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两份收藏于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图书馆的电子文档，是清末吉林籍历史人物贻谷和钟岳叔侄二人的“齿录”。所谓“齿录”乃是科举时代，记录同一榜中举者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仕途发展等基本情况的书册，内容与如今填写的履历表颇为相似。由于是一种特殊的存档文献，其所载内容相对真实严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此也能校正一些坊间传闻和部分史料表述。
一、
贻谷和钟岳为吉林城望族乌雅氏中的名人。贻谷本名吉昌，字蔼人（民国版《永吉县志》写作蔼仁），吉林驻防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国子监司业、兵部左侍郎、理藩院尚书等职务，任内均有建树。由于贻谷为晚清权臣荣禄的门生，又在庚子之乱中坚定追随慈禧，因而仕途颇为顺畅。可惜荣禄死后，在官场倾札之中，失去靠山的贻谷遭到诬陷，终在绥远将军任上被革职遣戍，民国后才得以平反。
在贻谷中举那年，钟岳在吉林城降生，是贻谷兄长晋昌的次子。就在贻谷考中进士的第二年，钟岳成为癸巳年恩科举人。关于钟岳的生平，史料记载有限，在乌雅氏的同辈兄弟中，钟岳的人生跌宕程度，也远不及他那位代理过驻藏大臣并最终惨遭不幸的三弟钟颖。目前其仕途仅在《齿录》中谈到曾由“官贡生升用主事候选笔帖式”。
除贻谷和钟岳外，吉林镶黄旗乌雅氏早已族繁丁旺、名人辈出。无论是其先祖玛尔汉、依昌阿，还是贻谷的前辈庆福、锡纯、文光，以及贻谷的兄长晋昌、峻昌，都曾留名汗青，各有作为。其中庆福对吉林地区文教事业发展影响最大，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吉林地方设置了考试院，考生不必再到奉天进行考试。同时，他还主导捐资，办起了吉林崇文书院。民国版《永吉县志》专门为他立传，记录了他对文教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乌雅氏族系、事迹，传闻却多于史实，有许多谬误在口述过程中颠倒了对错，甚至摇身挤入了典籍之中。而两份《齿录》所载，却有如拨云见日，将真相昭然于世。
二、
古人在论及家世时常追溯“九族五服”，所谓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所谓五服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由“己身”横向又有“己身、胞、堂、从、族”亲疏之别。在两份《齿录》的记述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特征。之前，关于吉林城乌雅氏的坊间传闻极多，经《齿录》相校，孰是孰非则即刻了然。
两份《齿录》记载乌雅氏的始祖名“纳穆章”，事迹不详。依贻谷《齿录》记载：九世鼻祖名“莽色”，由佐领从征，屡立战功，恩授云骑尉世袭罔替。八世远祖玛尔汉，七世太祖常存，六世太高祖乌德保，五世高祖永和，四世曾祖富明阿，三世祖庆福，父锡恩。除七世太祖常存外，每代皆有官职，不是底层的披甲当差旗人。另外，常存这个名字为汉语，可见从其父玛尔汉开始，乌雅氏已经接受了汉家文化。
在这一世系介绍中，玛尔汉的介绍最为珍贵。民国版《永吉县志-卷二十》记载：“绥远将军满洲乌雅氏贻谷祖墓，在城东关门外九棵树西，有碑二：一为皇清敕封振威将军依公讳昌阿灵神道碑；一为皇清敕封武显将军玛公讳尔汉神道碑”。乌雅氏玛尔汉的事迹，无论是《吉林通志》还是《永吉县志》均无记述，此前仅《吉林通志-卷二十四》中有满洲正白旗兆佳氏的玛尔汉传记，有人曾据此怀疑《永吉县志》中把玛尔汉记作乌雅氏可能是错误。
由《齿录》可知兆佳氏的玛尔汉与乌雅氏的玛尔汉只是同名而已。乌雅氏的玛尔汉由世袭云骑尉补工部郎中，遇恩诏授骑都尉，改任吉林协领（正三品武官），死后追授了正二品武显将军的荣誉称号。另外的依昌阿未出现在《齿录》中，猜测其与贻谷已“出五服”，其振威将军的称号为从一品。结合玛尔汉的情况分析，依昌阿的实职很可能为二品左右，故而《吉林市园林志》、《吉林市郊区文物志》认为此人是《吉林通志》中记载的那位阵亡在河南杞县的“陈满洲花翎佐领营总”（正四品），也应是同名造成的错误。
三、
在《吉林市郊区文物志》等地方文献中记载，依昌阿的神道碑位于小白山西南侧榆树村附近，玛尔汉的神道碑也在一旁。可知这个依昌阿神道碑就是九棵树的那通。石碑之所以出现在小白山，实为迁坟所致。1934年春，日寇侵占九棵树地区修建神社，强迫依昌阿和玛尔汉的后人将祖坟迁出，小白山墓地乃是乌雅氏在伪满时期的新坟茔。许多乌雅氏后人都知道这一变故。
九棵树附近的贻谷祖墓在民国时期因乌雅氏改汉姓为吴，也被叫作吴家坟。不过在吉林东关九棵树附近地区，无论是玛尔汉，还是依昌阿，甚至贻谷，名气都不如“庆四大人”响亮。《昌邑区志》直接记载九棵树在清代吉林城东是一处闻名的地方，是吉林将军衙门“庆四大人”的坟地。然而对这位庆四大人是何许人也，除《文庙街道志》中提到他曾任职于户司（大致相当于现在省财政厅厅长）外，并无其他记述。
通过《齿录》记述，明确了乌雅氏的“庆字辈”是贻谷的祖父辈分。在这个辈分，乌雅氏家族出现了一次变故。除“庆”字排行外，叔伯兄弟里还出现了“福”、“明”等其他排行。福字排行的有德福、兴福、成福等人，明字排行的有明陞、明祥等人，另外还有绍达、国祥等人名出现在这个辈分之中。猜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上代与分家或重新修谱有关。
就在两份《齿录》中，均记录“庆字辈”有一个名叫庆云的人。庆云号祥五，世袭云骑尉，为二品衔记名副都统，赏戴花翎吉林协领，掌户司关防（关防即印信），还兼任“两路驿站监督”。由于承袭云骑尉世职的是此人，因而此支系或为长房。又查《齿录》中仅庆云和乌什杭阿担任过户司一职，因此粗判《昌邑区志》等资料凡提及吴家坟的“庆四大人”，就应该是这个庆云。
四、
尽管历史上乌雅氏名声赫赫者大有人在，但我最先知道这个家族的却与其支系——“锡家”有关。八十年代，从长辈处获得《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其中有一篇牛子厚之女牛淑章老人口述文章，其中谈到牛子厚的原配夫人，娘家是吉林北关的红带子旗人家姓吴，是锡举人的妹妹。有资料提及锡举人名叫锡恩。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吉林城考中举人且名字中带有“锡”字的共有三人，其一为锡祉，此人为满洲正白旗索绰络氏；其二为乌雅氏的锡纯，清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举人，曾出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其三为锡庆，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举人，姓氏及履历不详。
由此结合《吉林市建筑志》中的记述，可以认定北关的锡举人是锡纯。锡纯，满族姓氏为乌雅氏，清代隶满洲镶黄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举人，曾担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他的住宅位于光华路，也称吴宅，为传统满族四合院建筑，宅内曾悬有“太史第”匾额。
满族人称名不举姓，这位锡举人的后人常被称为锡家（钟岳等在民间常被称为钟家），其府第门前的胡同即被命名为锡家胡同（西起北大街，东到城墙根，1964年被纳入光华），另外今天光华路路北，青岛街与皮鞋厂小区之间，桃源路以南，曾是一个面积广大的连片菜地，其中绝大多数的土地都属于锡举人家，这里因而也被叫作锡家园子。
另外，由于口述历史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在记忆失真、立场差异、缺乏规范等因素影响下，常会出现纰漏。比如牛淑章老人的会议中称吴家是红带子旗人，就与真实情况存异。在清代，皇室男子以腰系黄带子和红带子为标记，所谓“红带子”是清代皇室旁支“觉罗”的代称，即指代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叔伯弟兄的子孙。即红带子旗人应是爱新觉罗家族。
在贻谷的《齿录》中，称锡纯作“堂叔”，且中举为同治丁卯科，即清同治六年中举。同时还标注了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只是一个四品衔的官员。鉴于《齿录》中还记载贻谷有两个胞伯：锡龄（诰封中宪大夫）、锡智（佐领委参领，清同治七年阵亡于直隶），以及三个胞叔：锡泰、锡藩、锡光（这与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贻谷的爷爷庆福有三个儿子存异）。可知锡纯的父亲应是贻谷爷爷庆福的某个兄弟，锡纯和锡恩并非亲兄弟，牛子厚的原配夫人则可确认是贻谷的堂姑母。
另在贻谷《齿录》中记载“世居吉林省城里北大街”，与锡举人的住宅大致在一起，因而猜测当时锡恩与锡纯可能聚族而居。再后来，锡恩的儿子们官运亨通，才在白旗堆子兴建了新的两进四合院——吴家大院。
五、
两份《齿录》和《永吉县志》中均记载贻谷亲兄弟共三人。其兄晋昌，号芍航，恩贡生出身，“特用知府、署奉天副都统，会办地方事宜、帮办军务”。史载此人素有爱国情怀，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派兵协助义和团攻打奉天教堂。1900年沙俄入侵中国东北时，盛京将军增祺恐战脱逃，晋昌不仅力主抗俄，还亲自带兵与沙俄侵略者周旋。故而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作为主战派官员，晋昌遭到清廷撤职流放。
对于晋昌的生平，一些记述存在错谬。如文史学家李洁先生在其所著《晚清三国》一书中提到乌雅氏家族“乃正宗皇族”，晋昌“不仅身世正统,更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他的大福晋是咸丰帝的妹妹，同治帝的姑姑。换言之，慈禧太后是他夫人的嫂嫂，他的舅妻”。此处李洁先生应该是混淆了晋昌与同是吉林籍旗人的扎拉丰阿。据记载道光皇帝的八皇女寿禧和硕公主，即咸丰帝的妹妹，下嫁给满洲镶蓝旗萨克达氏，一个叫扎拉丰阿的人。而这个扎拉丰阿出身将门，曾在吉林城内建有驸马府，其祖坟位于永吉县官马山。
根据钟岳的《齿录》记载，晋昌并不是咸丰帝的妹夫，且只有一位妻子瓜尔佳氏——记名副都统署阿勒楚喀副都统赏戴花翎拉林协领霍伦保孙女，原任二品顶戴协领三姓佐领赏戴花翎图明阿之女。可见晋昌的妻子既不是姓爱新觉罗的公主，也不是坊间另一传闻所说的晚清权臣荣禄之女。
关于“晋昌是驸马”、“乌雅氏是红带子”在吉林坊间的传闻日久，也影响了许多本不复杂的判定。如晚清时的慈安太后本姓钮祜禄氏，可一份《牛子厚年谱》却记述：锡恩的妹妹是慈安太后的侄女，光绪七年(1881)慈安太后猝死时“牛子厚携妻吴氏赴京城吊唁姑母慈安太后，两个月后返吉”，仿佛慈安太后改姓了一般。
六、
两份《齿录》和民国版《永吉县志》均记载贻谷有个叫峻昌的弟弟。这位峻昌号岳生（笙），也是恩贡生出身，因过继给了“族叔”乌什杭阿，因而承袭了云骑尉。峻昌后来担任过库伦办事大臣，也算是清廷的高级地方官吏了。关于峻昌的情况，地方史料介绍极为有限，但是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让人禁不住怀疑峻昌与吉林坊间颇有名气的“俊六大人”可能是一个人。
旧时，市井对满族人的尊称往往是“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加“此人在家族中排行”，最后再附上“爷”或“大人”，如前所述的那位“庆四大人”。另外满族人同辈排序喜欢所谓“大排行”，即叔伯兄弟与胞兄弟一起排序，如金顺的二弟连顺和三弟富顺就因“大排行”而被称为连九将军和富十将军。不过这种坊间称谓不会针对某人的“字”或者“号”。因而俊六大人的称呼，应当是一位名字中带有“俊”字，大排行第六，且身为显宦高官的人。
在吉林地方史料记述中，俊六大人最主要的出场有三处。其一是《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提到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有一个号称“俊六大人”的姓吴的商人由外埠来到吉林城，投资食品行业，收购河南街“埠源馆”，改建为“福源馆”。其二是《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提到清同治初年“埠源馆”改称“福源馆”，1913年后生意日渐兴隆，此时有号称“俊六大人”的吴姓商人前来投资扩产。二者存在时间矛盾，但所指的又可以肯定为一个人——按民间习惯，商人肯定不会被称作“大人”，故而粗判此人应该在清代担任过官员，民国时为商人。
第三处提到“俊六大人”的是《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九辑》，其中有一篇松毓后人的回忆录，其中提到松毓第一位夫人钟氏来自满洲名门望族——吉林俊家。这个俊家历代多为朝廷重臣，松毓夫人之兄俊六大人，在清末为一品官，因得罪西太后慈禧，被发配云南，民国成立自己仍以无圣旨诏免而不归，在云南的十年间滋生了一代家族。其子钟子锦在末代皇帝溥仪移居天津之时，才弄到了一纸赦书，把这位俊六大人接回原籍吉林，落叶归根而逝。
从事迹上看，这位俊六大人与晋昌的事迹颇为相似，且其子“子锦”，很有可能是晋昌的长子钟华的“字”或者“号”（《齿录》所列“钟”字辈名字中，其他很难与“子锦”有关），因而一度怀疑“俊”很有可能是“晋”的误写。然而这种猜测并不能让我完全坚信。就在该回忆文章后部，另有一段描述：俊六大人思想守旧，将松毓子女行新式鞠躬礼戏称为“秃尾巴鹌鹑撅腚”，引得松毓不得不让子女向俊六大人行旧式礼。可见1925年去世的松毓和俊六大人同时出现过。可这又与高振环先生考证晋昌在1930年时返吉的情况不符。
另外，在贻谷和钟岳的《齿录》中，晋昌名号里均没有“俊”字，他的同辈兄弟，凡带有“昌”字之人，并没有比晋昌更年长者——即便俊和晋被误写，那“六大人”从何而来，又难圆其说。对应福源馆史料描述中的“俊六大人”呼应，在反复阅读《齿录》后，又生出一种猜测，即峻昌有可能在家族大排行中排第六，加之曾为高官，故而被俗称为“峻六大人”，后来被误写为“俊六大人”。清朝灭亡后，峻昌先于兄长回到吉林，并投资更张福源馆，留下一段商事传奇。
很遗憾，《齿录》虽然对贻谷和钟岳的家世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于一个庞大的家族，毕竟只是偌大水系中的几条细流。更为遗憾的是，据吉林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晓莉女士介绍，乌雅氏家谱早已遗失，许多关于这一家族的谜题，还有待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才可能有答案。所幸这世间许多机缘，都需要不懈“坚持”方能邂逅。一如我若不坚持更新自己的账号内容，恐怕两份珍贵的《齿录》也会与我失之交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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