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春光好，岁岁春光迥不同。六十五年前（永昌源注：此文发表于1993年）阳春五月，封冻五个月之久的松花江，早已冰消雪融，红杏吐蕾，杨柳泛青。碧蓝澄澈的松花江水，欢快地流进古城吉林，又拐个S型大弯，向北而去。正是这个万物复苏、桃红柳绿的季节，当时的省城吉林市，迎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一对年轻潇洒的夫妇，男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女的是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这次他们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临时转道吉林探望他的伯父周曼青先生的。
一九二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六大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所以定于六月十八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党的六大代表都分批、零散地经大连、哈尔滨，再转去苏联。
周恩来当年三十岁，是六大正式代表，邓颖超二十四岁，不是代表，但为了掩护周恩来旅途安全，组织决定让她同行，列席六大。五月初，他们从上海乘日本轮船，经青岛到大连，再改乘火车去哈尔滨。在哈市设立了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杀害了中国外交官，并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形势很危急，为此周恩来特别关心国内动态。船到青岛有短暂停靠码头时间，他们上岸买了青岛的各种报纸，准备回船上看。因此，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客船行驶一夜，次日上午到了大连港。旅客们陆续准备离船上岸。这时大连港的日本水警上船，对周恩来进行盘问。
日警：“你的，什么地干活?"
周答：“做古玩生意的商人。”
日警：“买卖人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
周答：“坐船时间长，没事看看，一则消磨时间，二则了解各地行情。”
日警：“你们的，哪边去?”
周恩来随机应变，没说去哈尔滨，机警地说：“去吉林 ”。
问：“吉林的去干什么?”
周答：“去看舅舅 ”。
日本水警问不出什么破绽，但又不死心。让周恩来跟他到岸上警察厅去一趟，却没让邓颖超去。周恩来让日警帮忙把太太先安排到旅馆住下，跟他们去了。在水警厅，日特还是反复问周恩来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等问题。日警突然转换话题，问：“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
周答：“他姓周，名叫曼青 ”。
问：“他的，什么职业干活 ”?
答：“他在吉林省财政厅任职员”。
日警无知地问：“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周答：“中国人叔叔和舅舅的姓氏是不同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日警突然变声变色地叫道：“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古董商人，而是当兵的”。说完以饿狼般的眼光盯着周恩来的脸 。
周恩来面不改色心不跳，沉着的伸出双手，说:“你们看，我像当兵的吗？”许多日警都凑过来，仔细看了半天，摇了摇头，确实不像当兵人的手。日本人黔驴技穷，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片，晃了晃说你就是周恩来，想以此镇唬一下。周恩来镇定地反问道：“有什么根据你说我是周恩来？我确实姓王，不信，可到吉林调查。”
日本水警确定没有可靠证据，不好随便抓人，不得不放人走了。周恩来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幽默地对日警说：“拜托替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再转吉林的火车票，咱们已经相识了，出门靠朋友吗？”日本人“哈咿、哈咿”答应照办。
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找到邓颖超住的旅馆，做出安然无事的样子。他简略地把日特盘查经过说了一遍，邓颖超悬起的一颗心才放下。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为防万一，快把到哈尔滨接头的证件销毁。他们分析，日本人可能掌握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档案卡，不然他们为何怀疑他就是周恩来呢？这一关虽然过了，但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警惕周围各种人的动向，随时应付突发的情况。然而，又不能草木皆兵，畏首畏尾。他们十分沉静，若无其事的样子，有说有笑地进出旅馆，这样多少也解除了日本人的一些怀疑。
当天下午，车票拿到手了，他们按时登车，座席对面有个日本人，他主动用汉语跟周恩来聊天。周、邓二人心里明白，这是一条跟踪的尾巴。次日上午到了长春，周恩来夫妇在站前找家旅馆休息一下。他把胡子刮掉，换上长袍马褂，邓颖超也换了件夹旗袍。吃完午饭，观察一下，跟踪的尾巴没有了，他们下午即乘火车去吉林。到吉林后他们没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让旅馆伙计(服务员)送到通天街(现解放路)xx号周曼青家。
周恩来的三堂弟看过书信，认出周恩来的笔迹，马上就到旅馆去接他们。弟兄见面格外高兴，寒喧过后，他三弟说没有麻烦，就跟他回家了。周恩来夫妇原来确实没有转道吉林探望伯父的计划。由于在大连被日本人讯查，他临时应变说到吉林看望舅舅。如果不到吉林来，日本警察厅真要查问周曼青有姓王的外甥没有，岂不给伯父添了麻烦，受惊扰事小，说不定还受牵连吃官司。因此，周恩来宁可多耽误几天时间，也要来吉林，一要向伯父说明前情，二也要迷惑日本人。当然，周恩来也十分想念伯父母和堂弟们。他自献身党的革命事业以来，确实无暇念及亲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于一九二五年在广州结婚的时候，正值大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恩来力挽狂澜，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创建了人民革命武装，后又转入领导地下斗争。这次，他们夫妇转道吉林，既探望了亲人，又摆脱了“尾巴”，心情异常高兴。邓颖超同志回忆这段吉林脱险的往事时，无限深情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
他们在吉林通天街伯父家住了两天。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他二弟家住。第三天，他三弟陪同邓颖超到哈尔滨会合。因为他们在大连把接头证件毁了，无法与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接头。邓颖超每天都到车站，像闲逛似的散步，以便能见到后来哈尔滨的六大代表。过了数日，果然接到李立三同志，通过他与接待站联系，得以转去莫斯科。
永昌源注：对1928年周恩来同志途经吉林市的情况，《吉林市市区文物志》有专门词条“周恩来同志参加党的六大途经吉林的居住旧址”词条。根据记载他的伯父周贻赓时任吉林省财政厅的课长，家庭住址位于在吉林市船营区昆明街安长胡同32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门牌号，当时称财政厅东胡同）。周恩来同志在吉林旅馆里是给堂弟周恩寿（此人应为总理亲三弟，当时在伯父处生活）写的便条，在伯父家住了一宿。
周恩寿同志回忆：“当时总理外穿一件风衣，内穿一身中山服，走时把风衣留给我了，带走了我的毯子，他怕不方便，没有让我送站”。第二天，邓颖超才走，周恩寿一直把她送到哈尔滨。这时，李立三等人早已在哈等候，后来总理、邓颖超同李立三等人一起由哈启程去的莫斯科。
本文选自1993年12月由政协船营区委员会编印的《船营文史资料-第四辑》，原标题《周恩来脱险来吉林》，作者：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