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黎巴嫩真主党主要有3种身份，即反以抵抗组织、合法主流政党和社会福利组织，它们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自1982年诞生以来，真主党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调整，它先在1990年内战结束后参加议会选举，而后自2005年以来由有限参政转向了全面参政。近期，中东剧变引发的叙利亚危局对真主党形成了严峻挑战，巴沙尔政权的存亡直接影响到真主党的国内外处境。在此情况下，真主党的武器问题变得更加尖锐，黎巴嫩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全文如下：
黎巴嫩真主党是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受关注最多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组织。自1982年诞生后，真主党迅速崛起，不仅深刻影响着黎巴嫩政治，也一次次冲击着地区政局。在30年的发展进程中，它不断依据形势变化，调整发展方向，使自身拥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但近期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危局对真主党形成了严峻挑战，也影响了黎巴嫩未来政治发展。
相比中东许多伊斯兰政党，黎巴嫩真主党显得与众不同，这是因为它并非是简单的伊斯兰组织，而是兼具多重身份，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它的产生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直接结果，也是伊朗在叙利亚配合下向黎巴嫩“输出革命”的一大产物，还是黎巴嫩什叶派保护自我和扩大权益的现实反映。因此，真主党是国内和地区各种矛盾集合的焦点，始终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内外关系。就实质而言，它的多重身份是其不断回应外界挑战的结果。只有认清它的不同身份，才能了解这一组织的“真相”和“全貌”，也才能理解它的政治主张和行动逻辑。真主党具有以下3种主要的身份。
（一）反以抵抗组织
从起源看，真主党是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抵抗组织出现的，换言之，它是以打击以色列为核心任务的军事武装组织，这一定位和性质直接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和内外政策。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迅速击溃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南部主要居民什叶派遭受了最大的灾难。遭到黎巴嫩政府漠视的什叶派产生了保护自我、报复以军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的伊朗迫切希望在中东“输出革命”，黎巴嫩什叶派成为其主要的对象，而叙利亚也需要在黎巴嫩国内扶持武装力量打击以色列，以此对其施加压力。这样，黎巴嫩什叶派、伊朗和叙利亚三方反对以色列的共同利益催生了真主党。
因此，以色列的入侵是促使真主党产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正基于此，抵抗以军对真主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主党首先把自己视为“吉哈德运动”，把解放以色列所占领土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它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和谈，认为暴力是迫使以色列撤军的唯一途径。真主党认为，在国家处于以色列占领的情况下，抵抗运动优先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就紧迫性和重要性而言，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远不能与抵抗以色列侵略军相提并论。
在建立之初，真主党是一个由多支反以什叶派力量组成的武装组织，后来逐步走向制度化，形成了分工明确、纪律严明、高度集权、呈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1990年内战结束后，其他组织相继基本解除武装，真主党成为抵抗运动的绝对主力。尤其是经过“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真主党在伊斯兰世界的声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二）合法主流政党
从历史角度看，真主党也是黎巴嫩什叶派长期政治化的结果。在黎巴嫩1943年独立之时，什叶派虽然人数位居第三，但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被边缘化，是事实上的二等公民。1959年，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从伊朗来到黎巴嫩，借助什叶派宗教话语，对当地什叶派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进入70年代，随着什叶派成为黎巴嫩第一大教派，他们分享国家权力的意愿更加强烈。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穆萨·萨德尔建立了什叶派军事政治组织阿迈勒。伴随着与国内其他武装力量的冲突，阿迈勒崛起为什叶派主要的政治代表，穆萨·萨德尔被称为“黎巴嫩的霍梅尼”。
源于穆萨·萨德尔的什叶派政治和宗教意识的觉醒为真主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1982年，在伊朗支持下，阿迈勒内部不满该组织世俗倾向的部分成员联合其他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建立了真主党。它的成员全部为黎巴嫩什叶派，这决定了它必须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为已任。内战之时，它以武力保护什叶派。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它参加议会选举，与阿迈勒一起成为什叶派的两大政党。
真主党长期以来专注于反以抵抗活动，但一旦它决定参加选举，便迅速“入戏”，熟悉了游戏规则。真主党虽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但现实的行动却完全遵循一般的政治逻辑。真主党虽然由纳斯鲁拉等乌里玛领遵导，但其参选名单却主要由掌握现代知识的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真主党还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教派的差异，与其他政党共推选举名单，这既包括共产党等左派世俗政党，也包括内战时期被真主党视为仇敌的马龙派长枪党。因此，真主党灵活运用多种策略，获得了众多议席，成为议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社会福利组织
依据伊斯兰教扶危济贫的教义和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真主党把社会福利活动作为工作的一大重点，使自身具有了社会福利组织的性质。实际上，真主党把社会福利活动视为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战略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在80年代初，真主党最初向参与抵抗活动的战士及其家庭提供各种帮助，后来，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真主党影响下的所有需要帮助的黎巴嫩人。为了便于开展活动，真主党的许多福利机构都在黎巴嫩政府进行登记，取得了非政府组织（NGO）的合法地位。经过多年努力，真主党建立了国内最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络，据估计，黎巴嫩10%的人口也即35万人接受过它的帮助和服务。真主党由此赢得了什叶派大众的普遍支持。
真主党的上述3种身份，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对于不同的国家或群体，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叙利亚都强调真主党武装组织的性质，但美国和以色列把其视为威胁，认为其是恐怖组织，伊朗和叙利亚则把其当作反以反美的战略力量，对其予以大力支持。因此，这一身份最富争议，也最受外界关注。但是，抵抗活动提高了真主党的政治声望，为其参加选举积聚了政治资本。作为主流政党，真主党既是什叶派的政治代表，又是逊尼派和基督徒政党的政治对手。它的政治活动实现了自身的合法化，减缓了外界要求其解除武装的压力，使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更加有利于什叶派。社会福利组织的身份最不受外界的关注，却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福利活动既扩展和巩固了社会基础，实现了真主党与百姓的良性互动，为其参与政治提供了牢固保障，又减轻了什叶派因对以战争遭受的痛苦，为抵抗活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亨廷顿指出，“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真主党的上述3种身份使其功能高度复杂化，进而使其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政党都高度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但它们大多并非一味固守传统和理想，而是伴随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不断反思，总结经验，寻求革新和变化。
（一）内战后参与议会政治
在20世纪80年代，真主党带有鲜明的激进色彩。它毫不妥协地打击以军。它既没有与政府产生直接联系，也从未试图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而是置身于国家的权力结构之外，一切活动以抵抗以军为首要任务。它没有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发生军事冲突，却为了在什叶派内部争夺权力和民心，与另一个什叶派组织阿迈勒在1988年陷入了大规模血拼。其结果是，真主党获得大胜，打破了阿迈勒垄断什叶派代表权的局面，确立了自身什叶派主流组织的地位。
1990年底，黎巴嫩内战正式结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内政治发展进入战后重建阶段。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该国国内各力量面临的重大任务。而且，自1972年以来的首次议会大选也将于1992年举行。全新的政治形势对于因抵抗以军而生的真主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真主党内部就是否参加议会选举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形成意见相左的两派：一派以真主党首任总书记苏步希·图菲利（Subhi al-Tufayli）为首，坚决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另一派以第二任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和第三任总书记纳斯鲁拉为首，支持参加议会选举和以渐进的现实主义策略实现自身的目标。其结果是，后一派意见占上风，并获得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真主党也由此顺利解决了参与议会选举的合法性问题。
真主党决定融入内战后的政治进程，表明它的思想出现了巨大转变。黎巴嫩多种教派并存的基本现实决定了建立伊斯兰国家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对此，真主党认为，伊斯兰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当前的任务不是建立伊斯兰国家，而是自下而上地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即伊斯兰社会优先于伊斯兰国家。这一思想转变和宗教论证理顺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使得参政行为具有了宗教的合法性。此外，真主党还淡化自身的泛伊斯兰色彩，把自身明确定义为黎巴嫩的民族主义爱国政党，以此强调对黎巴嫩国家的认同。
参加议会选举成为真主党内战后发展战略调整的关键性事件。它表明真主党不再是只顾打击以军的对外封闭的武装，已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合法政党。随着自身的政党化，真主党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大幅度改善，一方面，它与马龙派和左派世俗政党实现政治和解，共推选举名单，另一方面，在叙利亚的调解下，它和阿迈勒冰释前嫌，结成选举同盟，一起参加了内战后的历次议会大选，并获取了多数什叶派议席。真主党由此真正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黎巴嫩什叶派政治也就此进入了阿迈勒和真主党两大政党共同主导、互相竞争的时期。
（二）2005年由有限参政转向全面参政
1992-2004年，真主党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为参加选举，即争夺国民议会和市议会席位，并以其为平台和渠道，发挥自身作用，影响国内政治。但是，真主党并未加入政府，谋取部长职位，而是处于一种有限参与的状态。其原因正如真主党副总书记卡塞姆所言:不满世俗的教派分权制、避免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以及部长作用的微弱。积极参加选举，却又不与政府合作，是这一时期真主党参与议会政治的显著特征。实际上，真主党长期扮演着议会反对派的角色。
2005年是黎巴嫩自内战之后国内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按照2004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559号决议，所有外国军队须撤离黎巴嫩，且黎巴嫩亦需解除所有民兵武装，包括真主党武装。在各方压力下，2005年5月叙利亚军队完成撤离。这就意味着叙利亚这一真主党的保护伞便不复存在，国内各方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日益强烈。与此同时，由于黎巴嫩政府公开采取亲近西方、疏远叙利亚的政策，真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黎巴嫩各政党或教派为避免自身被边缘化，也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势。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已无法置身于政府的权力分配之外，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机构、介入政治生活成为真主党实现政治自救的必要途径。因此，它迅速改变了有限参与的立场，开始全面参与黎巴嫩政治。在参加议会选举的基础上，彻底投身于政治舞台，成为国内政治中的关键角色。真主党主动与阿迈勒和奥恩领导下的基督教力量“爱国自由运动”结为全国性的“3·8”联盟，共同对抗由逊尼派、德鲁兹派和部分基督徒组成的“3·14”联盟。真主党也多次发动和组织数十万支持者走上街头，向反对者施压，且持续时间漫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真主党还极力争取部长职位和政府权力。2011年1月，真主党支持的纳吉布·米卡提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成为总理。在6月组建的新政府中，“3·8”联盟的内阁职位由10席大幅度增加至16席，超过内阁半数，真主党一派由此获得了对内阁决议的否决权。
真主党的全面参与重构了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生态，并对原有的权力格局形成了巨大冲击。当前，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而言，真主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被外界视为黎巴嫩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随着国内政治的两极化，一方面，真主党不但与阿迈勒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还逐步取得了对什叶派政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真主党与逊尼派和部分基督教政党的关系呈紧张或恶化之势，教派因素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空前凸显。
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抗议运动使中东多国经历了广泛而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动。中东剧变已经重塑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权力格局，并程度不一地影响到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力量，真主党也不例外。
当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等国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时，真主党对其予以明确支持。对于穆巴拉克的下台，真主党尤其表示欢迎。在真主党看来，埃及是其中东地区主要的反对者，穆巴拉克政权的崩溃将使阿以冲突向有利于“抵抗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而2011年3月，政治动荡向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蔓延之后，对于叙利亚国内的抗议运动，真主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公开支持叙利亚政权，批评反巴沙尔运动。真主党采取这一重要决策实质上是其综合考虑地区战略、现实利益和与叙利亚传统关系的结果。自1982年真主党诞生，基于共同的地区利益，它与叙利亚和伊朗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固的三角联盟关系，叙利亚和伊朗正是以真主党为主要着力点在黎巴嫩长期进行合作。在过去30年中，虽然真主党与叙利亚时有矛盾，但反对和打击以色列的共同目标使合作构成双方关系的主流。作为伊朗武器和物资运往真主党的主要通道，叙利亚曾经对真主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曾为真主党打击以色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叙利亚长期控制下的贝卡谷地是真主党活动的首要据点。因此，就反以这个核心目标而言，叙利亚是真主党最重要的地区盟友，这正是真主党无法舍弃巴沙尔政权的根本原因。如果巴沙尔政权倒台，中东的反以力量将遭到削弱，真主党的抵抗运动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但是，日益加剧的叙利亚政治危局已呈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真主党的处境大大恶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就整个地区而言，不仅真主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其未来发展也受到直接威胁。在2006年，由于在与以色列战争中的不俗表现，真主党在中东获得了极高的声望，纳斯鲁拉成为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在这场民意深厚的抗议浪潮中，真主党因支持巴沙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在许多人眼中，真主党“是杀害人民的独裁者的同谋”。在叙利亚，反巴沙尔的主力逊尼派对真主党强烈不满，抗议者焚烧真主党党旗，要求其放弃对巴沙尔的支持。2012年6月，反对派绑架了在叙利亚的11名黎巴嫩什叶派朝拜者，并以纳斯鲁拉道歉作为释放的先决条件。9月，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对真主党发出了威胁。此外，叙利亚局势的日益动荡也使得巴沙尔政权难以继续支持真主党。其二，就国内而言，真主党的政治基础受到了一定削弱，它不但承受着日益严重的舆论压力，而且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呈更加恶化之势，尤其使黎巴嫩国内政党和教派陷入了空前的挺叙和反叙政治分裂。什叶派政党阿迈勒领导人比真主党更加坚决地支持巴沙尔，真主党的政治盟友奥恩态度也基本一致。亲真主党的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则力图保持政府的中立立场，他拒绝投票支持安理会谴责叙利亚的决议，以尽量减小叙利亚动荡对黎巴嫩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影响的马龙派大主教贝莎拉·雷（Bechara Rai）态度相对谨慎，他认为叙利亚政府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改革。
与此不同，包括逊尼派和部分基督徒在内的众多黎巴嫩人明确支持叙利亚“起义”。马龙派政党长枪党领导人纳迪姆·杰马耶勒（Nadim Jemayyil）发表声明称，“必须要和叙利亚人民为伍，反抗压迫人的独裁政权”。多名逊尼派政治家明确要求政府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向逃到国内的叙利亚难民提供救援。2011年5月，100位逊尼派乌里玛在的黎波里清真寺集会，“表达对伟大的叙利亚人民起义的支持，谴责巴沙尔政权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的暴行。”伊斯兰解放党在贝鲁特组织了声援叙利亚“起义”的示威游行，“3·14”联盟的领导人萨阿德·哈里里（逊尼派）斥责真主党“从伊朗的利益而不是阿拉伯人民意志的角度看待叙利亚起义”。亲“3·14”联盟的著名门户网站《今日黎巴嫩》（Now Lebanon）甚至公开宣布，“任何独裁者的盟友都是阿拉伯人民的敌人。”
随着国内部政治裂痕的扩大，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依据2012年7月的一项调查，什叶派对真主党的支持率高达94%，基督徒大约为33%，逊尼派只有5%。由此可见，一方面，外部压力的增大使什叶派高度团结在真主党周围;另一方面，以教派划线成为黎巴嫩政治的显著特征，真主党丧失了多年以来在其他教派中享有的吸引力。对于曾备受叙利亚压制的黎巴嫩逊尼派而言，“叙利亚的起义”在战略上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报复巴沙尔政权的绝佳时机，也是挑战国内敌人真主党“霸权”的良好机遇。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国内反对什叶派的斗争与叙利亚反对派对抗巴沙尔阿拉维派的活动本质上没有差别。正如一位逊尼派谢赫所言，“它们（黎巴嫩什叶派运动和叙利亚）都是逊尼派的敌人。它们都将为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逊尼派所强加的羞辱而付出代价。”
虽然真主党面临着上述许多不利的因素，但中东剧变远没有达到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毁灭”真主党的程度。因为真主党的硬实力并没有受到损伤，它依然是黎巴嫩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络，高效有力的组织结构，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都使它享有国内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于真主党的未来命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巴沙尔政权的存亡，不是伊朗的外来援助，更不是国际社会和国内其他政党的态度，而是“国内什叶派如何国看待”。换言之，什叶派的“民意”才是决定真主党发展的最大因素。当前，教派关系的恶化促使什叶派高度团结在了真主党周围。而且，什叶派人口第一大派的地位也为真主党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纵观黎巴嫩当代史，什叶派的强势崛起是其国内政治经历的最大变动。当前，什叶派既是影响黎巴嫩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又是化解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矛盾的关键，尤其是真主党更是各种问题集合的焦点。无论是真主党的诞生，还是其逐步壮大，都集中反映了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和困境。某种程度上说，真主党正是黎巴嫩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真主党的3种身份说明，它本身具有鲜明的“黎巴嫩特质”，尤其是反以抵抗组织的身份更使其成为“国家个性”的最大写照。
（一）教派分权制与政治的教派化
作为中东教派关系最复杂的国家，黎巴嫩有18个教派获得官方承认，其中以什叶派（34%）、逊尼派（20%）、马龙派（19%）和德鲁兹派（8%）人数最多。这一极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是黎巴嫩最大的“国情”，不仅决定了该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政治运作的特点，也成为其诸多政治问题和外交难题的潜在根源。1943年，黎巴嫩独立建国之际，马龙派与逊尼派领导人达成不成文的“国民公约”，正式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教派分权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解决了黎巴嫩独立后十分紧迫的权力分配问题，使各教派愿意在黎巴嫩国家内共处。而且，它承认各个教派无论大小都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避免了任何一个教派单独垄断国家权力，防止了国家暴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黎巴嫩由此成为中东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正是在这一宽松开放的环境下，真主党享有了中东绝大多数伊斯兰政党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它没有遭受政府的限制，也不用担心军警的镇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扩展势力。因此，与中东剧变之前埃及和突尼斯等国的伊斯兰政党不同，真主党早在20年前便已经自由地参与了议会政治。
但是，教派分权制及其孕育的教派主义同时对黎巴嫩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这一制度僵硬而缺乏弹性，不存在依据各教派间人口数量相对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内在机制。然而，各教派人口增长率却差别甚大，穆斯林高于基督徒，而什叶派又高于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人口格局变化的结果使各教派人口数量与享有的实际权力之间的反差日益扩大。90年代以来，随着马龙派势力的削弱和什叶派的崛起，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的焦点已经由原先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争斗转变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3·14”联盟就是以逊尼派为核心，而“3·8”联盟则以什叶派为主体。
此外，这一制度对黎巴嫩国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裂化效应，教派不再仅仅是宗教群体，更是政治单位和利益主体。一定程度上，真主党就是什叶派进行教派竞争的凭借和载体。以教派为单位分权的直接恶果是教派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教派化，各教派陷入了非得即失、非此即彼的恶性竞争和零和博弈。按照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金斯的观点，确立教派、家族和地域等狭隘意识之上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但就是在这第一步，黎巴嫩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教派主义的泛滥，黎巴嫩国民的认同严重碎裂化和多样化。自立国之初，黎巴嫩人便深陷“认同分裂”之中。黎巴嫩国家（state）虽然早已建立，但黎巴嫩民族（nation）却至今尚未完全形成。“认同分裂”的重要后果是黎巴嫩各派在外交上分歧巨大，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无所适从”的境地。基督徒要求与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拉近距离，逊尼派主张优先发展与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什叶派则把叙利亚和伊朗作为依靠对象。因此，真主党对外依靠叙利亚和伊朗并非“例外”，而是黎巴嫩各教派和政党的“本能”和“习惯性做法”。当前，“3·14”联盟得到了美国、法国和沙特等国的青睐，而“3·8”联盟则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大力支持。因此，教派分权制是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的制度性障碍。
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之所以对黎巴嫩造成强烈的冲击，引起其国内政治的巨大分裂，根源就在于黎巴嫩民族国家不成熟，国民凝聚力弱，离心力强。亨廷顿指出，“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同，黎巴嫩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分权，而是怎样集权。教派、家族和政党力量的强大严重损害了黎巴嫩中央政府的权威。真主党既拥有强大的武装，又掌控着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络，一定程度上，真主党的兴起就是黎巴嫩中央政府权威不足的结果。
（二）真主党武器问题
如前所述，真主党的武装问题是黎巴嫩教派矛盾、阿以冲突和大国争斗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各方而言，真主党的武器具有多重意义和功能。首先，它是什叶派打击以军的手段。1982年以军入侵后，马龙派政府不仅放弃抵抗，还试图与以色列媾和。鉴于国家和政府军没有尽到保护国民的职责，什叶派自发对以军进行报复。考虑到什叶派因为以军侵略遭受的深重灾难，就能理解“抵抗”为什么会成为真主党的“灵魂”。真主党坚决抗以，正是什叶派反以仇以的强大民意的反映。真主党迫使以军在2000年撤离黎巴嫩南部，替代政府军实现了光复领土的民族目标，因此赢得了绝大多数黎巴嫩人的支持。
其次，它是叙利亚和伊朗实现地区战略的工具。真主党是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叙利亚支持真主党的根本目标，是在避免与以色列直接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迫使以色列谈判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因此，对于伊朗和叙利亚而言，真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区性战略意义，它解放黎巴嫩也完全符合叙利亚和伊朗两国的利益需求。如果真主党失去了武器，就等于丧失了它对两国的核心价值，因此它们必然反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真主党作为叙利亚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也决定了武器问题是它们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在黎巴嫩博弈的焦点。
最后，近年来，在黎巴嫩什叶派被日渐孤立的情况下，真主党的武器被他们视为实现自身安全的必要保障。长期以来，真主党坚持不对国内其他派别动用武器的原则，但在2008年5月，它却以武力控制了贝鲁特西区，并和其他教派发生了多起流血冲突。这一行动是2005年以来什叶派和真主党安全感缺失的反应。由于1000多年来作为少数派“受难”的经历，黎巴嫩什叶派对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保持着一种超出常规的敏感。虽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观，但他们自认为受各方（以色列、美国、联合国以及黎巴嫩其他教派）“打压和围攻”的心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鉴此，绝大多数什叶派都坚决反对解除真主党的武器。
虽然面临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但真主党始终坚称自身有权拥有武器，并认为自己需要武器以“协助”军队保护国家免受以色列的“侵略”。实际上，在叙利亚撤军后，免于解除武装已成为真主党的优先目标。在武器问题上，真主党始终没有显示出丝毫妥协的迹象。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武器问题变得更加敏感，真主党对巴沙尔的支持致使其反对者更加迫切地要求其解除武装。2012年7月，逊尼派宗教学者艾哈迈德·阿西尔（Ahmad al-Assir）与其支持者在沿海城市西顿静坐35天，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他严厉指责真主党的武器是黎巴嫩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根源。10月19日，安全部队情报局长维萨姆·哈桑的遇害更加激化了国内围绕武器问题的对立和矛盾。11月11日，艾哈迈德，阿西尔的支持者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暴力冲突，致使至少4人遇难。武器问题已经是可能引暴发国内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当前，由于叙利亚危机的冲击和武器问题的影响，黎巴嫩政治的两极化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多年的冲突早已使信任成为黎巴嫩最稀缺的资源。安全感的缺乏是什叶派反对解除武装的根本原因，因此，长远看来，教派和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前提。但是，信任的匮乏和利益的争夺又使教派和解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在黎巴嫩深陷制度困境的情况下，随着当前教派矛盾的激化、叙利亚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外部势力的激烈争夺，不排除黎巴嫩再次陷入一定规模内乱的可能。但是，黎巴嫩不会再次陷入大规模内战之中，因为无论国内各派怎样争吵，都把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核心目标。依据国际危机小组的实地调查，黎巴嫩两大政治联盟都力图避免国内冲突的升级。最重要的是，拥有强大武装的真主党极力避免内战的发生，因为内战对其而言将是个无法承受的灾难，它不仅将再难以反以，也将面临国内处境的空前恶化。而且，黎巴嫩国内任何民间派别都缺乏挑战真主党军事力量的实力。在一定时期内，低烈度的冲突将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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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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