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年纪念册序言、编撰手记

文摘   2024-11-21 17:20   北京  


智者不惑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年纪念册 

主 编:赵晶 

资料搜集与撰文:赵晶 郭伊湄 王雅欣 卫敏 

发 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排版与承印:北京新生代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部发行 

共一〇〇册 第 001 号


序 言

1984年11月21日,经司法部批准,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家校属科研机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成立。

建所伊始,全国学术百废待兴、古籍整理再获重视,所内前辈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以团体协作的方式,全情投入法律古籍的辑纂、点校、译注,在出版困难、经济拮据的第一个“十年”,贡献出一批广为学界引据的整理成果,淬炼出研究所特有的风骨与品格。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科研评价体制的变化等,个人的独创性论著在第二、三个“十年”间逐渐成为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主要贡献,同时,全所上下依然坚守本业,持续推出集体性的古籍整理作品;在“跨越学科藩篱”的表达与“严守学科畛域”的实践存在脱节的情况下,研究所在学术对话、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方面,仍然毫不动摇地秉持不拘门户、兼容并蓄的旨趣,逐步实现以“文”为学术基底到“法”、“史”、“文”等多学科交融的转型。

古籍整理的意义不仅是为推动学术发展,还在于传播历史智慧、积淀人文底蕴。近“十年”来,研究所在赓续学术传统、践行教研并举之外,又积极探索“唤醒典章文物”的新形式,不断开辟传承、发扬传统法律文化的新途径,使得研究不再高冷、学问平添温情。

四十年来,虽然世道学风丕变、办公场地数易、三代学人更替,但是“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的所训犹在,存亡继绝、温故知新的初衷不改,静心笃志、求实创新的底色未褪。时值研究所即将迎来“不惑”之际,我们希望以董理旧档、勾勒所史这样一种最契合研究所本职的形式,感怀先辈、劝勉后学、追溯学脉、开启新途。

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得到校内各职能部门,尤其是以刘旭馆长为首的档案馆同仁的大力协助,谨此申谢!        

                                                                                          赵   晶

2024年10月18日

《纪念册》编撰手记

2024年1月5日上午,承高潮老师哲嗣的厚意,允许我们到家里挑选高老师的藏书、遗物、照片等。我在一堆杂物中发现了一些与建所相关的文件,欣喜万分。因为本所办公室几经搬迁,早年的资料早已不存,这些文件所呈现的建所历程为此前所不知,实在可贵。在对这批文件进行分类登记后,我动意为本所编撰一份“大事记”,作为四十年所庆的献礼。

2月27日上午,我从昌平校医院取药出来,拐进档案馆,向刘旭馆长了解与本所相关的档案分布情况,以及调档查阅的各种手续。承刘馆长热心说明,我也随机查看了数件1980年代的招生公告、职工名录等,由此在脑海中初步形成了“大事记+教职工小传+档案选印”的编纂方案。

3月20日下午,我与同事郭伊湄以及两名研究生王雅欣、卫敏开了一个编撰会议,向她们介绍了如何搜集资料、划分栏目(教学项下涵盖课程、研究生招生培养;科研项下涵盖成果、会议、课题、国际交流;人事项下涵盖本所同仁入职、离职、退休、晋升以及行政领导任免)等方法,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期间,经历了种种“柳暗花明”的曲折:

有关国际交流的校内档案,与本所相关者仅存9条,且皆始于2006年,有效信息8条皆见于本所网页。正当丧气哀叹之际,我在徐世虹老师荣休时留下的纸箱里清理出了1990年代后期、2000年代初期与日本学界交流的材料,顿时兴奋不已,马上分类登记,交给学生扫描、归档,又登陆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数据库,查得了与皇学馆大学三年交流的具体内容;

有关历任教职工的信息,人事处档案科保留的23位老师并不涵盖本所建所以来的所有人员,且最早的记录仅至1993年。但在我印象中,2月查档时曾见过1985年等不同年份的在职人员名录,再逐一翻检历年所出集体成果的作者页信息,辑出部分此前不知的人名;

本所存档的年鉴word版始于2012年,此后的“大事记”仅需筛选条目、增补内容、统一体例、润色文字即可,但此前的部分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在档案馆查阅建所初期相关前辈的人事档案时,才得知本校自1992年起一直都编印纸本年鉴,承刘馆长提供全套文本,让我逐一翻检,摘记条目;

关于1990年代池田温、大庭脩、巩涛等外国学者来访的年份仅见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第344期(1999年12月10日)第3版刊登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15年》,但具体时间不明。在《纪念册》下印前,我猛然想起大庭脩先生在《昭和元年生まれ達》(同朋舍1997年)中详列了自己1997年以前的历次出国记录,终于又确证了一个条目,紧急联系承印公司修改定稿。

……

除档案调查外,我还陆续联系了所内前辈郭淑华、沈厚铎、王中玉、陆昕、郑杰、修建等老师,对部分老师进行了电话访问。郭老师虽年逾九旬,但记忆颇佳,回忆建所往事,思路清晰,尤其是我在查档时发现她的出生年份写作1932年,但身份证却标为1933年,她答称这是当年身份登记时工作人员误算民国纪年所致;王老师此前曾出版《诗忆人生》(红旗出版社2016年),因此给我寄送一册,他的许多生平经历皆可从中觅得。徐世虹与李雪梅两位老师是老照片的提供者,10月17日去徐老师家搜集照片时,她逐张回忆了照片背后的诸多青春往事。

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 · 序》中言:“余之生命,在此时代,亦属可有可无。增余一人不为多,减余一人不为少。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这也是我们耗时数月编撰这本纪念册的初衷。

赵   晶

2024年11月19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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