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奕周:《四库全书》中的“西学”

文化   2024-11-06 00:01   广东  
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打开清帝国大门的时候,闭关锁国而又故步自封的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与西方世界的差距,于是有人开始兴办"洋务",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西学"这个名词还渐被人们所熟知,其实“西学"的输入,早在一百年前的明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清代末期来得这样猛烈,这样的不容阻挡。梁启超说:"西学"名曰,实自耶稣教会人来所创始。"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当时耶稣会上到中国来传教,利用讲学译书,与上大夫阶层交往,以扩大其影响,因此所谓"西学"得以输入。但是,由于西方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宗教内部的派系之争,导致了雍正皇帝对天主教的取缔。到了乾隆时,对西教更为严厉,全国各地的教士被驱还殆尽,延续将近二百年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可是,清高宗皇帝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并没有完全将“西学"抛弃。《四库全书》有借鉴地收录了一部分“西学"著述。

一、耶稣传教士引发“西学”的输入

16世纪初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所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保存天主教会的势力,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该会积极培养会士,并派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开辟新的教区,传播天主教义,以维护和扩大罗马教廷的政治势力和影响。第一个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士是沙勿略,他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到达了广东沿海的上川岛,次年死在岛上。此后,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其中最著名的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人。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人)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
艾儒略(1582-1609,意大利人)

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了能够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并积极运用西洋学术与士大夫阶层相联络,特别是在中国最先打开局面的利玛窦,他初到中国时,没有急于他的传教活动,而是通过展示他精于数学,精于制造钟表及日晷,精于物理学、绘画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术,在他的会所陈列许多新奇的西洋物品等方式,引发中国人的好奇和兴趣,扩大他们的影响,为其传教工作奠定基础。

《明史·意大里亚传》记载:"其国人东来者,人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在中国学者的帮助和配台下,会士们先后著译了大量“西学”汉籍,其内容涉及天文、历算、地理、机械,以及宗教等方面,对于中国学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梁启超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欧洲历算学之输人。“

 二、《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西学”

《四库全书》共收录西方传教士的著述24种,其中列入"著录书"的有11种,列入“存目书"的有13种,它们分别是:

《西儒耳目资》无卷数   金尼阁(P.NicolausTrgault法国人)撰   经部 小学类存目

《职方外纪》五卷   艾儒略(P.Julus Aleni意大利人)撰   史部    地理类

《坤舆图说》二卷   南怀仁(P.Sabbathinus de Ursis 意大利人)撰 史部  地理类

《西力要纪》一卷   利类思(P.l,uduvicus Buglio 意大利人),安文思(P.Gabriel de Magalhaens 葡萄牙人)、南怀仁等撰   史部   地理类存目

《泰西水法》六卷   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 意大利人)撰 子部  农家类

《乾坤体义》二卷   利玛窦(P.MatchoeusRicci意大利人)撰  子部  天文算法类

《表度说》一卷   熊三拔撰   子部,天文算法类

《简平仪说》一卷   熊三拔撰  子部  天文算法类

《天问略》一卷   阳玛诺(P.EmmanueiDiaz葡牙人)撰  子部   天文算法类

《新法算书》一百卷   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龙华民(P.Nicolaus Longobardi意大利人)、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 瑞士人)、罗雅谷(P.JacobusRho 意大利人),汤若望(P.」.AdamSchall vonBell 日尔曼人)等修    子部    天文算法类

《天步真原》一卷   穆尼阁(P.NicolasSmpgolensk波兰人)讲  薛风祚译  子部   天文算法类

《几何原本》六卷  欧几里得撰    利玛窦译 徐光启笔受  子部   天文算法类

《奇器图说》三卷 邓玉函撰   子部   谱录类

《辨学遗牍》一卷  利玛窦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二十五言》一卷  利玛窦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天主实义》二卷 利玛实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   利玛窦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交友论》卷    利玛窦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七克》七卷   庞迪我(P.Dd.dePantuia西班牙人)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西学凡》一卷附录唐大秦寺碑一   艾儒略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灵言蠡勺》二卷   毕方济(P.FranciscusSambiasi 意大利人)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空际格致》二卷  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 意大利人)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寰有铨》六卷   溥汛际(P.FranciscusFurtado 葡萄牙人)撰   子部 杂家类存目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附表《明清之际耶稣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中,著录西士共65人,著译华文书籍300余种,其中最迟到达中国的教士是在清康熙三十九(1700年),除5人卒年不详外,最晚去世的为清乾隆十三(1748)年,另有清末费赖之(Lous Plser)编纂的《耶稣会士之传记》一书,所辑录的教士传记约有500人,中有华籍者70人。与梁任公辑录的有中文著述的西士人数大致相当,据此可以说,在始纂《四库全书》时,这300余种西书早已问世,而《四库全书》仅收录了其中一小部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术得一见;二是,斥而不录。关于这两种情况,从已著录《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西书提要中就有所反映。如《西耳目资》的提要曰:“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而1997年编赛完成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收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的刻本全帙。可见,当时四库馆臣井未能将“西学"书籍收罗殆尽,“未得一见"的情况是存在的。而对《寰有铨》的评述是:“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铨》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感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足见该书若未收于《明史·艺文志》中,就不会被列为"存目书"了,因此“斥而不录"也是实情。而且西士的著述以宣传其教者为多,受到排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也许就是"西书"在《四库全书》中著录不多的主要原因。

《四库全书》中除收录了以上西士译述外,也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介绍“西术”,推演“西学”,及受“西学"影响的著述。如俆光启所撰的《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李之藻所撰的《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以及薛凤祚的《天学会通》,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和《御定数理精蕴》等。这些著述都体现了“西学东渐"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及其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

徐光启(1562年—1633年,明万历上海徐汇人
三、 四库馆臣对“西学"著作的评价
西方传教士所传宗教虽然不受欢迎,但他们带来的实用之学术,还是得到认同的,四库馆臣也是有着同样的认识,他们在《总目》中说“案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基于这一观点,四库馆臣对于“西学“书籍的褒贬就表现得泾渭分明,对待实用科学方面的著述,微词不多,时有赞誉;而对于传播宗教思想的著作,则给予完全的否定和无情的批驳。

1. 对于西方天文历算等实用之学术,《总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褒扬之词也处处可见,如四库馆臣评价《乾坤体义》曰:“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意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对《简平仪说》云,"是仪写浑于平,如取影于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最代算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又如对《奇器图说》的评说:“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及对《奏西水法》赞曰:"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

2.中西类比,说明"西说"在中国早已存在。如《总目》说《乾坤体义》:“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甚至认为其说源于中国固有之文化。如《总目》认为《七克》:“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对《坤舆图说》的评说就更为直白,“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

3. 对于难以把握的新奇学说,《总目》给予客观之分析,由简入理,阐明大义。如对《表度说》进行了详细阐释,并说:"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间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总目》还兼而采取“录而存之,以广异闻"的态度。如对《职方外纪》的观点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对《坤舆图说》也说:“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

4. 对利用学术附会教义者,《总目》力求将学术与宗教予以剥离,取舍鲜明。如对《天问略》评曰:“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用意极为鬼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闲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故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

5.对宗教类著述的评价,四库馆臣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教摭拾佛书,附会儒理,支离变幻,不可究诘,并且指出其攻击佛教,以求自胜的传教策略,而一并将此类著述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如评:《二十五言》曰:“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对《天主实义》一书云:“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教之下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又如对《灵言蠡勺》的评述:“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 。"

明末清初的这一“大公案”,虽然对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登上了中国文化的神圣殿堂—《四库全书》,但它没有动摇和改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播种了将近二百年的"西学"之花,最终未能扎根于古老的华夏大地。物换星移,一个多世纪的光阴转眼逝去,当沉睡的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的炮声惊醒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贫弱交加、四处挨打的境地。抚今追昔,当我们叹息曾经失去的与世界竞风流的机遇,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当今国家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宏伟目标和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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