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2期。全文如下：
苏联与伊朗两国毗邻而居，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也曾经多次发生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最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这一时期的苏伊关系成为日后俄伊友好关系的发端。
一、苏联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既导致巴列维国王的垮台，同时也是伊斯兰共和国诞生的过程。这一时期苏联对伊朗的态度，对于理解伊俄关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伊朗革命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民族主义属性，旨在驱逐侵害伊朗独立自主的西方势力；二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属性，霍梅尼在巴列维流亡后登上了领导地位，这最终决定了革命发展的方向。正如这场充满矛盾色彩的革命一样，苏联对待伊朗革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首先，革命的领导者是保守落后的乌列玛教士集团，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必然与苏联相抵牾，但霍梅尼本人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姿态对苏联而言又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帝事业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反对派声势日渐浩大，巴列维本人则无所作为，更关键的是，他之所以消极应对，是因为他要等待美国的表态与支持，在苏联看来这预示着将出现一个更加高度依赖美国的伊朗，这种前景对苏联自然更加不利。再次，伊朗对苏联的态度总体上较为温和。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领导革命的教士集团对伊朗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以便团结革命队伍中的不同派别，彰显自身的包容性与代表性，更好地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霍梅尼曾经宣示：“在伊朗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将拥有表达他们观点的自由；因为我们坚信伊斯兰已经为人们提供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长期流亡海外的图德党在革命后被允许回到国内。这使得苏联相信这场革命将建立起一个能够让伊朗左翼政党发挥作用的民主制度。
总而言之，虽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较之充当美国在中东“战略支柱”之一、“海湾警察”的伊朗，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民族主义的伊朗更符合苏联的利益，虽然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1978年6月公布的宪法草案明文规定伊朗国内不允部署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如此美国在伊朗的军事存在将被迫撤出，这显然是苏联希望看到的。1979年3月，伊朗退出了美国主导组建的中央条约组织，打破了美国封锁苏联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巴以问题上，革命政府反对以色列、支持巴解组织，与苏联的立场相同。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苏联采取了有利于伊朗反对派的政策。1978年11月，苏联领导人警告美国“不要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对伊朗这一苏联邻国的干涉行为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利益的威胁”，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伊朗革命的盟友与保护者的形象。1979年4月经过公投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苏联第一个予以承认。勃列日涅夫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表示祝贺，重申苏联对伊朗的政策将建立在真诚的友谊与睦邻友好的基础之上。在伊朗人质危机发生之后，美伊关系进一步恶化，伊朗宣布废除了1959年签署的《美伊合作条约》。为了进一步表示对伊朗革命的友好与支持，苏联减少了对伊朗境内少数民族自治运动的援助。对此，伊朗也予以回应，1979年2月霍梅尼会见了苏联大使，这是他会见的第一个外国使节。随后，他承认1921年《苏俄波斯友好条约》中被巴列维政府否认的第6条款有效。根据这一条款，如果伊朗受到反苏力量侵略时，苏联有权出兵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对苏联而言，伊朗革命是二战后出现的第一个让苏联施加影响的机遇。支持伊朗“反帝”也即“反美”与在伊朗增加苏联的影响是两个同步进行的过程。除了双方基于“反美”而形成的天然政治联系外，美国因美伊关系恶化特别是人质危机而采取的报复性制裁行动，也为苏伊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契机。自美国对伊朗实行禁运之后，伊朗全部进口额中来自苏东国家的比重从3.7%上升至8.8%。
从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至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一年内，苏伊关系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由于从伊朗革命间接获得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得益于革命政府反西方尤其是反美的国际立场，并考虑到自身遭到孤立，苏联淡化了双方意识形态分歧，总体上保持对伊朗的友好态度。鉴于在反美立场上的共同利益，伊朗也愿意接受苏联的这种有限的支持。“反美”是苏伊之间最为重要的纽带，双方接近是面临共同外部压力的结果。正如革命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易卜拉欣·雅兹迪所说：“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拥有着一神论的世界观。这种情况下伊朗没有非伊斯兰、反伊斯兰信仰的发展空间。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而言是与伊斯兰的世界观相对立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发挥影响，阻止了伊朗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二、两伊战争前期的苏联—伊朗关系
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身并不仅仅是伊朗国内的政权更迭、社会变革，作为一场“复兴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它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革命所建立的“教法学家”治国制度，在现代社会当中第一次将伊斯兰的神权政治思想付诸实践。霍梅尼提出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则体现了伊斯兰世界摒弃既有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路线、西方价值，探索自身道路的追求，对他国穆斯林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这种口号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国际秩序构想、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在霍梅尼看来，实行“法基赫”制度、代表真主主权的伊斯兰政府不应局限于伊朗一国国界之内，而应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伊朗在伊斯兰国家中积极推行“输出革命”政策，直接介入他国内部事务，从事颠覆活动，挑战着地区秩序。
在伊朗革命进行的同时，苏联也一直在强化对该地区的渗透。一方面，为了摆脱在中东地区的孤立局面特别是制衡伊朗的影响，苏联在70年代与伊拉克展开积极合作。1972年，埃及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另一方面，苏联力图实现对阿富汗的控制，南下印度洋构成了苏联全球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1978年，由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革命”，使苏联获得了进入印度洋、打入中东的基地。苏联的霸权图谋与伊朗的革命构想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伊拉克由属于逊尼派的世俗化的复兴党统治，由于领土纠纷、教派与民族对立，素来与伊朗矛盾重重。苏联与伊拉克的战略伙伴关系构成了苏联—伊朗关系的一个障碍。伊朗对阿富汗的事态也保持着高度关注。出于相同信仰考虑，伊朗同情在阿富汗抵抗人民民主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深感疑惧。霍梅尼多次批判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的行动。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致使苏联—伊朗关系开始转向。在阿富汗存在的苏联军队被视为对伊朗安全的直接威胁。霍梅尼本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在他看来，伊朗没有必要像对抗美国一样对抗苏联。此时伊朗政府的态度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威胁，1980年1月伊朗再度废除了《苏俄波斯友好条约》中的第5条和第6条，以免苏联利用这些条款如法炮制，干涉伊朗。在公开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霍梅尼还呼吁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1980年8月，霍梅尼在世界解放者代表大会上谴责苏联为“大撒旦”式的霸权。苏联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和位于伊斯法罕的领事馆也受到了袭击。
由于“输出革命”而引发的两伊战争，对苏联的对伊朗政策提出了更大挑战。苏联始终无法忽视伊朗巨大的战略价值。伊朗是毗邻苏联、战略地位重要的伊斯兰大国，既关系到苏联的外部安全，也影响着苏联的内部稳定。但对苏联而言，伊朗的战略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伊朗对待苏联的态度，一旦它再次倒向西方，就构成了苏联外部安全与内部稳定的威胁。这种考量使得苏联始终不与伊朗正面冲突。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受到苏联在阿富汗颠覆行动的警示，1978年萨达姆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拉克共产党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大量伊共党员被复兴党处决，伊拉克共产党与复兴党随后公开决裂。1980年10月，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断交两个月后，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进一步反映出苏联与伊拉克之间的分歧。苏联在此时也开始重新评估伊拉克的价值。在两伊战争中，苏联对交战双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力图在维持自身利益同时不对抗伊朗的基础上，在两伊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
“严守中立”、积极倡导和平解决是苏联这种平衡政策在战争初期的表现。一方面受到《苏伊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义务约束，另一方面要维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苏联没有谴责交战的任何一方，对战争采取了不带有倾向性的态度。在此期间苏联与伊朗的关系有所改善。除了根据战前协议对伊拉克供应的军火之外，苏联没有追加对伊拉克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允许自己的盟友或通过第三方，包括叙利亚、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武器。1981年6月，苏联与伊朗达成了两项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苏联派出3000名军事顾问前往伊朗，并在伊朗境内建立起在华约国家外最大的监听站，苏联军事顾问还帮助伊朗训练他们的情报人员。为了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和环境封锁的困境，借机加强伊朗与苏联的阿拉伯盟国的关系，伊朗同意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接受了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由于受到美国和海湾国家的禁运，伊朗的大部分国际贸易不得不借道苏联进行，大量货物一度在两国边境地区造成拥堵，苏联帮助伊朗改建了苏伊边境地区的交通网。两国的双边贸易额随之从1978年的6．7亿卢布增长至1981年的8亿卢布。1982年2月，伊朗能源部长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伊朗完成一百多个建设项目，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随后被派往伊朗，他们为伊朗培训了上万名技术工人。
然而随着战局的演变，苏联不得不逐渐加强了对伊拉克的支持。1982年伊朗在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后反攻至伊拉克境内，形势对伊拉克非常不利。充满意识形态狂热、致力于输出革命的伊朗最终取胜，伊拉克向西方求援或战败崩溃，这样的前景对苏联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1982年10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再次呼吁双方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伊朗执意将战争进行到底。对伊朗的友善姿态并没有打动伊朗，苏联于1982年底恢复了对伊拉克的直接军援。伊朗的反苏情绪再次爆发。在国内权力斗争结束、自身地位巩固后，霍梅尼于1983年再度取缔了图德党，并采取了驱逐苏联外交官的行动。这一事件标志着苏伊关系的转折。图德党被取缔后，苏联失去了在伊朗体制内发挥政治影响的途径。
尽管强化了对伊拉克的支持，在确保伊拉克不被击败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竭力维持与伊朗的关系。针对伊朗官方对图德党的镇压活动，苏联保持了克制的态度，仅仅否认了伊朗对图德党领导人“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一再澄清苏联并不在伊朗寻求任何形式的特权。两国之间的合作依然在加强。对伊朗的军售没有受到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截至1985年，苏联对伊朗的军售价值已经达到25亿美元，1985年3月，苏联还向伊朗提供具有战略价值的“飞毛腿－B”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由于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开始在海上拦阻运往伊朗的武器，苏联开始直接通过陆上将武器运往伊朗。伊拉克国防部长在1985年的一次军事胜利后表示：“我们所缴获的伊朗武器中有80%来自苏联”，证明了苏联对伊朗事实上的有力支持。
三、“新思维”中的第三世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伊关系
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以其外交“新思维”为指引，重塑了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这对苏伊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在他看来，共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提条件。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新认识——二者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同时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的“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苏联应当放弃推动他国国内意识形态变革的实践。其次，面对军备竞赛的压力和国内经济的困境，苏联被迫调整全球争霸战略。苏联的新领导人意识到，军事存在并不能换取政治上的安全。为了缓解军事对抗的压力，为国内改革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苏联减少了在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军事干涉行动，突出了对外政策中的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再次，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第三世界具有特殊的意义。“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与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合作，推动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成为戈尔巴乔夫对第三世界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苏联在第三世界支持冲突各方以增进自身影响力的策略已经难以为继。苏联在相互敌对的第三世界国家一直面对着政策选择的困难，苏联对伊拉克的支持已经损害了苏联与叙利亚、利比亚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调整了自身的中东战略，采取了更加积极有为的措施，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苏联外交的重点，苏伊关系逐步出现了好转。
在“新思维”的影响下，通过对伊拉克的军援，苏联一方面在中东继续保持传统的军事影响，另一方面更加倚重政治和经济手段，积极充当两伊直接的调停者并加强与伊朗的经济合作。苏联的“新思维”也对伊朗产生了影响。首先，在两伊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双方加强了高层往来。1986年2月，苏联副总理科尼延科访问伊朗，双方同意扩大经济合作，联合开发里海的油气资源。伊朗议会发言人拉夫桑贾尼积极评价了苏联领导人的这次访问，他对苏伊两国在经济、技术、军事甚至政治方面的合作充满信心。伊朗恢复了从1980年起处于中断状态的对苏天然气供应。伊朗副外长拉里贾尼随后访问了莫斯科，他代表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向苏联领导人表达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1987年5月，当苏联货轮遭到伊朗袭击后，苏联副外长沃龙佐夫亲赴伊朗了解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1988年2月，苏联副外长彼得罗夫斯基前往伊朗参加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周年的纪念活动，随后他和伊朗外长穆萨为讨论了扩大双边合作问题。其次，苏联积极推动伊朗和伊拉克停火。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认为“苏联是唯一能够推动双方结束战争的外部力量……因为只有苏联能够同时跟伊朗和伊拉克对话”。虽然伊朗坚决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但苏联还是利用这种优势在双方之间斡旋，说服伊朗停止了“袭船战”
1988年标志着苏联伊朗关系的转折。1988年5月，苏联宣布开始从阿富汗撤军。7月，伊朗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两伊战争结束。苏伊关系中的主要障碍不复存在，苏伊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一方面，两伊战争的结束使得苏伊关系不再受苏联与其他中东伙伴关系的牵制，苏联的协助有利于伊朗和伊拉克达成最终停战。另一方面，从阿富汗撤军充分展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防止地区冲突、构建安全体系的诚意，撤军后苏联与伊朗在维护阿富汗稳定方面也有着共同利益。1989年1月，苏联副外长沃龙佐夫访问伊朗，就撤军问题与阿富汗反政府武装领袖直接谈判，伊朗由此确信苏联将要在阿富汗撤出。最高领袖霍梅尼随后致信戈尔巴乔夫，这是他唯一一次致信给外国领导人。他在信中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做出的调整，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伊朗，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他是第一个访问伊朗的外国外长并受到已经病重的霍梅尼的接见，这一事件被双方共同称为“两国关系的新纪元”。霍梅尼提出：“双方关系应建立在抵制西方霸权的基础之上……共同将外部力量赶出波斯湾。”他同时承诺，伊朗和苏联将在阿富汗展开合作，之前被拘禁的图德党领导人也被释放。此时正值“拉什迪事件”刚刚爆发之际，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再度紧张，与欧洲国家纷纷断交，苏联主动提出为双方进行斡旋。6月，伊朗议会发言人拉夫桑贾尼访问莫斯科，两国达成有效期至2000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协议。苏联开始援助伊朗进行管道运输、铁路特别是核电工业的建设。1991年，伊朗开始与苏联商谈恢复修建布什尔核电站问题。苏联还同意向伊朗提供包括米格—29战斗机、T—72坦克、基洛级潜艇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苏联与伊朗在本时期建立起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维持至苏联解体，构成了日后俄伊关系的坚实基础。
四、苏联与伊朗关系评析
自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至1991年苏联解体的13年中，苏伊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折起伏，但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于巴列维王朝时期，苏伊关系事实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从此前的经济合作发展至经济、军事的全面合作。苏联是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国家；伊朗是地区大国、伊斯兰神权国家，双方既存在着共同利益，也有着严重分歧尤其是在地区秩序构想和国家发展道路方面，致使双方关系在曲折中前进。在这段时期内，苏联在双边关系发展中更为积极主动——从充当伊斯兰革命的同盟者，到在两伊战争中有限的“中立”政策，再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苏联始终竭力维持对伊关系。与此同时，伊朗虽然一度因为苏联对伊拉克的支持、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而疏远了苏联，但并没有中断双方的合作。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双方的多重考虑。
首先，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与伊朗的反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利益一致。冷战中，美苏在全球各个地区的争霸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属于“零和博弈”——一方所失即为另一方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第三世界的中立国家、排挤对手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便成为双方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伊朗的战略地位一直为大国所关注，然而囿于伊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苏伊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很大的限制。伊斯兰革命致使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全面恶化，伊朗失去了此前高度依赖的美国援助。伊朗本身的激进意识形态又使得它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寻找新的伙伴、摆脱政治孤立与经济困难，是伊朗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为苏联拓展在伊朗的影响力，在中东地区煽动起反帝反美情绪、打压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双方在对美立场上的一致性与彼此借重的需要，是苏伊关系前进的最主要动力。
其次，苏联与伊朗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相互合作的空间。苏伊两国毗邻，出于多次遭受侵略的历史记忆，伊朗始终将北方的苏联视为首要威胁，妥善处理对苏关系是伊朗自身安全的重要保障。对于苏联而言，除了伊朗这一“战略资产”对苏联争霸的巨大意义之外，伊朗对苏联国内安全稳定的影响，也是苏联始终努力维持对伊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斯兰因素是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输出伊斯兰革命，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是伊朗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伊朗因此积极支持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斗争运动。伊斯兰革命在许多国家的穆斯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能不引起苏联的警惕。苏联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他们分布在与伊朗接壤的中亚和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当中。这些穆斯林人口也是伊朗革命影响的潜在对象。伊朗在军事上并不能对苏联构成威胁，但是伊朗对苏联穆斯林人口的影响可能危及苏联的安定与统一。发展对伊关系，保证对伊影响力，是确保苏联本国穆斯林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苏伊关系的发展在这方面产生了显著效果。伊朗因输出革命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发生严重冲突，但是并没有向苏联的穆斯林地区开展输出革命活动。苏联与伊朗的密切联系也增强了苏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1988年苏联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族与亚美尼亚族发生冲突之际，没有任何一国利用宗教因素进行干涉。
第三，苏伊两国国内政局的演变，对两国关系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摒弃了发动代理人战争、过分倚重武力的传统政策，更加注重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积极推动结束两伊战争，主动从阿富汗撤军，扫除了苏伊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伊朗的领导集团也开始向实用主义转变。对霍梅尼而言，维护伊斯兰意识形态仍然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实际困难特别是伊朗最终难以取胜的前景，使得他在考虑对外政策时愈益务实、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伊朗为了打赢战争，不惜从最大敌手以色列与美国手中购买武器，便是此类“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例子。理性务实派在伊朗国内的影响日益增强。1988年，伊朗设立了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以平衡保守派与务实派之间的影响。1989年霍梅尼病逝后，宗教背景不深的哈梅内伊与知名务实派人物拉夫桑贾尼分别继任伊朗最高领袖与总统，标志着务实主义外交路线在伊朗最终取得主导地位。这为苏伊关系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1979—1991年间的苏联—伊朗关系表明，双方的合作符合各自利益，在政治、安全、经济方面都有合作基础，这使双方能够克服意识形态分歧，推动双边关系迅速发展。日后俄罗斯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建立在这一时期苏伊关系的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也体现了俄伊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原因所在与俄伊关系良好发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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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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