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全文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正式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整个世界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如何治理核能利用从此成为全球治理中备受关注的议题。罗伯特·杰维斯曾尖锐地指出，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改变了政治竞赛的实质。本文通过分析伊核问题的发展动向，使用新帝国主义分析框架来探究美伊互动过程中伊朗的战略选择，为伊朗缘何执迷于发展核项目提供新的解释角度。
伊核问题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实层面而言，核安全与全人类息息相关，关心伊核问题中的美伊互动、分析伊朗的行为逻辑对妥善处理国际核危机十分必要，也为防止未来的冲突升级提供新的思路。从理论层面而言，本文既对国家安全政策选择做出理论补充，又揭示美伊关系不平等性的背景和影响，对探索更合理有效的全球核治理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一、伊核问题及其复杂性
（一）伊核问题的历史背景
伊核危机是世界核治理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由于伊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美伊关系的复杂性，这场危机显得旷日持久，能否顺利解决伊核问题对国际安全具有巨大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伊朗就曾被曝光秘密进行核试验，但当时伊朗相关负责人宣称核试验是为了发展民用核能；至2002年，“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系反对伊朗政府的流亡组织）向国际社会报告伊朗政府正在为研制核武器而进行铀浓缩活动，自此，伊核问题成为了国际安全界的棘手问题。2006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伊朗已经成功地提炼出纯度达3.5%的浓缩铀。虽然制造核武器级别的铀浓度需要至少达到90%，但这已经足够引起美国、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不安。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多个核不扩散国际协议的签署国，伊朗的一系列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因此，从2006年至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第1737号、第1747号、第1803号及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施了连续四轮的经济制裁。伊朗的经济环境虽因制裁遭受重创，却并没有停止铀浓缩活动，直至2015年7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又称为“伊核协议”）签署之时伊核问题才得到了名义上的政治解决。历经10年谈判，伊朗终于与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又称P5+1）达成了将伊朗核项目置于严格管控15年的协议，包括铀浓缩的丰度不超过3.67%、浓缩铀存量不超过300公斤等。可惜好景不长，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撕毁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作为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反制，伊朗宣布分四个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新一轮的伊核危机开始凸显。拜登执政后，美国虽然表示希望重返伊核协议，但是谈判过程曲折复杂、困境重重。2021年12月结束的维也纳第七轮伊核问题谈判仍未出现实质性进展，伊核问题至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
（二）伊核问题的复杂性
伊核问题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主要是，核项目自身的特性和伊核问题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令伊核问题错综复杂。
1、核项目自身的复杂性
在现今的核治理体系中，各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持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即开展民用核能项目。伊朗始终对外宣称本国保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但是区分民用或非民用核能的判断标准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丰度需要达到90%以上，这一界限看似为区分核项目的性质划定了标准，但是在实践层面，浓缩铀丰度从20%达到90%的过程并不存在更高的技术门槛。因此，一旦掌握浓度达20%的铀浓缩技术后，能否研制出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早在伊核协议签署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报告表明，在纳塔兹浓缩铀燃料生产厂、法拉亚德技术公司等伊朗境内多地发现不同的低浓缩铀与高浓缩铀污染，而伊朗将高浓缩铀污染归因于进口的离心机部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观察到燃料浓缩厂有工程进展，伊朗始终强调该工程是为了民用建设，这些检查结果令许多国家担忧伊朗打着民用核能的旗号发展军用核力量。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的几年，伊朗更是多次提高浓缩铀的丰度，希望通过此举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民用核能与军用核能的界限更加难以区分，成为事实上的“连体双胞胎”。伊朗虽然尚未生产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但已是绝对意义上的“核边缘”国家，距离研制出核武器只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中，通过区分民用与军用级别的浓缩铀标准来限制伊朗将不再有效，未来有关伊核问题的谈判难度将增大。
在核安全方面，由于核项目的相关环节非常繁复，任何一个环节监管和控制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不仅包括因事故或敌对国打击造成的核泄漏等问题，还包括核技术外流至其他组织团体或个人的风险。2011年和2020年，伊朗纳塔兹就曾发生过核设备事故，一度令国际社会担忧核泄露可能造成的多种风险，包括引发周边的环境污染、健康问题等。除此以外，中东地区常年不稳定的局势也加剧了伊核问题的复杂程度，伊朗的核反应堆曾在两伊战争中被伊拉克精准打击，极有可能造成油料泄漏等情况，为了防止未来再次被敌对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伊朗不得不加大核设备的防空保护力度。面临军事突袭风险时如何保护核设施的安全，成为了伊核项目一件浩大且困难的工程。
除国家行为体以外，中东地区还存在多股武装势力，甚至包括恐怖主义组织。为了防止核技术被非法武装势力利用，监管和控制核武器的扩散尤为重要。核技术与核原料均具有相对可转移性，如果核设备的管控过程出现纰漏，则有可能导致核技术与原料被非法武装组织掌控。凭借公开的技术资料，比如现已解密的曼哈顿项目文件《军事用途的原子能》中已披露了制造核弹的细节，制造核武器不再是非法组织可望不可及的目标。由于恐怖分子与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出发点不同，恐怖分子为了达到极端目的，存在滥用核能的极大风险。因此，只要能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即使制造出的核弹不安全、不可靠、不可预测，也依然是他们乐见其成的，核技术与核原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将会对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核项目自身的复杂性对管控与治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搭建针对核设施和核原料的完善的监管体制，伊朗政府是否能平稳有效地履行其监管职能、防止核外流，关系到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
2、国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
伊核问题牵涉的国际主体复杂，各个国家渴望达成的目的不同，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伊核问题的政治博弈，维护自身利益。伊核问题的主要利益主体包括伊朗、美国、俄罗斯、欧盟与中国，各方在伊核问题上的出发点和相应对策均有所不同。
伊朗方面，恰似中国古语“天下未乱蜀先乱”，蜀地因丰厚的粮草储备和战略位置一直是冷兵器时代的必争之地。在当今世界，石油是每个国家的战略发展资源，享有丰厚石油储量的中东自然是世界的战略要地。伊朗不但地处中东地区的关键地带，而且在世界石油储量中排名第四，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供应链，这些国家特性决定了伊朗的地缘政治意义非凡。一旦不能妥善解决伊核问题，将对世界政治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受伊朗政治体制的影响，伊朗核政策的决策机制涉及国内的许多群体，伊朗原子能组织一直负责处理与核相关的具体事务，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商讨核决策，而由精神领袖、总统与议长组成的领导委员会最终决定核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仅内部决策程序复杂，在伊朗决策层内部对如何处理核问题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保守派人士大多支持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改革派人士则倾向于通过和谈解决。事实上，有关核问题的各种决策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不管是哪种倾向的领导人握有实权，伊朗与美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安全利益方面互相视作敌人、互不信任的基本状态无法改变。
解决。事实上，有关核问题的各种决策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不管是哪种倾向的领导人握有实权，伊朗与美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安全利益方面互相视作敌人、互不信任的基本状态无法改变。
美国方面，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很多：在石油问题上，美国需要维护国际石油价格的稳定；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需要维护其盟友的安全，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提供延伸性保护；在自身战略目标层面，美国需要防止伊朗扩大在中东的什叶派穆斯林势力，防止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在中东享有绝对优势，期望最终实现伊朗政权的更迭。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非常忌惮一个拥有核能力的伊朗，因而历届美国政府都尝试遏制伊朗的“核雄心”，奥巴马政府选择与伊朗接触，特朗普政府选择极限施压，拜登政府的具体政策虽尚不明朗，但整体趋势上是恢复与伊朗谈判与接触。历届美国政府对待伊核问题的态度没有本质区别，都希望遏制伊朗的大国追求，通过令伊朗陷入长期困顿而实现政权更迭，不同的领导人只是在实现目的的手段上有所区别。美国从伊核问题伊始就试图混淆伊核问题与伊朗问题，企图运用核问题在道义上的劣势遏制伊朗崛起为地区性大国的雄心。早在伊核问题出现之前，美国就对伊朗长期实施单边经济制裁；待伊核问题浮出水面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规定的对伊制裁愈加苛刻，包括冻结财产、禁止购买石油、切断金融服务等。
欧盟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性，因而欧盟高度关注伊核问题，其基本态度是反对伊朗走向核武器化的道路。早在2004年出台的《中东－地中海安全战略》中，欧盟就表示希望在中东建立无核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同时，由于欧盟与伊朗经贸往来密切，伊朗的稳定关乎欧洲的整体安全，美国对伊朗的威胁和制裁同样令欧盟不安，欧盟不希望伊朗受到美国的过度削弱，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上没有始终追随美国，而是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有学者将欧盟对伊朗的政策概括为“胡萝卜+大棒”，在“胡萝卜”诱导方面，欧盟促成《德黑兰宣言》、签署《巴黎协定》、推出激励计划等一系列行动，通过给伊朗提供经济和政治利好来换取伊朗放弃铀浓缩研发等核相关活动；在“大棒”惩戒方面，欧盟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的决议，与美国共同筹建“意愿同盟”，在安理会的基础上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200－204欧盟双管齐下的政策曾对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与伊朗的对峙，近年来的欧盟对伊政策收效甚微，越来越难以抑制伊朗拥核的意图和行为。
俄罗斯方面，伊核问题牵涉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多个方面，俄罗斯对待伊核问题充满矛盾性。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恢复大国地位，将伊朗视作其东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尝试通过伊朗打开中东市场，扩大贸易、吸收投资。伊朗对俄罗斯的经济多元化与地区影响力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而俄罗斯在核问题上无法对伊朗强硬到底。另一方面，俄罗斯亦不希望在中东出现一个核大国，扰乱中东地区脆弱的稳定，进而威胁自身的安全。俄罗斯在强调和平利用核能的前提下多次与伊朗开展核领域的合作，包括帮助伊朗建立核反应堆、提供核燃料、建立加工企业等，也一直是伊核协议多边谈判的积极推动者。由于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时常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俄罗斯希望在不与伊朗绝对对立的情况下，以多边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因而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烈谴责美国的做法，希望尽早恢复多边主义的伊核协议体系。
中国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伊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突出，伊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关乎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此外，伊朗地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环。中国始终维护核不扩散机制，反对伊朗拥核，但同时反对美国借伊核问题全方位打压伊朗以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希望维护平等和谐的国际秩序，反对美伊之间的施压与对抗，预防地区冲突升级。因此，一直以来中国都积极推动关于伊核问题的多边谈判与对话。
上述分析反映出伊核问题涉及的相关各方利益需求盘根错节，其中不乏相互冲突之处。要全盘实现这些目标难上加难，更突出了伊核问题的复杂性。整体而言，伊美关系是伊核问题的核心，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也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各国的考量各有不同。有鉴于伊核问题的复杂程度，新伊核谈判尚在进程中，但是可以预期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有突破性的成果。
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伊核问题的平稳解决势必需要多方的配合与妥协。伊核问题发展多年依旧原地踏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关键性成员美国的不配合。美伊互动始终是伊核问题的核心，但是美国一直表现出强制性、进攻性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都令伊核问题难以破局。伊核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核本身，而是美伊之间敌对关系的突出表现。一些学者将美国的行径定义为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这一框架成为解释美伊互动的新视角。
新帝国主义是相对于以领土扩张和政治控制为特点的传统帝国主义而言的概念，是指霸权国企图控制他国的经济交往、政治体制或人民生活的行为，霸权国通常针对的是有潜力崛起的或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与殖民主义不同，新帝国主义并不要求霸权国拥有正式的对他国的领土主权和司法裁定权，而是凭借霸权国的影响力和有利于霸权国的国际治理体系对他国施加压力，强迫他国做出符合本国心意的行为。帝国主义并未随着20世纪中期民族解放运动推翻殖民统治的过程而消失，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国际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新帝国主义针对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多样、程度深浅不一。对这一概念存在多种学术解释，其中，从经济角度探讨新帝国主义的研究最多，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经济手段实现有效压迫的揭示；大卫·哈维分析了剥夺性资本积累对资本帝国的重要意义，解释了美国通过资本霸权获取强制认同的逻辑。事实上，除经济领域的控制外，新帝国主义还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美国主导构建的世界秩序之中，詹姆斯·徒利将其称为“非正式帝国主义”，他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国家结构并不能保证国际秩序是非帝国主义的，美国在二战后牵头建立的大批国际机制确保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否认其他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从新帝国主义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有助于为伊朗的核战略选择提供新的理解思路，找出美伊互动中的要点问题。
（一）美国在全球核治理领域的新帝国主义倾向
新帝国主义的核心特质是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非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在全球核治理框架构建方面，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色彩尤为突出。美国通过各类国际协定及国际组织搭建了全球核治理的基本框架，获得在核领域强大的影响力和所谓合法性，在核问题上掌握全球领导权，多次对其他国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违背平等公正的交往原则。巴西、埃及等许多国家都曾经表达过对美国构建的核秩序的不满，认为美国不仅在核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标准，还从话语体系上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打压，宣称只有承袭启蒙思想的西方世界才有资格与能力管理核武器，而将第三世界对核项目的追求一律贬斥为“非理性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纵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态度颇有非议，批评美国只允许其盟友拥有核力量，而打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与管理核项目的能力，是“他者化”非西方国家的“核东方主义”。美国在全球核治理领域的双重标准还表现在2021年9月牵头构建美、英、澳三国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这一军事安全协议的首要目标是由美、英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该目标完成后，澳大利亚将会成为首个获得核动力潜艇的无核国家，这一举措将搅动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引发核扩散的风险。核潜艇的燃料动力需要高丰度的浓缩铀，虽然澳大利亚表示核潜艇的动力将由美国提供，但是美、英、澳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公然踏入条约的灰色地带，是对全球核治理体系的挑战。除此之外，2019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核作战条令》，拓展原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扩展到核作战领域，核武器变成了打击美国定义的恐怖主义势力、流氓国家的可使用的工具，在此规定下，不符合美国标准的国家都面临着潜在的核打击风险，导致全球核问题愈加复杂。
美国之所以能在核治理领域推行带有新帝国主义性质的政策，主要依赖法理层面和事实层面两个基础：
从法理层面来讲，全球核秩序是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包括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核不扩散条约体系，以及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供应国集团为核心的制度性组织，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核治理体系。全球核治理体系从国际法的层面上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有核国与无核国，并将这一状况固定下来，在美国搭建的核治理体系范围内，美国不仅令本国的核项目获得了法理上的合法性，也拥有了禁止无核国家核化的合法性。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美国积极推行防扩散政策，综合使用经济制裁、强制性外交、激励政策等方式，使无核国家放弃核诉求。
从事实层面来讲，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令它拥有恩威并施的能力，军事实力、货币霸权和技术垄断都令美国可以凭借其力量优势对无核国家施压。休·古斯特森将美国的行为视作新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美国数量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使它拥有随时随地干预或威胁干预他国事务的军事能力，这种威慑能力是美国能对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涉及中东问题时，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行径表现得尤为明显，中东地区核问题时常与能源问题绑定，而丰富的石油等战略储备资源又深刻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因而美国频频上演石油政治的戏码，在海湾地区大量驻军并多次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令其不仅能够通过威胁、强制等手段强迫其他国家无核化，还能通过激励的方式阻止核扩散，比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曾实施“纳恩－卢格计划”，每年从军费中拨出4亿美元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使这些国家放弃对核武器的诉求。虽然“纳恩－卢格计划”被誉为核不扩散领域的“马歇尔计划”，看似是在以经济实惠维持核不扩散体系，但美国推行该计划的实际出发点仍是自身的战略安全利益。美国将这一计划作为干预他国内政的杠杆，为提供援助附加许多条件，同时，经济援助往往也只以服务或实物的形式提供，真正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整体而言，美国维持着一种不平等的国际核治理体制，既充当核治理领域的规则制定者，又充当“头号玩家”
（二）美国新帝国主义在伊核项目上的具体体现
在伊核问题上，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行为主要表现在标准模糊和不守信誉等方面。美国对盟友拥核与伊朗发展核力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措施。被公认为事实核国家的以色列既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又从未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却能在既有的国际核秩序中觅得一席之地，不曾受到国际制裁，与美国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美国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与战略资源需求，与以色列保持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支持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但是，美国却强力反对伊朗发展核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最初的核项目开发恰恰是源自美国“和平原子计划”的支持，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支持包括：帮助伊朗建立核反应堆，提供作为燃料的高浓度铀，鼓励伊朗原子能组织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培养专业核工程师等。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后，美国才开始变为伊朗核项目的坚定反对者，暴露出美国根据自身需求随意摆弄国际核秩序的虚伪性。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行为还表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没有遵循固定的标准。首先，美国对伊制裁的前提并不明晰。尽管内贾德于2006年宣称伊朗已迈进“国际核技术俱乐部”，但彼时伊朗的铀浓缩水平并未超过国际限制，而美国已经先行对伊朗采取制裁。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指责美国缺乏启动对伊制裁的确凿证据，是在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意图而非实际行为进行制裁，不符合国际法程序。其次，美国实施制裁的标准十分模糊。印度虽也曾因发展核武器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制裁，但是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政府就取消了所有的制裁，不仅如此，还声称印度遵循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精神，继而改变了对印度公司的许可证发放方式，从原先对核有关企业的全部拒绝变为逐案审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遭受了来自美国的长期的、整体性的制裁。此外，对伊朗制裁的程度与方式也不符合常规。通常情况下，为阻止一国发展核项目而进行的制裁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目的是为了对核门槛国家施压使其放弃核诉求。然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则不仅包含能源领域，还深入金融、航空等民生领域，尤其在2020年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袭扰的情况下，这种制裁方式使伊朗无法通过国际支付体系（如SWIFT）进行进出口结算，阻挡了很多医疗器械的跨国交易，加大了伊朗抗击疫情的难度，继而引发了伊朗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制裁的方式上，美国除了对伊朗进行初级制裁，还加紧实施次级制裁，意味着制裁与伊朗有经贸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如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就曾在2012年因与伊朗进行商贸活动而被美国制裁，这种全方位的制裁迫使许多国际企业为求自保而停止与伊朗相关的业务，对伊朗的社会民生造成又一重打击。
除了标准模糊以外，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信誉也较差。特朗普指责伊朗不遵守伊核协议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自2015年签订协议以来一直遵守协议的各项要求，将本国的核项目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审查之下，铀浓缩的丰度也没有超过协议要求的3.67%。美国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是不尊重国际核秩序的典型霸权表现，这一行为不仅严重打击了此前一直在遵守协议规定的伊朗的履约积极性，还给留在协议内的其他国家造成了困惑与不便。对特朗普只从美国利益出发而罔顾他国权益的做法，伊核协议内各国纷纷表示劝阻与不满，多次试图阻止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中国外交部也表示要维护伊核全面协议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为了缓解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带来的种种问题，欧盟推出了“阻断法案”来禁止欧盟公司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还设立了独立于美元支付体系的“特殊目的实体”以维持和伊朗的贸易往来。虽然从整体效用来看，欧盟发挥的补偿性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展示出欧盟在伊核问题上与美方的不同立场，更反映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不合理性。
美国对伊核问题的新帝国主义态度并没有因为政府换届而有所转圜，对伊朗的怀疑和敌视是美国国内保守派对中东政策的延续，美国始终将伊核问题上升为伊朗问题，施行捆绑式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美国对伊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崛起、保持美国的影响力，这一核心目的在美国历届政府中延续。近年来，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十分强硬，在经历了奥巴马任期内短暂的“春天”后，美伊关系又回到了施压与对抗的传统路径上。美国接二连三地对伊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性举措：2019年4月，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界定为“外国恐怖组织”；2020年1月，美国刺杀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拜登政府虽然不似特朗普政府那般极限施压，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伊政策的新帝国主义色彩，拜登政府宣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依旧力图在各个方面获得重返伊核协议的主导权，比如拒绝减缓2018年起美国对伊朗新增的制裁或做出实质性让步，拜登政府试图通过保持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争取伊核谈判中的有利结果，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轮新伊核谈判中，拜登政府还要求加入限制伊朗导弹项目的内容。
伊核问题的症结在于伊美关系，从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框架下看待伊核问题可以发现，伊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新帝国主义与伊朗的地区大国诉求之间的冲突。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种种举措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为了遏制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大国，确保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区域优势以保障稳定的战略资源供给，美国如此明显的新帝国主义行径势必会遭到伊朗的强烈抵制。
（一）分析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传统视角
核门槛国家是否走上发展核武器之路是预防核扩散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学界对国家发展核项目的原因已做多种讨论，涉及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心理等多个方面，本杰明·索尔库和斯考特·瓦伦丁探究了拥核的国内动机，包括加强国家安全、安抚利益集团和遏制反对派等。理查德·贝茨分析了看似不适合发展核项目的弱小国家为何渴望拥核，他指出恐惧和雄心是导致弱国无论是否需要核项目都会拥核的主要原因。雅克·海曼斯强调政策制定者感知到的外部威胁对一国的核诉求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发展出有关国家身份的理论框架，当国家的身份被领导人塑造为对抗性民族主义时，最容易激发对核项目的向往。具体到伊朗的核问题上，有关伊朗为何执迷于发展核项目的解释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传统的视角和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视角。传统的视角从核门槛国家为何发展核项目的几种典型解释框架出发，强调核武器维护国家与政权安全、推广意识形态的意义；新帝国主义的视角则以反对美国霸权的视角为基础，侧重核武器的象征意义。
对伊朗发展核项目最经典的解释思路，是把伊朗拥核自保的战略意图视作伊朗开展核项目的核心原因。伊朗群众普遍认为自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战略上层层包围伊朗，给伊朗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伊朗希望凭借核武器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来防止美国对本国政权的颠覆。这种观点关注国际体系层面的相对实力变动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承认伊朗与美国的长期敌对和互不信任使伊朗核化成为维护生存安全的必需。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更进一步地诱发了伊朗强烈的生存忧虑，担心自己因在政体与文明方面同美国的高度“异质”而面临被打击的命运，不仅如此，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生存环境也面临着以色列等国的挑战，八年浩劫般的两伊战争令伊朗将国家安全与核项目紧密联系。对伊朗核化的其他传统解释还包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突出伊朗发展核武器对威权政体存续的意义，另有学者认为，伊朗核化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身份地位，在海湾地区传播泛伊斯兰文明，实现扩张什叶派伊斯兰信仰的宗教抱负，构建起连接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的什叶派走廊。
但是，解释伊朗核诉求的传统视角，尚不足以说明伊朗缘何在面临重重阻碍下依旧致力于推进耗资巨大的核项目。发展核项目最大的挑战来自经济问题，核武器是一项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事业，世界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在核武器上的花费高达910亿美元。虽然有学者认为核武器带给一个国家的安全感可被视作公共物品，但核武器的毁灭性杀伤力令它成为国际争端中不可使用的武器，因为没有国家能够承担将世界拖入核战争的风险，这种“不可使用性”使得对核武器的投资看起来是十分不明智的。发展核武器对伊朗的社会生活水平起不到改善作用，作为一个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65的国家，伊朗的当务之急显然应当是发展经济、缓解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非研制核武器。此外，伊朗发展核项目的成本还包括因此受到的经济制裁，涵盖禁运、资产冻结等多种类型，当联合国宣布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时，伊朗的资金外流数在几个月中就高达约2000亿美金，严重影响了伊朗正常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
（二）作为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核项目的象征意义
上述分析显示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代价十分高昂，传统的角度为伊朗的核战略选择提供了部分解释，但如果伊朗的目的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延续威权统治或实现宗教抱负，除了发展核项目以外还有其他政策选择，无需如此执著于核项目，这说明伊朗发展核项目还有更系统性的政治目的。本文认为伊核问题的核心是美伊关系，伊朗执著于发展核项目是希望运用核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象征意义来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以此作为对美国向伊朗实施战略压力的政治回击。
美苏冷战时期，就有学者意识到核项目的象征意义在国际政治中极为重要，传统的现实主义路径在核问题上的适用性不足。与常规武器不同，核武器的政治博弈从比拼传统的军事力量变为比拼哪一方更能承担毁灭性风险。基辛格指出：“核时代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变化，可以史无前例地改变均衡格局。一国拥有核武器之举，会比以往占领任何领土更深刻地改变势力均衡。”因此，在核威胁中，大国与小国的实力区别将不再如常规威慑中那么明显。对小国而言，发展核武器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核隔离”现状，从而走向一个更平衡的国际秩序。美国对伊朗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新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仅通过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对伊朗形成围堵之势，还不断“妖魔化”伊朗现政权，寄希望于伊朗国内发生“和平演变”，甚至把迫使伊朗放弃核项目作为加速伊朗政治变革的必要步骤。面临这样的情况，伊朗之所以不满足于仅仅开发民用核项目，正是因为如果成功研制了核武器，伊朗便可以彰显自己的国家实力与国家荣誉，发挥核武器的外溢效应，借此继为自身赢得美国霸权压制时喘息的空间，又可将核武器作为其与美国交往时的缓冲垫。
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令它的使用门槛非常高，一般仅被国家作为最后的手段，弱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并不在于希望使用核武器，而是为了让自己与强国交往时寻得政治话语权和谈判可能。长久以来，美国通过意识形态、霸权统治和话语体系将第三世界国家置于全球政治等级的末端，若没有核武器，伊朗只能像其他处境相似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被迫屈从于美国构建的世界政治秩序。高望来研究发现，美国的武力威胁与强制性外交手段会增强核门槛国家的威胁认知，进一步巩固一国拥核的政治意志。凯利·欧瑞利认为，领导人对自身和他国的感知，是决定是否研制核武器的关键性因素。杰维斯也强调，在核时代，一国的安全问题更偏重主观的感受。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行为方式塑造了伊朗领导人的认知，令伊朗几任总统都从主观角度把核武器视为与美国共处的必需品。伊朗前总统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就在演讲中公开表示：“若有一天，伊斯兰世界也拥有了以色列所拥有的那样的核武器，那么帝国主义战略必将陷入停滞。”
以核项目作为筹码可以令一国在国际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当伊朗在面临多方打压下依旧坚持拥核时，意味着核项目的政治意义远超过了经济理性，核项目被伊朗视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效工具。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为保证伊朗继续履行伊核协议，延缓伊朗开发核武器的步伐，法国和日本向伊朗提供了184亿的信贷额度，这类支持有助于保证伊朗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从而为美伊创造对话空间。不仅如此，核项目因承担了反抗美国的象征意味而面临较小的国内舆论压力，在伊朗民众中产生了“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伊朗的民意在“是否应该推进核项目”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世界民意组织”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伊朗民众认为美国对伊朗不公，77%的伊朗民众对美国有较强负面印象，美国种种的新帝国主义行为令伊朗人加深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催生了伊朗的“核民族主义”。珍妮弗·卡内帕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指出伊朗国内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美国意图控制和摧毁伊斯兰文明，因而伊朗处在内外脆弱的环境之中。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伊朗追求核化的举措不仅是为了寻求地区大国地位，更是为了减轻因美国导致的不安全感。正因为伊朗需要运用核武器的象征意义来反抗美国新帝国主义行径，摆脱美国长期的战略压制，所以才不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在一项经济意义上“没有回报的投资”上。
运用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伊朗的行为，是对传统理论视角的补充。伊朗将核项目视为与美国政治博弈的有效工具，充分发挥核项目的象征意义，以此显示伊朗不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受制于他国的决心。因此，单纯从核武器本身出发是无法全面理解伊朗的核战略的。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分析思路，为解决伊核问题带来启发：只要美国依然以新帝国主义行为对待伊朗，伊朗对核项目的执着态度就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其仍将继续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坚持与美国抗争；如果希望伊朗放弃对核武器的追求，必然需要美国方面改变一直以来对伊朗的全面打压态度。只有当美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对待伊朗时，伊朗才有可能减少给核项目赋予过多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内涵，才能从更实际与理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发展核项目的收益与成本，伊核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解决。
伊朗前外长阿里·韦拉亚提曾将伊朗的核立场概括为不能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否则就等于放弃了伊朗的国家地位。本文通过新帝国主义视角分析伊核问题，尝试找出美伊互动的症结所在。伊朗将发展核项目作为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当美国表现出带有新帝国主义性质的态度与行为时，核项目就肩负了巨大的象征意义，令处在弱势地位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发展核项目中得到释放，还可以向霸权国展示毫不妥协的决心，提高在国际政治上的发言权。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发展核项目是伊朗等相对弱势却又有望成为地区大国的国家对抗霸权国家的方法。本文并非为伊朗核化的行为开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禁核条约的签署国，近些年来伊朗的行为涉嫌违反国际法，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责任。本文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引入新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美伊互动下伊朗始终对核项目保持狂热的原因，为和平妥善解决国际核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角度。如果希望在国际安全领域不再出现类似伊朗的核危机，就需要美国停止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帝国主义行为，尊重他国政体，不再使用“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等政治话语，真诚地与他参考文献：国开展对话，否则类似伊核问题的情况将不会是个例。同时，本文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考方向，从普遍意义上而言，如果美国对不符合其霸权理念的国家都表现出新帝国主义的行径，由此导致更多的“核边缘”国家效仿伊朗，把发展核武器作为对抗美国霸权的方式，那么应如何有效防止出现世界范围内的核军备竞争以及如何防止核扩散带来的全球安全威胁?
面对如此复杂的伊朗核问题局势，各方都需要秉承审慎负责的态度，美国一意孤行地推行新帝国主义，非常不利于伊核问题的妥善解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秩序中几乎占据了超群的优势地位，美国搭建的全球核秩序也显示出明显的新帝国主义特色，削弱了全球核治理体系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全球治理的战略机遇期，应积极参与国际核治理合作与相关多边对话，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构建有效合理的国际核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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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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