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85岁的钱致榕教授，或许不为人们熟知，但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与教育家，先后求学和任教于台湾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钱致榕教授积极参与中国高校改革和教育的诸多实践，应邀出任筹建中的香港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以三年时间创造了建成港科大的奇迹。9月初，钱致榕教授的首部作品《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由活字文化策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讲述了作者参与建校的亲身经历，回应了当下“争一流”的大学教育和大学建设诸多问题的讨论。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致榕教授就《敢为天下先》所作的专访。在钱教授看来，教育一定要从基础学科着手，因为所有新学科都是从基础学科衍生出来的。他说：“大学的基本价值观都在文理两个学院，没有这两个学院，这个学校只是一个职业技能训练所，不可能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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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开学前后国内外来访客人不断，1991年9月14日，英国退休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港科大，步行参观校园各处。
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的创校奇迹，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此之前，没人敢相信，一所研究型大学可以在三年内建成，并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的2025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港科大位列第47名。
创校期间，港科大内发生了很多让人难忘的事。学术委员会讨论办学理念及计划时，时任校长吴家玮为表尊重来到了会场。没想到他讲了15分钟后，学术主席竟然直接举手请他退席：“他刚刚15分钟的讲话里，有10分钟告诉我们科大办得多成功，教员多棒，经费多好。假如这么好的话，要我们来干吗？”
港科大建成后的30余年间，创校副校长钱致榕观察到100所新大学在中国拔地而起，但在追求卓越教育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很多人在办大学，却不知为何办，如何办好。他曾与很多校长对谈，发现他们整天忙着开会，应付这个、应付那个。钱致榕问他“你的理念是什么”，他说“我等文件”。
这让耄耋之年的钱致榕坐不住了，他决定把港科大的创校经验写出来，以确保我们的教育之路不偏航。“非写不可，要大声疾呼。”两年的笔耕不辍后，《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于今年8月正式出版。《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钱致榕 著，钟月岑 整理，活字文化 策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2024年8月
在书中，钱致榕回顾了自己于1988年从美国返回中国香港接下学术副校长的重任，联结起一批有能力、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从无到有搭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经历与思考。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钱致榕亦长期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他曾创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港科大创校成功后，他毅然选择离开，此后数年执教于中国海洋大学等学校，创立书院，推动文理兼通的博雅教育，直到2022年才退休。9月初，我在北京见到钱致榕。已经85岁的他目光炯炯有神，谈起教育与年轻人时声音圆润洪亮。他告诉我，谈论严肃问题不可太soft（软），声音够大，别人才能听见。在他眼中，一所理想的大学必须“正本清源，返璞归真”，面对未来多变的世界培养人才。而当下的年轻人，则要学会向前看，要去相信，任何困难总有解法。以下是《看天下》与钱致榕的对话。
01
《看天下》：用三年时间创建一所新的一流大学，任谁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参与其中？钱致榕：我刚刚听说这个消息时，也觉得简直是胡闹。教育行家都知道，即使在美国，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至少要15年。我猜想他们也是找了好多人之后才找到我，彼时香港已经有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学院，但这几所学校的模式不能完全满足政府的需要，他们还想成立一所研究型大学。多少年可以创办一所完整的研究型大学，当时我没把握。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觉得那是没人敢做却值得做的事。能够按照我们的理想办一所一流大学，为中国作一点贡献，我想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机会，这也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一件贵重的礼物。1991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上课，港科大百年树人的工作开始第一篇章。《看天下》：港科大最初的创建是如何展开的？您怎么定义“理想的大学”？钱致榕：想办“理想的大学”，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第一条就是“格物致知”，多观察，才能得到经验和知识。当初我拜访世界各地的名校，直接跟校长谈，我直接问他们最近10年你的学校干过什么傻事，什么事情失败了。因为我们要抄别人成功的地方是很难的，很多国外的成功经验到中国行不通，但他们失败的地方却可以警醒我们。其次就是想清楚，我们有没有做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是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场所，大学不是企业，也不应该成为论文的生产线。老师首先要学会做人，要走在社会前面，先天下之忧而忧。教育是百年大计，一切要为三十年后打算，切勿急功近利。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跟新来的人员谈话，把所有教员的梦想与理想编织到我们的共识里，一起为这个理想去奋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看天下》：您在台湾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名校就读、工作，这些经历给您参与港科大创校带来了哪些启发？钱致榕：在台湾大学时，我们相信“君子敢为天下先”，觉得我既然从最好的学校出来，就要做最难、最感兴趣，也最有责任感的事，而非随波逐流。我们有个五六个人的小团体，上课之外还一起自学，每一科都自己做笔记，一本教科书看不懂就去找另一本，实在不行就一起讨论。这样的学习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到耶鲁大学后，我的论文导师塔夫脱在选完课后告诉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选一两门人文课。我说，您有没有搞错，我是来念物理的博士生。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不选人文课，不懂人文精神，就不是人（If you don't know humanities，you ain't human!）。1961年，我和耶鲁校长也有过交流，那次讨论使我明白了教育一定要从基础学科着手，所有新的学科都是从基础学科衍生出来的。这个认知加强了我们架构学校的信念：关注基础学科，要设立文理工商学院。有人认为设置文学院没必要，我说文学是提供灵魂的，大学的基本价值观都在文理两个学院，没有这两个学院，这个学校只是一个职业技能训练所，不可能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只有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接受人文素养的培育，学生的知识面很宽，学习能力非常强，毕业后才能够应对未来的变化，对抗转型转行的压力。《看天下》：您是高能物理出身，建设学校会涉及很多您经验之外的事情，您是怎么摸索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的？钱致榕：天下事都蛮复杂的，对不对？我的一个经验是所谓的意外都可以尽量避免，因为意外都是人想得不够细。我习惯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都像下围棋一样，提前想好接下来的六七步都怎么走，确定好大方向。下围棋首先要站4个角，再站边、填面，这块地才是你的。比如学校文科理科一定要学，否则只剩1/4个棋盘，不可能成功的。但凡是创业的人也都知道，事情从来不按逻辑发生，只知道“应该”没什么用，只有按照当时的意外情况尽量调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能失去方向，不能降低标准。《看天下》：近些年来，您觉得国内的大学教育有哪些需要改正的问题吗？钱致榕：钱学森先生曾经问过为何中国教育产生不了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容易，我们都被实用主义绑架了。上课时学生都问，老师这个考不考？不考，学生就不学了。大家都是刷题背书，背是最有效的，各项效果都出来了。但要是我们一直被这种思想给控制住的话，我们的科学就不会发展出来。今天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社会急功近利，一些大学已经变成“论文工厂”了。如果大学都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别人做过的题目照样拿来做，把它扩大，做得比别人快，篇数比别人多，那又有什么意义？即便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也是可以一下被打趴的，因为最尖端、最重要的技术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论文篇数上去了，教学和育人工作却相对地受到忽略。硕士、博士一直在扩招，但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硕士和博士，好多人念博士不是因为对科学感兴趣，只是觉得多一张文凭找工作容易一点。钱致榕：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特别迷茫、焦虑，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没有帮孩子们去思考，他们的长处和兴趣在哪儿，什么是好玩的？各行各业出头的人都是因为他对某件事特别感兴趣，即使别人不许他做，他也会晚上在被窝里偷偷钻研，但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兴趣了。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很多，有些人考进清华北大之后，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找不到意义。《看天下》：您觉得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您有什么想对年轻人说的话？钱致榕：虽然说当下的困惑是教育的问题，问题不在你们年轻人，但从另一个角度，问题也在你们年轻人，你们容许它在自己身上发生。焦虑是当下的趋势。不只是中国焦虑，其他国家更焦虑，跟着大家一起焦虑会怎么样呢？继续焦虑下去，皱纹也长出来了，24岁看着像34岁。年轻人必须往前看，哪怕是外界的错，后果也还是落在你自己身上，所以不要再去管是谁的错了。从今天开始，身边的不公、误导等等，那些不好的就都过去了，你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前孔子劝读书人“慎独”，我现在劝你们“慎群”，不要随波逐流，大家都选择一样的轨迹，却没有人问，是不是应该这样？人生不能就追一个风筝，风筝一落地就完了，人生应该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翅膀，想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追求的是怎样的人生。年轻人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大的局势暂时扭转不过来的话，至少你自己要知道，你可以从小事做起，可以过与“大家”不同的生活。在数学上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存在证明”，意思是当你要解一个很难的数学题目时，首先你要相信、要证明解是存在的。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问题是有解的。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找到解法。这个解法不一定在全国都行得通，但一定是要在实践中去不断寻找，不断尝试的。
钱致榕 著 钟月岑 整理
活字文化 策划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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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创立香港科大，是国际高教界公认的奇迹。作者钱致榕教授被香港科大任命为学术副校长，是创校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书中不仅展示了创校过程的幕后故事，更多是关于建立研究型大学，需要怎样的教育理念，以及怎样的条件，各种经验足可供人借鉴，令人深思。书中对两岸四地，以及中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向的对比，从宏观到具体，从公共经验到个人得失，无不给人以启迪。而钱致榕首次在国内大学提出的SCI评价体系、讨论如何进行通识教育等问题，穿插在重要的历史记忆中，读来也让人耳目一新。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