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东莞（三题）
文/祝成明
酒精中的东莞
酒精是一个外表清透，单纯，安静、内心叵测，狂热，冲动的名词。它既是友情的组成部分，也是友情的外延部分。我认为酒精是有生命的——它是液体的，易挥发，模仿了水的一切特征，有着自己的呼吸、体温和能量，带有很大的麻醉性、欺骗性和鼓动性，在不同人的杯具中，又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姿态和情致，把人引往前方未知的道路上，或上升为神仙，或堕落成魔鬼。酒精的醇香从远古的诗歌中飘来，时光这个酵母把它催化得古色古香，芬芳迷人。“酒史”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是文学的美化剂，生活的润滑液，等待一代又一代人对它进行阅读和书写，它的光辉比火光耀眼，它的流淌比河流更有力量。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酒精就是这样一个词条。在东莞，我就深陷在酒精的怀抱中。2007年10月6日，我来到东莞，酒精的清香便开始弥漫，飘荡。于我而言，东莞其实很小，以酒杯为圆心，以友情为半径，东莞的面积其实只有一张圆桌子那么大。2007年岁末和2008年上半年，赵原，吾同树，黄吉文和我在一起做了饮者。傍晚时分，我们相约，在某一个饭店里开怀痛饮。我能记起每一个饭店的名字和位置（有些店已经关闭了）——川满人间、好日子、外婆楼、强记食街、湖南大碗菜、安天民饺子馆等；深夜，我们又转移到聚福市场的麻辣烫和烧烤档上，吃砂锅粥，继续纵酒放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沉迷于白酒的火辣和啤酒的清凉中。酒花荡漾，在酒杯里挤挤挨挨地盛开着，闪烁着，像一群淘气的孩子，一刻也没有停下它们的奔跑。黄色的啤酒开出的却是白色的啤酒花，一朵挨一朵，一层铺一层，不断盛开，又不断破灭，闪着迷幻的、眩晕的光芒。透过玻璃杯子，我看到了另一种花朵的生长道路。我们一杯接一杯的干，“哐”的一声，四个杯子发出脆亮的的撞击声，我们就在这个声音中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那些液体流入了胃部，也有一部分进入了血液，我们再也寻找不到，就像快乐时光。我永远记得那一次，2007年岁末，在雍华庭的安天民饺子馆，吾同树从家乡梅州带来一瓶“梅州长乐烧”，50多度的白酒，劲道很猛，我们平分殆尽，感觉意犹未了。然后，我们照例晃到聚福市场那里吃砂锅粥、烧烤，每人继续喝掉三五瓶啤酒，乘着微微的醉意回到出租屋。电话响起，说吾同树醉酒，胃出血，在南城医院挂点滴。我赶紧下楼，跑到南城医院，看见他靠在躺椅上，一滴一滴清凉的液体正顺着细长的管道，进入了他的身体。坐在深夜的医院里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赵原，黄吉文和我来到医院对面的银丰路，在“一碗水”火锅店里，支起一个小火锅，扑闪扑闪的小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汤水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似音乐。我们继续喝了几瓶啤酒，阴冷的冬夜变得不再寒冷和漫长。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是不是一种昭示？昭示以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后来，吾同树从金地地产公司出来，去深圳创业，不顺，回到东莞。2008年7月24日左右吧，我们在体育路口的湖南大碗菜，叫吾同树出来吃饭，他已经不再喝酒，精神萎靡，老赵鼓励他，“男人应该有点钢火”，我们以为他能迈过眼前的这道坎。7月29日，陶天财请吾同树在万江高埗路口的湖南大碗菜吃饭，我也去了，他喝了一点啤酒，然后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回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8月1日中午，我回到老家江西广丰，正与朋友们一起喝酒，接到来自东莞的电话，说吾同树已经自缢身亡，我手中的酒杯“哐当”落地，头脑霎时一片漆黑，此后便是无尽的悲伤，追念。
“诗酒趁年华”，下一句便是“风雨暗万家”，千年之前的天才诗人早就预言过。我们的诗酒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百年之后，在天国，在酒乡，我们再相聚，我们继续喝。
2009年7月，我到文联上班，做编辑，隔三差五的，和詹主席、侯平章、吴亮痛饮过许多回。衡水老白干、汾酒和北京二锅头燃烧着我们的身体，铺满红辣椒的四川菜和湖南菜填充着我们饥渴的胃口。酒精消弭了我们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别，相同的酒精度把我们串在一起，那气味，芳香，无需多说的话语和共同的生活困境，都沉潜在透明的酒杯中。我们紧紧地握住酒杯，端起，仰脖一饮，而又轻轻放下。
我对酒精的描述，是那样的唯美，颓废。一杯摇晃的酒，银白、诡异的光芒，芬芳、眩晕的气味，倒映着我们转瞬即逝的面影，粗线条的勾勒出我们颤动而易碎的命运，这多像身患重度偏风的老人，站立不稳却又蠢蠢欲动。透过某一个酒精的分子或原子，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渺小如尘埃一样的躯体，越走越远的青春背影，薄如废纸的命运，它在挣扎，嬗变，它总是在四处流浪，找不到归宿。而酒精的辛辣依旧，一如我线性的生活历程，曲折，艰难，用50多度的热量和惯性推动我向前拥挤，奔突。再没有比酒精更加贴近身体和心灵的东西了。酒精美好而惨烈，它是灵魂的血液，它是身体的能量，我最终依靠它与朋友们抱成一团，相互取暖，相互砥砺，以换取前行的盘缠和力量。
酒精总是那么容易聚合，重逢，也容易挥发，别离。吴亮在东莞的出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此，我唯有献酒一杯，以表我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只有时间知道。
每一滴酒精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酒杯都有它的命运。少一个酒杯，或者多一个酒杯，对于生活而言，都是正常的。我当然记得与他们碰杯的清脆声音——海量且风趣的龚冠夫老师，当我离开了东莞群艺馆，我就难得和他在一起切磋了；被称为兽医的杂志主编蒋楠，我们还常常在四川小吃喝上几杯；诗歌写得漂亮的巾帼女侠蓝紫，携带着一个大号的酒瓶；英气逼人的80后诗人陈亚伟，流浪歌手成功转型为个体老板的蒋厚伦，一喝酒就脸红的孙海涛，喝醉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的陶天财已经远走福建莆田，至今单身的瘦弱诗人池沫树，老当益壮的刘枫老师，从宁波杀到东莞来的老表朱爱民……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兼酒友。一个热爱酒精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人。当一个善饮的人不能再喝酒的时候，那一定是老了，病了。他内心的悲哀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他内心的世界日渐萎缩，他的创造力也在萎缩。现在，我已经基本不再喝酒了，我瞧见了我的窘态和苍老，酒精带走了我的青春、激情和诗歌。
酒精有一条属于它自己的道路，沉郁，崎岖，向上。它在每一个人身上经过，驻留。对于我而言，东莞的某一条街道和小巷是通往酒香的。我与一些人曾经在这条路上折返，徘徊，带着异乡人的疲惫、文字书写者的沉迷和壮志未遂者的缺憾。酒精养人，也伤人。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个郎当少年，归来时已是迟暮老人。在东莞，酒精呈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精神的食粮。它是液体中的最高帝王，它聚合了光，也聚合了哀乐，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住酒杯，久久不放。它使人幸福，也使人疼痛，在它温润的身体里，我们获得了一种暂时的欢悦与满足。
文林坊65号
穿过几条小巷，拐入一扇小门，再蹬上几层楼梯，取下挂在裤腰带上的钥匙串，先打开一把厚重、漆黑的挂锁，顺手将挂锁空锁在铁皮门上，然后再用另一把钥匙插进门上的暗锁，一拧，一推，门“哐当”一声，开了，一缕亮光和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我这样描述的时候，我就进入了文林坊65号，五楼，503房间。这是东莞市南城区亨美社区的一间出租屋——暂时属于我的10来平方米的东莞，平淡，简陋，安静，切合居住者漂泊、动荡和困窘的特性。
出租屋总是藏着太多蒙灰的生活、红尘中怀抱的温暖和臆想中磨砺的锋芒。我一直生活在租与被租的关系中，出租屋与我的青春和理想同行——2003年下半年，南昌，江大南路青山湖小区，一楼，那个暗淡、破旧的二室一厅，竟然熬出了4个研究生；2004年上半年，广州，华南师大运动场后面的一间房子，我在等待煎熬之后姗姗来迟的消息；2006年5月至10月，贵阳，煤矿村的一间民房，我居住在那里读书，写作，喝酒。10月初的一个深夜，我被窃走了2个手机，这是我离开那里的唯一理由。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屋檐到另外一个屋檐，出租屋是我的驿站，也是我的命运。我像候鸟，注定了不停地飞翔和迁徙。那些从空中飘落的，除了一些尚存体温的羽毛，还有对于下一个归宿的迷茫和渴望。2007年10月6日，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这里——文林坊65号，五楼的503房间。这个10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一张床，一台电视，几只箱子，两张便于折叠的旧桌子，一撂书籍和一堆散落在简易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散发出尘世的庸常气息和寄居者的漂泊味道。简陋的空间存放着我白天的疲惫，苦涩的日子，难以入睡的辗转和对于明天的期盼，以及越来越远的梦想。
出租屋像一个蜂房，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我的左边，505房间（二手房东避开了504这个数字），住着一对男女朋友，男的叫小张，小学毕业，做平安保险，女的叫小谢，高中毕业，做玫琳凯。我的右边，502房间，也住着一对男女朋友。先说505的这一对吧，从事保险行业的小张，从外面奔波回来，只要看到我的门开着，就会径自走进我的房间，顺便把皮包、手机和钥匙往我的床上一扔，开始吹水。三句话之后，谈话便变成了他的保险推销专场，他鼓吹了一大通关于保险的话题，还给我介绍了好几个险种。每逢我有朋友或客人来访，他都要死缠硬磨地推销一下他的保险。他还是个健忘的人，很多时候他回到505，却将皮包和手机留在我这里了。他的女朋友小谢，每天专心致志地描眉，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出门做玫琳凯。她也经常过来和我的老婆谈玫琳凯，翻看玫琳凯的画册，介绍玫琳凯的产品，蛊惑得我的老婆很想买一套玫琳凯。化妆品于女人，犹如酒于男人，灵验得很。他们小两口经常吵架，有一回，我听到一阵轰天雷声过后，接着是一阵噼噼啪啪的大雨，女人的尖叫声随之刺破了五楼的平静。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张将雪白的菜刀架在小谢的脖子上，小谢大叫，“我要报警了，我要报警了！”她真的拿起手机拨打了110。不一会儿，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和治安队员赶到这里，了解了一下情况，带走了小张。小谢又后悔报警了，她很快跑下楼，去派出所，交上几百元钱，领回了小张。
再说右边的，502房间的这对情侣吧，姓名不详，男的个子不高，瘦瘦的，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女的据说是贵州民族学院休学的大学生，来莞打工。他们的铁皮门常常紧闭着。他们在楼下不远处的网吧上班，经常深更半夜回来，俩人嘻嘻哈哈的说着什么，似乎有讲不完的笑话，然后打开水龙头，哗哗哗哗的，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响起，像一把冰冷的剑毫不犹豫地刺进了我的梦乡。他们一直要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过后才醒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做爱，那女的叫床声很尖利，大呼小叫的，一阵紧似一阵，像春天的猫叫，一直要持续二十多分钟，让五楼的空间布满了异常的气息。他们的功课每天都很准时，那个时段，我一般在吃饭，弄得我很不自在。有一回，隔壁的小张从房间里探出头来，伸出一根手指，“嘘”的一声，示意我不要声张，便拿出自己的手机，按下录音键，踮起脚尖，轻手轻脚的走过去，把手机放在502的铁皮门下，收藏了这曲“叫床门”的乐章。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整理完毕，一起走出房间，下楼吃饭，我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盯着他们。这种声音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响起，505的小谢就开始敲打自己的铁皮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敲击声猛烈，响亮，502室内运动的人似乎意识到什么，舒畅的“呀呀呀呀”的声音变成了低沉的“呜呜呜呜”。自从这次敲门事件之后，他们收敛了很多。小张一直很想和右边这位瘦瘦的男生取点经，至于后事如何，我也不甚清楚。
后来，502的小两口就搬走了；再后来，505的小两口也搬走了。出租屋里又住进了其他的人。
我还住在这里，那里；我们还住在这里，那里——那些或宽敞或狭窄，或明净或阴暗，或喧嚣或宁静的出租屋里。除非我回到故乡，或者拥有了那扇属于自己的灯光的窗户。对于一个行走在异乡的人来说，出租屋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消解青春，困顿，疼痛，乡愁和壮志难酬的空间。随出租屋一起出租的，是青春的背影，挽留不住的时光，日渐暗淡的激情，而安逸和幸福却遥遥无期，像头顶上闪烁着的明明灭灭的星光。出租屋的空气里，流淌着汗味、湿气和油烟味，还有一缕微弱的书卷气息。往往，从外面看里面，出租屋显得阴暗，逼仄，压抑；从里面看外面，灿烂，宽阔，自由，这是否昭示了某种深刻的含义？
相对于城市光鲜的高楼大厦和璀璨灯火，城中村的出租屋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地带和生活。出租屋似乎是城市的细枝末节，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这群行走在城市边缘的人，倾听着雨水敲打着铁皮阳台，啪嗒，啪嗒……雨水那么有耐心，那么有力量，一直要持续到天亮。这冰冷、单调的声音也敲击着寄居者的身体和心灵。正如我在一首诗歌《凌晨四点的出租房》里所写的：
凌晨四点的出租房
一场秋雨意味着什么
闪电取走了台灯的光芒
雨水却给了我足够的宁静
我想写的诗歌还在路上
我想拥有的梦还未抵达
我不能抓住的忧伤和甜蜜
瞬间被一朵水花惊醒
我还剩下什么，我还祈求什么
“请把这场雨水的到来当作馈赠”
出租屋里的人，轻微、均匀的鼾声已融入雨声和夜色中，这个世界暂时归于安静。东莞，南城区，文林坊65号，五楼，503房间的灯光依旧亮着，轻微的闪烁着。这盏耀眼的灯光啊，轻而易举地照亮了这个我居住了三年的、10来平方米的东莞。
寄居者
当我写下寄居者，我写下的是我这个人，一个寄居在他乡的、外表平静、内心焦灼的漂泊者，他有着底层者的窘迫生活、桃花一样的梦想、诗人一样的忧虑和尘埃一样的命运，毫无生动、精彩可言。我尝试着，开始从我租借的那片空间来描摹我的东莞生活，沮丧，悲壮，“下落不明”或者阳光灿烂，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透过锈迹斑斑的门牌，地名依稀可辨。东莞，莞城，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这是我在东莞的第二个驿站。从南城到莞城，从文林坊65号5楼503室到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我走了整整3年的时间。一张轻飘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白纸黑字，上面书写着“租赁日期为2010年4月11日至2011年4月10日，每月租金750元整”，它用冰冷、确凿的书面形式，界定了我每月必须按时交纳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以换取在这里睡眠和做梦的资格。
白天，黑夜，上班，下班；白天，黑夜，上班，下班……生活周而复始着。时间总是向前的，像列车，经过一个个站台和隧道。这个近10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竟然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儿子的玩具在这里找到了随意摆布的空间；一个房间用作卧室，安放一家三口均匀、甜蜜的鼾声；另一个房间用来摆放我的电脑和书籍，我的欣慰感和安定感很大一部分源自于这里。空空荡荡的客厅，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建筑工地，儿子的挖机、铲车、汽车、飞机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一大堆随时准备用作建筑材料的积木，堆在墙壁的一角。已经竣工的楼房、处于搭建中的桥梁和台阶，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在这里建构起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儿童乐园。这里也是儿子的运动场和跑马场，瘪了气的足球蒙尘已久，滚在一边，像耷拉着的无精打采的头颅，斜视着房间里乱成一团的局面。“驾——驾——驾——驾”，儿子骑在绿色的充气小马上，双手抓着小马的耳朵，在客厅里蹦跳着，转了一圈又一圈——马尾巴上系着一根绳子，绳下捆着一张塑料凳子，后面还用废弃的塑料袋绑着三条塑料凳子，这就组成了一列火车，伴随着儿子的跳跃，凳子被拖动，颤抖着，凳脚摩擦着地板砖，“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发出刺耳的噪音。三岁的儿子说，这是他的“托马斯”（动画片里的火车），他是火车头，拖着好长好长的火车厢。他这样蹦蹦跳跳的，一个人玩得很快乐。有时，他也叫我上车，说，要开车啦，要带我去乡下奶奶家。一个寄居者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小小的寄居者，至今未上户口。但他暂时还不明白这些。他只需要简单的快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扮演着一位身份不明的漂泊者的角色，我也许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或者是盲流、社会闲杂人员等，按照官方的说法，我们是新莞人。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的人了？我说着浙江江山方言，在江西广丰生活、工作了30多年，后来去贵阳读研究生，毕业后流浪到东莞，把户口丢在了苍茫的云贵高原上，至今音讯渺茫。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一个儿子的父亲，一位妻子的丈夫，同时还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写作者、部分政治权利被剥夺的不合格公民和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让有家的人无家可归，让有归宿的人四处流浪。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寄居者最大的财富就是漂泊，动荡。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这里——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完全是为了攫取方便。小区大门口就有一个“元岭路”公交站台，从这里出发，我可以抵达南城车站、汽车东站、人民公园和我供职的单位。不消一根烟的功夫，老婆步行就能到达800米之外的公司去上班。从居所的门口出来，往左行走200米，就是儿子上学的小袋鼠幼儿园，那里寄存了他白天的欢笑和哭泣；向右踱步200米，就是一个菜市场，随时可以买来水灵灵的蔬菜、沾着鲜血的鱼肉和熟透的水果。沿着菜市场的那条小街往上走，街道两边是蜂箱一样排列的小吃店、小饭馆和便利店。小贩们推着平板车，沿街摆卖水果和蔬菜，他们和城管之间进行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都在不停地重复上演。地上常常有掀翻的平板车，骨碌碌滚动的苹果，摔裂的西瓜，踩烂的葡萄……那是未来得及逃脱的不幸。不算宽阔的街上，晚上则排出很多烧烤档，烟熏火燎的，一帮青年人坐在那里喝啤酒，划拳，热闹着他们的热闹，喧嚣着他们的喧嚣。多少回啊，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要一打冰啤酒，叫几个烤鸡腿、几串肉丸子和蔬菜，暂时迷醉于啤酒花的清凉、醇香中。这样的夜晚总是像酒花一样迷忽而易逝。我不知道明天我会搬迁到哪里——南城，莞城，东城，还是万江？或者回到故乡，或者抵达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开始新的生存。实际上，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在生存的土壤中进化成了一株无根的草，既回不去故土，也移栽不了新的沃土，就这样被大风吹得流离失所，不知所向。当然，所有这些，生活都无法提前通知我，我也无法确定以后抛物线的运动轨迹和具体位置。
在这里，我似乎也找到了小小的幸福。还算宽敞、亮堂的住所，比我的第一个驿站——文林坊65号的居住水平提高了整整两倍；每天晚上，我有大把的时间陪儿子守着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频道，看动画片，沉浸在《花园宝宝》、《托马斯和朋友们》、《巴布工程师》、《小熊维尼和跳跳虎》、《哪吒》、《蜘蛛侠》、《米奇妙妙屋》、《爱探险的朵拉》的对白和故事中……我也看得妙趣横生，烂漫天真。
夜已深，孩子睡了，城市的灯光和声嚣还醒着。我转到另一个房间，打开电脑，敲打着键盘，移动着鼠标，消磨上一段时间。一台电脑吸收了我的多少时间？我无法计算。电脑成了我阅读的书本、书写的纸张、娱乐和交流的工具以及加班加点中模糊的面容。电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在改写着人类的文明。
尘世生活总是相似的。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些披着水泥外衣的道路和墙壁，是一个更大一些的乡村。从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出发，我们偶尔去逛逛超市，爬爬旗峰山，都不会太远。生存压倒一切，生活永远都是近的。生活永远都是步步紧逼、迫在眉睫的，容不得我们懈怠。
最远的是故乡，明天和梦想。下一站，继续扎根东莞，还是飘向另一个异乡？我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这是我暂未完成的东莞地图。
原载2011年1期《山花》A版
香树书房主人，祝成明，自由写作者，体制外教育工作者，焦虑的思想者，喜欢运动，享受阅读，热爱生活，有点怀旧，有点梦想，有点孤独，还需要一点点酒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