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铁路的兴建所引发的时代洪流，往往会冲破旧有的社会格局。比如中东铁路的修建，吉林城在清代形成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被哈尔滨和长春取代，即便有了吉长铁路，也因身处支线地位，少了回天之力。同样，一些城镇也因铁路而崛起，一如今天要讲的蛟河镇，就是因吉敦铁路的修建，借助位于火车穿山越岭（张广才岭——威虎岭）前的蓄势地利，成为重要的中继站，并应近代发展的天时，逐步取代了额穆镇的区域中心地位，成为吉林地区东部的县域政治经济中心。
溯源如今的蛟河市辖区，原本属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设置在额穆赫索罗站（今敦化市额穆镇）的佐领衙门管辖，额穆赫索罗为满语词组，额穆赫为“水滨”、“河边”之意，索罗是“十人戍所”之意。虽然按名称看，管辖人数并不多，但这个佐领衙门实际管辖的区域却十分广大，不仅包含了今天蛟河市的大部，还管理敦化、五常部分区域。
清光绪八年（1882年），敦化率先置县，张广才岭以东隶属敦化县，岭西为吉林府辖区。就在此前后，在蛟河、拉法河、嘎呀河交汇处附近，自然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镇店，因地处蛟河之畔，故而得名蛟河街。“蛟河”据说是满语词汇的音转，我看到过“有狍子的河流”、“乞丐”、“有气泡的河流”等多种解释。尽管初现繁华，但这里偏离了传统吉林至宁古塔的驿路，在当时还算不上重要的地点。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设置额穆县，县城设在额穆索罗站，蛟河划归额穆县，为其治下第二警区。由于晚清时，蛟河街以东的奶子山地区发现了煤矿，较之前的林业，蛟河地区又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是苦于交通不便，煤矿资源尚无法大规模开发。其实在当时，交通桎梏经济发展已是整个长白山区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进入民国后，吉林东部开发被提到议事日程，可惜国家积贫积弱，加之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直到1925年时，才达成妥协，由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与“满铁”签署建造承包合同，开始计划修建吉林至敦化的铁路。按路线规划，吉敦铁路绕开了传统的驿路，没有让额穆县城“踏上”追赶时代的列车，反倒成全了威虎岭前的蛟河镇。
1926年6月吉敦铁路正式开工，1928年6月15日铁路修到了蛟河（《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相比吉敦铁路线上的其他车站，当时的吉敦铁路工程局在蛟河镇是“下了重注”的。尽管这里在当时只是有着3千左右人口的城镇，却建造了和敦化站一样壮观的“洋楼”站房。另外在车站周边的宽坦之处，还建设了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事务所，修建了2万加仑的水塔，以及甲、乙、丙、丁四种不同规格的砖造“官舍（宿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铁路运营体系——这种“基地”配置，是沿途各个车站都不具备的。
在吉敦铁路竣工后，蛟河镇借铁路的便利，逐渐成为吉林东部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尤其是煤炭矿产也借势迅速实现了现代规模化开采，产自周边的木材、粮食、煤炭、林特产品由此运出长白山。资源的规模化开发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持续吸引大量人口迁入，在此谋生兴业。由于交通便利、人口众多，蛟河的经济体量很快就超越了当时的县城额穆镇。
1933年敦图铁路竣工，由长春向东，经吉林可直达朝鲜北三港——平行于中东铁路东线（滨绥铁路，）的第二条铁路干线成型。为方便办公，11月（另有记载为1932年、1934年），伪额穆县公署从原驻地额穆镇迁至蛟河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额穆县改称蛟河县，蛟河镇至此华丽转身。
时光荏苒，如今的铁路虽在国民经济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已然不会像当初那样可以左右一座城镇的衰荣，但面对前进路上的跌宕起伏，任何因素又不能随便忽视——天时、地利、人和，您说哪个因素不重要？——都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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