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6日，这个春寒之夜，在泰兴原常周乡龙王殿张之仙家的大院里，一个年轻人郑重宣布成立“抗日救亡大队”，并自荐任大队长，他，就是后来被誉为“草鞋司令”、“佤嘎司令”（我们的司令）的陈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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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为陈玉生
1900年，陈玉生出生于泰兴县陈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15岁的他在本家族兄（堂兄）陈玉祥的带领下到上海生和隆油厂当徒工。刚离开贫苦的家乡，来到花花世界大上海，陈玉生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新奇。尽管当徒工非常辛苦，但比起在家乡“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陈玉生觉得很知足，因此，在上海的最初几年，他一心只顾着埋头做工。
1930年秋，红十四军在江苏通海如泰斗争失败后，家乡有一些革命者逃到了上海，住在陈玉生家中，和他谈起了红十四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陈玉生听了打心眼儿里觉得很痛快，渐渐地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1936年春，陈玉生由陈进觉介绍，加入了上海市工人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工作时，他开始接触到了许多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思想。这些，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37年春，日本人勾结上海公安局，诬陷他与日本纱厂罢工时打死一个日本人有关，使他锒铛入狱，妻儿5人也饱受囹圄之灾。反动警方七次严刑审讯，但七次无一得其供词。他说，我的皮肉你们可以糟塌，我的骨头你们奈何不得。在毫无实据的情况下，上海公安局无可奈何地释放了他的妻儿。可是，他们却与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串通一气，以他在1931年隐藏过共产党和红十四军人员为由，将他转押至泰兴。自身的经历，在救国会期间接受的教育，使他悟出一个道理：能够推翻这万恶社会的只有革命，能够解放工人、农民的，只有共产党。10月，在泰兴监狱里，当他听到日寇侵略我国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发动难友向监狱负责人要求“到前线打鬼子去，决不做亡国奴”，他们以绝食相争。同月，终出牢笼。回到家乡陈家庄，陈玉生未曾疗养一下倍受摧残的身体，便与从上海回泰兴的陈进觉等人在靖（江）、泰（兴）边区联络一批爱国青年，成立了“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并发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等10条抗日宣言，号召苏北各界人士团结抗战。此后，又联络了一批骨干，筹建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日军侵占季家市，烧杀抢掠，蹂躏人民，激起人民的无比愤慨。陈玉生即通过商借的方法，先后向泰兴的鹅湖、洋港、八井等近10个乡借得长、短枪100余支。抗日救亡大队成立以后，附近的年轻人慕名而至，几天时间，部队发展到200余人。他把一付沉甸甸的担子搁在了自己肩头，“不用扬鞭而奋蹄”，带着这200多个年轻人风里雨里跌打滚爬搞军事训练，为实现心中那个抗日杀敌保家乡的宏愿而苦练杀敌本领。可是，国民党泰兴县县长朱路九却对陈玉生的爱国之举怀疑多端，他借口地方枪支不得动用，多次逼陈玉生交还枪支。陈玉生一次又一次义正辞严驳斥了他的无理要求。朱路九不顾大敌当前，派出孙昌魁率泰兴县常备大队和三区常备中队共800余人分三路围攻陈玉生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为保存实力，不得已，陈玉生带领游击队撤至靖江县境内。当时，靖江城已被日军侵占两个多月。日寇气焰嚣张，经常出城扫荡，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抢动财物，无恶不作，惨绝人寰，犯下滔天的罪行。1938年2月21日，他得知驻清江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次日早上将要出城，到泰兴广陵镇一带扫荡。“带队的人是谁？”陈玉生问。侦察员说：根据可靠情报，带队的是黑田中佐。陈玉生已经听说过，黑田是一个嗜血成性、极端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强盗。日寇侵占靖江城后，黑田屡次率领鬼子下乡扫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陈玉生怒火中烧，拍案而起，狠狠地说：打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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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这是我们游击队的战斗，大家必须勇敢作战，敢打敢拼，要给日本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傍晚，陈玉生又亲临现场，观察地形，以作好这次伏击战的具体布置。
战前的这一夜，玉生心情很不平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亲手创建起来的这支抗日游击队，现在就要初试锋芒，即将进入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同时又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夜深了，他还伏在灯下，审视作战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考虑即将进行的这场战斗，临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定要保证胜利！”他对自己说。
翌日凌晨，部队在落家桥集合。大队长陈玉生和政治部主任陈进觉，宣布作战部署，又进行了战前补充动员。陈进觉说：“日本强盗，烧了我们多少村庄，杀了我们多少同胞，现在，向日寇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勇敢杀敌，为人民群众、为国家、为民族报仇雪恨。”陈玉生的讲话中，要求全体队员勇敢杀敌，为民报仇，为国立功。队员们都摩拳擦掌，情绪激愤，斗志昂扬，誓与日寇大战一场。天亮以前，各中队按照作战部署，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作好战前的一切准备。
八点多钟，驻靖江城的日寇出动了。黑田率领一个中队的鬼子，日伪军约三百余人，耀武扬威的朝范石桥走来。陈玉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的情况，眼看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内，陈玉生立即鸣枪，发出攻击令。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虽无什么战斗经验，但他们对装备优良、骄横无比的侵略者毫不胆怯，陈玉生率年轻的战士们与日寇激战八小时，击毙日军多名，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挫败了日寇侵犯广陵镇的企图，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靖（江）泰（兴）人民受到很大鼓舞，往日骄横跋扈的日军龟宿在靖江城内一度时期不敢下乡。这次战斗，抗日救亡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5人负伤，2人英勇牺牲。
他们的抗日行动，得到了靖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当晚，广陵镇的群众抬着米和猪肉赶来慰问他们。东海镇镇长张青萍为牺牲的青年召开追悼大会，从孙庙到六角桥，家家户户在门口挂灯致哀，男女老少挥泪送亲人；许多青年找到政治处要求参军，杀敌报仇。
然而，陈玉生的坚决抗日却激怒了国民党南通专署保安司令袁国宝。她设下毒计，企图扼杀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2月底，袁以发军响，给番号诱陈玉生带队到南通整训。
陈玉生毕竟初出茅庐，缺少经验，3月初，他率队到了南通。南通人民夹道欢迎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何克谦等也假惺惺出面迎接。陈玉生和部队被安排在广东会馆宿营。此后，部队每天到南门大操场训练。陈玉生的警惕性很高，对何克谦等人保持戒备，从不离开部队。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发生意外事故。
3月16日，连日来在暗中窥探他们的袁国宝趁陈玉生去理发之际，借集合陈玉生部队训话为名，收缴了抗日救亡大队的全部枪支。谁知次日早晨，日军侵入南通，袁国宝闻风而逃。所幸在袁收缴陈玉生部枪支时，陈玉生夫人杨桂芳的枪却"漏了网"。原来，杨桂芳一到南通见军营满墙标语，偏没有抗日的，这个被称为泰兴的“双枪老太婆”的巾帼英雄就多了个心眼，暗藏了一把枪，正是杨桂芳靠这支枪帮中了袁国宝圈套的陈玉生冒险赤手突围了出来。第二天，在如皋西来镇陈玉生又集合了突围出来的百余人。铮铮铁骨的他们抱头痛哭。他们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落入敌手痛哭，为国民党不抵外侮摧残同胞而愤怒。
然而，内外交困并未使陈玉生气馁，挫折使他更坚强。他决心重建抗日部队。3月下旬，他先后收缴了国民党如皋县张黄港税所、江安区常务队、石庄、西米区公所、泰兴县古溪警察分局的枪约200支，并说服一些力量单薄的自卫队和古溪警察局的爱国巡警钱鸿等三十来人带枪加入，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重新组建的游击队一下子发展到六七百人。
为取得抗日的合法地位，初夏，陈玉生率部受编于张公任的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编为张部第三支队第二支队，陈玉生任大队长。商谈具体事宜时，陈玉生提出：“保证部队统一建制；部队的人枪指挥部不能调动；指挥部不再派人到部队来；违背抗日的命令一概不执行”等四条要求。张公任表示同意陈玉生的意见。这支饱经风雨的抗日队伍暂时有了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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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日寇多次向季家市发动进攻，气焰十分嚣张。陈玉生率领游击队进行了多次的阻击，虽使日寇遭受到一些伤亡，但未能遏制日寇的攻势。7月初，日寇侵占季家市，并以此为据点，经常下乡，四出扫荡，烧杀淫掠，使这一带的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损失和灾难。
7月11日，陈玉生得知日寇从各地抽调兵力，对江南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新四军于茅山地区。靖江城的鬼子也要调一部分去参战，即将从八圩港过江。觉得事关重大，必须采取行动。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袭击季家市，进攻靖江城，以牵制日寇。7月13日，准备充分的陈玉生率部袭击了季家市、靖江县城的日军。黎明时，120余颗手榴弹一下子甩到季家市日军驻地，惊醒了的日军被吓得晕头转向，未作抵抗，仓皇而逃。陈玉生率部乘势追击至靖江县城，靖江城守敌亦弃城而逃。陈玉生率部入城，缴获日伪许多物资，并打开仓库，赈济难民。一个星期后，日军集结部队前来报复。因力量悬殊，在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后，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陈玉生率部撤到季家市，日军重兵尾随到季家市，他们又撤到黄桥。正当陈正生率部到黄桥休整时，祸起萧墙。刚刚打击了日军的陈玉生部，又遭到韩德勤的无情打击。韩德勤下令保四旅何克谦将陈玉生部一网打尽，阴谋未逞，恼羞成怒的他便下令撤销了“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番号。为保部队能生存，张公任和陈玉生商量后，决定利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即李明扬部的番号。10月，他们到泰州找到正在招兵买马的李明扬，双方一拍即合。李明扬委任张公任为总部第三纵队司令，陈玉生部隶属3纵，编为第8支队第2大队，陈玉生仍然是大队长。1939年秋，陈玉生升任8支队支队长。不过，对部队的发展，对挂上苏北最大实力派的番号，陈玉生还是不满足，他发现在部队建设上有许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一个更大的愿望，在他心中一天比一天更迫切：找到共产党，让共产党指导他、帮助他领好这支部队。他的爱国之举，中共苏北特委也看在眼里，1939年，党派金求真进入他的部队，他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江南茅山南麓的一条羊肠小道上，行进着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只见他们中间约莫有十几人身着灰色的新四军军服，其余人的着装皆是袖臂上印有“鲁苏皖”字样的灰黄色军装。打头的是一位40岁上下、中等身材的敦实汉子。此人腰板挺直，足蹬草鞋，腰揣一支盒子枪，黑油闪亮的脸上透着一股豪气。这些人满面征尘，嘴唇干裂着，显然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中午，这支队伍来到了溧水河畔。这里距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竹箦桥只有20余里。这时候，只听得“得得得”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说话间，一匹枣红马已到眼前。马上端坐着一位戴墨镜的新四军首长，浓浓的四川乡音使人感到随和、亲切。“你们是从苏北泰州来的吗？”
敦实汉子赶紧“啪”一个立正：“报告首长，我们是……”戴墨镜的首长翻身下马，一眼瞧见了那汉子脚上粗陋的草鞋，便笑着说：“你一定是‘草鞋司令’陈玉生啰？辛苦了，辛苦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其实，李明扬心里清楚陈玉生至少是倾向共产党的。他看重陈玉生，又老谋深算，想借助新四军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且私下里与陈毅已有了接触。所以，陈玉生此行是有特殊使命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因李明扬与陈毅接触而扣发“二李”（李明扬、李长江）弹药。李明扬同乡旧友、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玖允诺送李一大批弹药，但须李派人到江南丁蜀山的三战区军需处提取。李明扬喜忧参半。喜的是军需有了着落，忧的是从泰州到丁蜀山600余里，行程曲折，日军在这一路设置了五道封锁线。李明扬斟酌再三，只得借助新四军的力量了。于是，他给陈毅修书一封，恳请新四军帮助护送这批弹药。陈玉生正是他送信的“信使”，他请陈玉生带亲笔信和慰问新四军伤病员的5000块大洋给陈毅将军。但李明扬并不知道，陈玉生此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投奔新四军是他多年的夙愿。陈玉生听说让他送信，喜出望外，这正是回到党的怀抱的极好时机。只是，陈毅为了团结联合李明扬，争取中间势力，此次并没有让陈玉生归队，更没有扣下他的这批弹药。经陈毅介绍，陈玉生认识了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陈毅对叶飞说，“陈玉生的八支队，虽然名义上隶属李明扬部，但今后在军事上你要和他多加联系和指导。”叶飞趋步上前紧紧握住陈玉生的手，说：“今后咱们便是一家人了。”陈玉生听从了组织的安排。翌日，他率领部队和挑夫，渡江北上，回到泰州，将子弹、炮弹运到总指挥部，向李明扬汇报路上的经过，并带了口信：陈毅司令员不久将来泰州登门拜访李总指挥。其后，他参加了著名的郭村保卫战，枪林弹雨中，“草鞋司令”又一次威名大振。战斗结束后，陈毅正式电告李明扬：“陈玉生的八支队我留下了。其实，他的部队早已是我们共产党的游击队，只是挂了你的番号，是一支不穿我们军装的新四军。”这样，陈玉生和他的八支队便全部留在了新四军。陈玉生和他的八支队编入新四军序列后，陈玉生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随之一直到解放初，他又先后担任苏中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副参谋长、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参谋长、苏南军区参谋长等职。陈玉生同志深受家乡人民爱戴，他不仅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草鞋司令”，还被誉为“佤嘎司令”——即我们的司令。建国后，陈玉生历任华东海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华东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9年起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顾问、江苏省人民政府顾问、江苏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94年3月21日，陈玉生在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