任高官会进入智库担任顾问。这些官员一方面利用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借助自身人脉，在政府和学界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使知识与权力实现良性互动。这种“旋转门”机制有助于智库对外交决策核心产生直接影响，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例如，伊朗确委会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韦拉亚提曾担任过四届伊朗外长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他在任期结束后进入该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成为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外交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历任所长都曾服务于伊朗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帮助政府官员制定重大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与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不同，伊朗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专家，在内政外交领域里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伊朗的智库学者、精英从研究者变为决策者，尤其是担任政府权力部门要职的现象并不常见。伊朗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主要呈现出“单向旋转”的特点，即决策部门或外交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而智库专家只能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一般不会直接进入政府决策机构。
第二，智库通过出版著作、期刊和提交研究报告提高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政治战略型智库针对伊朗外交政策中最为关注的三大问题开展研究，即伊朗与邻国的关系，伊朗和世界上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国间的往来，以及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伊朗智库对中国开展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各种相关著作和研究报告。例如，自2009年至2016年间，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就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和伊朗关系、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中的作用、中国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和反腐运动等问题发表了近40篇专题报告。该中心多位研究员合著的《世界智库》（World Think Tanks）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历史、智库类型、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影响路径，以及对外交决策最具影响力的13家中国智库。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中国与伊朗：后帝国世界中的合作伙伴》（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亚洲大三角：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The Asian Triangle: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等论著；该所编辑出版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近年来刊登了20多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中国领土安全、能源、经贸关系、文化软实力等多个领域。
第三，智库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学术讲座、工作坊增强社会影响力。为制定更加精准化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常常需要听取专家意见，并在综合各类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伊朗智库通过举办研讨会、圆桌会议，邀请内政外交政策领域的精英学者参加讨论，就内政外交和国际问题领域某一特定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为国家领导人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在这方面，规模最大的研讨会当属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召开的“波斯湾国际研讨会”，迄今已举办21届。“波斯湾国际研讨会”每年都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决策者等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此外，至今已举办17届的“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国际研讨会”对伊朗对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外交决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外交官，围绕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局势发展，地区国家与伊朗的政治、经贸、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关系等问题开展深入研讨。机制化的研讨会、学术讲座和工作坊有助于伊朗智库研究人员及时把握地区局势动态发展，以形成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决策建议。
第四，伊朗智库借助媒体传播政府政策，引导公共舆论。以确委会战略研究中心为例，中心主任韦拉亚提过去三年间就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伊俄关系、伊美关系、伊中关系、反恐等问题共接受伊朗国内各大媒体采访近50次。此外，韦拉亚提还在推特上就伊朗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问题发表观点，在传播政府政策和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评价伊朗智库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方面，有学者认为，伊朗智库因存在独立性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合作等问题，真正能够有效影响伊朗外交决策的往往是几个主要智库，甚至是智库的某位研究人员，尚未形成国内智库合作的机制或联盟。同时，伊朗决策体系中存在的决策效率低、程序复杂等问题，导致智库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尚不明显。
四、中国和伊朗的智库合作
近年来，中国和伊朗智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智库交流方面，中方智库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伊方的智库主要有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战略研究中心、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从整体来看，中伊双方尚未建立起双边智库合作的常态化机制，中国对伊朗智库的研究也刚刚起步。
（一）中伊智库的合作现状
201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赴伊朗展开智库调研工作。代表团与伊朗政界、金融界、经济界、外交界、学界等近20家机构的60多位精英就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对伊朗智库的首次正式调研。目前，中伊智库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展对对方的研究。近年来，伊朗智库愈发重视对中国的研究，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战略研究中心、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等机构对中国的关注度逐年提高。近十年来，伊朗智库通过出版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能源、“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伊朗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既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智库学者，也有政府卸任官员。伊朗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尚不具备熟练使用中文的能力，为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伊朗近年来加大了对本国汉语人才的培养。自2008年以来，中伊高校在伊朗已联合创办了两所孔子学院。此外，目前已有三所伊朗高校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中国智库对伊朗研究的重视度稳步提升，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和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在内的研究机构，针对伊朗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能源、安全、宗教等问题，完成了不少研究项目，出版了相关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上述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由卸任资深外交官、智库专职研究员和高校波斯语或国际关系专业教师组成。近年来，中国智库和科研机构同伊朗智库的交流不断推进，但是语言障碍成为制约中伊智库交流、研究与合作的重要瓶颈，中伊双方对彼此研究成果的了解甚少。
第二，联合举办研讨会和学术交流。2016年1月2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期间，中伊两国智库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对话，两国还签署了《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和伊朗外交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中伊智库合作模式的初步建立。此后，双方围绕中伊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中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中东地区形势等议题进行了多次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双方智库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一定共识，认为伊朗是“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伊可以此为契机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入开展合作，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第三，开展第二轨道外交。智库作为主要参与者，在开展二轨外交前往往会得到政府部门的指示，活动后也会经适当渠道向决策部门呈报有关情况和提交建议。就伊朗而言，伊朗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在两国战略对接问题上始终持谨慎和观望态度。伊朗的思维定式和国家安全理念决定了其有必要弄清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真实战略意图，以及伊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否符合本国利益。这些问题如果仅依靠政府间的交流，渠道似嫌过窄，且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通过中伊智库开展两国间的二轨外交对双方增信释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伊智库的合作前景
尽管伊朗政界、学界在公开场合普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区域经济和推动中伊友好往来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也抱有期待。然而，伊朗智库部分学者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或撰文时仍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疑惑和担忧。这就需要中伊双方建立更加持续、稳定和有效的智库合作机制，以知识共享、思想交流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为双方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平台。为实现上述目标，中伊智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合作：
第一，中伊智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研究。伊朗研究涵盖政治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个学科，未来中伊两国智库可开展合作研究，探讨基于中华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共同价值观，以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理念夯实中伊战略互信。中方可通过翻译智库出版的论著，结合伊朗历史和文化背景，运用对方接受的话语进行政策阐释，减少伊朗方面对中国政策的误解和误读。同时，中方智库需关注伊朗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以及“一带一路”在伊朗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政策障碍、法律制约等问题。中伊智库和科研机构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联合开展研究，以研究项目为依托，逐步开放学术资源共享。
第二，联合培养智库人才。当前，中伊双方从事对方国家研究的学者主要依据英语资料，使得研究难免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和干扰。不可否认的是，中伊智库学者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学术见解的机会仍十分有限。随着中伊交往的日益密切，两国都加大了对通语言、懂国情人才的培养力度。联合培养智库人才有助于中伊两国智库更加快速、准确、直接地了解对方国家的局势发展和方针政策，双方政府也要为研究人员入驻对方智库开展研究、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访问研究和田野调查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
第三，充分发挥智库进行政策沟通和公共外交的优势。通过智库推进公共外交，增进彼此间信任，已成为公共外交的趋势。当前，伊朗对中伊两国战略对接仍持谨慎态度，伊朗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持观望态度。中伊双方的智库宜充分利用学术界、媒体界的各种平台，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可通过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共同拍摄专题片等方式，加强政策阐释的力度，达到增信释疑的效果。
往期推荐：
1.【学界成果】李敏、冀开运：论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波斯人地位的演变
3.【学界成果】贾斐：波斯细密画中的苏非神爱——15世纪内扎米《蕾莉与马杰农》手抄本插图研究
4.【学界成果】杜林泽：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1800—1914年)
5.【学界成果】何志龙、靳友玲：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
来源：“上外中东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编辑：李一聪
责编：张向荣
审核：李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