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洪子诚老师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史家”

文化   2024-10-10 13:16   北京  

论述的“弹性”以及表达的“迂回”

——关于洪子诚先生的学术品格




文 · 陈平原

本文原刊《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多年前我曾质疑大学教授63岁退休的统一规定,说人文学者训练时间长、成熟年限晚,应该比理工科教授多工作三五年。大家都觉得这是在说笑话,因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绝大多数理工科出身,他们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记得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先生曾问我,你们文科教授老说63岁退休太早了,你跟我说实话,60岁以后还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创新吗?我的回答很干脆:“正当时。”此前因教学任务及油盐酱醋,著述多受牵制,如今知识积累丰富,且摆脱内外各种束缚,可以从容发挥。我举的例子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与洪子诚,两位先生都是退休后的学术成果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大为提升。另外,老钱再三说,洪老师2002年的循例退休(现在北京大学也改了,文科教授可延后退休),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巨大的损失。但换一个角度,对洪老师个人来说,此举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勤奋著述,收获无数粉丝,可谓因祸得福。一个教授,退休22年,仍有如此学术影响力,实在是个奇迹。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八年前,暨南大学召开“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研讨会,说是要聚焦“粤派批评”,邀我参加,我谢绝了。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不晓得这是“鸿门宴”,参加会议并被要求就此话题表态。《羊城晚报》迅速统合成一个有关“粤派批评”的专版,这就是2016年6月5日见报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报道称,对于“粤派批评”这个概念,赞成的有广州的蒋述卓、贺仲明等,反对的是北京的洪子诚、杨匡汉等。定调的主旨文章乃陈剑晖的《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据说该版第一时间得到了上级主管领导的批示,从而正式吹响“粤派批评”大讨论的集结号。随后,《羊城晚报》再接再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组织了20多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吸引刘斯奋、黄树森、蒋述卓、林岗、谢有顺、李凤亮等诸多名家参加讨论。
我因远离风暴中心,属于后知后觉。今年一月,我回老家潮州,给潮汕三市及相关大学赠送新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座谈会上,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旧事重提,说潮汕人适合做文学史家,而不是文学批评家,举的例子是洪老师和我。理由是有修养、善读书、性格温和、深耕细作,但胆子小,上穷碧落下黄泉,把相关材料都读完了才下判断,那时黄花菜已经凉了。这种性格,适合当青灯黄卷的史学家,而无法出任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革命家——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学革命。
这让我想起“中国作家网”转载“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2018年2月27日的《关于“粤派批评”的三个感想》,其中提及:“粤派批评中,非常显著的是文学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贯和工作地算,洪子诚、温儒敏、杨义、陈平原、陈思和、黄修己、饶芃子等人,都和‘粤’字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半壁江山都和广东有关。”文学史家重历史、重资料、重实证,“这种务实,是广东人的一大优点”。笔锋一转,谢文称:“为什么这些年广东提不出大的理论,没有大的理论构想,领不了思想风潮,甚至从来没有想要引领理论和批评发展趋势的气魄?我认为,它跟广东过分重视‘实学’,缺一点‘虚学’的气度和情怀大有关系。”
还有近期“花城”公众号推送的《新南方写作,去到比南方更“南”的地方》,说的是2023年8月21日“新南方写作:流动性与未来性”文学交流活动在广州花城文学院举行,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首先发言:“在文学史上整理和回顾粤派文学批评的谱系,我们会看到陈平原、温儒敏、洪子诚、杨义等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如今《粤派评论丛书》已经出版了32种,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作品出现。”
洪老师属不属于“粤派批评”,以及史家是否因过分崇尚“实学”而压抑“大理论”的生长,这些留待专业人士评说,我只觉得自己有义务,谈谈我心目中作为文学/史家的洪老师。为什么要加一撇,变成“文学”与“史家”呢?中间这一撇,其实大有深意,凸显的不是研究“文学史”的专家,而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史家”。为何如此立论,请参阅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及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在我看来,洪老师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以及评判标准,属于广义的史学,而非文学。当然,前面那个“文学”也是很有意义的,使得其与一般的史学家拉开了距离,这里不仅指研究对象,更包括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是史家,但带有文学家的趣味与眼光,具体体现在对文字的敏感,对作家作品的体贴,还有就是多疑、敏锐、犹豫、不确定,谢绝板上钉钉,更倾向于自我反省,坚持论述的“弹性”以及表达的“迂回”。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有件陈年往事值得一说。1990年4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座谈刚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录音整理稿经各位审定,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为题刊出,后收入我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对这篇纪要的解读,请参阅我的《叙事模式与文学进程——关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及其他》(《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其中洪子诚老师的发言,表扬的话就不引了,就说批评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
另外,有必要研究类型与个性的关系。陈平原善于抓类型,很精彩。但文学现象有许多例外,有其丰富性和生动性。文学作为一种人的精神现象,有时候不能完全用类型来归纳把握。当然,每种文学史都有其局限性,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有些大作家的独特创造,可能会被消解在这种类型分析中,这未免可惜。

那时候我们正在严家炎、钱理群的主持下,从事集体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大家最为关心的是文学史到底该怎么写。可惜这套大书半途而废,只刊行了六卷理论资料集,还有我撰写的属于探路的第一卷。洪老师的评议中,蕴含着他对文学史体例的思考,尤其是“文学现象有许多例外,有其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引起我诸多思考,在日后的研究中,部分得到纠正与落实。
洪子诚老师之所以越来越受学界(尤其年轻一辈)的推崇,既缘于时代,也缘于学院化大潮。可以说,洪老师的表达方式不适合于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时代思潮,更契合21世纪步步为营的学术风气。今天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学者,更喜欢洪老师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博学、深思、迟疑、自嘲。这跟年龄、阅历与学养有关,也与时代思潮以及学术目标相关。

2002年洪子诚老师退休前,北大中文系现当代和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戒台寺

这是一位勤于思考且勇于探索的研究者,始终在探路、问路与引路。洪老师影响最大的著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曾认真拜读过香港青文书店199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雏形,不太受教科书格局的束缚,更为单刀直入,也更让我这个外行大受冲击。另外,洪老师退休前的课程讲义《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为后学开出无数法门,让人脑洞大开。再就是《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这书很有生长性,去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专题课上选读此书,学生们很投入,也有很好的发挥,期末作业,我推荐两篇到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我看来,擅长提出带有挑战性的大问题,创新研究方法,在推进相关论述时,极为注意与年轻一辈学者对话,这是洪先生的治学特点。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史学也不例外。在我眼中,作为史家的洪子诚,因文学的滋润、哲学的引领,再加上天性以及某种宗教浸染,显得很是谦卑。作为一种思考角度以及论述立场,洪老师很少斩钉截铁的判断,更多的是左盘右带与自我质疑。可你要是以为洪老师不够自信,那就大错特错了。聪明人的自嘲,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智慧。单看其在若干紧要关头不改初衷,守住底线,拒绝随波逐流,就明白其论述的“弹性”以及表达的“迂回”,都只是一种烟幕弹,或者说修辞策略。◎

此文为作者于2024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2024),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有声的中国》《未完的五四》等著作四十余种。2024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24卷《陈平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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