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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前文：

一、【系列】拨开云雾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二、【系列】中国资本市场演进之股票起源！

三、【系列】中国资本市场演进卷二：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可能一劳永逸，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可以说从后毛泽东时代开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段改革的早期充满了挑战、阻碍与反复。其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传统思想观念与制度的挑战，对改革“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政治风险的论证，改革首当其冲改的应该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国有企业旱涝保收“铁饭碗”工作是一个家庭的保障；在农村，农业化合作运动让绝大多数农民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期又将高级社合并组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至此，当时国家的两大经济主体已经形成，人民公社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以外，集体经济的性质与国有企业没有太大区别，统一接受国家的集中管理。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快速发展重工业，实现经济独立的目标。但在指令性、命令性的背后，出现了企业经营积极性缺失、供销脱节、产品质量下降、经济不振等负面效应。因为这个时期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机关通过行政指令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分配，价格只是进行核算的工具，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当失去了热情和动力，人类的惰性开始显现，工厂里工人消极怠工，因为干好干坏都一样；农田里，农民失去了对收获的渴望，因为收多收少自己不会多得一分。

与此同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已经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甚至已经经历过几番调整，如苏联随着政权交替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由中央集权到下放地区管理，又恢复集权管理并扩大企业自主权；南斯拉夫“自制社会主义”改革取消了对价格控制，给予企业完全的自由，当然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在短暂的拉动经济后弊端快速显现，最终也导致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改革尝试。    

随着出国考察团的外出学习及外国学者的来华交流，国内对经济改革的兴趣与讨论不断升温并进行了大量的尝试。

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回追2019年的热播剧《大江大河》，尽管电视剧与现实存在差距，但可以快速帮我们找到那个年代的感觉，感受时代的特色及人们思想的变化。

剧中三位男主人公人物特点鲜明：

• 天资聪慧的宋运辉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勤学苦干，当上国企的技术员，在国企改革中脱颖而出，是国企改革的缩影；
• 出身贫苦的杨巡头脑灵活，倒买倒卖，生意几经波折，最终也有了自己的产业，是个体经济的缩影；
• 复员军人雷东宝在乡村改革的浪潮中勇敢尝试、紧跟政策，走在时代的前沿，是集体经济的缩影。

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因此从改革初期就是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国企改革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通常，我们把1993年提出的“国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条分水岭，前面十余年主要以放权让利为特点，以激发国有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1993年后，主要以产权改革为基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设现代化企业。

我们沿着历史的轴线，回顾国企改革的过程。

为激发国有企业内部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的业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国企改革确定了基本方针，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革尝试了多种改革方式，但因其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及实际利益等问题，所以导致改革的道路上充满了曲折和起伏：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主要内容是扩权、让利：给企业一定的自主财产和经营权利，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市场需要增产自销；逐步提高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企业用利润留成扩大职工福利、奖励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同步改革的还有中国的财政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调整逐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下的分级管理体制，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机动性太小，中央政府面对的财政事务过于繁杂。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从1980年起，除个别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和地方按照预先规定的比例和数额进行财政分配，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更有动力发展建设。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刚开始几个月，显著激发了企业职工增产创收的积极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随着试点企业的不断扩充、地方和企业财权的不断扩大，一些地方为了争取财源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为了弥补亏损，动用了往年财政结余及向中央银行透支，大量的发钞，导致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引起民众的不满。

经党中央研究决定，从1981年初起集中力量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暂缓下来。而此次改革尝试的失利演化成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思想回潮，改革的聚光灯也打向了“体制外”的农村及城镇。

1981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城镇个体经济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增量改革在体制外遍地开花，究其本质，是在给予一定要求下，充分释放了农民、个体户的主观能动性，群体的热情形成了螺旋式的上升，使得增量改革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退潮后，把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国有企业改革中成为一种新的尝试路径。经过讨论与研究并试点后，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经营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在分配方面可以基本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    

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几乎纵贯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过程中虽有调整，但总的方向仍是对国有企业积极推动承包经营，在保证责、权、利紧密结合的情况下，探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在此期间地方也尝试了股份制改革，如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向社会公众及及职工发行股票。

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开，发展和完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颁布更是以法律形式对“两权分离”进行了确认：“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两权分离思想的提出与尝试为后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打下了铺垫。

尽管企业在90年代经过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公司，但国有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权责分离在实践中仍很难实现。主要因为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摆脱政府的从属关系，正如当今国有上市公司在重大事项履行三会前，需事先通过党委会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一方面纵向从属于上级主管单位，另一方面横向从属于市场，孰轻孰重也最终体现在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    

同时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具有部分资源垄断的权力，也就具有了市场定价权，部分人通过提升产品售价、降低产品质量、倒卖指标等从中获利，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在承包合同谈判过程中，也会出现隐藏即期利润、压低承包基数的方式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承包条件。对于未市场化的体制内，出现此类情形也属正常，因为企业经营者不需要关注市场变化，只需要对目标负责。

企业承包制在国企改革攻坚阶段，也发挥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一部分富有创造精神、改革精神的企业家在推广企业承包制时上马，带领企业发展壮大，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1984年，刚刚上任厂长的张瑞敏在几个月后，抡起锤头砸掉了76台质量不合格的电冰箱，让重视质量的意识深入人心。在张瑞敏的带领下，海尔从1984年营业额只有348万元、亏空高达147万元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到2020年发展成为全球营业额超3000亿元、利税总额超400亿元的全球化企业。

诸如海尔集团成功的案例还有很多，一项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个个推陈出新的举措，在改革的浪潮中激起层层浪花，最终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洪流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站在今天，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评论当时改革的种种缺陷与不足，但这些缺点也正是当年下一次改革动力的源泉；更为宝贵的是，每一次的改革都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也印证这一次次改革的内在价值。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反馈总结的过程，“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拿事实来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以敬畏之心正视真实的历史，才能从历史“魔咒”中走出来，才能真正思考未来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