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5期。全文如下：
宗教是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因素，伊斯兰教什叶派由于自身较强的组织性，显示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独特能力。伊朗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拉克则是什叶派穆斯林最多的阿拉伯国家。依据学者穆扬·莫门（Moojan Momen）的估计，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分别约占伊朗和伊拉克总人口的90%和63%，伊朗和伊拉克则分别约占全球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的43%和13%。在什叶派世界，互为邻国的伊朗和伊拉克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什叶派则在两国的交往中发挥着复杂、多变的作用。1722年，萨法维王朝灭亡后，大量什叶派乌里玛自伊朗逃往纳杰夫等位于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的乌里玛多次强力干预伊朗政治，表明以宗教领袖为核心的什叶派网络对伊朗政治的巨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现代伊拉克诞生后，什叶派是理解它与伊朗关系的重要维度。在当前“什叶派之弧”深刻影响中东局势的背景下，梳理和分析伊朗和伊拉克交往中的什叶派因素，对于深化对两伊关系内涵与特征以及什叶派地区影响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什叶派与1921—1979年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发展
对于伊拉克和伊朗而言，1921年是现代历史的重要起点。就在这一年，伊拉克现代国家在英国委任统治下出现于中东政治舞台；礼萨·汗发动政变，开启了伊朗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在20年代新旧秩序转换的关键时期，什叶派成为两国交往中的重要因素，伊拉克圣城乌里玛直接参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末，霍梅尼在纳杰夫通过宗教网络遥控伊朗国内的反国王运动，而霍梅尼在纳杰夫的经历对1979年后的两伊关系形成负面影响。
（一）伊拉克圣城乌里玛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建立
在20世纪20年代，中东传统的政教关系结构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伊朗的新政治权贵礼萨·汗不得不借助宗教实现政治目的，而这为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干预伊朗政治创造了机遇。在礼萨·汗夺取国家权力后，是否建立共和制成为伊朗全国关注的重大议题。1923年8月，由于受英国殖民者的驱逐，阿亚图拉侯赛因·纳伊尼（Husayn Na’ini）和穆萨维·伊斯法罕尼（Kazem Khorasani）等83位重要的乌里玛从伊拉克南部圣城辗转流亡至伊朗库姆。他们的这一举动遵循了历史上两地什叶派互动的传统模式，成为影响伊朗政治的重要契机。礼萨·汗热情欢迎伊拉克乌里玛的到来，对他们在伊朗的生活给予多种便利。面对伊朗国内关于国家政体的激烈争论，秉持传统政治思想的伊拉克和伊朗乌里玛坚定地认为，君主制才是最适合伊朗的政权形式。1924年3月26日，礼萨·汗与哈伊利·亚兹迪（Ha’iri Yazdi）、纳伊尼和伊斯法罕尼等三位大阿亚图拉会面，探讨伊朗政体问题。随后，三位宗教领袖给首都德黑兰的乌里玛拍电报，明确反对共和制。三位大阿亚图拉以崇高的宗教声望，结束了伊朗国内关于国家政体的争论，礼萨·汗由此获得了宗教界对君主制的强有力支持。
经过礼萨·汗与伊拉克政府协商后，大阿亚图拉纳伊尼和伊斯法罕尼被允许返回伊拉克。纳伊尼后来给礼萨·汗写信表达谢意。1925年1月，礼萨·汗专程到纳杰夫，拜访当地重要乌里玛，承诺捍卫伊朗宪法的伊斯兰性质。礼萨·汗的这次访问标志着他与什叶派乌里玛的关系发展达到了顶峰。1925年12月，在乌里玛和其他力量的支持下，议会宣布礼萨·汗为新国王。伊拉克圣城乌里玛以支持君主制的表态，直接参与伊朗国家建构，成为巴列维王朝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圣城乌里玛显示出的政治能量成为英国殖民当局和伊拉克政府削弱他们影响的重要动因。虽然新生的伊拉克政府允许礼萨·汗访问什叶派圣城，但伊朗与本国什叶派的联系成为伊拉克政府警惕的对象。面对邻国伊朗，防止跨国宗教联系侵蚀本国什叶派国家认同成为2003年之前历任伊拉克政府的重要目标。
（二）什叶派因素在两伊关系中的边缘化
自20世纪20年代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宗教在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呈总体弱化的趋势。根本而言，这是世俗化时代宗教作为认同资源的重要性降低的结果。20年代后期以来，伊朗和伊拉克世俗性质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使得两国之间的宗教联系迅速弱化。
伊拉克政府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各种针对性措施，限制什叶派的影响。由于悠久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20世纪初期伊拉克境内有大量波斯人，但伊拉克政府的政策使得境内波斯人锐减。许多波斯人要么接受伊拉克国籍，要么不得不离开曾长期居住的圣城。到1957年，在卡尔巴拉，波斯人的比例从1919年的75%锐减至12%，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出现明显的去波斯化趋势。随着边境管控的强化，伊朗什叶派越来越难以到伊拉克圣城朝拜或者接受宗教教育，伊拉克圣城作为波斯和阿拉伯什叶派交流平台的功能遭到大幅度削弱。伊拉克的去波斯化政策符合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但引发伊朗的不满，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
在伊拉克政府实现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同时，礼萨·汗也大力宣传波斯民族主义，推行世俗化改革，使得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内政外交中的地位迅速下降。礼萨·汗不仅不再依赖什叶派乌里玛获取合法性，反而把他们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两伊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的什叶派政策使得历史上两地什叶派的自由迁徙成为历史，什叶派也不再是两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什叶派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降至低点。
（三）霍梅尼流亡伊拉克与两伊关系的变化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运动削弱了乌里玛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影响力，但到2世纪60年代初，以霍梅尼公开抗议巴列维国王为标志，乌里玛和伊斯兰教什叶派重新开始成为伊朗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预示着什叶派将再次在两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1964年11月，霍梅尼先后被流放至土耳其和伊拉克，并最终在纳杰夫连续居住13年。霍梅尼的流亡显示了历史上圣城对重要乌里玛的庇护作用，而纳杰夫的宗教地位为霍梅尼继续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霍梅尼背靠最大什叶派国家伊朗的民间经济支持，与来自什叶派世界各地的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在纳杰夫经学院讲学，吸引了250—300位各国学生固定听讲。前往伊拉克圣城游访的伊朗穆斯林拜访霍梅尼，向其办公室缴纳胡姆斯（khums）。
霍梅尼的到来为伊拉克和伊朗的矛盾增加了新因素。由于阿拉伯河争端等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伊拉克与伊朗关系紧张，霍梅尼作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代表人物受到伊拉克政府的欢迎，尤其是1968年上台的复兴党把霍梅尼作为向伊朗施加压力的手段，给与他和追随者活动的便利。1970年，霍梅尼在纳杰夫正式提出“法基赫监护”的思想，彻底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1975年，在伊朗与伊拉克签订《阿尔及尔协议》后，两国关系大幅度缓和，许多伊朗什叶派穆斯林被允许到伊拉克游访圣城，这为霍梅尼和国内追随者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10月，由于伊朗政府的抗议，伊拉克政府改变对霍梅尼的态度，他迫不得已前往法国巴黎。这一驱逐行动成为霍梅尼与伊拉克政府矛盾的重要起源。1979年2月，霍梅尼胜利返回德黑兰，标志着什叶派影响两国关系的历程进入了新阶段。
二、什叶派与1979—2003年伊朗和伊拉克矛盾的激化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为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转折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伊拉克什叶派输出伊斯兰革命，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两伊战争中，伊朗扶持流亡至本国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力量，并鼓动伊拉克什叶派在国内进行颠覆活动。伴随着1988年两伊战争的结束，伊拉克什叶派在伊朗外交中的价值大幅度降低，伊朗减少了对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投入。
（一）伊朗向伊拉克什叶派输出革命与两伊关系的恶化
带有强烈什叶派色彩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如同巨大的冲击波，直接推动了中东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在新政权巩固后，“输出伊斯兰革命”成为伊朗领导人的普遍共识和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什叶派的宗教联系是伊朗输出革命的主要渠道，伊拉克什叶派由于其在什叶派世界的重要地位，是伊朗输出革命的优先目标，而伊拉克什叶派也把伊朗伊斯兰革命视为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契机，积极回应伊朗伊斯兰政府的革命召唤。
伊朗伊斯兰革命永久改变了伊拉克什叶派与复兴党政府的关系以及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进程。伊朗革命的胜利对伊拉克什叶派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促使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把推翻复兴党政权和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目标。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积极鼓动伊拉克什叶派学习伊朗革命，伊朗媒体公开把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称为“伊拉克的霍梅尼”。1979年7月，萨达姆就任总统后坚决镇压什叶派的游行示威活动，达瓦党（Dawa Party）等什叶派伊斯兰组织以暗杀政府高官等暴力方式进行回应。1980年4月，萨德尔被秘密处决，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遭受沉重打击。
到1980年代中期，复兴党已经基本控制国内局势，但对复兴党而言，伊朗的威胁远未解除。伊拉克什叶派虽然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但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长期被边缘化。70年代以来，什叶派以伊斯兰运动的形式表达不满是伊拉克政治的突出特点。伊朗革命鼓舞下什叶派的政治化使得复兴党强烈担忧伊斯兰革命会在本国重演。对于复兴党而言，伊朗革命引发的风险在伊拉克具体表现为“什叶派问题”，其实质是什叶派利用自身人数优势，在宗教领袖领导下以伊朗式革命终结复兴党的统治。而要从根本上解除这一巨大风险，就要摧毁引发本国什叶派革命的动力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此而言，1980年9月萨达姆主动挑起两伊战争是其防止本国爆发什叶派革命的战略性决策。当伊朗充分发挥最大什叶派国家的优势输出革命时，“什叶派问题”不但成为复兴党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造成巨大的冲击。
（二）什叶派与两伊战争
利用伊拉克什叶派谋取国家利益，是1979年以来伊朗对伊拉克政策的显著特点。这意味着自伊拉克现代国家诞生以来，伊朗第一次有意识地借助什叶派的共同联系，以达到削弱伊拉克的目的。两伊战争的爆发后，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伊拉克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别国，具有教派亲缘关系的伊朗成为首选的目的地。
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是伊朗政府打击伊拉克的重要资源。在1982年伊朗军队进入反攻阶段后，伊朗政府设法推动本国内流亡的伊拉克什叶派建立统一组织。1982年12月，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Assembl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简称伊革委）在德黑兰宣告成立。伊革委把伊朗视为世界伊斯兰革命的基地，力图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计划让伊革委取代“即将崩溃”的复兴党政权。1983年，伊革委建立巴德尔军团，其成员招募自在伊朗的伊拉克难民和伊朗军队俘获的伊拉克战俘。军团接受伊朗政府的培训、武装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直接指挥。
在伊朗竭力利用伊拉克什叶派的背景下，复兴党前所未有地把他们视为关乎政权存亡的巨大力量，开始从战略高度应对本国的“什叶派问题”。萨达姆改变过去以强硬为主的政策，采取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两手策略，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拉拢和分化什叶派。萨达姆宣称“我们是伊玛目侯赛因的子孙”，号召伊拉克士兵效仿和学习侯赛因的殉道精神。与此同时，萨达姆毫不留情地打击什叶派反政府力量，并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与消除霍梅尼主义在伊拉克什叶派中的影响。复兴党政权斩断了伊朗对国内什叶派的影响渠道，解除了国内什叶派的革命危机，使得“什叶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三）什叶派与1988—2003年两伊关系
1988年8月，两伊战争全面停火。鉴于向伊拉克输出革命已经失败，伊朗失去了大力支持伊拉克什叶派组织的动力。伊朗的对外政策变得务实化，放弃了通过伊拉克什叶派输出革命的计划。伊拉克什叶派组织试图借助伊朗，推翻复兴党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愿望由此完全落空，它们开始疏远伊朗，追求独立的发展道路。
1991年2月，在海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发起大规模反政府起义。在伊朗对其仅限于道义支持的情况下，起义被血腥镇压。伊朗的态度遭到伊拉克什叶派的批评，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对伊朗的自利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伊拉克什叶派组织更加鲜明地突出自身的民族和国家特性。伊拉克什叶派组织活动的中心开始由伊朗向叙利亚转移，什叶派联系不再是影响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主要因素。
总体而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伊拉克什叶派不再是伊朗对伊拉克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对象。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组织力图摆脱对伊朗的单方面依赖状态，扩大在国际社会的交往范围。在伊拉克国内，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竭力疏远政治，而大阿亚图拉萨迪克·萨德尔（Sadiq al-Sadr）及其子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发起第二波什叶派伊斯兰运动，成为影响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政治以及两伊关系的重要因素。
三、什叶派与2003年以来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转变
2003年3月，美国摧毁萨达姆政权引发的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崛起，对两伊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拉克什叶派主导地位的确立为伊朗在伊拉克确立影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以共同的教派联系为纽带，两伊关系彻底结束萨达姆时代的敌对状态。但伊朗影响的急剧扩大也激发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民族主义情绪，提高了他们相对伊朗的自主意识。
（一）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崛起与两伊关系的剧变
什叶派的崛起是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最重要的政治现象。美国发动的战争摧毁了原来由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权力结构，什叶派的人口优势由此通过民主选举第一次开始转化为政治权力。2005年1月，伊拉克举行后萨达姆时代第一次议会大选。什叶派组织组建的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赢得总数275个议会议席中140个，远远超过其他政党或选举联盟。在2005年5月组建的过渡政府中，伊拉克团结联盟成为最大的赢家。达瓦党领导人易卜拉欣·贾法里（Ibrahim Jafari）就任最重要的总理职务，另外有多名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副总统、副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等职位。在之后的历次议会选举中，什叶派都取得优势，由此掌握了份额最大的国家权力。什叶派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观念第一次成为影响伊拉克内政外交的关键因素。
随着什叶派上台执政，伊拉克政府对伊朗的态度发生质的变化，伊朗在伊拉克外交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几乎是历任伊拉克总理优先考虑的事项，伊朗不再是伊拉克的敌对国，而成为与伊拉克关系空前密切的友好国家。伊拉克政府允许伊朗什叶派朝拜圣城，并提供签证等多种便利。伊拉克几乎每一任总理都多次出访德黑兰。2005年7月，总理贾法里访问伊朗，彻底结束了两国对抗的时代。2022年12月，伊拉克新任总理苏达尼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德黑兰，他和伊朗总统莱希都表达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愿望。
（二）伊朗通过教派联系扩大在伊拉克的影响
2003年的战争是伊朗与伊拉克及其什叶派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就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言，伊朗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益国。在萨达姆的统治崩溃后，伊拉克蜕化为典型的弱国家，彻底丧失了与伊朗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不仅如此，伊朗还以教派联系为桥梁，对伊拉克施加影响，成为该国中南部什叶派聚居区最具存在感的国家。
对于在伊拉克什叶派中扩展影响而言，伊朗具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2003年以来，每年数百万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到伊拉克经商、朝拜或学习，两国什叶派之间的人员往来达到极为密切的程度。达瓦党和伊革委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大多都有在伊朗流亡的经历，他们与伊朗政府官员具有紧密的私人关系。此外，面对国内激烈的权力竞争和暴力冲突，伊拉克什叶派不得不在道义、经济、情报和武器等方面寻求伊朗的支持。伊朗建立名为修复圣地总部（The Headquarter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oly Shrines）的组织，专门负责重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圣墓，监管伊朗人朝拜伊拉克圣墓的活动。
向伊拉克什叶派组织提供军事援助是伊朗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进行争夺的关键形式。2003年4月，伊革委返回伊拉克后，伊朗继续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其下属的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给予大量资金、军备支持。2007年以来，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成为袭击美军的重要力量。伊朗还建立营地，训练萨德尔运动下属的马赫迪军（Mahdi Army）。2006年，从马赫迪军中分离出的成员成立正义者联盟（The League of the Righteous），该组织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资助、武装和训练，其领导人卡伊斯·哈扎利（Qais Khazali）将伊朗领袖哈梅内伊作为效仿源泉。
2014年，在西斯塔尼与伊朗政府的号召下，真主党旅、巴德尔组织和正义者联盟等共同组成“人民动员部队”（People Mobilization Forces），其中有多支组织受到伊朗圣城旅的资助，部分组织的领导人与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2016年后，在伊朗的压力下，伊拉克议会通过了将人民动员部队国家化的法案，人民动员部队从独立的民兵组织转变为正式的军事组织。2020年1月，美军的导弹在巴格达杀死了苏莱曼尼和人民动员部队副指挥官穆汉迪斯（Muhandis），但这并没有破坏圣城旅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之间的关系。就客观结果而言，伊拉克战争改善了伊朗的地缘环境，扩展了伊朗的战略纵深，使得伊朗得以把从本国经过伊拉克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连成一片。
（三）纳杰夫的复兴及其对伊朗的挑战
美国发动的战争充分释放了伊拉克什叶派的能量，纳杰夫为代表的什叶派圣城的复兴正是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纳杰夫原本是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和效仿源泉的驻地，以阿里圣墓、宗教领袖和宗教教育的三重维度长期对伊朗形成重要影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萨达姆对纳杰夫的严格管控，使得伊拉克丧失了对伊朗关系中的这一重要宗教资源。2003年以来，伊拉克政权性质的变化为圣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什叶派的意志和偏好成为决定伊拉克政府宗教政策的关键因素，萨达姆时期对什叶派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
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世界各国什叶派穆斯林到纳杰夫等圣城拜谒伊玛目陵墓的活动再次兴起，且规模迅速扩大。近几年，每年参加艾尔巴因节（Arba’een）的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多达2000万。2022年，260万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专程到伊拉克参加该活动。边界的开放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得两国什叶派穆斯林的交流处于空前密切的程度，纳杰夫等圣城在全球什叶派交往网络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在萨达姆时期近乎停止运转的纳杰夫经学院开始吸引大量来自各国的宗教学生。1985年，纳杰夫的乌里玛、宗教学生和专职人员（functionaries）只有150人，但到2009年，仅学生就多达约5000人。纳杰夫的宗教教育再次处于繁荣的局面。
纳杰夫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纳杰夫居住着多位大阿亚图拉，其中以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声望最高。西斯塔尼1930年出生于伊朗圣城马什哈德，1951年到纳杰夫完成宗教教育，1992年成为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是当今世界追随者最多的什叶派宗教学者，他们广泛分布于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沙特和科威特以及西方国家。90年代以来，他在全球建立了包括大量经学院、图书馆、清真寺、医院等宗教和社会机构在内的庞大网络。
虽然西斯塔尼宗教地位很高，但在萨达姆时期，他为了安全，避免发表政治观点。2003年以来，他多次干预国家重建进程，俨然成为伊拉克境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伊拉克政府和法律赋予西斯塔尼管理伊拉克什叶派圣墓的权力，他指定的监护人控制着伊拉克圣城的朝拜活动。许多人源源不断地到他的住所，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寻求他的帮助。2021年3月，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专程到纳杰夫与西斯塔尼会面，使得他的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
由于西斯塔尼的存在，纳杰夫恢复了在一战前后的地位，成为塑造伊拉克政治和制约伊朗在伊拉克影响的重要力量。西斯塔尼不同风格的政治态度对伊朗伊斯兰政府构成一定的挑战。西斯塔尼和纳杰夫的大部分乌里玛不承认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不支持霍梅尼法基赫监护的思想。虽然西斯塔尼认为乌里玛必要时应该干预政治，但他反对乌里玛直接担任政府职位和掌握国家权力。2003年以来，西斯塔尼提供的区别于伊朗法基赫体制的另一种乌里玛政治参与模式，在反对法基赫监护的什叶派穆斯林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一部分宗教学生不满库姆高度政治化的学习氛围，选择到纳杰夫更加自由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学业。2018年9月，霍梅尼的孙子阿里·霍梅尼从库姆移居纳杰夫，引发了什叶派世界的广泛关注。就事实而言，2003年以来纳杰夫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什叶派世界的一大中心。
（四）伊拉克什叶派组织相对伊朗自主意识的增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朗的鼓舞和支持曾是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90年代以来，在伊朗之外开拓新的交往对象成为伊革委和达瓦党等组织的典型特征。2003年以来，伊革委和达瓦党等什叶派组织纷纷回国角逐国家权力，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成为它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总体而言，达瓦党和伊革委等什叶派组织都经历了明显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一方面，它们在选举政治中都程度不一地以民族主义旗帜吸引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诉诸本土资源，而非伊朗的支持。2007年，伊革委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以淡化自身的“伊斯兰革命”色彩和伊朗背景。本土派力量代表萨德尔运动则更加明显地抵制伊朗影响，支持超越教派的伊拉克民族主义。2022年8月底，身在伊朗的大阿亚图拉卡齐姆·哈伊利（Kazem al-Haeri）公开宣布，由于自己年岁已长，身患疾病，主动放弃效仿源泉的地位，并要求他的追随者效仿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穆克塔达对此明确拒绝，宣称纳杰夫才是最大的效仿源泉的驻地。穆克塔达显然在把纳杰夫作为对抗伊朗影响的重要凭借。
两大什叶派武装正义者联盟与真主党旅虽然将伊朗伊斯兰革命视作榜样，并以哈梅内伊为效仿源泉，但都强调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要经过“伊拉克人民”的公决，并要在“伊拉克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这样做。近年来，伊朗成为伊拉克什叶派抗议示威活动的针对对象。2019年10—11月，伊拉克多个什叶派聚居的城市爆发反对伊朗影响的暴力抗议活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伊朗领事馆先后被点燃。西斯塔尼等什叶派乌里玛一再强调国家主权和伊拉克人民的自主决策，指责“外部力量”对伊拉克内政的干预。纳杰夫宗教界成为抵制伊朗在伊拉克扩张的重要力量。总之，强化自主意识是后萨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的明显趋势。
四、结语
伊朗和伊拉克在什叶派世界的关系结构和重要地位，决定了什叶派是两国关系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两伊战争是在伊朗通过共同的教派联系向伊拉克什叶派输出革命的背景下而爆发的两国之间激烈的军事对抗，萨达姆主动挑起战争的动因在于解决国内的“什叶派问题”。就此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教派联系的工具化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负面因素。2003年美国发动的战争一方面使得伊拉克转变为典型的弱国家，另一方面又导致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权的主导者。其结果是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空前强化，伊拉克转变为一个战略上对伊朗无威胁的友好国家。自伊拉克建国以来，伊朗借助共同的教派联系第一次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无疑是过去百年以来两国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
总体而言，伊朗通过什叶派深刻影响伊拉克政局将是两国关系中的长期性现象。2003年以来，伊朗充分发挥教派联系的效用，成为影响伊拉克政局的关键外在力量。与此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下，伊拉克什叶派中始终存在抵制伊朗影响的力量。以西斯塔尼为代表的纳杰夫乌里玛秉持区别于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政治思想，强调伊拉克的独立自主。萨德尔运动等什叶派组织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朗的干涉。但是，长远而言，伊拉克什叶派无法改变对伊朗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伊朗依然能够持续利用什叶派问题在伊拉克获取利益。无论就乌里玛和宗教学生的数量，还是宗教知识的生产而言，伊朗都享有对伊拉克的明显优势。虽然纳杰夫的复兴体现了伊拉克什叶派对于伊朗的自主意识，但两国什叶派的关系结构并没有因此而根本改变。只有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伊拉克才能够防止外部力量在国内扩展影响，但鉴于伊拉克当前混乱不堪的国内形势，这是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伊拉克什叶派相对于伊朗的弱势地位短期内无法改变，伊朗将继续通过共同的教派联系在伊拉克实现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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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一聪
责编：张向荣
审核：李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