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关于黄宾虹的古文字研究与书写的性质和内涵、思想指向，以及在其整体学问中的地位，一直以来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认识：一是关于他研究与书写的到底是甲骨文、金文还是玺印文字；二是他何以选择战国这个时段作为学术关注的重点，以及背后的文化关怀是什么；三是关于他对战国学术的研究与其画学建构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进一步厘清，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黄宾虹的学问全貌，并对其学问建构树立信心，理解其画学体系的源头与核心。此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
一、黄宾虹书写的到底是甲骨文、金文还是玺印文字？
一般来说，大家对黄宾虹作为书法家的深刻印象，是出自于他书写的大量“大篆”作品。“大篆”是一个对古文字含义模糊的称谓，在此“名”之下诸多研究对黄宾虹的“大篆”实际所指则较为含混，如有论者以黄宾虹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游之故，判断其书写文字为甲骨文；更多研究则偏向于认为黄宾虹的古文字书写为金文等。倘以此看待黄宾虹，就容易模糊其在文字研究上的实际水平，更不容易理解古文字研究作为黄宾虹学问核心和支柱的意义。
黄宾虹《金石学与印学之关系》（部分）
实际上，对于“古文”和“籀文”的认识，黄宾虹受到王国维晚年学术新眼光的影响，以地域观文字，分为东西之别，认为“籀文”为战国时代秦文字，而“古文”则为六国所用的战国文字，即认为钟鼎文字不称“古籀”。（传统的“金文”之称，多为钟鼎文字。近代文字学兴起之前，多以钟鼎文字为《说文》的“古籀”。）对于六国文字的地位，黄宾虹是放置于“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小篆——《说文》——隶草真行”的文字演变谱系中来认识的，并横向对比陶文、货币兵器、玺印文、《说文》古文、籀文、三体石经等，兼利用宋代文字文献《汗简》《古文四声韵》来参照，进行考释。
黄宾虹《金石学与印学之关系》（部分）
有此认识基础，对于六国文字在文字演变源流中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黄宾虹曾言六国文字“其获新知，当不在甲骨下”。在他看来，“甲骨殷商文字为一宗，钟鼎文字为一宗，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亦当成为一宗矣”，可见他认为六国文字是可以和甲骨文、金文并称的文字类别，是新起之学，地位并不亚于甲、金。
从材料对象来说，黄宾虹是由收藏进而研究古玺印为主，兼及货币、兵器、陶文等文字。以“时间”而论，则主要从关注三代转移至战国到西汉文字的演进。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文字载体还是文字本身，黄宾虹都把“战国”文字视为其古文字研究的关键环节，而在其大量的书写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黄宾虹《金石学与印学之关系》（部分）
黄宾虹曾经在《释“傩”》《释“绥”》中疾呼不要仅以古印文字之学来看待“六国文字之学”，言其是与经学、史学、金石学广泛关联的“良友”，为“有待贤者”的学术新领域。又在《古玺印中之三代图画》中以周秦诸子与六国文字相互期许，认为其中一定具备惊世骇俗的学术价值，可见他的期待已经越出“古印文字之学”的范畴。他又与许承尧谈到六国文字的学术价值，“其功当不在东汉学之经学以下”，对六国文字所能关联学问所寄予的期望，提升至与东汉经学并驾齐驱的地步。这一卓识，可看出其学问既承自清代学术，又有欲开新境界的宏愿，难怪在与傅雷谈到自己在学术上的发明时，黄宾虹自信说到自己的学问“有新发明，为今海内外学者所未道”。
显然，六国文字所指向的学术路径是其“新发明”所在，周秦诸子学与其文字之学相互阐发、印证，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因此，黄宾虹何以如此关注诸子思想，以及为何要突破东汉经学的学术视野，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新发明”正是使黄宾虹晚年的学术内在理路有别于罗、王的关键。
首先，重视子学，与近代以来的学术变迁息息相关。随着近代世变与学变，作为古典政教模式的学理基础——经学退出了历史，而史学则脱离经学独立成为大宗。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重构，成为当时的历史诉求。在此之下，晚近不同学派均重视长期被忽略的子学，期望重新发掘，以回应当时的政治文化危机。换言之，对于诸子的重新认识，反映的是当时中国文化断绝存续的问题。
黄宾虹《金石学与印学之关系》（部分）
其次，黄宾虹重视诸子之学，是欲辨章古今学术源流，为“史统”含义作重新的阐释发明。换言之，黄宾虹虽然吸收罗、王之学，以客观实物证文献的“二重证据”之法，但其心目中的“史学”并非以研究古代“陈迹”为旨要，而是应对现实，欲实现拨乱反正之用。
再次，重视子学与公羊学，是对战国到西汉这一段学术的关注，这恰恰是摆脱乾嘉学术以小学通经学——东汉之学的藩篱。也就是说，黄宾虹并不满足于传统金石学的证经补史之用，更不满足于乾嘉以训诂、音韵之学通往古史之法。而治子之法为研究义理学说之法，以治子之法治史学，才是黄宾虹推重“栖神益智金石之学”背后的思想意义。换言之，黄宾虹认为“器物之微见政教之大”，其欲以形上之义理勾连形下之器物，更进一步，学问关乎政教文明、人生，这是他对于文明保存的文化立场，同时践行“为己之学”，而非仅仅以书斋学问为人生的终极追求。
是以，我们才能在此意义上理解黄宾虹的人生经历、学问主张与书画实践之间的关联。而不少研究正是忽略了这一点，认为黄宾虹本着与罗、王之学近乎相同的方法与旨趣治学，此则在揭示黄宾虹整体学问意义上较显单薄，忽略了其学问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不能理解其金石、文字之学与画学之间的关联何在。
三、关于黄宾虹对战国文字与学术的研究，与其画学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黄宾虹对诸子思想的融会，与其通过文字学通向文明起源阐述画学的意旨“志存述古，初求识字，究极丹青”并不矛盾。以道家源流演变及其时间观看待古史，即以天道自然观理解三王五帝说之于文明的意义，是黄宾虹获得中国文明历史认识的新视角，而不是以现代眼光将其视为典籍中的“神话”符号，驱赶出“古史”的研究范围。黄宾虹反对疑古学派对中国古史的全盘推翻，而是以道家、古史、易学勾连上古史，在“疑古”与“信古”之间虚实勾连，这使黄宾虹晚年对良渚出土古印之于文明的意义饱含期待，更是对华夏文化保有充分的信心，这在其晚年代表思想《画学篇》中展露无疑。
旧有的经学价值崩塌之后，对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如何重述中国古典学术与艺术，使之重新整合为一个同条共贯的新价值体系，实际上是黄宾虹画学建构的内在驱动力，而诸子学中的老子之学无疑成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由是，黄宾虹在《画学篇》中以老子“圣人法天”为开端，作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山水画与道德经》中则以政治哲学的眼光看待诸子之一的老子之学，并以此作为“艺术救世”的理论前提。这涉及到我们是否可能把黄宾虹的子、史研究与其画学研究理解为一个体用兼备的整体，亦如其自言：“古人之法是用，造化之象是体……《道德经》言自然，真为千古画决。”这也是关乎如何理解黄宾虹对重新发展中国学术或者是“东方文化”的思考。
黄宾虹既强调诸子学为战国至西汉学术演进中的重要一环，那必然涉及处理诸子与孔子的关系。黄宾虹将孔、老学术思想源流关系处理为“老”先“孔”后，即老子为孔子之师，孔子虽非史官，但由此继承史官之学，亦集百家之大成，成为史统的接续者。其构建的上古学术图景为“史官——老子——司徒——孔子——儒教”的传承谱系。黄宾虹称之为“史统”，是其融合孔老的独特历史观的概括。这一思想即受到民初张尔田等人思想的启发，但在“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提出，则显得别具深意。黄宾虹所欲表明，经学虽变为“史学”，但中国文化价值并未瓦解和消亡，其言：“孔孟讲现在，老子讲未来……比较起来，中国画受老子的影响大。”以“现在”“未来”看待中国儒、道，并未把历史文化视为“过去”死去的“历史”，明显看出黄宾虹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期待。而将画学源流演变的叙述建立在这一新的价值基础之上，是黄宾虹应对当时中国画所面临思想危机下的“对策”，这也是黄宾虹强调“逸品画”，并借老子思想重新强调道家思想对山水画的“救世”作用，以驳斥康有为、徐悲鸿认为中国画“无用”等观念的落脚点。
黄宾虹藏古玺印印蜕及其考释文稿 浙江省博物馆藏
黄宾虹晚年对治中国画学提出学问需要“贯通”的要求——“必须融会中国古今各种专门学术，——贯通，澈底明晓”，这使我们以义理的贯通来认识其画学建构，而不以考据史学来认识其学问的关键。其学问路径由文字之学开启，更深入于经、史、子关系的重构，这是其绘画理论“民学”与“内美”观建立的核心。黄宾虹以核心义理作为根本统摄古今学问，而不是以表面的知识形式来消解古典价值：一方面，他重新调整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则是以尽可能降低“损耗”的方式（非简单攻击“传统”之趋新，也非守旧）保留文明传统中的核心信息，以符合近代学术转型的知识类型。也就是说，黄宾虹从古典资源中寻找经学之外的思想资源以回应当时的历史挑战，这为近代学术转型中古典价值在现代性的挑战下如何存续和发展提供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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