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成果】姚继德、纳绍骞：中世纪早期波斯地理文献中的西南丝绸之路

文摘 2025-01-24 19:00 陕西

内容摘要中世纪时期波斯地理学文献的代表著作《世界境域志》和《奇异志》对西南丝绸之路有丰富而有趣的反映。基于波斯语、阿拉伯语、中古汉语、古缅语、彝语材料的词源学比较显示：西南地区的三个关键地名在中世纪波斯地理学文献中可以被比定为“徒里拙”“蒙舍”“蛮”，对应着唐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骠国、南诏和东蛮。除波斯文地理文献外，大量的汉文史料和阿拉伯文史料也显示：波斯商人至少在公元10世纪末就已经知道并参与到连接着印度洋、骠国、南诏、东蛮、唐朝之间贸易路线中，棉布、麝香是唐代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商品，相关记载印证了上述对音和比定的有效性与可信性。上述波斯地理学文献对西南丝绸之路的记载，不仅为西南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波斯文史料证据，有助于从汉文文献以外的视角来认识印度洋东北部延伸到中国西南境内的古代商贸活动，重新发现中国西南地区在唐代的国际性地位，也为构建中国“面向印度洋的陆海大通道”的理论添砖加瓦。

关键词 中世纪；南诏；波斯；地理文献；西南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姚继德，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纳绍骞，伊朗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博士候选人、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思想战线》2024年第6期。全文如下：

西南丝绸之路，又称“南方丝绸之路”“川滇缅印道”，其国内段常称为“蜀道”“蜀身毒道”等，国际上惯称“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东线”，是经由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直接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自从1904年法国东西交通史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发表开创性的《交广印度两道考》文章之后，至今学界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著述颇丰。其中，方国瑜考释了唐代以前汉文典籍中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地名的对音。陈茜勾勒出了唐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路线情况：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北连西藏，东达内地，南沿银生接缅甸、泰国、西经永昌通缅甸、印度。姚继德从云南马帮的视角出发，将西南丝绸之路描述为商贸文化“网络”，在概括出其中的四个亚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区域内各国人民之间经济交往、宗教传播、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外交朝贡的五大功能。不过，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方铁指出，西南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成果相较北方丝绸之路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地理上西南丝绸之路远离长安、洛阳等古代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自然地理上西南丝绸之路的环境不利于历史遗迹的留存。根据孙华等人的总结，目前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存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缺乏外文文献的声音；二是缺乏考古学的实证；三是混淆线路的概念；四是缺乏深度的文化信息。其中，第一个问题尤为突出，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文献学考证多数是基于汉文文献，而缺乏其他文字文献提供的视角。

事实上，波斯和其他伊朗语族文明很早就参与到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流中来。汉文典籍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最早的记录就与大夏（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有关：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就在大夏发现了邛竹杖和蜀布。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180年前后，大夏所铸造的铜镍合金钱币的成分可能使用了堂琅（今云南巧家东南）附近出产的白铜。到了中古时期，西南丝绸之路上中国与波斯的交流并未断绝：碑刻记载，昆明在公元632年出现了穆斯林建立的清真寺；公元801年，康（撒马尔罕）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士兵参与到了吐蕃对南诏的战争中；在宋代，大理国工匠在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第9号摩崖石刻中雕刻了一尊波斯国人雕像。鉴于交流是双向的基本事实，我们认为，中世纪早期波斯地理文献中可能存在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细致刻画。

一、中世早期波斯地理文献概观与其中的西南丝路

波斯世界的中世早期起始于公元648年阿拉伯征服，终止于1258年蒙古征服。在中世纪波斯文献的诸多类别中，地理文献是反映旧世界各地信息最丰富的体裁。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学文献，指的即是7至13世纪以波斯文撰写、翻译、编纂的地理学著作，目前存世的共有5种，详见下表。

表1中世纪早期波斯文地理学著作一览

在初步阅览上述波斯地理学文献后，我们发现，这批波斯中世纪地理学著作对中国西南边疆有记载的有两种：《世界境域：自东至西》（以下统称《世界境域志》）和《览世之杯》（以下统称《奇异志》）。

　《世界境域志》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波斯文地理学文献，作者佚名，撰写于公元982年。该著作分为61论（波斯语：），前8论分别为全书绪论、大地、海洋、岛屿、山原、河川、荒野、地域划分，中间52论以中国为起始，以苏丹为结束，详细介绍了旧世界52个大地域的人文地理情况，最后一论为结论。该书的孤本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编号C.612，本研究参阅了伊朗德黑兰大学和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收藏到的影印本。《世界境域志》第10论记载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三个地域，译文如下：

《奇异志》是一部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很大的波斯文地理学著作，作者为穆罕默德·本·马哈茂德·图西，撰写于1161至1178年间，是献给塞尔柱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者图格雷勒·鲁库努丁·阿布塔里卜·本·阿尔斯兰·本·图格雷勒的礼物。这是一本基于宇宙、气象、山海、地域、树木、人事、人性、鬼灵、飞禽、走兽等10大要素（波斯语：rukn）来解释各类怪异的书。该书目前共有11个藏本，分别为：1.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藏本第Add.115号；2.德国图宾根大学图书馆（）藏本第663号；3.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法提赫中心图书馆（Fatih Merkez Kütüphanesi）藏本第4173号；4.伊朗马什哈德拉扎维大学图书馆（）藏本第5582号；5.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苏莱曼尼耶写本图书馆拉拉易司马仪藏品集（）藏本第559号；6.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本第Mixt.370号；7.伊朗德黑兰议会图书馆（）藏本第6709号；8.伊朗德黑兰马赫达维博士藏品集（ rMahdavī）藏本第66号；9.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藏本第Or.oct.265号；10.伊朗德黑兰马立克国立图书馆（）藏本第5959号；11.伊朗马什哈德拉扎维大学图书馆藏本第号。本研究参阅了伊斯坦布尔法提赫本、伊斯坦布尔拉拉易司马仪本、德黑兰马赫达维本三种藏本在德黑兰大学图书馆的影印本。《奇异志》在第四要素关于地域的部分中，有对印度与中国之间地域的记载，译文如下：

印度之一部尝为阿丹（祈其安福）之国，初降于彼处，因其吉福，有智慧、机敏、长寿、财宝诸物；是域谓其国曰，城众多。而后,国也，与中国接。

中世早期波斯地理学家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大陆上有三个重要地域，即、mūsa、。英国俄裔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ladimir Minorsky,1877—1966）在对波斯文《世界境域志》的英文翻译中，将这三地转写读为、mūsa、，认为这三个邦国位于缅甸和云南滇西一带，依次比定为“骠国”“弥臣”和“弥诺”。然而，米氏的比定在语音发展和史料证据上存在不足。我们考证后认为，对应“徒里拙”，即南诏以西的骠国；mūsa对应“蒙舍”，即南诏；对应“蛮”，即南诏以东的东蛮。关于这三个地名的词源证据与史料证据将在下文详述。

二、词源学证据

上述三个地名在相关阿拉伯文献中也有记录。阿拉伯地理学与波斯地理学在中世纪早期属于互相融合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波斯地理学的传统从古代进入中世纪，是靠阿拉伯地理学衔接的。一方面，中世纪早期波斯地理学受阿拉伯地理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阿拉伯地理学中也大量吸纳了古代波斯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因此，在研究中世纪早期波斯地理学文献时，有必要参考同时期的阿拉伯文献；这对厘定专有名词正字法和补充描述性记载大有裨益。经过搜集研读，我们发现了有6种对上述地域有记载的阿拉伯文献，相关地名的正字法如下表：

表2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学文献与相关阿拉伯文献中唐代西南蛮三地名对照表

第一个地名对应的名称有两种：一种为或，另一种为qīrunj或furunj。两种皆与南诏西部骠人的有关。前一种写法的正字法为，《世界境域志》将第二个字母r误抄为v。汉文史书表明，骠人的自称“突罗朱”，中古汉语拟音为；骠人在爪哇语中的他称是“徒里拙”，中古汉语拟音为。其中，爪哇语这一他称的拟音特别符合波斯文表记的音节结构；我们猜测，波斯人对骠人的最初认识有可能经过了爪哇人的中介。当然，波斯语对骠人的称谓也得到了汉文和孟文文献的支持，江喜陀时代的孟—缅文碑铭中的tirchul，极有可能就是“骠人”。值得注意的是，骠人的自称与今天云南西部的部分彝族支系的族称对应。如丽江彝族堂郎支系的自称、永胜彝族他留支系的自称、滇西部分彝族的他称；这些称谓可能也与有关，因为骠人与滇西彝语支族群的关系颇深。另一种写法的正确形式为furunj。在阿拉伯文中，字母f常用于对应其他语言的/p/，且常常在抄写时与字母q发生混淆。该单词对应孟-缅文的，意为“国都”，即骠国的国都“罗城”，即今天缅甸的卑谬。写法对应骠国族称，写法furunj对应骠国首都，均进一步证实了第一个地名与骠国的相关性。

第二个地名对应的名称只有一种，但呈现出两类对音规则。在第一种规则中，第三个字母采用擦音对音，写作mūsa或;在第二种规则中，第三个字母采用塞擦音对音，写作mūja。两者都对应汉文典籍中的“蒙舍”，中古汉语拟音为。穆根来等在翻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时，将mūja对音为“蒙舍”，极具先见之明。有趣的是，现代彝语对“蒙舍”这一古地名发音的第二个音节的辅音也呈现擦音和塞擦音的二分趋势。大理彝族摩察支系自称为/misa/，楚雄彝族密岔支系自称为。波斯文的对音显示，“蒙舍”这一地名的首音节在唐代是没有?尾的；用东摄字对应长高元音开音节是唐代西北方音的常见方式，这可能说明，唐代以前中古汉语的云南方言中已经失去了尾。

第三个地名的正确写法是。今天云南文山彝族支系高裤脚彝的自称可能与此有关。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书法中，字母n、b、y、的基干类似，只有标注点的数量和位置不同，极易在传抄时出现误差，均为阿拉伯文文献对第三个字母n的误抄。对应汉文史料中的“蛮”，中古汉语的拟音。“西南蛮”是唐代对西南边疆诸部的统称，“东蛮”是南诏对其东方诸邦的统称，指的是南诏与剑南、江南、岭南三道交界地区的一系列民族政权。

三、史料证据

从中世早期的编排来看，徒里拙、蒙舍、蛮位于印度的东侧，与伽摩缕波（今印度东北部）、占婆（今越南中南部）、高棉（今柬埔寨）、三摩呾吒（今孟加拉国南部）等地域接近。三地的特点是邻近中国，呈线性排开，蒙舍居中，同汉籍中描述的唐代西南诸政权中“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西南骠……东北际黔巫”的地理分布一致。具体到这三个地方的人文地理情况，汉文、波斯文、阿文史料亦有大量相互的印证。

（一）骠国的人文地理情况

《世界境域志》记载骠国人肤色较黑，但同时代的汉文和阿拉伯文史料缺乏对骠国国民肤色的直接描绘。不过，汉文典籍中存在一些间接的证据。唐代樊绰特别提到了骠国的属国“弥诺面白而长，弥臣面黑而短”。在唐、五代的汉文史料中，一般都记载南亚语系的族群肤色偏黑。例如 “林邑……发拳色黑……真腊……人形小而色黑”，又如“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部分汉籍直接指出骠国的坤朗、禄羽等属国城镇也号大小昆仑部落，“俗与弥臣同”。方国瑜认为，弥臣、昆仑都是孟人的城邦。虽然骠国上层可能是藏缅语族群，但其国民的主体在当时应是孟人。阿拉伯文献虽然没记叙骠国民众的肤色，却讨论了南诏人的“白色”肤色。不难看出，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眼中，骠国人更黑，南诏人更白，也就是说骠国人的南亚人属性更浓，而南诏人的藏缅人特征更多。

《世界境域志》中提到徒里拙的人都身穿棉制品，也就是说，棉制品在骠国的使用情况已经达到了引起波斯旅行者注意的程度。《世界境域志》中有目前波斯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棉纺织业的文字记录之一，分两种：一种是棉（波斯语：panba），产地包括呼罗珊、雷伊、阿塞拜疆、印度；另一种是吉贝（波斯语：），产地包括伊拉克、雷伊、法尔斯、克尔曼、呼罗珊、河中。在《世界境域志》的描述中，“徒里拙”与三摩呾吒（今孟加拉湾北岸）均被归为重要的印度棉产地，说明了骠国在10世纪时已经成为了关键的棉纺织业聚集地，出产的棉闻名波斯语圈。汉文典籍有诸多和《世界境域志》中相对应的记载。例如樊绰记载：“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骠国、弥臣、弥诺，悉皆披娑罗笼段”，又写道：“骠国……男子多衣白，妇人……余着青婆罗裙，又披罗段，行必持扇。”唐代正史也描绘了“骠国……男女……其衣服悉以白为朝霞，绕腰而已，不衣缯帛，云出于蚕，为其伤生故也”。汉文典籍一会儿说“娑罗”，一会儿说“白”，实际上反映了棉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称谓。民族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娑罗”是彝语对棉的称谓，“娑罗”的中古汉语拟音*sala，对应巍山彝语的sala，意为“棉”，说明了彝族早在唐代就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棉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白”则是汉文中对棉的称谓之一，最早出现在对高昌棉的记载中：“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樊绰也注意到了骠国和南诏之间棉贸易：“骠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罂为贸易，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而且“云南王蒙异牟寻……进纳吐蕃赞普钟印一面，并献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幷甲文金，皆方土所贵之物也”。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也记载：“吉贝……南诏所织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王妻服朝霞，芦史所谓白吉贝、朝霞吉贝是也。”总的来说，《世界境域志》中对骠国棉花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棉作为西南丝绸之路沿线上波斯、骠国、南诏、吐蕃、唐之间的重要贸易商品的地位，支持了亚洲棉在公元9—10世纪经由云南传入中原的理论。

除了《世界境域志》，《奇异志》中对骠国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首先，《奇异志》将骠国视为亚当降世之地，而在《世界境域志》中，亚当降世之地是sarandīb（音：萨兰迪布，中国地理文献中亦写作“细兰叠”）山。今人习惯将sarandīb特定地解释为斯里兰卡，例如19世纪末云南旅行家兼地理学家马德新（1791—1872）就曾指出，亚当降世之地sarandīb山在斯里兰卡。但实际上在中世早期，sarandīb泛指印度以东受印度文化辐射的地区，对应梵语的suvar，意为“黄金半岛”或“黄金之岛”，亦对应孟文文献对下缅甸的雅称suvannabhumi，意为“黄金之地”。如此看来，《奇异志》将作为广义“黄金之岛”一部分的下缅甸骠国所属城邦与狭义的“细兰叠”混为一谈，也情有可原。

《奇异志》中还认为，骠国城邦众多，这也符合孟-缅文和汉文文献的记载。在孟-缅文文献中，骠国有32勐。汉文典籍也明确了骠国有18属国、9镇城、298部落，突出了骠国城邦林立的特性。

（二）南诏的人文地理情况

《世界境域志》中提到骠国与中国之间有山，考虑当时骠国和唐朝未直接接壤，此“山地”当为耸立在伊洛瓦底江谷地与四川盆地、红河三角洲、西江谷地之间的云贵高原。而云贵高原之上正是位于西部的蒙舍和位于东部的蛮。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云贵高原山地的记载更加详细，例如“蒙舍的山很高，山上覆盖着白雪，山脉绵延，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在（蒙舍与蛮）这两个地域中，所见全是高山”，或如“蒙舍周围有陡峭的高山环绕，山上覆盖着白雪，山峰高耸，信德和印度的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波斯和阿拉伯人遇见的山极有可能是滇西的点苍山、高黎贡山或大雪山。汉文典籍记载：“玷苍山，南自石桥，北抵登川……西面陡绝……山顶高数千余丈……夏中有时堕雪……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其高处造天。”三种文献交叉印证，可见云贵高原的群山，在当时已经被波斯和阿拉伯旅行者熟知。

《世界境域志》强调了蒙舍人用坚固的城池和楼台保护自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点。在汉文典籍中，南诏的城池以六赕为代表，形制宏大：

大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靑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牓，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邆川城……自阁罗凤及异牟寻皆填固增修，最为名邑……白崖城……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惟开南北两门，南隅是旧城，周回二里，东北隅新城，大历七年阁罗凤新筑也，周回四里。

樊绰对南诏城池楼台的规模详述有加，可以想见，南诏诸城——尤其是都城阳苴咩城——也有同样的原因值得波斯旅行者特地书写一番。

《世界境域志》将蒙舍列为麝香的九大产地之一，凸显出南诏在麝香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其余数种阿拉伯史料也强调了南诏麝香的特殊性。有的认为“（蒙舍）境内麝香很多……其境内的麝香特别优质，功效甚佳”，有的赞叹“（蒙舍的）麝香极为贵重，甚至冠以国名，贩卖麝香的海员们对此很熟悉，称其为蒙舍麝香”，有的将蒙舍视为涨海（即南海）上的一个岛，认为“岛上有麝牛和麝猫动物”。在汉籍中，麝香也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甚至取得了通货的地位。例如樊绰记录道：“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币。”而且，麝香已经被明确存在于南诏同波斯的贸易中，樊绰就此写道：“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部分学者将“波斯”考证为缅甸勃生，认为波斯旅行家难以抵达大理洱海地区，无疑是低估西南丝绸之路的畅通程度了。在唐代，以麝香贸易为代表的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流远比今人想象得更有活力、更加密切。

《世界境域志》中还提到骠国、南诏、东蛮正在与唐王朝之间发生的战争，而且唐军占据胜势。这一点得到了阿拉伯文文献的支持，而且阿拉伯地理学家认为，战争主要是由南诏发动的，阿拉伯学者还提到蒙舍“境内出产马很多，数次与邻国进行战争”。根据今天对汉文史料的研究，南诏确实发动或参与了诸多对周边国家、部族的战争，可谓四处用兵。这些战争按时间顺序排序包括南诏统一六诏（732—738年），南诏灭两爨（742—749年），第一次唐—南诏战争（749—779年）、南诏—吐蕃战争（794—801年）、南诏劫掠安南（816年、823年、846年、858年），南诏劫掠西川（829年、831年），南诏劫掠骠国（832年），南诏劫掠弥诺弥臣（835年），第二次唐—南诏战争（859—875年）；此外，南诏还曾劫掠过昆仑国、女王国、真腊国，但具体年代尚未考订。其中，在南诏权相王嵯颠摄政的公元816—858年间，南诏对诸多邻邦展开了侵袭，呈现出一种好战的态势，这与阿拉伯史料的记载类似，但与《世界境域志》描述的南诏联合骠、蛮攻唐的描述不符。《世界境域志》描述的南诏的战争有可能处于第二次唐—南诏战争后期（865—875年），原因有二。一是南诏于865年在安南战线输给了高骈率领的唐军，败势显现。二是南诏军队有能力联合蛮、骠军队共同攻唐。史载“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其蛮并在拓东，南生杂类也……今亦为南诏所总，攻战即点之”，而且南诏在832年劫掠骠国后，将三千骠人安置在拓东，具备调动骠人士兵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地理书中还有关于南诏妇女服饰的描述，成为确证“蒙舍”这一比定的重要史料。地理学家伊德里斯记载：“（蒙舍）女子在诸国中是最美的，她们不遮掩长长的秀发，而是用缯帛束扎，用海贝、珍珠点缀。”这与汉籍中关于南诏妇人“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以缯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的记载一致。

（三）东蛮的人文地理情况

中世早期波斯地理文献未对蛮的具体情况有详细记述，只提到了蛮和中国相邻。反而在阿拉伯文献中有部分记载和汉文典籍出现了对应。《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写道：“蒙舍之后是蛮诸国，境内城邦众多，地域延伸到蒙舍国，不过这些国家人口更多，民众更类似中国人。”《黄金草原》中记载：“（蒙舍）国邻接蛮国，境内城邦众多，土地广阔，耕地很多。”《热望之旅》中描写说：“蛮岛上有一些城邦，这个岛比蒙舍岛更辽阔，土地更肥沃，民众更像中国人。”汉籍正史记载两爨蛮的“邑落相望” “延袤二千余里”，而牂牁蛮则“侵地数千里……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东谢蛮“地方千里，宜五谷”，而且从种类数量上来看，“群蛮种类，多不可记”。除南诏外，《云南志》中记载的有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等28种；《旧唐书》中记录有东谢蛮、西赵蛮、牂牁蛮3种；《新唐书》中记录有爨蛮、昆明蛮、牂柯蛮、东谢蛮、西赵蛮、河蛮、黎州蛮、雅州蛮、巂州蛮、戎州蛮、姚州蛮、安南蛮等12个大类。但无论南诏还是唐王朝，都将这些部族统称为“东蛮”。例如《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记载，南诏与唐联合进攻吐蕃时期，异牟寻曾“畏东蛮、麽些难测，惧为吐蕃乡导”，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分析“东蛮”不敢有二心。波斯地理文献中的“蛮”符合是对南诏和唐朝的边界之间所有“蛮”类部族的总称，即东蛮。

从地理上看，关于东蛮的比定也符合阿拉伯文献的描述。首先，“蛮与中国相邻”，具体来讲“蛮与中国相隔一座山，通过极为困难”，而且“靠近中国的边境有蛮岛，相距四程”。部分阿拉伯地理著作将中印之间的大片地域看作一系列群岛。其中，伊本·赛义德在其著作《大地延展》中认为“蛮岛在蒙舍岛北部”，关键是此书还给出了蒙舍城、蛮城、咸阳城的经纬位置：蒙舍城为经163度，纬南9度；蛮城为经163度零几分，纬南4度；咸阳城为经168度，纬北1度。阿拉伯中世纪地理学的经纬体系与当今地理学中的经纬度略有不同，其经度系统误差较大，传抄时也容易出现错误，测算绝对位置时偏差较大。幸而在《大地延展》中，蒙舍城、蛮城、咸阳城都记载在同一分区中，因此可以测算出三地之间相对的地理位置。按每度约111千米测算，蛮城应在蒙舍城北555千米左右，咸阳城西南783千米左右，“蛮”应位于汉源、马边、镇雄、大方一线的今天川滇黔三省交界附近地域，即南诏与唐之间的边境区域。

第二，阿拉伯文与汉文典籍中关于蛮和唐的交往关系的记载也极为类似。唐廷对东蛮的管理采用羁縻策略，而非武力臣服。这种羁縻关系得到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的确认，他们有以下观察，例如“蛮地诸王与中国天子礼尚往来，交往关系和睦，但并非臣服于中国；蛮地诸王每年派遣使节向中国天子献礼，中国天子也派使臣向蛮地诸王还礼”；又如“（中国和蛮）君主互派使臣，互赠礼物”；又如“（蛮岛）诸王所占据的岛屿与中国没有相隔很远，他们派使臣前往该国，向天子纳贡献礼”。汉籍正史对唐与东蛮之间朝贡的频率作了描述。例如牂牁蛮从620年起开始朝贡，其朝贡频率为三年一贡，是诸蛮中与唐廷关系最为密切的；而东谢蛮则从797年开始向唐廷要求按照牂牁蛮的制式，进行三年一贡。

第三，阿拉伯地理学家还观察到了唐廷控制东蛮使臣团的“押领制度”。《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由于该地十分辽阔，蛮地诸王的使臣到达中国边界时，必然被监视起来，因为中国担心使臣数量众多，可能会威胁中国。”《黄金草原》中写道：“蛮国民众胆大且勇敢，很有力气，因此他们的使臣来到中国后总是受到监视，不能到各地自由游览，因为中国人担心道路情况和薄弱之处被他们掌握。”唐廷创设“押领制度”来严格管控使臣朝贡的行程，其目的是避免诸蛮使臣扰乱秩序或刺探机密。汉籍史料表明，唐廷在西川、黔中、岭南的边境州县设置都押衙，要求官员将使团“押领”到京城，例如公元808年唐宪宗敕曰：“自今以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东蛮使臣为南诏刺探军情并非单纯的想象，甚至部分东蛮在唐和南诏之间扮演双面间谍，例如黎州附近的三王蛮同时为南诏和唐刺探军情：“黎、邛州……西有三王蛮……岁禀节度府帛三千匹，以诇南诏，而南诏亦密赂之，觇成都虚实。每节度使至，酋长来谒，节度使多奏威惠所怀，以罔天子也。前谒必请于都押衙，且听命，都押衙不令者，辄讽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阿拉伯地理学家能够记下到唐朝的“押领制度”，可以猜测其信息源也参与了东蛮对唐朝的朝贡。

综观来看，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都从特定侧面继续了骠、南诏、东蛮的人文地理详情，塑造的形象十分具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印证，可以支持我们对“徒里拙”“蒙舍”“蛮”三个地名的比定。

四、结论

　　波斯中世早期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和《奇异志》中明确描绘了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徒里拙、蒙舍、蛮三个地域，对应汉文典籍中的骠国、南诏、东蛮，这种比定也得到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学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波斯中世早期地理文献以及与其相关的阿拉伯地理文献中所描绘的骠国的孟民、棉衣、城邦，南诏的山川、城池、麝香、战争、女子服饰，东蛮的地貌、对唐关系等，也得到了汉籍史料的交叉印证。因此，本研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波斯和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唐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具有较信实的了解，已经基本掌握了自印度洋上岸经由骠国、南诏、东蛮抵达唐朝的贸易通道干线的地理情况；第二、除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外，中国西南边疆也是唐代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东蛮、南诏通过骠国出海参与印度洋贸易网络的可能性可以被证实；第三、棉布和麝香是该路线上被特别提及的特色贸易商品，波斯和阿拉伯的海员上岸后可将骠国的棉布带至南诏，再将南诏麝香带回波斯和阿拉伯。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不仅为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外文文献证据；也为打破汉文文献孤掌难鸣的困境创造了可能；还为关于中世早期东亚、南亚、西亚文明经由西南丝绸之路网络开展的对话和交流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更为云南作为中国面向印度洋的陆海大通道的理论构想，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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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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