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6期。全文如下：
1944—1946年发生的伊朗危机是冷战起源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危机不仅是苏伊关系的转折点，也是美国改变对伊朗政策的标志，更是美苏关系恶化及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囿于档案，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到冷战结束之际主要集中在美伊关系，涉及美苏关系和苏联的外交行为，主要也是从美国政策的视角看问题。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关于危机中苏联政策及其动机和背景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进入21世纪后，大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档案的解密，使研究者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件细节和地方活动，从而对莫斯科的政策目标和结果做出更加准确、全面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关于伊朗危机历史过程的基本史实已为研究者掌握。还有两点遗憾：一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尚未开放，判断苏联在危机中的决策目标和动机还缺乏有力证据；二是俄罗斯军方档案尚未解密，苏军在伊朗及周围地区调动的实际情况仍然不甚清楚。这是引起学界关于这次危机存在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也是推动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角度看，伊朗危机中有三条线索搅在一起，即经济上关于石油资源的争夺，政治上关于伊朗阿塞拜疆革命和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的开展，外交上关于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的国际争端，这就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甚至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正如雷恩教授所说：“斯大林在伊朗政策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国际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梳理了苏联在伊朗目标、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拟回答三个问题：
1.苏联在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行为的核心目标或主要动机究竟是什么？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是谋求领土扩张、扩大势力范围、鼓动民主革命还是石油租让权？
2.苏联在伊朗行动最后遭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外因还是内因？是美国的压力还是自身的政策失误？
3.伊朗危机与冷战爆发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危机本身已经构成冷战或者只是导致冷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波斯（1935年改名为伊朗）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英、德等帝国争夺利益的场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对波斯政策一度表现出革命的理想主义。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政府发布《告俄罗斯和东方伊斯兰劳动人民书》，宣布以往瓜分波斯的条约无效，并保障波斯人民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在苏俄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波斯被英国占领，与苏俄关系中断。1920年4月红军占领巴库，建立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随后追击白军进入波斯吉兰地区，6月4日在吉兰省宣布成立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2月21日礼萨汗（Reza Khan）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德黑兰。26日波斯政府与苏俄政府签署友好条约，苏俄宣布放弃沙俄政府所签署的损害波斯独立、主权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取消波斯欠俄国的所有债务，放弃沙俄政府或个人从波斯政府所取得的一切租让权，将波斯领土上的俄国企业及相关财产无偿移交波斯。同时规定，上述权利和资产不得让与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个人。条约签订后，吉兰省重归波斯政府控制，但条约第六条规定，苏俄在感到其南部边界地区受到威胁时有权派兵进入波斯。1927年1月1日，苏联与波斯又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作为历史上英俄“大棋局”的延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伊朗成为苏联在近东地区与英国之间的缓冲国，且与苏联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30年代苏联在伊朗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苏伊贸易额占伊朗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安全政策改变了苏伊关系。战争初期，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支持德国，并相继占领波兰东部、进攻芬兰、兼并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部分领土。伊朗北部和波斯湾也成为苏联觊觎的目标。当希特勒邀请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提出了五个条件，其中包括在战后修改领土时承认“巴统和巴库以南直到波斯湾地区”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0年11月底，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7个月后，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加入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而伊朗宣布中立。1941年8月25日，英国和苏联向亲德的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德国人，并允许通过伊朗公路和铁路向苏联运输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英军和苏军南北夹击，进占伊朗。苏联外高加索方面军第44、47集团军主力部队几乎未遇抵抗，迅速占领了德黑兰、塞姆南以北大部分地区。
自1921年9月撤离伊朗20年后，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伊朗北部地区。9月初伊朗战事刚刚结束，斯大林便与联共(布)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巴吉罗夫（Багиров）商定，向伊朗北部地区派出以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三书记阿利耶夫（Алиев）为首的政治工作团，第一批500名政工人员即刻出发，2—3个月工作团人员应达到2000—3000人。阿利耶夫同时兼任第47集团军军事委员。1942年1月29日，苏联、英国和伊朗签订盟约，伊朗政府有责任提供保障美国战略物资运输的一切条件，而苏英则保证尊重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驻军必须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离。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伊朗已放弃中立政策，1943年9月伊朗对德宣战，并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从而正式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12月1日结束的德黑兰会议发表了美英苏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保证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援助成为三大国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随着战争走向胜利，莫斯科开始考虑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在既有国际条约和大国宣言的框架下，面对战时盟国，苏联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其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1944年1月11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Майский）提交的报告《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指出，战后苏联应当保持并进一步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同盟”关系，因为伊朗是苏联高加索侧翼的屏障和通往波斯湾的通道。为此，苏联应“特别注意通过大量经济、文化和政治措施”协助开发伊朗北部地区，以加强在那里的影响，并“建立国际机构以支持和发展通过伊朗的过境交通线”。这就是所谓的“波斯走廊”，也正是1940年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要求。“波斯走廊”对于苏联的重要性在战争期间得以充分显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3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对南阿塞拜疆人民的文化和经济援助活动”的决议，其中包括成立出版社，建立剧院，开办免费学校，建立农业示范站和针织工厂。考虑到伊朗阿塞拜疆（即苏联文件中所说的南阿塞拜疆）地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阿塞拜疆人，决议要求派往伊朗工作的最好是阿塞拜疆人。根据巴吉罗夫的报告，到9月前，阿塞拜疆共和国已派出245名干部和375名专家前往伊朗工作，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阿塞拜疆人”。
苏联在伊朗国内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伊朗人民党。随着盟国军队的进驻，礼萨·沙赫（Riza Shah）宣布退位，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继位。领导人的更迭导致伊朗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动，大批被关押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走出了监狱。1941年10月，以前伊朗共产党一些骨干为核心组成了伊朗人民党。与共产党主张武装斗争不同，人民党主张建立一个代表广大民众阶层的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和宪政，把土地分给农民，承认工会和妇女的权利，属于左翼民主主义政治组织。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944年8月在德黑兰召开时，人民党已有2.5万党员。人民党注重群众工作，通过联合44家报纸建立的“自由阵线”，将影响扩展到各主要省份，还建立了工会中央联合会，到年底已有成员15万人。苏联在伊朗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政治组织渗透和扩展的。1941年12月9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提出，目前恢复共产党没有好处，肯定会引起英国和伊朗统治阶层的不满、戒心和敌意。他建议不要重建共产党，而应该让共产党员加入人民党。三天后斯大林就答复，同意这个建议。
通过占领军和大量的政工人员、顾问、专家，以及以人民党为主的伊朗左翼政治组织，苏联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以北的伊朗大部分地区。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苏占区俨然形成了一种“真空地带”，伊朗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已经完全失控。苏联占领当局不仅完全控制了这里的行政权力和舆论宣传，而且像在欧洲一样，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苏占区，甚至在伊朗政府中工作的美国顾问也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方可进入。苏联在伊朗北部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美国国务院近东司官员反复谈到：“只要俄国人一声令下，在阿塞拜疆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
然而，苏联通过控制伊朗北部地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似乎并不明确。按照苏联政府的指令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设想，控制伊朗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条通往波斯湾的交通线，方式则是通过“国际机构”共管。这明显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目标。正是考虑到苏联的这个要求，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议在波斯湾的伊朗海岸建立一个自由港，并提出对横跨伊朗的铁路实行国际共管，斯大林表示赞同。当然，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盟国的合作在战后继续存在并发展。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苏军占领伊朗的实际行为给人感觉苏联似乎还另有所图。苏联占领当局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由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的，而巴吉罗夫作为阿塞拜疆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向往的是实现民族统一，并多次请求斯大林把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苏军占领大不里士不久，巴吉罗夫就到了那里，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其下属讲到：伊朗的一些大城市加兹温、雷扎耶、米亚内、马拉盖、大不里士、阿尔达比勒……“都是我们祖先的家园”，“德黑兰也是一座古老的阿塞拜疆城市”。这无疑表现出领土扩张的意图。不过，对于巴吉罗夫的“统一”计划，莫洛托夫和外交部门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与战时盟国合作的大战略相矛盾；阿塞拜疆工作团的行为在伊朗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中“引起了不信任和恐惧”。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伊朗石油资源的占有。据笔者观察，石油问题的出现显示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的地缘政治目标转向了地缘经济目标。战后与盟国继续合作的外交战略设想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
战争突显了石油的重要性，美国运往欧洲远征军的物资中，每三吨就有两吨是石油。到1943年，世界石油的储备中心正在向波斯湾盆地转移，而英伊石油公司的探测表明，伊朗的石油储量之大，甚至会让美国相形见绌。如果说英国和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南部地区，苏联则把目光投向了与巴库油田相连的伊朗北部地区。战争压力稍有缓解，苏联就开始考察和勘探伊朗北部的石油储量。1944年1月25日，苏联石油人民委员部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科学院与军方联合考察队的报告，专家们在初步考察了伊朗北部地区石油开采的前景后指出，工业（钻井）勘探需要大量投资和征用当地部分领土，因此必须由国家作出专门决定，并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2月24日，阿塞拜疆地质勘探部报告，最初的研究表明，伊朗北方阿塞拜疆、吉兰、马赞德兰、塞姆南、北呼罗珊一带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并不逊于南方英国控制的地区。这一结果自然会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极大兴趣，但更令人受到刺激的是，此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之间，以及他们与伊朗官员之间，关于俾路支斯坦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已经悄悄进行了几个月，并且在8月8月签订了《英美石油协议》。甚至还有情报说，英国石油公司对伊朗北部含油地区也感兴趣。苏联不能再等待了，必须拿出自己的计划。
1944年8月16日，负责核武器研制计划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贝利亚（Берия）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另一个关乎战略性政策——石油问题的报告。在分析了世界石油储藏和开采的情况后，报告指出，美国石油政策的本质是“珍惜”本国资源而广泛利用外国（包括中东）的石油。1943年底，美国开始积极获取在伊朗俾路支斯坦的石油租让权，并与英国的矛盾不断加剧，但在对第三国的问题上，美英试图采取某种“共同的立场”，即暗中抵制苏联在伊朗北方开采石油。面对这种情况，贝利亚提出两条建议。第一，苏联政府必须坚决同伊朗开始北方石油租让权的谈判。为此，苏联有关部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已经在英国开发伊朗南方石油协议条件的基础上，制定和准备了苏伊租让条约草案及谈判所需的必要资料。第二，苏联应加入英美石油谈判，以便在“国际石油事务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条件”。目前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可以证实斯大林对于这个重要文件的态度，但随后苏联在伊朗的外交行为显示，苏联没有参与英美石油谈判，而是立即开始了与伊朗政府关于北方石油租让权的谈判。
自苏军进占伊朗以后，苏联与伊朗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济协议——武器制造、房屋租赁、商品交易和铁路运营等。如伊朗为苏联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支付了几百万美元，而苏方在收货时却百般挑剔、严厉惩罚；与英美不同，苏联占用伊朗的建筑物和设施从不支付租金；苏联从伊朗购买大米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卖给伊朗的商品价格却高出印度出售同样商品的50%；苏联1943年拖欠伊朗8000万里亚尔铁路工程费和5000万里亚尔关税，等等。伊朗人对此敢怒不敢言。在石油租让权谈判中，苏联人依然采取这种蛮横态度。贝利亚的报告提出不到一个月，在没有任何事先商议和预谈判的情况下，9月10日，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卡夫塔拉泽（Кавтарадзе）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德黑兰，并交给伊朗政府一份关于北方五省石油租让权的条约文本，作为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图指定了租让权涉及的领土范围。条约规定租让期限60年，伊朗政府无权单方面取消，条约条款不受以后通过的任何法令或法案的影响，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由苏伊双方派代表解决，该条约将在议会通过并由国王签署后生效。另有一份关于在莫斯科成立苏伊石油公司的议定书，该公司经营北方油田的开发，有效期同样为60年。这就是后来人们说到的“贝利亚石油方案”。在与伊朗国王的会面中，卡夫塔拉泽又提出，苏联政府还要求对伊朗北方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5年的石油勘探专属权，并要求在苏联代表团回国前签署石油租让条约。当国王提出此事将与英美的石油要求一起考虑时，卡夫塔拉泽当场加以拒绝，理由是苏伊之间是国家协议，不同于英美的私人公司。伊朗首相要求苏联代表提出具体条件，以便伊方考虑，但遭到拒绝——苏方只希望“原则上接受他们非常广泛的要求”。这令伊朗人感到十分不安和疑惑。
苏联这种只提要求而不谈任何条件的无理做法引起伊朗政府、议会、国王和社会的强烈不满。对于伊朗人提出的问题，如苏联提出的租让权与英国的要求有何区别？这些租让权会给伊朗带来什么好处？在租让区内苏联要求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苏联以何种货币向伊朗支付租让费用？苏联代表来到德黑兰是进行经济谈判还是向伊朗政府发号施令？卡夫塔拉泽一概回避，坚持说这些问题等签署租让条约后再讨论。到10月初，伊朗报纸上出现了反对向苏联提供租让权的呼吁。被激怒的年轻国王提出了一个想法：在战争结束前，停止一切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英美虽然还没有摸清苏联的动机，但怀疑这是为了削弱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优势，因此也私下默认伊朗推迟做出决定。伊朗政府反复商讨后，于10月8日决定，不能接受苏联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但对外只说一切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后再考虑。10月10日，即苏联代表团访伊一个月后，伊朗政府将这一决定分别通知了苏、美、英三方。卡夫塔拉泽当即表示：“这一决定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苏联官方把矛头集中指向首相赛义德（Mohammed Saed）本人。卡夫塔拉泽在德黑兰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伊朗政府破坏苏伊关系，并声称今后“苏联政府与赛义德先生政府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不可能的”。苏联驻伊使馆的工作人员则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透露：赛义德必须辞职，使馆将迫使他辞职。其“直接目的”正如美国东欧司苏联专家波伦（Bohlen）估计的，“在伊朗组建一个准备继续谈判石油租让权的新政府”。在苏联占领军、政工人员的鼓动以及人民党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10月下旬伊朗出现了全国性的动乱，局势一时间显得十分紧张。人民党动用了整个宣传机器，特别是“自由阵线”，展开舆论宣传，攻击伊朗政府的决定。苏占区与德黑兰之间铁路、公路交通及通讯联系中断，伊朗军队在北方的所有行动都受到苏军限制，伊朗警察维持治安的行动也遭到苏军干扰，甚至被解除武装。更严重的是伊朗各地，特别是大不里士和德黑兰，不断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人群最多时达到5万人，甚至苏联军人也佩带武器乘坐军车在市内游行。伊朗的局势引起英美政府关注，尽管担心损伤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11月初，美国和英国还是分别给苏联发出措辞温和的照会，希望苏联遵守德黑兰会议宣言。美国照会在结尾软中带硬地指出：“不能同意任何构成对伊朗内部事务的不适当干涉的行动。”在英美的影响下，伊朗局势有所缓和，但赛义德还是在苏联外交和伊朗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于11月9日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然而，赛义德内阁的解散并没有减弱反对给予苏联石油租让权的呼声，只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抗争的主要阵地转到了议会。实际上，巴列维国王继位后，伊朗的民主机制得到加强，议会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按照伊朗学者阿齐米的话说，“内阁实际上已经成为议会的俘虏”。而在议会内部，到1944年8月已经组成了占多数席位的强大右翼集团。苏联的粗暴行为也令国王的态度更加坚定，他甚至强烈地向美国人表示：租让权谈判应建立在外国军队撤出而不只是停战的基础上，这更符合逻辑，也更合乎民意。在这种背景下，12月2日伊朗著名民族主义者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在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与国外讨论或签署有关石油租让权的协议，违犯者将被判处3-8年监禁，并永久不得担任政府职务。摩萨台在讲演中批驳了主张给与苏联租让权的“积极平衡”论——这就如同失去右手的人为了平衡要砍去自己的左手，伊朗需要的政治平衡是首先保护北方的领土主权，然后再重新建立对南方领土的控制。摩萨台讲演两个小时后，议会在没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议案，反对的只有少数人民党议员。伊朗议会通过的法案实际上切断了苏联通过更换政府实现租让权谈判的通道。12月8日，卡夫塔拉泽在使馆约见了伊朗新首相和议会代表，对刚通过的法案提出强烈批评，并敦促议会重新考虑苏联的建议。卡夫塔拉泽最后表示，鉴于苏伊关系已经恶化，他只能立即回国了。
所谓伊朗石油危机，原本是美英之间对南方租让权的争夺，苏联突然的卷入，特别是采取强硬、蛮横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严重恶化了苏伊关系——这无疑为日后苏联实现在伊朗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形成了巨大障碍；引发了英美对苏联在近东图谋的深刻怀疑——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大都认为苏联此举的目的并不在石油，而是觊觎伊朗的北方领土；还在客观上缓和了英美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危机中曾“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苏联人感觉他们正在“合伙”对付苏联。卡夫塔拉泽之行彻底失败后一段时间，尽管苏联政府仍然指责禁止石油谈判的法令是不明智的，应予以修改，但没有再提出石油问题。显然，斯大林不想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谈论这个问题。英国人强烈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伊朗问题，从而限制苏联在那里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也表示赞同。但罗斯福没有表态，因为三巨头需要讨论更重要的问题：对日作战、波兰问题、对德政策等等。结果，雅尔塔会议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多次提出伊朗石油问题，甚至向会议提交了英国的决议草案——在盟军撤离伊朗以前，任何有关国家的政府都不向伊朗政府提出要求获得追加石油租让权的建议，但莫洛托夫坚决反对，理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伊朗的）紧张时期已经过去”。会议记录只提到：三国外长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德黑兰会议的旧话也未重提，因为还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由于国务院的坚决反对，罗斯福关于在伊朗建设自由港和对铁路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已被束之高阁。
表面上看，伊朗石油危机的风波已经平息，苏联在伊朗的两个目标——未明言的波斯走廊和已提出的石油租让——也均未实现，殊不知莫斯科正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尽管石油租让权谈判未能如愿开启，莫斯科在公开场合也不再谈论石油问题，但苏联并没有放弃贝利亚的石油方案，而是在暗地里单方面继续实施。
伊朗并不想恶化与苏联的关系，在雅尔塔会议过后立即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1945年2月26日伊朗驻苏大使阿希（Ahi）在与莫洛托夫会面时说，“政府指示他解决苏联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的问题”，在法律不允许租让的情况下，苏联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式确保其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的权利和利益。莫洛托夫断然拒绝，并强调苏联政府“在石油问题上的唯一建议是在伊朗北部的租让权”。英国在伊朗的举动更让苏联人着急。从1945年4月起开始，英国人在德黑兰以北和东北地区进行地形地质勘测，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英国人以探寻矿产资源和水源为借口，实际上正在向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渗透。6月6日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召开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来自驻伊部队的指挥官科兹洛夫（Козлов）报告说，英国人在伊朗享有60年的石油租让权，美国人最近也对此表现出兴趣。科兹洛夫强调，伊朗到处是石油，“苏联可以在开采北方石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月21日，斯大林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伊朗北方石油勘探工作的决议，责成石油人民委员部和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组建一个水文地质局，以此名义在伊朗北方地区进行石油勘探。石油人民委员部负责准备仪器和设备，外贸人民委员部提供进口交通工具，外高加索方面军负责建设办公区和生活区并提供保卫，国防人民委员部提供钻井设备和运输车辆并保证维修，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款800万卢布以保证日常经费。决议规定，8月1日前派出测绘队和勘探队，9月1日前将勘探和钻探设备运送到位，9月份正式开始勘探和钻探工作。巴吉罗夫9月6日向斯大林报告，在伊朗北方已有300多名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辛勤地工作。这就是说，在没有得到伊朗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苏联已经在其占领区开始了石油勘探。美国驻伊大使默里（Murray）也注意到，尽管伊朗宜布将租让权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但苏联人在其占领区内钻探油井的工作从未停止。
空手而归的卡夫塔拉泽也不死心，7月6日他给莫洛托夫写报告提出，外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对外解释“经济增长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要求我们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租让权”，他还催促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会议前告知美国和英国，正如华盛顿和伦敦没有抛弃他们在南方的意图一样，苏联也不愿放弃在伊朗北方取得石油租让权。8月30日，阿希大使与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Вышинский）谈话时，再次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建议，并表示伊朗希望在法律范围内找到改善苏伊关系的途径。维辛斯基反驳说，法律都是人定的，无论什么法律，“都不应妨碍满足苏联的合理利益”；“苏联的建议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现在就看伊朗政府怎么做了”。9月8日，阿希又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西林（Силин）提出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问题，却被西林一口回绝。正是苏联对石油租让权咬住不放，美国国务院石油顾问雷诺（Raynor）坚持认为，苏联在战后面临严重的石油短缺，寻求石油是它在伊朗北部的主要目的，尽管多数英美和伊朗观察家相信所谓租让权不过是政治行为的幌子。
苏联的确不愿也没有放弃获取石油租让权这一战略目标，但其行为方式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危机平息后，1945年4月10日，英国外交部东方司长巴赫特（Baxter）在给驻伊使馆的电报中说，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莫洛托夫表示准备重启石油谈判，但希望低调处理。巴赫特怀疑苏联将对伊朗采取某种行动，并提醒说，“如果苏联想要对哪个国家采取行动，通常的理由是（1）该国政府不能维持国内秩序，混乱状态对苏联安全造成了威胁。（2）该国统治阶级太残暴，应当被推翻，由符合人民意愿的‘民主政府’来掌权”。考虑到苏联不可能再次让自己陷入卡夫塔拉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巴赫特预言：“如果苏联真的采取行动，那一定会出其不意。”不幸，巴赫特言中了。
卡夫塔拉泽回国后，在南阿塞拜疆工作的苏联人似乎迷失了方向。1945年2月13日，阿塞拜疆驻伊政治工作负责人哈桑诺夫（Гасанов）向巴吉罗夫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在详细讲述伊朗的局势后，哈桑诺夫指出：从苏联派来伊朗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国政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很难进行全面部署”。哈桑诺夫认为，苏联应该帮助伊朗阿塞拜疆人民“摆脱法尔斯人的枷锁”，目前伊朗国家正“处于完全崩溃的前夜”，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实现这一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阿塞拜疆的解放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或将其纳入苏联阿塞拜疆，必须通过人民起义来实现，而盟国必须面对这一既成事实”。鉴于苏联驻伊使馆无法领导这一行动，“大使对我们的活动并不总是满意”，哈桑诺夫建议在大不里士设立一个领导小组，直接接受巴库的指示。这个想法与巴吉罗夫等阿塞拜疆领导人不谋而合。同一天，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三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阿利耶夫也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写了一份报告，结论同样强调目前解放南阿塞拜疆的条件业已成熟。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2月15日完成的一份参考资料认为，伊朗阿塞拜疆500万人口的情况与爱尔兰、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相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正在日益加深。2月19日，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确认，伊朗议会已经成为英国人的“驯服工具”，苏联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英国威胁”，因而建议，作为一种对抗手段，利用伊朗议会选举即将举行的机会，使亲苏派夺取伊朗北部省份的所有54个席位。苏联阿塞拜疆地方领导人可能还沉浸在“革命”或“民族统一”的梦想中，但联共（布）中央的意图看来是把政治作为手段，而目标则是经济。既然伊朗不愿谈判，那就把它逼到谈判桌前。
3月23日，巴吉罗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南阿塞拜疆局势非常紧张，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在伊朗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大不里士街头出现了挑衅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人民党和亲苏派。伊朗政府签发命令，“加强了针对亲苏人士的镇压措施，并且禁止执行苏联代表的任何要求”。电报最后说，面对发生的这一切，“我们正在等待您的指示”。未等莫斯科下达指示，巴吉罗夫便起草了在伊朗的工作计划。据阿塞拜疆档案馆中现在保存的两份档案记载，1945年3月和4月，巴吉罗夫提出了几个不同的工作目标：促进南北阿塞拜疆的统一，或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疆人民共和国，或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至少在伊朗境内给予南阿塞拜疆自治，同时帮助库尔德人实现自治。为达到上述目的，巴吉罗夫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在大不里士成立南阿塞拜疆工作小组，负责一切准备工作；该小组受巴库直接领导，并以军人身份作掩护；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亲苏人士和可利用的人。档案馆里还保存着阿利耶夫6月编写的另一份参考资料，文件主要讲述了阿塞拜疆民族分裂的历史，结论是：“已经摆脱了压迫的北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的直接任务是帮助他们的兄弟摆脱伊朗的暴政，获得主权和民族自由，并与他们的兄弟团聚。”尽管提出了几种方案，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倾向明显是要吞并南阿塞拜疆。
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决策层对伊朗问题如何讨论、有何决定，目前开放的档案材料没有任何显示。直到6月初，克里姆林宫决定采取行动了。6月7—8日深夜，斯大林召见巴吉罗夫，但只谈了5分钟。这应该不是听取汇报或讨论问题，而是下达指示。从6月到10月苏联决策层做出的几个决议看，斯大林对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似乎选择了巴吉罗夫的最后一个方案——自治，但范围不仅限于南阿塞拜疆，而是北方所有省区，即苏联占领区。无论将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或让其独立，都直接违背了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和1943年美英苏三国宣言，而斯大林还不想与盟国决裂。伊朗北方诸省实现自治则在法理范围之内，只要苏联幕后主使的身份不被揭露，既可以堵住英美和国际舆论之口，又可以保障苏联石油计划的实现，何乐不为？
6月10日，斯大林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关于在伊朗北部组建苏联工业企业》，决定在大不里士等南阿塞拜疆城市建立一系列苏联工业企业的分支机构，如制糖厂、制鞋厂、纺织厂、织袜厂等，阿塞拜疆共和国必须保障企业用地，下属各部门分别承担工厂设计、技术人员配备、设备安装、物资保证，苏联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派遣专家指导，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付建设资金，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调拨设备和物资，上述企业的组织、建设和生产的领导工作交由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库里耶夫（Кулиев）负责。同石油勘探一样，如此安排俨然是在处理家务事，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做法如出一辙。南阿塞拜疆似乎已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了。
6月1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联共（布）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起草了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北方其他地区发起分离运动的决议，送交莫洛托夫、巴吉罗夫和卡夫塔拉泽审议。随后，南阿塞拜疆出现了抗议伊朗中央政府的浪潮。6月底人民党和“自由阵线”在大不里士举行3万人集会，喊出了“阿塞拜疆要求自由和繁荣”的口号。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决议：《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方其他省组织分离运动的若干措施》，而这个“绝密”文件只发给了巴吉罗夫一个人。决议要求：开始筹备工作，目的是“建立拥有广泛权利的南阿塞拜疆自治省”，同时在吉兰、马赞德兰、戈尔甘、呼罗珊等省开展分离运动。为了对运动进行领导，巴吉罗夫应在改造人民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纳各阶层分离主义力量加入。同时动员库尔德人参加分离运动，从而建立库尔德自治省。在大不里士成立工作小组，指导分离运动。联共（布）阿塞拜疆中央负责筹备第十五届伊朗议会选举工作，确保分离运动代表人物在一系列改革口号的基础上当选；建立以国外武器装备的军事小组，以保障亲苏人士和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安全；建立“苏联阿塞拜疆之友协会”，吸引广大民众参加分离运动。利用报纸和出版物，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设立100万外汇卢布的特别基金，为开展运动和选举活动提供经费。7月14日，阿塞拜疆中央又下达了更加具体、更广泛的指令，重点在建党、选举和宣传。
7—9月，分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人员调配、舆论宣传、筹备建党、安排选举等等，按照巴吉罗夫的部署全面推进。分离运动并非没有遇到阻力，首先是来自左翼阵营内部的不满和抵制。苏联通过解散人民党的地方机构组建民主党，自然遭到人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对。巴吉罗夫选中的民主党领导人皮谢瓦里（Jafar Pishevari）在苏联生活多年，曾担任过苏维埃吉兰共和国内政部长，政治可靠，经验丰富，具备领导能力，而且在南阿塞拜疆首先是作为受人欢迎的自由主义左派记者而闻名，并曾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党高层领导。苏联之所以建立民主党而不再用人民党，大概有三个原因：人民党在伊朗素有苏联傀儡的“污名”，不利于在新的运动中继续使用；人民党属全国性政党，总部在德黑兰，不利于在北方组织地方性活动；人民党带有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主张阶级斗争，不利于领导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不过，人民党毕竟曾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现在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资助，很快就在来自巴库的压力下屈服了。10月3日，人民党中央致电莫斯科，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服从联共（布）”。正如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亨德森（Henderson）估计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在伊朗北部的加强将大大削弱伊朗中央政府的效力，而民族主义口号可能比共产主义宣传更有助于赢得伊朗北部居民对苏联政策的支持。”尽管如此，苏联的做法还是大大分裂和削弱了伊朗左翼势力，为后来局势逆转留下了隐患。
真正令巴吉罗夫头疼的是来自伊朗政府和社会的强烈抗议。愤怒的伊朗政府查封了德黑兰左翼组织的报纸、俱乐部，把一些活跃的记者和工会组织者投入监狱，撤销了伊朗北部政府官员中亲苏分子的职务。右翼报刊强烈谴责北方的分裂活动，指责阿塞拜疆民主党卖国，并积极发起运动要求苏军撤出伊朗。甚至有报道说，什叶派毛拉宣布要发动针对阿塞拜疆人的圣战。苏联人一直试图躲在幕后指挥，但是当苏占区的伊朗警察和宪兵维持社会秩序时，当伊朗军队调往北方制止骚乱时，苏联军队就不得不出面加以阻拦了。这样就给伊朗诉诸国际舆论提供了机会。然而，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大国合作仍然是美英苏三国的战略目标，即使对苏联在伊朗的行为有所不满，但比起德国问题和东欧问题，伊朗问题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英国在伊朗的利益和地位与苏联相似，如果公开出面干预难免陷入尴尬局面。美国虽然也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并对伊朗表示同情，但此时其中东利益和战略的重点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而对伊朗只限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持稳定，防止对盟国团结构成危险，因此也不愿直接插手。结果，波茨坦会议同雅尔塔会议一样没有讨论伊朗问题。这固然令伊朗政府和社会感到失望，但也是可以预料的。
苏联必须加快行动，战争结束后苏军将面临撤离伊朗的问题，美英的消极态度也鼓励了苏联。为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从而顺利解决石油租让权问题，苏联迅速采取新的策略。一方面，将“分离运动”的提法改为更加隐蔽的“自治运动”，推动南阿塞拜疆尽快成立自治政府，一方面加强军事准备，必要时以武力方式强行实现自治。分离变成自治，说明运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也让参与运动的苏联人和伊朗左翼分子在道义上得到一丝心理安慰。
10月8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明确提出，“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朗实现阿塞拜疆自治，设立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机构”。为此，建立一个在巴吉罗夫领导下的“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并尽快组建一支“在形式上与民主党没有联系的武装部队”。决议还特别提出，禁止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参与与自治运动有关的任何工作。遵照这一指令，巴吉罗夫立即开始行动，从阿塞拜疆挑选了96名得力干部和武装人员，经过政治和军事特别培训后派往伊朗组建武装游击队（Fedai）。最初组建了30支游击队，共计3000多人，并从苏联运来5000支步枪、300支手枪、300支冲锋枪和机枪。随着招募人数扩大，11月又运送了11500支步枪、1000支手枪、400支冲锋枪和机枪、2000颗手榴弹和250万发子弹。此外，为应对德黑兰对伊朗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封锁，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扩大与伊朗阿塞拜疆贸易的决议，限令第四季度贸易额必须达到进口1.275亿和出口0.8895亿里亚尔。
遵照莫斯科的建议，阿塞拜疆民主党决定立即建立民族议会，并在南阿塞拜疆进行议会选举。11月21—22日，民主党在大不里士召开“阿塞拜疆全民”大会。皮谢瓦里在报告中说，“我们将为阿塞拜疆赢得自治，并努力不诉诸武器和武力。……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会自卫，就像今天阿塞拜疆农民与强盗、掠夺者战斗一样”。大会通过了“阿塞拜疆人民要求获得完全自由和自治”的宣言，宣称已经建立的阿塞拜疆人民议会及其全国委员会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人民的民族要求。最后，大会向国王、首相和议会发出了要求实行自治的电报，并声称如果政府使用武力，阿塞拜疆“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实际上，此时“战斗”在南阿塞拜疆已经打响。11月15日巴吉罗夫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和“三人小组”发出了指示，一方面告诉他们有责任避免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又说：敌人就在“地主、商人、军官团和公务员当中，必须与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即消灭他们。即使有人今天看来很平静，但昨天犯下了暴行，明天可能会再次犯下这些暴行，所以这样的人必须被除掉、消灭或清算，而且这一切必须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我说清楚了吗？”第二天，游击队“消灭敌人”的行动便开始了。11月16日，苏联驻伊朗临时代办雅库博夫（Якубов）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伊朗首相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出席，讨论阿塞拜疆的局势。会议通报，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向阿塞拜疆民众分发武器，武装分子试图解除米亚内、萨拉卜、马拉盖的宪兵武装，宪兵逮捕了一些人，而苏联军方要求释放他们。国防部长断言，阿塞拜疆正在发生叛乱，必须采取必要措施。11月17日，伊朗政府照会苏联大使馆：库尔德地区出现叛乱分子，阿塞拜疆一些地区也发生了武装分子围攻宪兵、警察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并切断通讯线路的情况，伊朗政府准备增派部队前往维护治安。希望苏联政府尊重伊朗领土完整，不干涉伊朗政府和部队的行动。莫洛托夫在答复中声称苏联与伊朗民主党没有关系，也否认苏联占领当局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活。雅库博夫在18日与伊朗首相会谈时也表示，苏联使馆不了解阿塞拜疆的混乱情况，伊朗增派政府军的问题应与苏联军方代表讨论。伊朗国防部长20日向苏联武官正式提出请求，允许伊朗政府军前往大不里士。当天，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Булганин）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Antonov）向斯大林报告了他们的意见：既然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伊朗内政，为了不给反动派提供攻击苏联的借口，就不应该妨碍伊军的调动。这种建议在斯大林看来实在是太天真了。22日安东诺夫实际下达的命令是“阻止伊朗当局向我占领区增派部队的任何企图”。而在此前一天巴吉罗夫就报告说，阿塞拜疆伊军和德黑兰增派的政府军可能通行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封锁。
局势发展很快。11月19日，美国合众社报道，叛乱分子已占领阿哈尔、萨拉卜、马拉盖、米亚内，并包围了大不里士、阿尔达比勒、雷扎耶、阿斯塔拉的驻军，正在向德黑兰进军。据巴吉罗夫报告，22日阿塞拜疆的伊朗守备部队开始向游击队投降。到27日，大不里士已处于民主党控制之下，阿塞拜疆的政府军普遍没有进行抵抗。现在游击队需要的是过冬的服装和经济援助。据美国驻伊朗使馆的情报，到28日上午以前，叛乱分子已占领赞詹，正在进军加兹温，菲鲁斯库赫和马赞德兰也聚集了大批叛乱人群，他们都准备向德黑兰进发。伊朗政府制定了保卫首都的计划，正在调集陆军、宪兵和警察部队，但也准备在必要时迁都伊斯法罕。美国驻伊大使默里认为，这场动乱“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普通的暴民行动”，而且每一个行动都具有良好的军事战术和指挥。他因此推断，背后的领导者很有可能是苏联人。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这一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显示，整个事件的进程完全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设计和预想发展的，而苏联决心采取武力手段就是要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特别是12月初以来，伊朗阿塞拜疆的议会选举议程、政府纲领草案、自治计划实施方案以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等文件，几乎每天都在大不里士-巴库-莫斯科之间流转——送审、修改、批准。一切准备就绪，12月12日伊朗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宣布，“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成立，皮谢瓦里被选为政府总理。当天宣布的19点施政纲领包括：阿塞拜疆在不破坏伊朗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自治，阿塞拜疆政府承认伊朗中央政府，在外交、财政、税收方面“服从国家”，但拥有自己的军队，以确保自主权。此外，在所有学校使用阿塞拜疆语教学，实行宗教自由，提供免费医疗，提倡民族平等。苏联总领事是接到邀请后出席大会的唯一外国代表。三天以后，在库尔德民主党的主持下成立了另一个自治机构——库尔德共和国，首都设在西阿塞拜疆省的马哈巴德。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库尔德民主党的独立性较强，与苏联占领当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库尔德共和国与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之间也存在着令莫斯科头疼的尖锐矛盾。
实际上，伊朗内部的民族分离运动与苏联当局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相互利用也是很自然的。莫斯科鼓励和发动自治运动说到底是为了石油。就在暴动发生的当天，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Деканозов）接见了伊朗驻苏大使。在讨论苏伊关系时，杰卡诺佐夫询问了伊朗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建议的具体内容。阿希详细介绍了伊朗方面的考虑和设想，杰卡诺佐夫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提出的租让条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此后，杰卡诺佐夫又接连三次与阿希会谈。当阿希要求苏联允许伊朗派军队制止暴乱时，杰卡诺佐夫的答复是不需要使用军队来解决问题，并总是说“伊朗政府知道应该怎么做”。阿希的感觉是，杰卡诺佐夫在暗示“这与给予（苏联）石油租让权有关”。随着盟国军队撤离伊朗期限的迫近，莫斯科真是有些着急了。12月12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提醒说，在争取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上，苏联现在着手，能够“达成比撤军后更有利的协议”。莫洛托夫批示：“立即讨论”。
仔细想想，撤军问题的确是苏联获取石油租让权的要害，也是盟国解决伊朗问题的关键。然而，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非易事。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英国就建议一旦波斯湾运输线关闭就可以开始撤军行动，但苏联坚持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欧洲战事结束后，伊朗立即向美英苏三国发出照会，要求外国军队撤离。5月25日，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苏军撤退无疑将导致伊朗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的崩溃”，因此必须拖延撤军，并尽可能保障苏联撤军后的利益——“主要是获得石油租让权，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于是，苏联对撤军要求采取了避而不答的态度。同样由于苏联顽固而强硬的拖延立场，波茨坦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伊朗问题，只在未公布的议定书中提到：盟国军队应立即撤出德黑兰，进一步的撤军行动将在9月伦敦外长会议予以考虑。日本投降后，伊朗政府再次向三大国发出照会提醒说，根据英苏伊三国条约，6个月后即1946年3月2日是盟军撤出伊朗的最后期限。伦敦会议开幕后，9月20日，莫洛托夫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贝文（Bevin）说，苏联从德黑兰的撤军已经开始实施，并会遵守条约规定的最后期限，因此会议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于是，伦敦会议议程删除了伊朗撤军问题。
很可能这些都是莫斯科策略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在撤军前实现阿塞拜疆自治，并以此要挟伊朗政府对石油租让权做出让步。伦敦会议以后，苏联很快就在伊朗发动了“自治运动”。伊朗的紧张局势和动乱让美国驻伊大使默里认识到苏联撤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于9月25日和11月20日两次上书国务卿，“紧急建议”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要求苏联（也包括英国）立即从伊朗完全撤出，因为苏军的存在是“促进而不是防止混乱”。11月24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紧急照会：鉴于伊朗政府因苏联驻军的阻拦无法履行其维护伊朗领土、和平与秩序的责任，美国政府建议苏联和英国军队在1946年1月1日之前撤离伊朗，尚留在伊朗不足6000人的美国非作战部队已经接到了同样的指示。27日，英国也发出照会，提醒苏联关于撤军的承诺，并希望苏军不要干涉伊朗内政。此前，伊朗政府已经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29日莫洛托夫答复：伊朗北方并没有发生武装起义和任何反对王国政府的运动，如果伊朗政府增派部队，只能迫使苏联也向伊朗增兵，以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驻军的安全。苏联承诺严格遵守1942年三国条约的撤军期限，但向伊朗派遣苏军的根据则是1921年签署的苏伊条约。因此，苏联政府认为没有任何必要重新审议苏军撤离的期限问题。
按照1921年条约第六条款，只要苏联感觉其安全受到威胁，随时可以派兵进入伊朗北部地区。因此，莫洛托夫的答复引起了西方的紧张和警觉。伊朗和英国强烈要求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讨论伊朗撤军问题，美国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也向国务院建议在莫斯科达成新的撤军协议。但苏联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强硬态度，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为了避免与苏联在政治上摊牌，也主张软处理。最后商定，莫斯科会议对伊朗撤军问题只进行非正式讨论。英国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妥协性方案，即成立美英苏三方委员会处理伊朗问题，经过一番讨论，苏联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一方案，理由是苏联需要首先应与伊朗达成协议。会议期间，斯大林两次接见贝尔纳斯和贝文，并明确表示，苏联对伊朗没有领土要求和其他企图，只是担心伊朗对巴库油田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苏军是否能够按规定的期限撤离，届时看情况再说。
事情发展的这个地步，苏联是否能够按时从伊朗撤军，以及如何逼迫苏联撤军，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了。
到1946年初，关于伊朗问题的三条线索汇集在了一起，即经济上的石油谈判、政治上的阿塞拜疆自治、外交上的盟国军队撤离，而争斗的舞台也从伊朗国内转到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是以美苏为主的盟国共同缔造的国际组织和安全机制，目的是维持战后的国际秩序，保障世界和平和发展。谁也没有想到，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竟然是可能导致这一国际组织分裂或者瘫痪的伊朗事件。
美国人很重视联合国，1945年10月22日，美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斯退丁纽斯（Stettinius）动情地说：“联合国绝对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教他走路和说话。”杜鲁门对此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苏联则希望把联合国作为体现美苏合作的重要机构，美国国务院官员感觉，苏联代表团“似乎真正希望联合国组织能够成功”，他们“显然希望与美国代表团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在伊朗问题陷入僵局时，伊朗外交官也想到了联合国。11月28日，伊朗驻美大使阿拉（Ala）向美国提出了伊朗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资格的要求，不久又将这一请求与联合国辩论伊朗问题联系在一起。12月13日，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华德（Howard）在一个备忘录里提到将伊朗问题交付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讨论的可能性。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12月23日）的谈话中，贝尔纳斯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将被提交联合国讨论，斯大林对此显得满不在乎，甚至不屑一顾。但实际上，对于是否要在联合国提出伊朗撤军问题的最初情况是，英国表示反对，美国犹豫不决，而苏联则十分在意，非常敏感。
伊朗对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更加强了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决心，但前提是要预先得到英美保证支持的承诺。然而，英国明确表示反对在1946年1月4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列入伊朗问题，理由是此举会干扰英国提倡的三方委员会计划的实施。美国虽然承认伊朗有在联合国提出撤军问题的权利和自由，但不愿在事先做出支持伊朗的承诺。英国人阻拦在联合国提出伊朗问题的真正动机，如默里分析的，英国自己在伊朗南部也有同苏联完全一样石油租让权和地方自治的要求。而美国人的考虑，主要是想避免联合国组织在成立之初就面临可能引起盟国关系破裂的尴尬局面。亨德森劝告伊朗大使接受三方委员会的方案，以便在联合国组织之外解决问题。1月4日下午，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际，英国大使成功地说服伊朗首相向驻英大使发出紧急指示，从联合国组织的议程中撤回伊朗提交的外国军队撤离和干涉伊朗内政的议案。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月5日英国的三方委员会方案公布，引起伊朗社会广泛的敌意和恐慌，认为这是列强在伊朗瓜分势力范围的前兆。议会（主要是摩萨台）提出与苏联人直接谈判，并更换首相，此人应是“受莫斯科欢迎的”。于是，伊朗政府在拒绝接受英国方案的同时，再次要求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1月17日，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正式开幕。让莫斯科感到失望的是，两天以后安理会就接到了伊朗代表对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指控，要求安理会“进行调查和提出适当解决办法”。苏联认为是英国在背后怂恿，因而立即提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的控诉，同时让乌克兰指控英军在印度尼西亚的暴行。莫斯科的如意算盘是以此逼迫英国在伊朗问题上放水，结果未能如愿。英国表示同意将伊朗、希腊和印尼作为“盟军在外国领土上存在”的广泛问题同时予以讨论。1月25日，英国代表贝文表示不反对调查和讨论与英国有关的希腊问题；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主要是荷兰的事。接着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伊朗、希腊和印尼问题均列入议程。英国的动议被通过。苏联显然有点后悔，随后几天，维辛斯基多次找贝文商议，说苏联准备放弃对英国的指控，如果英国“做出令人满意的让步”，但遭到贝文直截了当的拒绝。莫斯科第一招失算了，英国本来是可利用的力量，现在却被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苏联的第二个策略是私下与伊朗进行双边谈判，以避免在联合国直接讨论伊朗问题。在1月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维辛斯基发表声明，首先反驳伊方的指控是“不准确的和没有根据的”，然后提出苏伊两国的关系问题“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解决。在此基础上，维辛斯基提出，苏联同意将伊朗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事程序，但是否“对其实质内容进行审议”，应等待苏伊双边谈判的结果。美国的主张与此不谋而合。1月23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讨论伊朗问题的备忘录。作为“基本文件”，备忘录清醒地看到，1944年伊朗政府拒绝向苏联提供石油租让权“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但事已至此，美国应坚持的原则是外国军队应该尽快撤离伊朗，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应受到侵犯。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就是确保小国受害者得到“自由听证和公正裁决”的“重要试验案例”。然而在具体处理方式上，美国不愿也不能在联合国与苏联公开对阵。1月24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国代表团做出明确指示：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支持伊朗，但这并不排除“建议俄罗斯与伊朗之间首先尝试双边谈判”，只要存在“任何合理的成功可能性”。这无疑是帮了苏联一把。因为在几天的争辩中，苏联反复强调，希望与伊朗举行双边会谈以解决问题。据中国代表顾维钧观察，“俄国人对美国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但对英国人却采取了非常不友好的立场”。苏联代表还有意通过顾维钧之口告诉美国人，建议安理会接受苏伊双边会谈的处理方式，而不要通过任何决议。斯退丁纽斯表示，美国对此不能做出承诺，但他认为，如果伊朗人愿意放弃，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于是，在1月30日讨论了4个小时后，安理会做出决议：暂停讨论伊朗对苏控诉案，但在安理会决定删除之前伊朗问题继续保留在议程中；苏伊两国直接谈判并随时向安理会通报进程和结果。联合国的第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伊朗政坛分左中右三派，左翼亲近苏联，右翼倾向英国，都比较激进，中间派主张借助美国制约英、苏，同时采取温和方式处理与英、苏的关系。现在要谈判，自然就轮到中间派出场了。1946年1月20日保守派首相哈基米（Hakimi）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组建新政府的是伊朗著名政治家、前首相卡瓦姆（Qavam al-Saltanah）。卡瓦姆在伊朗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到英国和苏联两边的青睐。卡瓦姆也是主张通过与苏联谈判解决危机的主要人物，还在卡夫塔拉泽访伊期间，卡瓦姆就秘密会见苏联代表团成员并承诺，如果他当上首相，将接受苏联提出的所有建议。现在机会来了。2月18日，卡瓦姆满怀希望地率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开始了长达三个星期的石油谈判。卡瓦姆认为，生硬地拒绝苏联要求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原则上可以向苏联提供石油租让权，关键问题是要让苏联提出令伊朗满意的条件。然而，莫斯科的态度和开出的条件却让他大失所望。在前期谈判（20—24日）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卡瓦姆表示原则上可以给与苏联石油租让权，但谈判只能在苏军撤离后开始；根据伊朗宪法，不能允许阿塞拜疆自治，因为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将导致伊朗解体；根据条约苏军必须在1946年3月2日之前全部撤离。莫斯科的立场是，苏联“没有石油租让权是不行的”（斯大林语）；阿塞拜疆属于伊朗内政，但苏联认为伊朗政府不允许自治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莫洛托夫语）；苏军从3月2日开始从特定地区少量撤退，但在完全保证苏联在南阿塞拜疆不会有一个敌对的邻居前，苏军不可能完全撤离。
联合国讨论日期临近，苏联迫切需要莫斯科谈判有一个结果。2月25日，莫洛托夫提出，苏联可以先放弃石油租让权，而接受伊朗的建议，在北部地区组建苏伊联合石油公司，苏联拥有51%的股份。但是依据1921年的苏伊条约，一部分苏军将暂时留在伊朗，直到伊朗政府消除了对苏联的所有敌对和歧视措施，在伊朗北部建立了秩序。从表面上看，莫洛托夫似乎是做了让步，但只要苏军存在，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苏联手里。卡瓦姆在27日答复的备忘录中拒绝了苏联的方案，并认为只有解决了阿塞拜疆自治和撤军问题，石油问题才能得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因此，他需要返回德黑兰与政府再行商议。卡瓦姆的答复令莫洛托夫十分恼火，外交人民委员部在28日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提出，苏联收回此前让步的建议，并认定伊朗统治集团敌视苏联，且对苏联在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油田构成威胁。这就意味着苏军不会按规定的期限撤离伊朗。谈判陷入僵局。在3月4日最后的高层会谈中，卡瓦姆提出，只要苏联答应立即撤军，他可以在回到德黑兰后争取向议会提出建立苏伊石油联合公司的具体议案，斯大林则要求伊朗必须给予南阿塞拜疆自治。3月5日维辛斯基与伊朗代表团成员继续会谈，双方各执己见，也毫无结果。3月8日，卡瓦姆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莫斯科。
就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的认知和行为判断发生了急剧变化。到1946年初，杜鲁门表现出对苏联十分反感的情绪。面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挑起的危机，杜鲁门愤怒地表示他“已经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甚至认为“可能会面对另一场战争，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语言”。2月9日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大力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呼吁要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战争”。华盛顿对此感到震惊，艾奇逊甚至认为这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宣战”。22日的凯南长电将斯大林讲话归结为苏联的扩张意图，更在白宫和国会引发热烈反响和一片赞赏。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发表“铁幕演说”，则把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推向高潮。在这种氛围中，特别是苏军到规定日期仍不愿撤离，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1946年3月1日，即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前一天，莫斯科电台宣布，已告知正在苏联的伊朗首相卡瓦姆，苏军将从某些特定地区——马什哈德、沙赫鲁德和塞姆南——撤出，但苏军将留在其他地区，直到局势明朗。据美国驻大不里士副领事罗索（Rossow）接二连三的报告，3月3—5日，苏联在伊朗的驻军不是回国，而是朝着德黑兰、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方向调动；苏联向南阿塞拜疆大规模增派装甲部队，还有大型卡车装载着部队驶入伊朗；甚至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在向边境地区集结。罗索认为，这不是普通的部队调动，而是“一次全面的战斗部署”。不过，也有情报（主要来自英国）认为罗索的报告言过其实，苏军并没有什么重大行动。由于目前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苏军调动的实际情况还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苏军没有在规定期限全部撤离伊朗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3月3日伊朗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
美国政策转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2月22日贝尔纳斯给凯南发电，授权他通知正在莫斯科苦苦谈判的卡瓦姆，鼓励他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投诉苏联，并承诺美国将在外交上给予支持。接着是3月5日美国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照会：苏联政府违背了1942年三国条约的规定和1946年3月2日撤军的承诺，“美国政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1943年12月1日《关于伊朗的宣言》的缔约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恰好这一天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这也许并非巧合。杜鲁门后来关于该照会是美国发出的“最后通牒”的说法，的确言过其实了。不过，这个照会的措辞对于苏联来说，可能是苏德战争以来最直白、最强硬的。两天后（3月7日），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照会。罗索的情报传来后，国务院于3月7—8日连续两天开会，研究苏军在伊朗的行动。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在政治颠覆的同时开始了军事入侵。贝尔纳斯激动地表示，我们也要用两个拳头回击他们。艾奇逊则表示：“应该让苏联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行动，但如果不想摊牌，最好‘留下一条优雅的出路’。”波伦也认为，美国在伊朗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影响苏联，除了“恐吓”别无他法。于是，3月9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第二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美国已经知悉苏联在伊朗的行动，美国政府想知道，苏联为什么不是从伊朗撤军，反而是向那里增派军队，并要求苏联领导人解释在南阿塞拜疆正在发生的诸事件的原因。与此同时，3月6日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在21日派遣“密苏里”号战舰驶往伊斯坦布尔，公开的理由是运送土耳其驻美大使的遗体，这显然是在传递一种警告性质的信号。不过，对莫斯科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美国坚定不移地要把苏联再次推上安理会的被告席。
3月7日下午，贝尔纳斯指示默里通知伊朗政府，安理会会议将于3月21日左右在伦敦举行，并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可以通过安理会解决。3月8日下午，贝尔纳斯指示美国驻英使馆通知贝文，如果没有收到苏联政府对美国照会的令人满意的答复，如果苏军继续在伊朗保留军队，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立即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美国政府还希望英国与美国一起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3月10日晚上，默里拜访卡瓦姆。了解了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后，默里分析说，苏联希望派大使到德黑兰继续谈判，目的就是阻止联合国继续讨论伊朗问题。他鼓动伊朗政府主动向安理会提起控诉，并表示美国将予以支持。卡瓦姆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伊朗没有在联合国提出指控，美国是否会主动这样做；如果苏联无视伊朗的抗议而自行其是，美英将采取什么措施帮助伊朗。默里没有直接回答。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卡瓦姆回国后不久，伊朗第十四届议会到期解散，新的议会选举尚未举行，这就把处理国际问题的空间和权力留给了卡瓦姆内阁。
3月13日，为了缓解苏联的压力和威胁，卡瓦姆公开宣称伊朗政府希望与即将到任的苏联新大使就撤军问题继续谈判，一旦苏军撤离，即刻进行石油谈判，并考虑签约。当然，只有议会才有最后的批准权，而在所有外国军队撤退前，伊朗不会举行议会选举。同一天，卡瓦姆明确告诉默里，他会在两三天内发出指示向安理会提起对苏联的指控，并与默里商议了具体程序问题。默里对此十分满意，他明确向卡瓦姆保证，美国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伊朗。实际上美国官员此时已经透露，如果在3月25日安理会开会前伊朗政府没有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撤军问题，美国就会单独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3月14日，苏联驻伊朗代办会见卡瓦姆，威胁他不得向安理会投诉，至少不能主动提出撤军问题。3月15日卡瓦姆向美英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当天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就分别表明了态度：伊朗政府必须立即主动向安理会投诉；美国和英国政府保证将予以全力的支持。
苏联对3月初伊朗的抗议和美国的照会一直保持沉默，现在有些坐不住了。3月15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说，美国照会所说苏军在伊朗调动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同时，苏联使馆向卡瓦姆保证，苏联新任大使到达德黑兰后，一切困难都会消除，没有必要向安理会投诉。默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再次向卡瓦姆强调现在唯有安理会可以解决撤军问题，苏联采取的是拖延战术，并敦促伊朗政府在苏联大使到任前提起对苏联的控诉。美国的一再保证给卡瓦姆吃了定心丸，3月18日，伊朗政府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对苏联的控诉书，并要求将其列入3月25日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也就在这一天，苏联新任驻伊大使萨奇科夫（Салчиков）到达德黑兰。萨奇科夫的确带来了妥协方案。据巴库档案披露，萨奇科夫在巴库停留期间，向巴吉罗夫等人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苏联已经准备做出“谨慎让步”，包括撤军和石油谈判。为了争取时间完成谈判，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将安理会会议推迟到4月1日再召开，因为苏伊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否则，苏联将不参加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苏伊开始继续秘密谈判。3月20日卡瓦姆会见了萨奇科夫，面对苏联要求伊朗撤销控诉的强硬主张，卡瓦姆表示，如果撤销控诉，本届政府就只能辞职，但他愿意与苏联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美国一心逼迫苏联立即撤军，自然不会给莫斯科留下喘息的机会。3月20日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不仅不同意推迟会议，而且要求将伊朗问题列在会议议程的首位，还要求苏联和伊朗应遵照安理会决议报告谈判进展情况。第二天，英国政府表态，完全支持美国的立场，并主张英美两国在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无论苏联抵制还是中途退场，会议都要继续开下去。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向报界发表讲话，坚持安理会必须立即讨论伊朗诉案。3月22日，苏联释放出一些和解的信号。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指出，联合国“是维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这无疑表明苏联很重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决定。同一天，苏联通知中国政府，在东北的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离。这似乎预示苏联在伊朗也会采取同样的举动。但与此同时，面对大量苏联驻军和阿塞拜疆的反叛，卡瓦姆政府感受到的是巨大的现实压力。3月23日卡瓦姆征求美国的意见，他希望在苏联宣布撤军的前提下，可以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与苏联签署一份建立联合石油公司的协议。默里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他认为要给苏联人“留有余地”，而在石油问题上对苏联作出某种让步也是合理的，况且伊朗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化解“极其微妙的国际局势”。伊朗确实受到极大压力，事态发展确实存在“不确定性”，以致伊朗国王提出离开德黑兰重建政府的想法。面对如此危局，美国国务院也显得不知所措，只得让默里相机处置，贝尔纳斯表示，“我们对你的判断力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就在第二天，即安理会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3月24日晚7时，萨奇科夫突然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1.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苏军将在5到6周内完全撤离伊朗。2.建议成立伊朗-苏联公司来开发伊朗石油，其中苏联占股51%，伊朗为49%。3.为调解伊朗中央政府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建议阿塞拜疆“总理”改称总督，“内阁部长”改称局长，“民族议会”改称省议会。之后萨奇科夫向巴吉罗夫报告：文件已经递交，但“很难想象伊朗人的最后决定如何”。晚10时萨奇科夫又打电话通知卡瓦姆，苏军将立即从卡拉季和加兹温撤离。25日，莫斯科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塔斯社发表从伊朗撤军的公告，宣布苏联自24日起开始撤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撤军可在5—6周内全部完成。塔斯社还报道了卡瓦姆的声明：伊朗与苏联的分歧可以在安理会会议之前得到解决，安理会何时开会并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苏军撤出伊朗。斯大林给美国合众社社长回电，宣布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已经通过两国政府谈判“得到积极解决”。显然，苏联所有这些表现都是为了制止或推迟在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
在3月26日安理会会议上，葛罗米柯首先便提出从安理会议程中撤销伊朗问题。该动议以9票对2票（苏联和波兰）被否决后，葛罗米柯立即提出推迟对伊朗问题的讨论，亦遭到英美代表的坚决反对，会议进入了激烈争论。最后，会议接受了法国的提案，由美、苏、法三国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定处理意见。3月27日继续开会，安理会主席通知，三人小组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葛罗米柯再次要求安理会推迟讨论伊朗问题，理由是苏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贝尔纳斯反驳说，美国政府得到的报告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苏方提出了建议，但苏伊并未达成协议，并要求伊朗政府到会说明情况。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苏联的提议被否决，葛罗米柯当即宣布苏联将不参加伊朗问题的讨论，然后拂袖而去。接着，伊朗代表应邀到会说明情况。阿拉报告，苏伊谈判并未达成协议，伊朗政府也没有发出同意安理会推迟讨论的任何指示。鉴于伊朗局势危急，阿拉请求安理会立即讨论。但由于时间关系，18时45分安理会主席宣布休会。葛罗米柯的退场被美国报刊看作是苏联向联合国组织“摊牌”，而《纽约时报》将这一事件称为“俄罗斯代表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
问题的焦点再次转到德黑兰，现在消除危机的关键是苏联与伊朗之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协议。实际上，斯大林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Аaнтонов）在3月24日13时40分已经签署并下达了苏军全部撤出伊朗的命令：撤军于3月24日开始，卡拉季的驻军必须在当日晚8时撤离，全部撤军最迟于4月30日至5月10日完成。文件中看不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的字样。苏联以前在照会和声明中加入这些限定语，无非是想给谈判增加筹码。3月27日，卡瓦姆对苏联的方案提出反建议：要求苏联将撤军的决定正式通知安理会，但必须删除照会和声明中的限定语；苏伊在联合公司中的股份各占50%；协议期限为30年而不是苏联建议的50年；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联合公司开发的地区应避开与土耳其和伊拉克相邻的地区；负责石油开采安全的武装部队应完全由伊朗人组成。至于南阿塞拜疆问题属伊朗内政，自会通过谈判解决，不容苏联插手。随后几天，双方继续就石油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苏伊谈判期间，安理会也在热烈讨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控诉程序只是一种手段，如果国际秩序能够得到保障，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能够得到遵守，美国并不想与苏联彻底翻脸。3月29日，得知苏伊秘密谈判的情况后，美国的立场是敦促双方将谈判情况和协议细节公布于众，以国际监督来避免伊朗在苏军压力下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当天，贝尔纳斯在安理会提出了一个实际上等于再次推迟讨论伊朗问题的新提案，即要求苏伊两国代表在4月2日安理会上报告两国谈判的情况，如果苏联政府保证无条件尽快从伊朗撤军，安理会可以不进入实质性讨论。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只是开会时间推迟到4月3日，届时安理会将决定是否立即审议伊朗对苏联的控诉案。
4月4日安理会开会，主席首先宣读了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信中说苏联政府正式通报，苏伊政府已就苏军撤退达成协议，该协议自4月24日开始执行，一个半月后完成。至于其他问题，则与撤军无关。在这里，葛罗米柯没有提到撤军的任何限定条件。但伊朗代表阿拉的来信却披露了一个情况：苏联把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作为撤军的条件。安理会决定休会，以便各国代表审查苏、伊政府报告的情况，第二天继续讨论。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卡瓦姆本来与萨奇科夫商定，苏伊代表一致向联合国说明撤军是无条件的，他也是这样向阿拉发出指示的，没想到阿拉会节外生枝。卡瓦姆非常恼火，当晚紧急约见萨奇科夫，提议双方以共同发表公报的方式表明态度，从而避免在安理会正式讨论伊朗问题。萨奇科夫虽有不满，也只能接受。两人连夜准备了协议文本，并通过电话求得莫斯科批准。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认了石油协议的基本内容：合作期限为50年，前25年苏联占股51%，后25年股份各半，其他基本上都接受了伊方的建议。最后规定，该协议将在伊朗新议会开始活动后立即提交批准，最迟不得超过10月24日。4月4日上午，卡瓦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美国大使默里。华盛顿时间下午4时22分，国务院收到默里的电报。
卡瓦姆有些多虑了。也是在4月4日上午，贝尔纳斯在并不了解苏伊秘密会谈及其结果的情况下，便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鉴于苏联已宣布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的日期，建议安理会将伊朗诉案的审理推迟到5月6日，届时苏伊两国将被要求向安理会报告苏军是否全部撤出伊朗；但如果联合国接到任何可能延缓或威胁延缓苏军迅速撤离的报告，安理会应将该报告作为第一项议程加以审议。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以9票赞成（含波兰）、1票弃权（澳大利亚）通过了美国提案。当晚，斯大林接见了美国新任苏联大使史密斯（Smith）。针对史密斯对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的担忧，斯大林重申苏联将遵守联合国宪章，也没有破坏巴尔干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图，至于伊朗，苏联不过是想要得到石油租让权，却受到英国的阻挠，美国也没有对苏联的正当要求表示支持。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再次重申了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并指出美苏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能相容，“只要有耐心和善意，这些分歧就会得到调和”。4月7日《真理报》报道了苏伊签订协议的消息，称其符合“伊朗政府和伊朗人民的愿望”，开启了苏伊关系的“新时代”。
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的签订，苏伊公报的发表，阿塞拜疆自治地位的保留，面对这一切，苏联确有理由相信其在伊朗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然而，莫斯科高兴的太早了。
苏联在伊朗的行为表明了俄国人强权外交的一贯作风，他们似乎既不懂得平和、公正地与人交涉，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应该妥协、让步，正像杜鲁门当时的感受：苏联人“只懂一种语言——‘你有多少个师’？”的确，驻军就是苏联在伊朗的最后王牌，一旦失去就必然遭遇失败，而且一败涂地。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是意想不到恶果。
1.莫斯科绝不会想到，因为这次危机，苏联干涉伊朗主权的指控竟被长期保留在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中，成为抹不掉的耻辱。
斯大林对安理会还是很看重的。1946年4月6日，他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说，苏联“完全理解联合国组织的重要性，也完全理解利用这样一个组织来实现任何单边目标是不可取的”。当天，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安理会。鉴于苏伊已经达成协议，苏联也宣布了从伊朗全部撤出军队的具体日期，葛罗米柯要求安理会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但苏联的承诺已经受到质疑，美国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建议在5月6日苏军撤离伊朗的实际行动完成之前，伊朗的申诉仍要保留。专家委员会和4月23日安理会讨论的结果，接受了美国的建议。5月6日阿拉通知安理会，苏联军队确已从呼罗珊等北方四省撤出，但伊朗政府官员自1945年11月以来无法在阿塞拜疆省行使有效的权力，所以无法证实那里的撤军情况。5月8日，安理会在苏联代表既未提交报告也未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伊朗问题。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将伊朗提供完整确实的报告的时间推迟至5月20日，提案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最后期限到来时，伊朗国王与首相之间的矛盾加剧，国王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而卡瓦姆希望与苏联和解，因此德黑兰向安理会报告了相互矛盾的情况。阿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称苏联仍未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因此伊朗政府未能进行所需的调查，以证实所有苏军已撤离伊朗全境。但卡瓦姆给安理会的电报称，根据从德黑兰派往阿塞拜疆的调查团报告，“苏军业于5月6日撤离阿塞拜疆省”。5月21日贝尔纳斯指示斯退丁纽斯，美国政府的意见是“诚恳地建议安理会此时不应将伊朗问题从其议程中删除”。5月22日的安理会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多数代表不同意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最后，安理会以9票赞成、1票（波兰）弃权通过了荷兰的提案，安理会无限期推迟讨论伊朗问题，但如有任何理事国请求，安理会“即行召集会议”。实际上，伊朗问题安理会此后再未讨论，但也没有从议程中删除。
2.苏联撤军的最后结果，就是不得不抛弃它自己建立和扶植的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权。回想当年吉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解散的情景，伊朗民主党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我们第二次被出卖了。
苏联占领军的存在是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自治政权生存的基础，但对于苏联来说，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是用来向德黑兰施压的一种手段，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所以，面临来自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莫斯科只能让步，将撤军作为签署苏伊石油协议的交换条件。早在2月苏伊莫斯科会谈时，伊朗民主党就担心他们的命运只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巴吉罗夫当然希望阿塞拜疆的自治状态能保存下来，但他也不得不指出，民主党要在新的条件下“随机应变”，“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灵活性”。斯大林则在5月8日，即苏军全面撤离的前一天给皮谢瓦里写信明确表示，伊朗革命的高潮尚未到来，而苏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必须撤离，因此伊朗民主党只能向政府让步，支持卡瓦姆而孤立亲英分子。
事实上，苏军撤离后，莫斯科只能把落实石油协议的希望寄托在伊朗政府身上，因此苏联希望阿塞拜疆自治政权尽快通过谈判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以促使伊朗兑现其承诺。在苏联外交人员的协调和督促下，6月13日中央政府代表团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在大不里士签署了协议，6月14日和17日伊朗议会和政府分别批准了该协议。然而，伊朗国王一直对苏联心存疑虑，也不相信这个协议能够保证伊朗的统一和主权完整。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艾伦（Allen）同样不信任卡瓦姆，并全力支持国王的主张。特别是卡瓦姆成立了自己的伊朗民主党，从而加强了在议会的势力，这更加深了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尤其无法接受的是，中央政府与自治政府的协议中规定，将阿塞拜疆的游击队编入宪兵序列，这无异于削弱王国对武装力量的掌握。由于美苏矛盾加剧，美国的伊朗政策也有所改变。7月15日国务院的文件表明，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避免伊朗政府倒向苏联。8月7日苏联向土耳其发出照会，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并参与对海峡地区的军事防卫。这不仅引发了土耳其危机，也更推动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以至国务院直接出面干预伊朗的选举，并向卡瓦姆政府施加压力。
卡瓦姆毕竟是政客，在国王、军方和美国的重重压力和紧逼下，政府的政策在1946年9月份开始急剧右转：解雇人民党的内阁成员，搁置土地改革和劳动立法的法令，释放被监禁的右派分子，在议会选举最高监督委员会中清除左派分子，任命强硬的反共分子担任吉兰、马赞德兰等省的总督，等等。阿塞拜疆自治政权感到了危险，10月22日，皮谢瓦里通过巴吉罗夫向苏联领导人请求给予大规模军事援助，以便抵抗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但克里姆林宫对此一直没有答复。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11月21日卡瓦姆宣布，为了保证投票自由和防止骚乱，政府将派军队监督全国各地的选举。这显然是要使用武力解决阿塞拜疆问题的信号，但苏联除了对卡瓦姆“友好的告诫”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1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通过巴库转告大不里士领导人，建议他们就中央政府派兵进入阿塞拜疆一事提出抗议，同时表明阿塞拜疆将遵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的态度。整个电报没有一句苏联将给予任何有效帮助的暗示。
12月2日，政府军终于开始在北方诸省采取行动了。巴吉罗夫当天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和民主党的要求，并认为“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而莫斯科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向卡瓦姆讲几句威胁的话之外，没有任何举动。12月4日巴吉罗夫给皮谢瓦里的电报只得劝告他“不要给予敌人任何口实”，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与此相反，美国对卡瓦姆的行动却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除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外，还主张一旦苏联有所举动，立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信心满满的卡瓦姆于12月10日签署了向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进攻的命令。11日民主党接到莫斯科的指令：卡瓦姆作为首相有权派遣军队进入伊朗任何地区，“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不合适，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当天，阿塞拜疆省议会通过了停止抵抗的决议。几天后，库尔德共和国也投降了。12日，大不里士街道上出现了欢迎政府军的人群，“人们欢呼、鼓掌并高呼美国万岁”，民主党人则已经四处逃亡。政府军占领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后，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
一个被人为煽动起来的自治运动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苏联不仅颜面尽失，而且完全失去了对伊朗的政治影响力。
3.苏军撤离、卡瓦姆政府右转、伊朗北方诸省自治运动失败，这一切也就注定了苏伊石油协议的命运。
1946年6月20日，在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以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与伊朗驻苏代办满意地谈起议会批准苏伊协议的乐观前景，在苏联人看来，大功即将告成。然而三个月以后情况突变。9月29日外交部西林不安地报告，伊朗政府正在故意拖延议会选举。米高扬也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斯大林闻讯后大怒，他在第二天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中严厉指责外交部“犯了重大错误”，“将导致租让问题悬而不决”。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必须立即介入此事。随后，苏联外交部和驻伊使馆频繁催促、不断施压。但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政府继续采取拖延战术，莫斯科无可奈何。
就在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缴械投降的当天（12月12日），苏联外交部又向伊朗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与阿塞拜疆事件毫无关系，同以前几个照会一样，只是“坚决要求伊朗政府准确、及时地”履行石油协议。此时卡瓦姆的态度却与以往大不相同，他不再虚与委蛇，而是对苏联提出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并告知只要条件具备，政府就会把协议提交议会。伊朗的政治变化使得卡瓦姆也感到自己无力兑现给苏联人的承诺了。更重要的是美国态度的转变。直到1947年初，在苏伊石油协议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依然与英国一样，“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利益”。不过，美国担心两个问题，一则该协议在经济上不平等（苏联定价和卢布结算），有损伊朗利益，二则苏联会利用经济特许权侵犯伊朗的主权。虽然还没有下定决心，但反对签署这个石油协议的倾向已经显露。3月12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主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也更加明确，只是不想刺激苏联。4月4日，艾奇逊和亨德森商议后向新任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建议，鉴于苏联不希望有外国势力出现在伊朗北部，应该将石油协议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伊朗人，美国不宜出面，但如果伊朗因拒绝批准协议而受到苏联的威胁，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做出反应。马歇尔赞同这一建议。
最坚决的反对者是巴列维国王，他主张直接拒绝批准协议，甚至不同意卡瓦姆向苏联提出有利于伊朗的反建议。美国大使艾伦则违背国务院的指示公开支持国王，他告诉卡瓦姆，与苏联签订任何表面看来有利的条款，都无法保障伊朗的主权不受侵犯。整个8月，苏联大使萨奇科夫频繁接触卡瓦姆，态度十分强硬，强调不得更改协议内容，议会必须批准原协议，甚至对伊朗政府和卡瓦姆个人安全进行威胁和恐吓。苏联的威逼反而把卡瓦姆推向国王一边，9月初，卡瓦姆撤销了明显亲苏的驻莫斯科大使菲鲁兹（Mozaffar Firuz）的职务，而任命了一位亲西方的新大使。菲鲁兹临行前向维辛斯基抱怨，首相完全变了一个人。卡瓦姆的转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鼓励。9月11日，艾伦发表公开讲话，阐明了美国的立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向另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应该伴随着威胁或恐吓”，“爱国的伊朗人在考虑影响其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可以放心，美国人民将充分支持他们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艾伦的演说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大受鼓舞，议员们纷纷抨击苏伊石油协议是有害的、非法的，“是伊朗过去百年历史上最坏的协定”。
10月初，苏联军队在伊朗阿塞拜疆和呼罗珊的边境集结，并进行演习。然而，这最后的恐吓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22日伊朗议会以102票赞同、2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拒绝苏伊石油协议的决议。至此，苏联期盼已久的伊朗石油计划彻底破产了。
4.对于莫斯科来说，伊朗危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政府不惜战时盟国关系破裂，第一次公开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到危机的后期，白宫已经确定了与苏联为敌的政策。
伊朗危机（加上稍后发生的土耳其危机）首先改变了近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伊朗，英国是俄国的传统对手，战后初期也是苏联的主要竟争者。经过伊朗危机，英国的这一地位逐渐地为美国所取代。这不仅是因为面对苏联的威胁伊朗倾向于相信和依赖美国而不是英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认知并形成了敌对的外交政策。尽管到1946年5月苏军从伊朗撤离，苏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退让政策，但是美国政府仍然认定，苏联在伊朗的战略目标绝不是石油和经济利益，而是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影响。9月26日，国务院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在伊朗的战略利益的问题，要求军方做出回答。10月12日参联会的一个备忘录做出了答复，结论是：作为石油供应源，伊朗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使苏联的影响和军事力量尽可能远离伊朗、伊拉克和中近东石油资源，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伊朗北方影响的加强和伊朗出现内乱都会损害美国在中近东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应该给伊朗以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维持其国内安全稳定。危机初期美国并不反对苏联在伊朗拥有石油租让权，现在完全变了——虽然伊朗北部石油不是美国的目标，但让苏联获取则是万万不行的，因为这背后隐藏着在华盛顿看来是无法容忍的政治目的。
危机的结果，苏联的势力被赶出伊朗，美国的影响则正在伊朗扩大。1947年4月，美国同意向伊朗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剩余军火。10月美伊签署军事条约，加强了美国军事特派团在伊朗的作用和地位，服务期也延长到1949年3月。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促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但其根源则在伊朗危机。正是因为苏联在伊朗危机中的种种行为，美国开始站在了苏联的对立面。这个结果，也是莫斯科始料不及的，斯大林虽然最终选择了让步，但为时已晚。
如文中所说，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及外交官普遍认为，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目标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甚至领土扩张，很多历史研究者也有这种看法。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反，认为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就是石油租让权，就是谋取经济利益，只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而是带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建立革命政权，而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向伊朗中央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目的还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不过是实现其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伊朗处于高加索山脉以南，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在这方面，伊朗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所以，苏联没有必要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斯大林也从来没有提出这种要求。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伊朗与战后初期的中国、朝鲜和德国类似，属于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地带。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破坏行为与军事行动完全是两回事，斯大林说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构成威胁，不过是为推迟撤军找的借口，不能当真。苏联在伊朗设定的目标是出于地缘经济的考虑，而非传统的地缘政治。如果非要说安全，那么石油也是苏联安全定义的内涵之一。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恰恰是苏联自己的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本文研究的结论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苏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完全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无论美国、英国还是伊朗，对于苏联想要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早点达到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然而，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蛮不讲理，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就不会激起伊朗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苏联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如果不是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英美也不会认为苏联的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从而支持伊朗抵制苏联。因此，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而在于所采取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莫斯科缺乏谈判的技巧，不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所以说，合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苏联的最大敌人其实是他自己。
不少研究者认为，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此不同：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也是引发美苏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美国对苏遏制的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不过，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苏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这两个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苏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那时斯大林还不想与美国对抗；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已经形成政治集团，但西方的政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伊朗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苏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美国人也明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哥对于美国，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为美国右翼势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伊朗？第二，美国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政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国会的支持，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立场。伊朗危机过后，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说服国会两党议员。这就是说，苏联如果不想与美国对抗还是有机会的，能不能把握，就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了。
很可惜，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最后的机会也错过了——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及时做出让步，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正是美国冷战政策最后形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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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
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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