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史学集刊》2025年第1期。全文如下：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史学史与历史哲学研究在此大背景下兴起，多数有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将古希腊史学视为近现代史学的唯一重要源头，同时有保留地承认，中国古代史学与《旧约圣经》等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历史书写也在世界古代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研究和“晚期古典”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对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史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古代犹太历史思维对西欧和拜占庭中世纪史学具有塑造作用。与此同时，尽管来自“波斯史料学”等领域的新观点、新视角与新方法已被很多古典学家应用于希腊罗马世界对外关系史与希腊史学史研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旧相信，古代两河流域是一个有“史料”而无“史学”的世界。虽然体量已相当可观的“年代记”与纪功铭文等文本构成了当今学界研究古代近东史乃至地中海世界外交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史料，但它们本身的叙事性、批判性与反思性并不足以构成与古希腊罗马史学、古代中国史学和中古阿拉伯史学相提并论的古代史学传统。
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书写从未发展出如同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史学那样的成熟体系，由于两河流域文明本身的断裂性，在18世纪两河文明古文字和文献重见天日之前，其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力也是相对微弱的。即便这种历史书写传统的确曾通过《旧约圣经》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文本发挥过作用，但它们的影响也是间接的和偶然发生的。另一方面，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书写传统发展的最后阶段——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以《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为代表的古波斯语文献已初步具备了古希腊史学与古代中国史学所共有的一部分核心要素，显示了孕育独立史学传统的潜在可能性。虽然后来历史的发展并未真正促成古波斯史学的诞生，但是这种历史书写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仍是不容忽视的。
一、成熟的古代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历史”观念的范畴、起源与发展历程，在古代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语境甚至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均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成熟的古代史学传统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尝试必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模糊性。尽管如此，根据学界业已提炼出的关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史学传统的可靠知识，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在古代世界和前工业时代既定的社会生产力与文化发展水平下，相对成熟、稳定延续且拥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史学传统普遍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明确的求真意识与从超自然语境中独立出来的叙事倾向。在古希腊史学传统中，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等史家已将历史叙述中的求真意识提升至近乎“科学”的高度。关于董狐等“良史”的典故，以及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历史记载可靠性的严苛态度，则反映了求真精神在中国古代优秀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史家都无法完全抛弃有神论的观念，但希腊罗马古典史学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体系下“史部”作品的主体内容却是人本的和世俗的。即便在中古西欧教会史学与伊斯兰史学的语境下，相对独立的世俗历史叙述仍在中世纪史著中占据较高比重。
第二，清晰完整的年代编排体系。古典时代的奥林匹亚纪年方式、雅典名年执政官纪年法与罗马双执政官纪年模式为史学撰述提供了准确且连续的年代参照系。经过基督教史学的改造，这一年代体系变得更为庞大和复杂，将犹太和埃及等地区的历史也涵盖在内。《左传》《国语》采用的王位纪年法与《资治通鉴》使用的太岁纪年法，则为汉文史籍的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参照。
第三，世代传承的史著编撰与阅读传统。与文学名著和哲学流派的相对独立不同，史学传统的形成往往有赖于世世代代史家的知识、著述乃至藏书传承，以及知识精英群体内部阅读、讨论和书写历史的普遍风气。在希腊罗马史学传统中，色诺芬的《希腊史》本为修昔底德史著的续篇，阿米安的《罗马史》也很可能是塔西佗《编年史》《历史》的直接续作。而在古代中国，司马迁名著《史记》所达到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父司马谈担任史官期间的史料整理工作，以及《左传》《战国策》业已确立的历史叙述框架。而二十四史的前后接续与至迟在唐代已较为成熟的史官制度，则为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延续及其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对历史人物、事件与制度等直观历史要素的理论性反思与评价。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原因的“探究”、波利比乌斯对支配地中海世界历史进程的“命运”之关注、普鲁塔克历史传记中的合论，以及《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与范晔在《后汉书》中建立的“论序赞”体例，均反映了古代优秀史家们超越简单历史叙事的模式，将历史知识升华为思想智慧、理论规律与道德准则的努力。这种史学的反思性往往在将单纯的历史叙事与特定文明语境下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构成了促进史学传统发展成熟的关键要素。
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史学意识萌芽
刊刻于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I)即位之初的《贝希斯敦铭文》，是一篇在大流士口授的基础上，使用波斯宫廷书吏参照巴比伦地区楔形文字字母草创的古波斯文书写的文本。该铭文的起草者与修改者均非历史学家，颁布铭文的目的是礼敬神明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并进行有利于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宣传。因此，《贝希斯敦铭文》虽然是古波斯帝国与古波斯文文献中历史元素最为丰富的一篇文本，但是它并不是一部史学作品。与此同时，这篇文本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历史书写的内容，记录了大流士一世即位后平定各地叛乱的军事业绩。笔者认为，《贝希斯敦铭文》的现存文本中已包含若干可能孕育成熟史学的萌芽和要素，反映了古代历史书写传统发展高峰期的时代特征。
首先，《贝希斯敦铭文》所反映的在同时代波斯帝国臣民心中牢固树立起来的时空范围已经非常明确，为历史事件的叙述与书写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坐标系。大流士一世在铭文开篇宣示了自己治下的波斯帝国的疆域范围，包括波斯、埃兰、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滨海地区、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帕提亚、德拉吉亚纳、阿雷亚、科拉斯米亚、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甘达拉、斯基泰、萨塔古迪亚、阿拉科西亚与玛卡等23个省份(dahyāva)。对于历史叙述与历史思维尤为重要的是，《贝希斯敦铭文》全篇采用了清晰完备、精确到日的纪年方式。铭文明确记载，玛哥僧高墨达(Gaumāta)在维亚克纳月结束后的第14天(公元前522年3月11日)起兵，并于伽玛帕达月结束后的第9天(公元前522年7月1日)篡位；大流士在会战中击败纳丁塔拜拉(Naditabairahyā)叛军的时间为阿奇亚迪亚月结束后的第26天(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大流士麾下将领达达尔西斯(Dādaršiš)击溃弗拉达(Frāda)叛军的时间为阿奇亚迪亚月结束后的第23天(公元前522年12月10日或公元前521年12月28日)。大流士还总结道，自己的种种光辉业绩都是“同一年内”(hamahyāyā： θarda)在神明阿胡拉—马兹达的保佑下完成的。如此精确的日期记载与鲜明的时空观念，反映了波斯帝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与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历法之间的紧密结合。时空坐标的清晰完整，构成了孕育成熟史学传统的必要条件。
其次，《贝希斯敦铭文》还具备一个似乎并不存在于阿卡德王国和亚述帝国纪功铭文中的特征，即铭文的刊刻者迫切希望采用制度化的手段，将铭文叙事内容所承载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帝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一种历史记忆。大流士在铭文中数次使用命令、威胁与诅咒的口吻，要求后人保留铭文及所配浮雕的内容，并将其公之于众。他还声称，自己已命人誊抄并朗诵这篇铭文，随后将铭文抄本分发到诸行省的各个角落，从而令各地民众欣悦不已。笔者认为，大流士的相关言论与做法，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利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媒介(人造的古波斯文、纪功铭文与浮雕、神明阿胡拉—马兹达的名义与宫廷书吏及遍布帝国各行省的驿道体系等)向帝国境内知识精英乃至全体臣民宣扬官方历史记忆的性质，其用意和功能与古代中国、阿拉伯与拜占庭帝国的官方史学，以及部分近现代民族主义史学作品异曲同工。波斯帝国君主与统治阶层对历史记忆政治功能的认可与利用，为宫廷书吏们主导的历史书写向某种形式的官方史学的转化，提供了可能实现的路径。
再次，从《贝希斯敦铭文》前4栏的布局谋篇来看，铭文的发布者及其所预期的读者或听众，显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从零散纷乱的历史事件中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的朴素历史思维。大流士在历数自己及麾下将领南征北战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后，又在铭文第4栏中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自己的军功进行了凝练概括：他在即位后的短短1年中组织了19次战役，消灭了9名反叛首领。而大流士战无不胜的原因在于，他的仇敌均用谎言愚弄和蒙骗人民，而大流士本人则言必信行必果，同时痛恨说谎者供奉的神明，从而得到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庇佑。笔者认为，这种能在历史书写者与读者和听众之间建立共识的抽象历史思维模式，与西欧中世纪的教会史观类似，但在深刻性与反思性上仍远逊于古典希腊史学与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优秀作品。《贝希斯敦铭文》以大流士一世的口吻所做出的历史规律总结，虽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具有浓重的宗教与政治说教色彩，但是依然展示了正在向成熟史学形态靠拢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学的过渡性特征。
三、《贝希斯敦铭文》中史学意识萌芽的潜在局限性
以《贝希斯敦铭文》这篇孤本为依据去讨论波斯帝国历史书写的局限性时，研究者势必要面对史料单一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与风险。由于古波斯帝国文明史在亚历山大东征后陡然中断的缘故，后人已无法重构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历史书写体系的全貌。从逻辑上讲，《贝希斯敦铭文》中某些史学元素的缺失，并不能被视为所有波斯帝国历史书写的局限性。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成熟史学所必备的要素并不存在于《贝希斯敦铭文》这篇现存最详细和最完整的波斯帝国历史叙事文献之中，甚至与该铭文的撰述原则明显相悖，那么我们至少有理由将其缺失视为古波斯帝国历史书写的一种“潜在局限性”，因为这些要素也很可能难以在其他业已佚失的波斯帝国官方史料中有所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希斯敦铭文》所体现的古波斯帝国历史书写的潜在局限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贝希斯敦铭文》的文本体现了某种求真意识，但是铭文中的“真实”观念仍与史学意义上的求真精神存在着明显差别。大流士一世在铭文第4栏中明确宣称，自己一年来对神明阿胡拉—马兹达的敬奉是真实的(hašiyam)，而非虚妄的(duruxtam)。但他随后又发表了一个符合纪功铭文修辞却明显与史学精神相悖的声明，指出他在铭文中有意忽略了自己其他的一些功业，以便后世读者不会因为铭文的内容过于浮夸而感到难以置信。这样的史实处理方式，显然有悖于要求全面出示所有相关史料的史学叙述与考证原则，展示了铭文中的历史书写与成熟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性。
第二，《贝希斯敦铭文》存在大量程式化语句。这些表述脱胎于数千年来两河流域地区礼赞帝王武功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具体的历史叙事几乎无关。铭文中对9位反叛大流士权威的首领的“撒谎”行为的重复表述，以及大流士一世对麾下将领千篇一律的指令，均体现了两河流域礼赞神明与帝王的政治文学传统“一唱三叹”的典型特征。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波斯帝国时代纪功铭文的书写中，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学传统和神权崇拜之间的分离尚未完成。
余 论
我们在此有必要指出，是否孕育出了成熟的史学传统，并非判断和评价古代文明发展程度高低的绝对标准。大量案例表明，古代诸文明的发展历程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作为上古文明重要代表的古印度文明，在哲学、数学、医学与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光辉璀璨的成就，并通过佛教的东传，对史学传统发达的中古东亚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古印度文明并未发展出高度成熟的史学体系，甚至连相对统一的、能够得到知识精英阶层普遍认可的纪年体系都长期付之阙如。同样，我们不可简单地依据业已具备史学诞生的土壤、却并未发展出成熟史学形态的历史事实，去对古波斯文明的整体发展程度进行或褒或贬的评价。不过，笔者认为，综观世界上古时代史学史发展的历程，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史学萌芽值得后人高度重视。作为反映古波斯语文献历史叙事模式的孤本，刊刻于大流士一世统治初期的《贝希斯敦铭文》使用了高度严整且一以贯之的纪年方法，表达了铭文发布者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将文本公之于众并传之后世，以及用制度化的手段塑造知识精英与帝国臣民历史记忆的明确意图，暗含了弃绝谎言、虔敬神明的君王方能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无往而不胜的朴素历史观。这套历史阐述模式本身已带有官方史学萌芽的特征，反映了两河流域的历史书写在波斯帝国时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但铭文本身对“求真”的特定理解，以及铭文语句的高度程式化又提醒我们，《贝希斯敦铭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作品。从成熟史学形态的基本标准来看，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之间仍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由于古波斯文明自身发展历程的陡然中断，以及帝国内部史料大量佚失的缘故，我们很难就帝国宫廷关于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的制度给出具体的论断。然而，希腊古典作家群体与犹太先知提供的蛛丝马迹似乎表明，波斯书吏们的历史书写工作曾经相当活跃，并且是在掌握丰富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波斯宫廷也建立了成熟完备的史料档案存放制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旧约圣经》中的篇章，显然保留了曾经作为波斯帝国臣民的犹太先知们对波斯宫廷的历史记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泰西阿斯与色诺芬等重要的希腊古典史家，均同波斯帝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些线索似乎在暗示我们，在两河流域诸文明兴衰交替的数千年历程中孕育并在波斯帝国时期产生了史学萌芽的古代近东历史书写模式，对犹太文明的历史书写与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等希腊古典史家的史学著述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从而间接地为西方古典史学的诞生，以及中世纪西欧和拜占庭知识精英历史观的塑造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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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
编辑：李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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