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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树下
作者：陆文夫
泰兴是银杏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从泰兴搬到靖江,又从靖江搬回泰兴,搬来搬去都离不开银杏树。这倒不是说我家的宅基上都种着银杏树,人家宅边都没有银杏树,因为银杏树的生长期很长,爷爷种下的树,要到孙子才收果,所以银杏树也称祖孙树。那时候,家乡的银杏树好像不仅是为了收白果,似乎是一种神树,大都种在庙堂和祠堂的旁边。土地庙、关帝庙、城隍庙;张家祠堂、李家祠堂……这些地方都有高大的银杏树,大的数人合抱,高耸入云。在平原上行走时,只要看见远处有高耸的大树,那便是一座庙宇。
所以说我没有离开过银杏树,那是因为我要读书。那时候农村里的学校,校址大多是借用庙堂和祠堂,稍加改建便成了学校。我从小学读到初中,从私塾读到学堂,大多是在庙堂边和祠堂里。启蒙时是读私塾,塾址是在一座土地庙的旁边。那座土地庙建在高高的江岸上,庙的前面是一片平地,庙的四周有许多高大的银杏树,最大的那一棵我们五、六个孩子手拉着手才能合抱。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在那树丛里捉迷藏,把土地菩萨面前的供品埋进香灰里。
夏天教室里闷热,塾师允许我们把凳、桌搬到银杏树下自习。十几个学童坐在树荫下,迎着习习的凉风,大声朗读。那是抗日战争的前夕,课本里选进了一些抗日救国的文章,我在银杏树下曾经大声地背诵一篇散文,写一只孤雁在沈阳的上空盘旋,眼看着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三省,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孤雁凄叫着向关内飞去。这篇文章写得很动人,读得我热泪盈眶。
日寇随着孤雁的哀鸣占领了大江南北,泰兴沦陷了,日寇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掳掠。我的求学生涯也是到处流浪,一会儿跟塾师到更偏僻的穷乡去读古文观止,一会儿又去两个老师兴办的学校读四年级。读高小的时候到了张家桥小学,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小学,在我入学的时候,大礼堂和实验室已经被日寇放火烧了,可那高大的银杏树却仍然高耸着。因为学校是在一条公路的边上,日寇下乡扫荡时都是从这条公路上过来,学生们便在一棵大银杏树上建立了一个了望台，从高处监视着公路上的动静,见远处有人奔跑,便知道是鬼子来了,立刻从银杏树上溜下来敲警钟,学生和老师们听见钟响便涌出校门,四散奔逃,躲进各自事先选定的藏身之地:大多是在荒野中河的下面,那里没有村庄没有东西可抢,也抓不到鸡。
初中三年我读了三个学校,第一年是在唐家港瑞祥寺的旁边,教室外和操场上都有很多银杏树,我们那简陋的教室窗户上都没有玻璃,秋冬季节那银杏的黄叶纷纷飘进教室,连小操场上都铺满了落叶,打篮球时要首先清扫场地。后来我到泰兴城里的延令中学和扬陋学垫读初二和初三,城里的学校教室外面没有银杏树,可那公园里和公园边上的一座庙里却有很多高大的银杏树,我放学时常常穿过公园,看着夕阳下的银杏树，听着日寇军营里的号角声,不由地想起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
在故乡的银杏树下我获得了知识,也终身难忘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
如今家乡的银杏树早就走出了古宅、庙堂和祠堂,而是布满了田野和村庄,泰兴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银杏大市,泰兴白果获得了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的称号,行销国内外,成了泰兴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当今在银杏树下成长的青少年,再也不会像我们青少年时代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了,而是在安定、小康的环境下茁壮地成长。
陆文夫（1928年3月23日—2005年7月9日），江苏泰兴人，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在50年文学生涯中，陆文夫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美食家》等优秀作品和《小说门外谈》等文论集饮誉文坛，深受中外读者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