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英国投资修建的北宁铁路向关外延伸出奉山线，先于沙俄修建的东清铁路揭开了东北铁路历史的大幕。进入民国后，铁路为地域经济催生出的强劲动力进一步为世人瞩目。出于对东北地区丰富的林矿资源，列强们纷纷借铁路修建以期染指。到了二十年代，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外，英国、日本均寻机巧取豪夺中国路权，在东北兴建、投资、控制长短不等的多条线路，使得本就地处边疆的东北，路权争夺日趋白热化。
鉴于途经重要银矿、铜矿产区的天图铁路（天宝山附近的老头沟至图们江边开山屯）于1924年11月1日已竣工营业，而当时的日寇，始终觊觎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念念不忘其炮制出所谓“间岛”概念。为尽快与这条孤悬在长白山北侧的铁路连通，切实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资源管控，北洋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加快了由吉林城向东修建铁路的进程。先期计划修建吉林至敦化之间210公里铁路，此即吉敦铁路。
历时两年多紧张的施工，1928年10月吉敦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当时的吉敦铁路穿越吉林（1929年改称永吉县）、额穆、敦化三县，包括首发、终到，共设有17个火车站，其中吉林县境内为吉林、龙潭山、江密峰、额赫穆、六道河、老爷岭等6站；额穆县境内为小姑家、拉法、蛟河、柳树河、二道河等5站；敦化县境内为黄松甸、威虎岭、黄泥河、秋梨沟、太平岭、敦化等6站。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发行的《吉敦铁路建设写真帖》中，吉敦铁路沿线火车站旧时风貌尽收其中。
当时的吉林站为吉敦铁路西端，从《吉敦铁路建设写真帖》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吉林站站舍已翻建为二层楼房。对此我始终怀疑接入吉敦铁路导致客货运力增加，是站舍由平房扩建成楼房的主要原因，即翻建工程发生在1926—1928年。
出站后一路西行，过旱江桥、松花江桥自西依山向北行进4.2公里，就到了龙潭山车站。图片中的龙潭山车站，拥有站舍、零担库房和站长宿舍。其中站舍、零担库房的式样与江密峰、额赫穆站完全相同，后者若不是站牌标明，仅就建筑本身，是很难分清两座车站的。很遗憾时至今日，当初的这三个车站仅龙潭山车站还残留着残破不堪的零担库房和站长宿舍。
从六道河站开始，各个火车站标配的站舍和零担库房（前檐短，后檐长）大致保持了式样的一致，屋顶也都是大片的“铁瓦”，但建材已不是青砖和水泥，代之以木材建造。由于站舍均建成“木刻楞洋房”，使得这些站舍很有俄国房屋的韵味。蛟河站和敦化站的站舍是吉敦铁路上的特例，敦化站是这条铁路的东端，修建成现代式的洋楼站舍可以理解，但蛟河当时还只是一个镇，能和敦化站一样配置，并在周围附建了很多铁路事务所和大量宿舍，足可见其在吉敦铁路线上的重要地位。
在吉敦铁路通车之后，尽管17个车站的站名都有写得明明白白的站牌，可在地图上的标注并不规范，如：江密峰常被标注为“江蜜蜂”，伪满时期刊行的《吉林乡土志》说是因为有江姓人家在此养蜜蜂而得名，《吉林市地名词典》中则认为是满语“嘉木浒”——含义是“驿站之谷”。另外一份1932年的地图中，柳树河被标作“乌林河”，不知是否为错误。
17个车站中还有一个被改名的车站。额赫穆站常被标注为额赫木，《吉林市地名词典》解释为满语“浑水泡子”之意，1933年敦图铁路开通后，伪额穆县公署从原驻地额穆镇迁至蛟河街，为避免与县城重名带来的误会，额赫穆站因“接近天岗山，即俗称老虎砬子，遂将额赫穆站改名为天岗站”。据说最初曾改名天岗山站，可改名时间按《吉林市地名词典》记载为1940年，1939年的地图资料上显示仍标注为额赫木，实在不知天岗山站何时被简化为天岗站。
在敦图铁路开通后，原有吉敦铁路线上不断新建了一些火车站。如1937年建成的苇塘站，1939年所建的荒山站，1942年建成的大姑家站。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建站时间不详，如唐房站、马尾山站，网上有人把建站时间标注为1927年，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
作为文化的基础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先导，火车的开通往往会带来空前的开发进程，吉敦铁路亦然。原本吉敦铁路线穿越的是人迹罕至之地，在一个个车站出现后，车站周围不仅有了日渐稠密的人烟，还成为周边区域内难以撼动地位的中心地带。而本文插图呈现的17个火车站大多是这一结论的最好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吉敦铁路17站中除敦化站外，长期归属吉林铁路分局管辖，加之向西曾远达长春市境内的兴隆山站，向北延伸到黑龙江的杜家站，因此初中地理课上，老师会对铁路子弟骄傲地说：“铁路部门管辖的区域比吉林市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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