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全文如下：
近年来，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参与成为中东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中东著名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组织，它不仅是毫不妥协的反以武装，也是黎巴嫩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主党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扩大政治影响，深刻影响着黎巴嫩的内政外交。研究真主党的政治参与，可以为理解中东伊斯兰政党政治提供一个重要研究视角。
1982年，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陷入内战的黎巴嫩，在叙利亚的协助和伊朗的直接支持下，真主党秘密成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促使真主党诞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正如真主党现任总书记纳斯鲁拉所言:“若非敌人采取这一行动，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叫真主党的组织出现。”因此，真主党自视为伊斯兰抵抗组织，始终把抗击以军作为高于一切的使命。这一定位极大地影响了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立场和态度。除了反对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真主党在其他方面的思想主张也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这在1985年的《致黎巴嫩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公开信》中有集中体现。
《公开信》作为真主党第一份对外公布的纲领性文件，详细阐述了它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真主党把伊朗的霍梅尼视为自己的领袖，接受其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呼吁黎巴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坚信伊斯兰秩序是化解黎巴嫩政治危机的根本办法。然而，依据伊斯兰教“宗教绝无强迫”的原则，真主党在《公开信》里又明确表示，“我们不想向任何人强加伊斯兰教……不想通过武力让伊斯兰教统治黎巴嫩”，“我们呼吁在直接自由选择而非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伊斯兰秩序”。不仅如此，真主党敌视与以色列“勾结”的黎巴嫩长枪党，彻底否认黎巴嫩现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正由于此，真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漠视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生活，“不关心这种或那种政府联盟的建立，也不关注这个或那个政治人物担任某个部长职务”。它既没有与政府产生直接联系，也从未试图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而是置身于国家的权力结构之外，一切活动都以抵抗以色列为中心。总之，在80年代，真主党本质上只是一个武装组织，以军入侵、国内混战和伊朗影响等因素，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激进特征。
1990年底，延续15年的黎巴嫩内战正式结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进行政治重建，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国内各力量面临的重大任务。按照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自1972年以来的首次议会大选将于1992年如期举行。全新的政治形势使因抵抗以军而存在的真主党面临巨大挑战。
对于是否参加议会选举这一重大问题，真主党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以首任总书记苏步希·图法仪（Subhi al-Tufayli）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与其他组织进行广泛接触，主张对所有反对真主党伊斯兰观的人发动圣战;而以第二任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和第三任总书记纳斯鲁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真主党的政策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支持参加议会选举和以渐进的现实主义策略实现自身的目标。鉴于分歧严重，真主党成立了12人代表团，进行深入讨论。最终投票时，10人支持参加选举，2人反对。随后，真主党又就这一问题征求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意见，得到了后者的赞同和认可。通过这种途径，参与议会选举的合法性问题获得顺利解决，真主党也由此实现了内部意见的基本统一。
真主党决定融入内战后的政治进程，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伊朗和叙利亚的外在影响。前者与真主党有意识形态和利益联系，后者长期在黎巴嫩驻扎着大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其内政外交，两者以真主党为依托，在黎巴嫩进行合作，追求自身的利益。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次年，霍梅尼逝世，哈梅内伊继任领袖职位，务实派代表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随之，伊朗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度淡化，利益考虑成为外交政策形成的基准。为了实现在黎巴嫩对外交往的多元化，伊朗力促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改善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为了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一方面，叙利亚迫使黎政府同意真主党继续持有武器，打击以军;另一方面，又促使真主党放弃反对黎巴嫩政府，成为“忠诚的反对派”，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承认了对方的合法性，真主党不再试图推翻政府，而黎政府也不反对真主党成为内战结束后国内唯一的民间武装组织。由此可见，基于在黎巴嫩的利益诉求，伊朗和叙利亚都需要真主党参加选举。
其次，真主党自身的思想调整。真主党虽被普遍视为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但是其思想并非僵硬不变，而是富有相当的灵活性。如上所言，在《公开信》中，真主党就明确表示反对以暴力强加伊斯兰，这实际上为后来的思想调整留下了空间。内战的惨痛经历已经表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于其他教派。而且，真主党也不能不考虑黎巴嫩教派众多的现实和民众的意愿。依据学者哈里克在1992年的调查，即便在黎巴嫩什叶派中也仅有13%的人支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对这一客观事实，真主党有清醒的认识并因此大幅度调整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真主党认为，伊斯兰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抵抗以色列才是至上的任务和最大的正义。如果违背多数人的意志建立伊斯兰国家，不仅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也破坏了正义原则。鉴于此，真主党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建立伊斯兰国家，而是自下而上地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即伊斯兰社会优先于伊斯兰国家。这一思想转变和宗教论证理顺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使得参政行为具有了宗教的合法性。除此以外，真主党还淡化自身的泛伊斯兰色彩，把自身明确定义为黎巴嫩的民族主义爱国政党，以此强调对黎巴嫩国家的认同。因此，真主党虽然认为现有的国家制度不合教法，但依然加入了内战后的政治进程。
再次，真主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真主党诞生于内战之中，暴力是20世纪80年代它与外界交往的主要方式。90年代的政治重建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的准则，正常的政治博弈取代了血腥的暴力冲突。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就不能不改变对外交往方式。而且，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其他政治派别都按照《塔伊夫协议》解除了武装，唯有真主党的武器得以保留。这不仅成为反对力量攻击的口实，也使真主党面临着国内外解除武装的压力。真主党加入政治进程，可借此实现自身的合法化和角色的多元化。此外，随着中央政府重获权威，真主党再也无法忽视政府预算的分配。通过参加选举，真主党可以以各级议会为平台，表达政治意愿，影响预算的分配和使用，为自身和什叶派争取利益。
最后，法德拉拉的大力推动。法德拉拉（Fadlallah，1935—2010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巴嫩声望最高的宗教学者，对真主党和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政治运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被外界普遍视为真主党的精神领袖。法德拉拉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是化解黎巴嫩既存政治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但他清醒地意识到，黎巴嫩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摒弃暴力，以渐进和平的策略实现最终目标。他针对内战后的黎巴嫩提出了“人道国家”（Humane State）的设想。他认为，人道国家将保证个人自由，实行政治多元，取消教派分权制。人道国家是现存条件下的合理选择，是迈向伊斯兰国家的过渡阶段。他指出，“伊斯兰运动应该审视黎巴嫩的客观形势和特殊国情，考虑黎巴嫩教派问题的敏感性及各教派对所处环境的看法，而后在此框架内制定自己的策略”。由于此，内战结束后，法德拉拉力促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加入政治进程。
参加议会选举成为真主党在内战后发展的关键性事件。就此，真主党实现了自身的“黎巴嫩化”，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合法政党。这意味着，黎巴嫩复杂的政治现实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成为真主党确立和制定自身政策的首要依据。真主党不再是只顾打击以军的对外封闭的武装，而成了对外“开放”、适应黎巴嫩国内形势变化的组织。由此，它也在伊斯兰抵抗组织之外获得了另一种身份——名副其实的主流政党。为了表明态度，真主党在“军事吉哈德”之后，提出了“政治吉哈德”的口号。随着自身的“黎巴嫩化”，强硬派在真主党内部失势，以纳斯鲁拉为代表的务实派成为真主党的主导性力量。
长期以来，真主党专注于抵抗活动，对其而言，议会政治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然而，一旦真主党决定参加选举，便迅速“入戏”，熟悉了游戏规则。它灵活运用多种策略，获得了众多议席。就其专业程度和实际效果而言，它都远远胜过了国内绝大多数政党。在主客观方面，真主党参政都具有诸多明显的优势。
（一）教派分权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家权力按教派分配是黎巴嫩政治体制的一大特征。依据1943年的《国民公约》，国家的三个最高职位总统、总理和议会议长分别由三个人数最多的教派，即马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担任，议会议席及其他重要职位以1932年的人口普查为基础，按6∶5的比例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分配。内战结束后，教派分权制虽然做出重大调整，但本质并未变化。教派分权制虽有诸多缺陷，却使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政治上最开放的国家。在这一制度下，各教派互相制衡，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垄断国家权力，具有广泛民意的真主党也就不可能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更不可能像邻国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遭受国家暴力，它也因此享有了中东多国伊斯兰政党无法想象的极为宽松的参政环境。这就意味着只要真主党参选，黎巴嫩政权就不可能向它关闭大门，它可以自由利用手中的媒体等工具为自己服务。此外，教派分权制直接导致了黎巴嫩政治的教派化和教派的政治化，教派具有了政治功能，成了重要的政治单位。在此情况下，真主党是什叶派的主要政治代表和表达政治意愿的主要渠道，什叶派支持真主党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二）反以抵抗活动提升了政治声望
真主党虽属什叶派组织，但其解放领土的任务却超越了教派界限，触及了民族情感，是绝大多数黎巴嫩人关注和支持的对象。正是靠着反以抵抗活动，真主党在国内和穆斯林世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内战结束之时，以色列还占领着黎巴嫩南部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于其他组织基本解除了武装，黎巴嫩政府军又没有参与反以军事活动，真主党成为20世纪90年代抵抗运动的绝对主力。它综合运用游击战、伏击战、心理战和自杀式袭击等多种方式，不仅给以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让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真主党甚至取得了连其他多个阿拉伯国家都难以相比的成就，塑造了近乎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多年来，以军始终找不出应对真主党的有效办法。2000年5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迫不得已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样，就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即一国主要依靠一个民间武装，基本实现了光复领土的目标，真主党由此在国内赢得了空前的声望。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真主党的什叶派议席数多达9席，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另一大什叶派政党阿迈勒。当然，在以军撤离后，真主党军事活动的“政治效益”在逐步消减，越来越多其他教派的黎巴嫩人对其继续持有武器表示不满。虽然如此，真主党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什叶派的支持。
（三）社会福利活动扩展和巩固了社会基础
在黎巴嫩，就社会福利活动的范围、规模、效率、影响和细微程度而言，没有一个政党或组织堪与真主党相比。实际上，真主党把社会福利活动视为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战略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初，真主党最初向参与抵抗活动的战士及其家庭提供各种帮助，后来，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真主党影响下的所有需要帮助的黎巴嫩人。其内容丰富多样，细致入微，包括积极有效地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向烈士和战俘家属、伤员本人及其家属提供援助;向老人、残疾人、孤儿和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助;向学生和学校提供多种支持;为普通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帮助和指导农民发展农业;解决贝鲁特南部什叶派聚居区的垃圾处理、生活用水和电力问题等等。受惠者以什叶派为主，但也包括其他教派的群众。由于长期的内战重创黎巴嫩经济，许多百姓生活困难。真主党的社会福利活动犹如雪中送炭，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战争造成的破坏，赢得了什叶派的民心，使其在国内的政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据调查，社会福利活动确实是什叶派大众普遍支持真主党的一大关键原因。而且，其他政党的社会福利活动普遍存在中饱私囊、行贿受贿等现象，真主党则以信仰和纪律约束行为，从未因腐败而受到指责，即便其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真主党因此而获得了“干净先生”（Mr. Clean）的美誉。在腐败盛行的黎巴嫩，这一独树一帜的廉洁形象自然会给真主党带来相应的政治回报。
（四）教派对话活动拓宽了生存空间
黎巴嫩有18个合法教派，是中东教派构成最复杂的国家，这一最大的“国情”促使真主党把教派对话作为内战后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内战时期，什叶派曾与其他多个教派发生血腥冲突。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审时度势，把对话作为处理教派关系的主要原则。纳斯鲁拉指出，“我们运动的一大支柱是尊重他人和在《古兰经》与道德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不管他们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在真主党看来，对话不仅可以化解既存的矛盾，也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合作创造空间。因此，真主党主动与马龙派等基督教宗教领导人进行沟通，也与多数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真主党对话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各教派精英，1990年以来，真主党党员在家中举办了一系列名为“认识我们”的小型会议，邀请普通基督徒与某位真主党领导人就各种话题坦率地交流看法。真主党还鼓励什叶派青少年与其他教派的同龄人建立友好关系。对话活动为真主党与其他教派人士和政党进行政治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派矛盾和冲突的负面影响。
（五）灵活多样的选举策略占得了政治先机
真主党既然决定参选，便以获得最多的选票为目标。为此，它从多个方面努力，并尽显专业水平。
1. 精心准备，积极动员。与黎巴嫩多数政党没有选举方案或者方案十分简单不同，每次选举，真主党都提前制定完备的选举方案，建立选举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深入动员选民，自身强大有力的组织也保证了行动的有效性。此外，它还利用所属的多家媒体（1家电视台、4家广播电台和5家报刊杂志）为自己造势，尤其是灯塔电视台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在1998年市议会选举时，真主党提前5个月成立选举委员会，600名每月享受600美元薪水的全职党员和几百名义务党员在街头巷尾游说广大选民。在整个选举活动中，真主党的花费估计高达500万美元，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其他政党。这些正是真主党选举获得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
2. 主动协调宗教理想和政治方案之间的关系。鉴于黎巴嫩不具备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客观条件，真主党对理想与现实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它虽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但现实的行动完全遵循一般的政治逻辑。其国民议会选举方案重点阐述自身对各重大问题的主张;市议会选举方案则把各地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主要的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联合其他政党、教派和独立人士一同参选，真主党每次的选举纲领只涉及各种外交、政治、社会和经济等“世俗”问题，避免谈及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一富有争议、有碍团结的问题。当前，就具体政治主张而言，真主党在本质上与国内其他世俗政党已没有任何区别。即便在其居于优势的什叶派聚居区，真主党也没有试图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贝鲁特南部郊区最大的什叶派城镇古北利（al-Ghubayri）就以出售美酒闻名于整个黎巴嫩。此外，真主党虽然由纳斯鲁拉等乌里玛领导，但其参选名单却主要由掌握现代知识的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市议会选举尤其如此。
3. 搁置差异，互相合作。真主党虽是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但它对国内其他政党的态度，却完全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教派的差异。只要有需要，真主党会与任何不与以色列有关联的政党共推选举名单，这既包括共产党等左派世俗政党，也包括内战时期被真主党视为仇敌的马龙派长枪党。这一灵活的政策既确保真主党在什叶派人数相对较少的选区也能获得一定的选票，也避免了真主党的政治孤立。事实上，在1992年以来的历届议会中，真主党都有数目不一的其他教派的支持者。
参加1992年的议会选举，开启了真主党发展的新时代。自此，它逐步融入了黎巴嫩的政治体制，接受和熟悉了其既有的游戏规则，活跃于黎巴嫩政治舞台。近20年来，真主党的参政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
（一）1992—2004年的政治参与
在2005年之前，真主党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为参加选举，即争夺国民议会和市议会席位，并以其为平台和渠道，发挥自身作用，影响国内政治。但是，真主党并未加入政府，谋取部长职位，而是处于一种有限参与的状态。
1. 国民议会选举
虽然是第一次参选，但真主党在1992年选举中的表现依然让黎巴嫩国内各政党大吃一惊。此次选举中，真主党赢得了27个什叶派议席中的8席。尽管这一数字要少于阿迈勒的9席，但依然出乎各方意料之外。此外，议会中还存在4位亲真主党议员（2位逊尼派和2位基督徒）。这样，由12位议员组成的真主党集团成为议会中的一支强大力量。真主党也由此成为黎巴嫩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在1996年选举中，真主党赢得了什叶派议席中的7席。连同其他教派的议员，真主党集团共由9名议员构成，这一数字比上届议会减少3位，但依然被阿迈勒视为重要威胁。2000年议会选举时，以军刚刚从南部撤离不久，真主党的什叶派议席数增加至9席，大幅度超过了阿迈勒（6席），而且，在这届议会里真主党的所有议员都是世俗人士而非乌里玛。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什叶派内部的直接冲突，在伊朗和叙利亚的协调和压力下，真主党和阿迈勒在每次国民议会选举中都是共同推出选举名单。因此，上述数字并未完全反映出真主党的真实实力。
真主党虽然参与了历届议会选举，并获得了多个议席，但长期拒绝加入政府。按照真主党副总书记卡塞姆的说法，不满世俗的教派分权制、避免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及部长作用微弱，是真主党经过内部讨论后作出这一决定的三大原因。因此，真主党实际上长期扮演着议会反对派的角色。它拒绝对20世纪90年代的历届政府投信任票，反对拉菲克·哈里里连续三届政府（1992年、1996年和2000年）的预算方案，阻止议会通过任何“有利于”以色列的议案，屡次批评政府的各项政策。它还以黎巴嫩普通大众的代言人自居，为政府提出多种具体的建议和方案。这一任务主要由研究与汇编咨询中心（The Consultative Center for Studies and Documentation）负责，作为真主党的首要思想库，它以大量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迄今提供了300多篇富含专业性建议的研究报告，范围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此外，真主党还多次提出废除教派分权制，把全国划分为一个选区进行议会选举。总之，积极参加选举却又不与政府合作，是这一时期真主党参与议会政治的显著特征。
2. 市议会选举
相对于国民议会选举，市议会选举更加显示了真主党的影响和实力。在真主党等政党的游说和压力下，时隔35年（上一次在1963年）后，黎巴嫩市议会选举在1998年5月开始。市议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因而这项选举受到真主党的高度重视。在这次选举中，由于没有叙利亚的干涉，真主党和阿迈勒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公开竞争。结果，在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山区什叶派占据优势的城镇，真主党共赢得了90个席位全部5个市议会，阿迈勒一个席位都没有得到。在纳巴提耶省，真主党和阿迈勒大致平分秋色。在阿迈勒具有多年影响的南部省，真主党明显处于劣势，而在贝卡省，真主党则成为首要的什叶派政党。总体而言，相比阿迈勒，真主党占据了上风。
在2004年的市议会选举中，真主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几乎在两年前，真主党便公布了自己的选举方案。与1998年一样，真主党掌握了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山区所有的什叶派市议会。在贝卡省，相比1998年，真主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南黎巴嫩省和纳巴提耶省，真主党也首次超过阿迈勒。总体而言，无论是市议会数还是议席数，阿迈勒远远落后于真主党，只相当于后者的1/2。在什叶派大众中，真主党的影响力已远非阿迈勒可比。
通过市议会，再结合社会福利活动，真主党在众多什叶派居住区实现了有效治理，大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贝鲁特南部郊区城镇古北利便是这方面的典型，由于表现出色，它被联合国确定为黎巴嫩向民众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样板。真主党由此加强了自身与什叶派大众的关系，获得了明显的政治效益。
（二）2005年以来的政策调整
2005年是黎巴嫩自内战结束后国内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04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59号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离黎巴嫩和黎国内所有民兵解除武装，矛头直指黎境内的叙利亚驻军和真主党武装。次年2月14日，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身亡，直接引爆了黎巴嫩积聚多年的矛盾，国内政治由此进入了延续多年的大动荡时期。大批黎巴嫩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走上街头，公开要求叙利亚撤军。5月中旬，在各方压力下，叙利亚军队完成撤离。
国内局势的剧变对真主党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对于真主党而言，抵抗是其最优先的任务，而拥有武器则是进行抵抗的基本条件。因此，不放弃手中已有的武器是真主党坚守的一大原则。正如纳斯鲁拉所言，“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怀有解除真主党武器的念头，我们都会像卡尔巴拉的烈士一样与其进行战斗”。当叙军在黎巴嫩驻扎时，借助于叙利亚的影响，真主党不会面临来自政府要求解除武装的压力。但随着叙军撤离，叙利亚作为真主党的保护伞便不复存在，无论是官方和民间，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都日益强烈。另外，黎政府亲近西方、疏远叙利亚的政策也使真主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已无法置身于政府的权力分配之外，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机构、介入政治生活成为真主党实现自救的必要途径。因此，它迅速改变了有限参与的立场，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的全面参与者。在参加议会选举的基础上，它彻底投身政治舞台，不仅积极谋求部长职位，与阿迈勒和奥恩派基督教力量结盟，还频频利用街头政治实现政治目的。伴随着参政方式的多样化，真主党已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角色。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决定参选后，真主党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
1. 以政治联盟对抗政治对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主党曾多次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但仅限于在某一选区共推选举名单。2005年以后，真主党主动与其他力量结为全国性的政治联盟，共同对抗它们的政治对手。这既是真主党安全感缺失的反映，也是国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什叶派与其他教派关系的恶化，真主党与阿迈勒冰释前嫌，一起维护什叶派的利益，尤其在2006年与以色列的战争后，什叶派空前团结在真主党周围;另一方面，2006年2月，真主党与奥恩领导下的基督教力量“爱国自由运动”达成“谅解备忘录”，两者协调立场，共谋国家权力。政治联盟的形成扩展了真主党在全国的影响，却也使黎巴嫩陷入了近十几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在政治对抗中，一方是以真主党为首的什叶派和奥恩的自由爱国运动为主的“3·8”联盟，另一方则是由逊尼派、德鲁兹派和部分基督徒组成的“3·14”联盟。由于两派互不相让，近年来政府曾数次垮台，总统职位也曾悬空长达半年之久。
2. 利用街头政治实现政治目的
2005年以前，街头示威不是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对抗的主要手段，真主党也仅仅组织了4次大规模游行，且都不以实现国内政治目的为目标。但在2005年哈里里遇害后，黎巴嫩国内政治严重两极化，黎民众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动员，街头抗议成为黎巴嫩政治较量的常态，真主党也多次组织支持者走上街头，向反对者施压，且其持续时间漫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05年3月8日，针对大批黎巴嫩人要求叙利亚撤军的示威活动，真主党组织约50万人上街集会支持叙利亚。2006年12月1日，在成立联合政府、获得11个内阁席位和提前举行大选等要求被福阿德·西尼乌拉政府拒绝后，纳斯鲁拉号召人们进行“和平而文明”的游行。当天，至少80万人上街，10天后近200万人（全国约400万人）再度示威，而后数月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静坐和罢工等抗议活动，政府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多次出现零星冲突，导致多人伤亡。2008年5月7日，黎政府决定拆除真主党在全国布设的通讯设施和撤换贝鲁特机场的亲真主党保安司令，国内局势随之急速恶化，濒临失控。真主党与支持政府的逊尼派民兵在西贝鲁特发生巷战。军队随即介入，政府被迫放弃了原有的决定。5月21日，各方达成的《多哈协议》终结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危机。据此，“3·8”联盟在议会中享有了否决权，在随后的联合政府中，“3·8”联盟占据了11个内阁职位，足以决定政府的存续。6月，新政府内阁一致发布声明，承认了真主党作为抗以武装组织的合法性。就此，真主党基本实现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目的，在与对手的较量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3. 加入政府，争夺国家权力
2005年之前，真主党对内阁漠不关心，但现在却极力争取部长职位和政府权力。在哈里里遇害两个月后，真主党史无前例地对新建的纳吉布·米卡提内阁投了信任票，而且，还支持一个同情者（不是正式党员）特拉德·哈马德成功获得劳动和农业部长的职位。为了让更多的真主党成员进入内阁，就必须赢得更多的议席。因此，真主党极为重视2005年5月底的国民议会选举。它首次提出“投票是宗教义务”的口号，呼吁什叶派积极投票。最终，真主党史无前例地获得了14个议席（11个什叶派议席）。随后，真主党积极谋求内阁部长职位。在试图获取关键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失败后，真主党的一位重要成员被任命为能源部长。此外，特拉德·哈马德继续担任劳动和农业部长。这样，真主党第一次在政府内具有了相当的发言权。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3·14”联盟获得71席，“3·8”联盟获57席，其中真主党为12个席位（11个什叶派议席）。在随后建立的萨阿德·哈里里政府中，“3·8”联盟共获得了10个内阁部长职位（真主党为3个，总数30个）。2011年1月，“3·8”联盟的10位内阁部长和与其亲近的国务部长辞职，致使政府垮台。当月，真主党支持的纳吉布·米卡提击败萨阿德·哈里里，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成为总理。在6月组建的新政府中，“3·8”联盟的内阁职位由10个大幅度增加至16个，超过内阁半数。这标志着真主党在政府中的权势进一步扩大。
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真主党实现了自身的重大转型，由国内政治的旁观者成为了全面的参与者。其角色更加多样，功能更加复杂，随之也更加适应黎巴嫩社会。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而言，现在的真主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被外界视为黎巴嫩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2009年12月底，真主党对外发布了新的《宣言》。作为1985年《公开信》之后的第二份思想纲领，它依然强烈反以反美，但省去了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承认黎巴嫩政治制度是真主党活动的最佳环境，强调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作用。这是真主党近30年来思想和行动转变的总结，也为其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宣言》的发布说明，抛弃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扎根于黎巴嫩的政治现实，是当前真主党的基本生存法则。在经历与现实的长期碰撞后，真主党已“重生”为一个具有完整政治功能的现代政党。
对真主党而言，政治参与的深化和扩大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2005年以来，真主党积极争夺国家权力，完全融入政治体制，成为黎巴嫩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当前，真主党面临的早已不是要不要参政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参政、尽最大可能地获取国家权力的问题。真主党既不可能脱离黎巴嫩政治体制而发展，也不可能以暴力推翻现有体制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国家。在既存政治体制内谋取生存和发展，是真主党的不二选择。
目前，虽然面临着武器问题、哈里里遇害案等一系列难题和挑战，真主党将依旧是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真主党的崛起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并非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简单结果，而是什叶派政治动员和维权行动的逻辑产物。真主党的政治参与本质上是什叶派政治意愿的集中表达。正是由于阿迈勒和真主党，什叶派的政治能量得到了空前释放，彻底改变了他们在现代黎巴嫩政治生活中数十年的边缘地位，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势教派。作为什叶派的主要政治代表，真主党以什叶派为立足之本，对外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近年来，随着黎巴嫩教派关系的恶化和外部压力的增大，什叶派达到了空前团结的程度，而真主党便是团结的象征。什叶派各个社会阶层，无论其宗教倾向如何，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积极支持真主党。在某种程度上，真主党已经是什叶派公认的政治领袖。什叶派的坚定支持，既赋予了真主党强大的生命力，也对其提出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在什叶派早已是第一大教派的情况下，真主党的政治参与实际上反映了什叶派把数量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强烈愿望。
在中东伊斯兰政党的政治活动中，真主党的政治参与既具有黎巴嫩特殊国情下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方面，真主党没有遭受国家暴力，享有中东绝大多数伊斯兰政党难以想象的自由和空间，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服务。正由于此，真主党的政治参与取得了罕见的成效。但与此同时，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和教派分权制成为真主党扩大政治权力的最大障碍，什叶派政党的性质决定了真主党无法支配或独掌国家权力;另一方面，真主党与其他所有伊斯兰政党一样，都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也都在不断反思、总结经验。伴随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由激进走向温和，由暴力走向和平，成为近几十年中东伊斯兰政党的普遍的现象，真主党近30年的历史正是这一轨迹的如实反映。据调查，世界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和民主制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及穆斯林世界未来的进步具有同等重要性”，这意味着在民主规则下，任何政党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摒弃伊斯兰传统。确实，相比世俗政党，伊斯兰政治组织往往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廉洁高效、意识形态更有魅力等诸多独特的优势，只要政治体制开放，它们一般都能通过选举分享国家权力，真主党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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