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记

北京政法学院在1952年成立之初，就从北京大学调入副教授阴法鲁与王利器、讲师杨翼骧，从燕京大学调入教授张锡彤与张雁深、助教赵宗乾，再加上北京大学政治学名家吴恩裕在调入后转向《红楼梦》研究，这些在文史领域大多熠熠生辉的姓名奠定了整个学校的人文底色。

1979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汉文教研室（后又称汉语教研室、语文教研室）成立了古代法学文选组，翌年4月刊印了《中国历代法学文选》上编第一、二分册（初稿），承担起全校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

1981年4月，陈云提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9月向全国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在此背景之下，时任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主任的高潮于1983年5月6日向院党委提交了成立法学古籍整理小组、附设于语文教研室的申请报告。

高潮在报告中言道：

由此可见，当年全国各大政法学院对于法律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以高潮为首的北京政法学院教师在此前已陆续出版了《古代判词选》（群众出版社1981年6月）、《古代奇案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汉书·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3年1月），完成的《中国历代法学文选》、《旧唐书刑法志注释》也即将由法律出版社（1983年11月）、群众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这一申请获得校领导的明确支持。北京政法学院于当年5月16日经教育部批准改组为中国政法大学。时任本科生院第一副院长的张杰于5月25日批示“似可同意。请云光、欧阳、江平同志酌定”；翌日，党委副书记、第一副校长云光批示“早就此打算。请高潮同志拟个具体方案，提院务会审，最后由校部定”。

高潮于6月2日向学校提交了“法律古籍整理与研究（组）室古籍整理方案（初步设想）”，分为“法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宗旨”、“组织机构和任务”、“法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初步计划”三个部分，建议首先成立小组（附设于汉语教研室古代法学文选组），开展编、释、译工作，待人力充实后，向司法部申请成立法律古籍研究室或研究所，并拟定了“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组（室）初步拟定组成名单”：

在这份“名单”末尾，高潮又写道：

对此，云光于同月6日批示“张杰、江平同志阅后送陈卓同志、余叔通同志核定”、“拟同意高潮同志提出的方案……先搞小组开展工作，并快点成立起研究室”等，又于9日批示“欧阳：人员请你审”；副校长余叔通于8日批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中央也很重视。我同意建立小组，先附设在汉语教研室”等；本科生院党委副书记欧阳本先于20日批示“送江平同志”；校党委书记陈卓批示“可以”。

随后，法律古籍整理组（研究室）成立，并拟定了“规划要点”（1984—1994），开列了拟整理的七类文献，由中国政法大学报送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教育司。而且相关的课程建设也在同步进行，如1984年2月印制的“一九八三级研究生第二学期专业课程设置表（二）”中，就有“法律文献② 高潮等”。

1984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回函称“你们的《法律古籍整理规划要点》收悉。所列项目均已收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汇编》（近日可寄上）”，对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工作予以积极肯定，并提出了以下建议：

事实上，这个“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室”在当年4月10日就被正式建制为“本科生院古代法律文献教研室”，由高潮、马建石担任主任、副主任。

高潮又于5月5日向学校提出“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或政法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建议，除复述前引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外，还申说了以下一个背景：

这份申请的落款机构是“古代法律文献教研室”，高潮在文中特别提到“我古代法律文献教研组（室）（对外称古籍整理研究室）”，明确了前述两个机构名称之间的关系。16日，云光批示“请提出具体方案（教、研处及研究生院一起研究）报党委”；又有批示称“原则上可以”，无落款。但由下附档案第一页可见，云光批示用红笔，故“云”字以红笔圈划；“陈”字以铅笔圈划，右上则用铅笔批示，虽无落款，但可据此推知批示者为陈卓。

6月3日，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室草拟了“关于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报告”，并附“关于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开展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初步设想”，其中明确提出建议“在中国政法大学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作为法律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联络兄弟院校共同协作，趁一些老专家健在的时候，抓紧抢救。这是当前政法学术界刻不容缓的任务”，开列的主要任务是：

8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向司法部呈递了“关于在我校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报告”（[84]校办字第68号），在所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方案与规划要点（草案）”中设定了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搜集、整理法律古籍，对有关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翻译及编纂、研究工作”，下分“普查与编目”、“摘要与汇编”、“专题考证”三大类，并拟定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与人员名单，其中已有成员包括高潮、马建石、赵宗乾（后仍留任语文教研室）、王思敏、杨育棠、张大元、郭淑华、白玉荣、沈厚铎、徐世虹、姚佑椿等十一人。

11月21日，司法部批复中国政法大学，同意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直属校部，为处级单位，编制暂定20人，并将此函抄送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成立。

新成立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汇聚了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校内一批文史出身的教师，如最年长的白玉荣，出生于1911年，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56年起任职于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负责人高潮出生于1922年，曾求学于东北大学历史系，1952年起任职于北京政法学院，先后在理论辅导组、国家理论和政策法律研究室、民刑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任教，1958年调入语文教研室，1972—1979年间曾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思敏出生于1931年，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4年8月调入中国政法大学；郭淑华出生于1932年（其身份证所标为1933年，乃是登记时相关办事人员误算民国纪年所致），195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曾任职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年入职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马建石出生于1933年，1957年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职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1972—1979年间曾任职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张大元出生于1936年，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职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杨育棠出生于1938年，196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职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徐晶石出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入职北京政法学院校刊编辑部；沈厚铎出生于1939年，196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年入职中国政法大学语文教研室；徐世虹出生于1954年，1979年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入职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此外，担任秘书的郑杰也是1978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1981年入职北京政法学院图书馆。

12月1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下达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经费的通知”，从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补助基金中拨付0.5万元，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项目补助费。1985年3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任命高潮为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马建石为副所长。至此，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所有建制最终完成，开启了此后四十年整理、研究法律古籍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