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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拓本之印章、跋文和递藏关系考

文化 2024-10-21 21:1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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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美术大观》2024年第7期

作者 l 冯春术

原题 l “端方本”抑或“裴景福本”——“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拓本之印章、跋文和递藏关系考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有不少人认为是“端方本”，言之凿凿，好像已成定论。于是人们有言其字体之瘦劲流美者，有将之与“李祺本”对校，讨论其优劣者。有考释其所拓时间者，有说唐拓，有说北宋拓、南宋拓。然于拓本上之痕迹和为什么说是“端方本”，鲜有论及者。本文从拓本上印章、题跋等痕迹及其他著录书上言及此拓本的情况来讨论“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的递藏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追索物与人的关系，并认为其抑或是“裴景福本”更妥帖。

一、裴景福与《九成宫醴泉铭》

（一）《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以为祥瑞，魏徵撰文、欧阳询书碑以纪念此事。即所谓铭题于器，兼有褒赞之意。此碑铭涉及中国唐代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三个人，即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唐太宗、忠正敢谏的诤臣魏徵和以书法闻名的欧阳询[1]。醴泉铭碑高七尺二寸，碑宽三尺六寸。上有碑额。碑二十四列，每列五十字[2]。碑额篆书二行六字（图1，“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碑额；图2，“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碑文）。该碑铭笔法刚劲婉润，兼有隶意，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推崇，所以此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不断地捶拓，出现了唐拓本、北宋拓本、南宋拓本、明拓本，甚至还有仿刻本等形式各异的本子。

图1ˉ“三井本”碑额题名

图2ˉ“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碑文之一

（二）裴景福

裴景福（1855—1926），字伯谦，号仰山，亦号殿臣[3]。又号睫闇，别号闇、睫庵、西域戍卒[4]、稀翁[5]、艾悔[6]等。行一。安徽颍州府[7]霍邱县拔贡生，刑部七品小京官。安徽省霍邱县[8]新店人。从身份来看，他是清末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杰出的书画鉴赏家，他有《壮陶阁书画录》《壮陶阁帖》传世。同时他又是学者型官员和诗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9]。

（三）裴氏收藏过的三个不同版本的《九成宫醴泉铭》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碑海外遗珍》中有三井纪念美术馆藏《九成宫醴泉铭》拓本。这个拓本之所以引起笔者的关注，有两点原因：一是这个拓本的重要性；二是上面钤有裴景福的多枚鉴藏印，而裴景福的收藏是笔者的研究对象。人们为什么称这个本子为“端方本”[10]？这个拓本上面没有端方的跋文和收藏章，不知是何缘故？这个拓本和裴景福的关系如何？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流往日本的？中间经过了哪些人的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先看看裴景福与《九成宫醴泉铭》的关系如何。

裴景福说自己曾经收藏过四种《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其中三种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载。

其一是得自孔氏岳雪楼的南宋拓本（图3～图6，“岳雪楼本”）。

图3ˉ 裴氏曾藏“岳雪楼本”醴泉铭封面蔡大雄题签

图4ˉ“岳雪楼本”醴泉铭内签信息

图5ˉ朱昌颐题“岳雪楼本”醴泉铭

图6ˉ“岳雪楼本”醴泉铭内页正文

此本殆南宋初拓，旧藏孔氏岳雪楼，最著名。澄观阁、海山仙馆、南雪斋、岳雪楼钧（均）覆刻颇精，几与秦刻等。庚子秋购之孔氏。跋语悉出自名家，尤为帖增色。惜者剪裱不善，又间有填墨处，乃美中不足。余旧藏黄山谷大书《发愿文》为某友假阅不还，其后人又不能，余自西域归，已为王子展观察所得，观察喜藏古拓知予藏宋拓九成宫有四，冯氏本更善。一日出山谷卷欲相易，即允而归之，覃溪多跋。化度寺宋拓亦为展公所藏也。[11]

这个拓本曾被广东伍元蕙覆刻入《澄观阁摹古帖》《南雪斋藏真》、被潘仕成覆刻入《海山仙馆丛帖》、被孔广陶覆刻入《岳雪楼鉴真法帖》。拓本上名家题跋比较多，流传有序。在1924年经文明书局出版，后面的版权页标明的“收藏者”正是拿黄庭坚的书法《发愿文》与裴景福交换的王子展[12]（图7，“岳雪楼本”版权页上有“收藏者王子展”字样）。这和裴景福在《壮陶阁书画录》著录中提到的与王存善做了交换相互印证。

图7ˉ 裴景福曾藏“岳雪楼本”醴泉铭后与王子展交换之出版版权页

一本是在流放途中所得。

常卖铺老刘持《九成宫醴泉铭》求售，阅之北宋拓也，惜残失二十余字，墨色昏黯，以十金得之，重出八九字，亦宋拓，不知从何羼入，若重装背，得一二名手，为之题跋，百金以上物也。天下奇物眼前皆是，宝剑光气日冲斗牛，惜无张薛耳。购得后，卓亭同年一见，惊为至宝。[13]

这一本被裴景福定为北宋拓本的《九成宫醴泉铭》，被认为只要重新装裱一下，找几个名家题跋，至少能卖银子百两。当然后来这个拓本是否卖到百两以上，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一本就是著名的《九成宫醴泉铭》“三井本”[14]，现藏日本东京中野上高田三井文库，通常亦被称为“端方旧藏本”。此本，钱大昕定为唐拓，杨守敬定为北宋拓，在“李祺本”[15]被重新发现之前，此本一直被认为乃传世最早、最精的拓本。字口清晰，结构优美多姿，笔画纤毫毕现。此本八字一行，与“李祺本”六字一行的剪裱本不同，行气更佳，且更客观地再现原作风貌。与“李祺本”相校，字迹略瘦，泐损更为明显。

裴景福怎么评价此本？是唐拓、北宋拓还是南宋拓？他是如何得到并失去这个拓本？这个拓本争论在哪里？在藏家手里是如何递藏的？哪些人经眼并留下痕迹？有什么文化意义？

裴景福在《壮陶阁书画录》中著录此拓本时说：

篆额连碑铭十九开，共三十八叶。每叶四行，每行八字。墨色浓润，锋颖秀劲。全拓完整，无一字钩填残损，为诸宋本冠。

海内第一唐拓醴泉铭，甲子花朝假汪本来对看，乃知新安汪文端[16]本有所未逮，春圃先生[17]得之。许应曾[18]谨题（图8，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应曾题签）。

图8ˉ1920年商务印书馆版端方本

此帖篆额六字分两叶。碑字三十六叶，每叶四行，每行约八个字。跋尾钱辛楣、荣郡王两叶连纸。帖前二副叶，两叶许应曾题额连纸。帖后一副叶，无字。又拙老人三叶，此纸粘副叶内冯师手记[19]。

裴景福对这个拓本做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和描述，如碑拓的页数、每页的列数、每列的字数，钱大昕、荣郡王、拙老人蒋衡、许应曾、冯誉骥等人的跋文情况，这与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应曾题签的情况非常吻合。

二、“三井本”拓本上的印章及其主人

拓本碑铭篆额“九成宫醴泉铭”右下角钤有“礼王之章”（朱文，礼王是谁，不详，待考）（图1）。

拓本第一页（图2）钤有“重光”（白文，不详）。

“徐树丕印”（白文）。

徐树丕，明末清初人，江南长洲人，字武子，号墙东居士，又号活埋庵道人。工诗善隶书，明亡后隐居不出。有《中兴纲目》《识小录》《埋庵集》。

“胡卢”“闲闲园”（二印情况不详）。

“讷庵”（白文），明清历史上文人号讷庵者甚多，因为跋文的丢失，此印系何人无从查证。

“莲身居士”（半朱半白，何瑗玉印，“三井本”）。

何瑗玉（1815—1889），广东高要（今肇庆）人。字蘧庵，号莲身居士。精鉴藏，善画梅。有《书画所见录》传世。

第三页钤“朱善旂印”（白文，图9，“三井本”）。

图9ˉ“三井本”醴泉铭朱善旂印章

朱善旂（1800—1855），字大章，号建卿，斋号敬我心室。浙江平湖人。清学者。朱善旂嗣为朱为弼长子，为朱善楹、朱善卤兄。道光辛卯（1831）举人。官国子监助教，并署博士监丞，俸满记名六部主事，武英殿校理。著有《敬吾心室彝器款识》。

第五页钤□□□□白文印，模糊不可辨识。

第八页钤有“三井高坚之印”（朱文，图10，“三井本”）。

图10ˉ“三井本”醴泉铭三井高坚印

三井高坚（字宗坚，号听冰）好艺事，嗜鉴藏。财富雄厚，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仙郎）前往中国，搜集中国金石碑刻，得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逾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一时闻名遐迩。

第十一页钤有“杨守敬印”（白文，图11，“三井本”）。

图11ˉ“三井本”醴泉铭杨守敬印

第二十七页（图12）钤有“程氏伯奋”（朱文）、“闇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白文）、“霍丘（邱）裴景福弱冠后寓吴客燕所得书画碑版”（白文）、“孔尚任印”[20]（白文）、“邓文原印”[21]（白文）、“俞卓”[22]（白文）。

图12ˉ“三井本”醴泉铭裴景福等人鉴藏印

拓本最后一页（图13，“三井本”）钤有十八枚印，依序是：

“古歙程氏珍藏”（朱文）、“程琦鉴藏”（白文）、“伯奋审定”（白文），以上三印皆为程琦收藏印。

图13ˉ“三井本”醴泉铭裴景福等人鉴藏印

程琦（1911—1988），字伯奋，安徽歙县人。号二石老人，又号可庵，斋号双宋楼、萱晖堂、奎章阁、绛雪簃、巨燕轩。著有《萱晖堂书画录》二卷，一著书法，一著画作。旅日侨商，古物鉴赏家。程伯奋的父亲程秉泉是大古董商，与裴景福关系很好。[23]

“白谦宝此过于明珠骏马”（朱文）、“霍丘裴景福伯谦印”（白文）、“裴氏壮陶阁藏”（朱文），以上三印，皆为裴景福鉴赏印。

“陈希濂”（白文）。

陈希濂（1762—？），字秉衡，号瀔水，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擅花卉，工隶书，与黄易最契。精鉴赏，著有《西湖棹歌》。

“郑一岳印”（白文）。

郑一岳，字于赓，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丹徒县令，后闻崇祯自缢于景山，呕血而卒。

“三井高坚之印”（白文）。

“南韵斋印”（朱文，爱新觉罗·绵亿用印）。

“建卿平生真赏”（朱文，朱善旂印）。

“宋氏牧仲平生心赏”（白文，宋荦印）。

“双宋楼”（朱文，程琦印）。

以下五印皆盖在拓本外。

“高坚”“坚”“高坚子子孙孙永宝”（三印皆为朱文，为三井高坚鉴赏印）。

“周家谦印”“麓陔”（二印，皆为白文，是周家谦鉴藏印）。

周家谦（1853—1925），字菉陔，又作麓陔、六皆，行一，同治癸酉（1873）科举人。安徽肥西周老圩人。生于咸丰三年（1853），官至郎中衔内阁中书，赏戴花翎，诰授奉直大夫。周老圩是淮军最大的支系盛字营的家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俩带领盛字营跟随李鸿章立功，受到清政府封赏。周家谦正是周盛波的长子。裴景福在《壮陶阁书画录》中多次提到周家谦。周家谦民国后未仕，喜好研究金石、书画，著有《槃庵诗钞》，其书法有北碑遗风。

三、“三井本”拓本上残剩的跋文

根据现今吉林摄影出版社的版本依次介绍其中残存的跋文情况：

第一段跋文是钱大昕的（图14，“三井本”）。

图14ˉ“三井本”醴泉铭钱大昕和荣郡王跋

世传九成宫碑未见有不断者，是本亦已断，然出北宋拓之上。细较字画之完好栉字笔画无缺，真唐拓也。相国以此命余题识，静玩久之，不觉移晷。乃知其妙处全从右军得来，并参以隶法，实为唐楷之冠。昔高丽人求信本书，得其片楮重若吉光，当时已誉闻中外矧今日耶！此册世无二本。相国政事之余留情文翰，获此神物信墨缘矣！钱大昕敬识。

钤：“臣大昕”（白文），“辛楣”（朱文）。

钱大昕是谁？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根据许应曾跋中提到的此拓本之前未入内府，藏于和珅府中，而钱大昕与和珅同朝为官，钱氏跋中提及的“相国”应该是和珅。

嘉庆壬申秋八月观于滦阳别墅，荣郡王。

钤印“南韵斋印”。

荣郡王是谁？我们根据“南韵斋”这个线索看，清朝荣恪郡王号“南韵斋”，喜收藏。爱新觉罗·绵亿（1764—1815），字镜轩，斋号南韵斋。绵亿是清高宗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1741—1766）的第五子。

旧山梅农邓汉仪观于广陵之文选楼（图15，“三井本”）。

钤印“邓汉仪印”。

图15ˉ“三井本”醴泉铭邓汉仪和蒋衡跋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号旧山，别号旧山梅农、钵叟。明末吴县诸生。汉仪少颖悟，博洽通敏，贯穿经史百家之籍，尤工于诗。早年从海宁举人查继佐（字伊璜）习举业，明末加入复社，曾参与虎丘大会，为社中的青年才俊。明清易代后，绝意仕进。隐居泰州，与冒襄、黄云、孔尚任等人时相唱和。有《淮阴集》《官梅集》《过岭集》《青帘词》传世。

“宗诚”（王宗诚印）。

王宗诚（1763—1837），字仲孚，号廉甫、莲府。王懿修之子。自幼聪慧好学，博学多才。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及第，以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云南、四川、陕甘主考官，山东、江西学政，会试副总裁。始终以兴教育、培植人才为重，评卷取士注重儒行文采。以政绩升任礼部尚书，且历工、刑、兵部尚书，数次同时兼理两部，并曾兼任顺天府府尹。他持身端谨，任人唯贤，如遇奸弊之事，必秉公处置，从不徇私。1827年底，张格尔受英帝国唆使进犯顺天，宗诚时任兵部尚书，布置反击，生俘张格尔，以功得越等褒赏。道光十七年（1837）病逝。著有《红杏山庄文集》40卷。

“诒”“廷寿私印”“云举”三印所属情况不详。

余生平于著名碑帖如《圣教》《禊叙》《庙堂》《九成》诸本及碑洞石刻皆得遍观。即御府所藏晋唐宋元人真迹亦幸获睹。故能专志力学古人法书者数十年，曩曾借得秦氏所藏《九成宫碑》临模数本已称快幸，兹复得见此唐拓至佳本，纸墨温腴而字画更有神采，尤为海内唐人法书第一精品，固当驾秦氏千金本，而尚之如此，希世至宝，虽以数千金聘之亦不易得也。甲辰暮春蒋衡书后。

钤“江南布衣”（图15、图16）。

图16ˉ“三井本”醴泉铭朱秀祥和魏礼等人跋

蒋衡认为此拓为“唐拓至佳本”，当然在“秦氏千金本”之上。蒋衡（1672—1742），原名蒋振生，字湘帆，一字拙存，号江南拙叟、拙老人、函潭老布衣，江苏金坛（今常州）人。擅书法，尤工行楷，喜游历，临摹碑帖300多种，刻成《拙存堂临古帖》28卷。在西安观碑林时，发现唐代《开成石经》出于众手，书杂又失校核，下定决心重写《十三经》，历时12年，至乾隆二年（1737）始告成。由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五年（1740）转呈朝廷，收藏在懋勤殿。为此乾隆皇帝授蒋为国子监学正。翌年，谕旨以蒋衡手书为底本，刻石太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成，定名《乾隆石经》。一生还著有《读易私记》《拙存堂诗文集》《易卦私笺》等。

下钤四印（图16，“三井本”）。

“秦玉书印”。

秦玉书（1866—1945），字琢如，同盟会会员，参与筹建无锡县图书馆，曾任馆长。一生热心公益事业，1925年捐赠《三希堂法帖》拓本、《寄畅园法帖》拓本各六册给图书馆。由于裴景福曾在无锡居住多年，与秦玉书熟稔，秦氏曾经观赏过此拓本，所以留下印迹。

“心青居士”“原湘”（孙原湘印）。

孙原湘（1760—1829），清代诗人。字子潇，一字长真，晚号心青。自署“姑射仙人侍者”，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不久得疾返里。

“侯方域印”“朝宗”（侯方域用印）。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今河南商丘人。“晚明四公子”之一，也是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两卷传世。祖父任太常寺卿，父亲侯恂曾任户部尚书，累世清流。

乾隆癸丑岁（1793）麦秋朔后一日朱秀祥观。

钤“朱秀祥印”“洪范之印”。

朱秀祥主要生活在乾隆至道光年间，是朱元璋后裔，世袭一等侯爵位。

长洲王元进、楚中杜绍儒同观。

钤“元进”。

关于王元进和杜绍儒的情况阙如，待考。

“原湘”（即上面提到的孙原湘的印）。

“文震孟”“文起氏”（文震孟印）。

文震孟（1574—1636），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别号湛持，明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万历二十二年（1594），文震孟考中乡试，成为一名举人。但在后来的会试中，文震孟数次落第。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文震孟已九次涉足礼部贡院考场。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第十次参加礼部会试，并参加殿试，一举夺魁，成为明代第八十二位状元。

宁都魏礼拜阅。

钤“魏礼私印”“和公”（魏礼印）。

魏礼（1629—1695），字和公。江西省宁都县人。魏禧之弟。文学家、诗人、隐士，“易堂九子”之一。生于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年67岁。少鲁钝，受业于兄禧。性慷慨，重然诺，工诗文，喜任难事。足迹几乎及全国，每到一处，必结交贤豪隐逸之士。有《魏季子诗文集》十六卷行于世。

杨守敬跋（图17，“三井本”）。

图17ˉ“三井本”醴泉铭杨守敬跋

余生平所见醴泉铭无过元和顾子山（文彬）[24]藏本，其“蔽”“亏”二字尚无损坏。出吴锡秦氏[25]底本之上，而有一病，不知何人将断缺之字以他处字补之。及归子山又重装而去其所补之字，竟各成一方空，是其遗憾也。此外所见旧本大抵多补缀破损涂抹，即如匋公[26]从前所得海丰查氏[27]本，王文敏[28]所称宋拓本，与所藏吴门缪氏[29]本四者，今以对校之，如“高阁周建”之“阁周”二字，“移山回涧”之“回”字，“东越青丘”之“丘”字，“重译来王”之“王”字，“遗身利物”之“物”字，“栉风沐雨”之“栉”字，“怡神养性”之“养”字，“可作鉴于既往”之“于”字，“颂不辍工”之“工”字，“龟图凤纪”之“龟”字，彼本或缺或泐或描，此本皆完全无损，钱竹汀[30]推为唐拓，固未必然。但铭词前有邓文原一印。文原虽元人，然为能书大家，若非北宋罕见之本，亦断不肯收录，况“光”字不加圈亦北宋的证。然则世所称唐拓本非榷场即补缀。以余所鉴，当推此本为海内第一。信本[31]书本以阴峭称于唐代，观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可以知其概矣。后人不见真迹，所得拓本失其锋颖，遂多以圆润为本真。不知真北宋本未有不峭拔者。即如此碑元和顾氏本、吴锡秦氏本皆锋铓发露。此本拓棰稍后，而犹峻利之字。至海丰查氏本则圆浑多矣。查氏本后于此本，不知凡几年，安得谓后拓者胜前拓耶？又如《皇甫碑》亦信本书，岂得谓《皇甫》亦以圆润为本相耶？又如快雪堂所刻《史事帖》真如快剑斫阵。惟不善学者以寒瘦出之，遂为世诟病矣。宣统纪元三月杨守敬跋于金陵节署时年七十有二。

钤印“杨守敬印”“惺吾审定”。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著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杨在跋文中说他之前见过的不同版本的《九成宫醴泉铭》，包括海丰查氏本（后归端方）宋拓本、吴门缪氏本、吴锡秦氏本、元和顾氏本。最好的是过云楼顾文彬所藏“蔽”“亏”二字未损本。而见到如今的拓本，又觉得胜过过云楼顾氏的藏本。这里杨守敬没有说这个拓本是端方的藏品，并且提及端方所藏海丰查氏本。其实这是端方第二次跋《九成宫醴泉铭》，第一次跋时，杨守敬称端方藏的《九成宫醴泉铭》不及顾氏本。此时是1909年，杨守敬应两江总督端方之邀在南京“金陵节署”为其鉴定碑帖[32]。

裴景福跋（图18，“三井本”）。

图18ˉ“三井本”醴泉铭裴景福、裴景绶跋

此碑旧为吾师冯展云[33]中丞珍藏。师归真后癸巳（1893）余至广州，其文孙覃伯出视并询所值。未几即为何蘧庵得，以重值转售伍氏[34]。壬寅（1902）秋，余始购之伍氏。吾师精楷题跋两页已不可见。第一行下角吾师小印亦用墨涂去。据梦楼[35]跋知为经训堂[36]故物。余平日所见宋拓以十数，独此本装池得法，纸墨完全，无一字裁割，无一画填墨，则冠绝诸本。此碑自北宋以来全石裂纹三首行敕字至末行持字北宋时已有细泐，此本纤毫未损而栉字尚存，“炎景流金”四字崭然如新。“循”字、“丽”字，“因怀”“怀”字均一丝不裂，此为唐拓确证。考古之士开视便悉，无俟详数也。吾所得岳雪楼本在岭南最著名，有徐用锡[37]、汪士鋐[38]、翁方纲[39]诸跋，潘氏[40]、伍氏皆模刻甚精。然间有描填之字尚非完璧。《九成》覆刻惟锡山秦刻极精，竟可夺真。惜经乱石已不全。向曾假拓百本，此帖首行下冯师名印初次影照本尚明朗。后虽涂去，而朱色仍可见。何氏既得此帖，摘帖后数跋及冯师自题另配一宋拓本售与吴愙斋中丞，得一千五百金。中丞每出以夸客。胡子英[41]直牧向余言之颇详。及见此本始晓然曰：蘧庵真狡狯也。故此帖后跋语所存已无多。余于覃伯处初见展师小楷题语精妙绝伦，足为率更传衣高弟，今竟不得合并，真大恨事！综计生平商城周氏、项城袁氏、中州毛氏、福山王氏[42]、海山仙馆潘氏、新会梁氏[43]所藏诸本均得入目，而毛氏系北宋官拓湿墨迅扫本，神气最为浑厚，当时亦最煊赫人口。余仅从固始张劭予[44]侍郎案头一再见。然清劲细润、锋颖森然，远逊此本。烟云过眼，人与物俱邈回头似梦，为之潸然。癸丑冬睫庵。

钤“景福私印”。

从裴景福这段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拓本的流传与递藏关系。裴景福是1902年在广州从伍氏（伍元蕙后人）那里购得。至为可惜的是何蘧庵为了牟利，居然故意割裂此本上的诸多跋文，让我们失去了根据跋文上溯收藏者的可能。裴景福根据之前看到的王文治的跋断定此本是毕沅经训堂旧物。并与他所看到的十多个拓本进行比较，认为此拓本装裱得法、纸墨完整、无裁割、无填墨，是唐拓。裴景福指出，这个本子从冯展云后人手里流出前，上面尚有许多跋文，后被何蘧庵割去数跋后，另配一个北宋拓本卖给收藏家、金石学家吴大澂。裴景福拿这个拓本与自己在岭南岳雪楼得到的另一个南宋拓本相较，认为此本更胜一筹。

裴景福对这个拓本喜爱有加，在这个拓本上，裴景福共钤盖五枚鉴赏章，分别是：“闇宝此过于明珠骏马”“霍丘裴景福弱冠后寓吴客燕所得书画碑版”“白谦宝此过于明珠骏马”“霍丘裴景福伯谦印”“裴氏壮陶阁藏”。另有“景福私印”钤盖在其跋文后面。

裴景绶跋（图18）。

此本相传为前明内府所藏九纸之一，亦金元内府故物。康熙中宋牧仲得之始改装成册，故纸墨完好如此，此皆旧跋中所述。冯覃伯曾举以告予兄，惜为何氏割易，已不可见。岳雪楼本尚有何义门[45]、吴荷屋[46]、孔少唐[47]跋，合之汪、徐、翁题共八段，而汪、何、徐、翁、吴楷行皆精，故粤人一再刻之。雪樵本有何蝯叟[48]、蔡友石[49]、夏垓[50]、耆英[51]、汤雨生[52]、林少穆[53]、雪樵[54]诸跋皆定为宋拓。然字画残损处，以此本较之彼拓应在三百年后。铭词绝后○前○字残损最早有误作光字者，此拓左掠右捺上勒下趯尚显。然可见确是“承”字，牛氏本亦然。证以“承”以石拓之“承”字分布悉同，参合观之，则为“承前”无疑。此亦考古家所罕道也。癸丑冬奉伯兄命题记。景绶。

钤“霍邱”印。

裴景绶的跋考证更加翔实，认为此本系金元内府、前明内府故物。到了清初康熙时为宋荦所得，开始改装成册。并从拓本缺字笔画的形态上认为“绝后光前”之“光”字应释读为“承”，为一创见。

此拓本流入日本三井美术馆，根据现今出版情况可以看出，前后仍留有钱大昕、荣郡王、邓汉仪、蒋衡、朱秀祥、王元进、楚中杜绍儒、宁都魏礼、杨守敬、裴景福、裴景绶跋。

四、“三井本”是“端方本”吗

（一）端方与《九成宫醴泉铭》

这个本子被称为“端方本”可能是个误会。那为什么会有“端方本”之说呢？端方与《九成宫醴泉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讨论过。

其实端方与《九成宫醴泉铭》的关系可见翁同龢、缪荃孙和杨守敬三个人的记载。

最早的记载见于《翁同龢日记》，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端方将所藏的《礼器碑》和《九成宫醴泉铭》借给翁同龢观阅[55]。

端方与《九成宫醴泉铭》的关系在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丁未日记》也有记载：

十三日甲辰，阴……谒陶帅，以《九成宫》属题[56]。

廿三日乙卯，小雨，午后晴。暖，题宋拓《九成宫醴泉铭》[57]。

这个时候，也就是1907年，缪荃孙正在整理端方的书画藏品，编纂《壬寅消夏录》。端方请缪荃孙著录书画，不是请到府上来整理，而是不断地把古书法、绘画、拓本等一批一批地寄给或者让人带给缪荃孙。这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工作。送过来的书画，大部分是端方自己的，也有些是向朋友借阅的，缪荃孙照单全部记入《壬寅消夏录》。

端方与《九成宫醴泉铭》的关系从杨守敬的题跋中也能寻找到蛛丝马迹。杨氏曾经两次为端方跋《九成宫醴泉铭》。

第一次时间在1907年3月。

余生平所见此碑旧本无虑数十通，不及缕述，大抵补缀为多。其常萦于心目者，惟元和顾子山文彬藏本，其字体丰肥，亦似无锡秦本。而秦本“蔽亏”二字，已有剥蚀，顾本则此二字毫无损缺，推为海内第一，当不为过（原注：顾氏亦藏一宋本，有覃溪跋，然远不逮矣）。若番禺何昆玉本，余亦见之，无一字残失，望而知为补缀，亦通体不见神采，余疑是以南宋榷场本为之，称为唐拓，诬矣。此本不及顾本，而无一补字，亦为希有。所可疑者，以为北宋耶？而损失之字，似已及南宋，若以为南宋本耶？则吾所见南宋本，光武之“光”字，未有无圈者，以完颜讳“光”故也。此本“光”字无圈，岂非此本为北宋之末、南宋之初耶？抑后人涂抹，久而不见耶？书以质之匋公。光绪丁未（1907）三月杨守敬记[58]。

杨守敬以金石学家的口吻说自己见到的《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有几十本之多，但是多为补缀本。认为顾文彬藏本可以称海内第一，无锡秦氏本“蔽”“窥”二字缺损，不如顾氏本。而何昆玉本为补缀本，并分析了自己作出判断的缘由。由以上跋语明显可知杨守敬第一次跋《九成宫醴泉铭》与第二次跋“三井本”不同。第一次跋说，其所跋本不如顾氏本和秦氏本，当时推顾氏本为“海内第一”。可以推知，第一次跋的可能是杨守敬在第二次跋“三井本”提及的“海丰查氏本”《九成宫醴泉铭》。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拓本时，第二次的跋是符合杨守敬跋看到与两年前是不同种《九成宫醴泉铭》的语境的。

而杨守敬第二次跋《九成宫醴泉铭》是在1909年3月，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拓本上有此跋（图17）。

杨守敬第一次的跋文不在所谓的“三井本”上，而第二次跋的拓本正是裴景福借给端方的，因为此时杨守敬应端方之邀请于3月到南京题跋续得金石，6月始归武昌[59]。

在此期间，杨守敬还在裴景福另外的藏品中题过跋。

《黄庭内景经》，宋刘次庄《戏鱼堂帖》已刻之，首标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字体已多萦绕，其第二行有缺字，知非从此本出。明王肯堂《郁冈斋帖》所刻则萦绕之甚。孔氏《玉虹鉴真》，毕氏《经训堂帖》皆是物也。董香光推为杨、许旧迹，余颇不谓然。此卷惟不甚萦绕而似同出一原，二林居士定为宋人临本，不信。政和宣和等印是其特识，而并“韩逢禧”一印亦伪之，则过矣。王、孔、毕三本既非从此出，安见韩氏所藏非即此本？惟卷首“壮陶阁主人”题为虞永兴书，此何据而云？然以虞书破邪论照之，岂有一字一笔相似处，而漫以属之耶！宣统元年（1909）三月杨守敬记，时年七十有二[60]。

杨守敬对不同藏家王肯堂、孔继涑、毕沅等所刻《黄庭内景经》的看法和对董其昌、裴景福关于《黄庭内景经》的鉴定意见皆不以为然。而这《黄庭内景经》正是裴景福的藏品。

无论是翁同龢，还是缪荃孙，都没有详细记载他们所看到的《九成宫醴泉铭》的具体情况。翁同龢看到的《九成宫醴泉铭》拓本，从时间来说，可能是端方所藏的“海丰查氏本”拓本。因为这个时候冯展云所藏《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还在其家人手里，没有流出。而缪荃孙看到的《九成宫醴泉铭》拓本由于缺乏具体信息，究竟是“海丰查氏本”还是冯展云本，无法判断。杨守敬则是既看过“海丰查氏本”《九成宫醴泉铭》，也看过“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并比较优劣，指出“三井本”更胜一筹。

（二）端方与裴景福的藏品互见情况

据裴景福记载，他与一些朋友和收藏家之间常有交换藏品或借给朋友观赏临摹的行为。如前文，他曾将自己的藏品与王子展的藏品交换。他还把自己收藏的佛画《游丝罗汉朝天王像》卷、范宽《长江万里图》卷借给李瑞清观赏和临摹好几个月。[61]此外还有宋伯鲁和胡璧城也常常向裴景福借阅藏品。

端方的《壬寅消夏录》[62]著录了不少裴景福的藏品，如宗敬微《东林高会图》卷、董源《夏山图》卷、五代时人画《揭钵图》卷、苏轼《小楷怀素自叙释文册》、苏轼题《文与可槎竹图》八大帧、黄庭坚书《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卷》《朱熹书李公麟画武侯事迹合卷》、李公麟《老子授经图》（附赵孟頫行楷五千言长卷）、米友仁《云山得意图》卷、王昇《草书千文真迹册》、张即之《书妙法莲华经》（第二册）、鲜于枢《书梅花赋》（附许光祚《梅花赋》、孙克弘《梅花卷》）、赵孟頫《赵府君阡表卷》、黄公望和倪瓒合作的《江山胜览图》卷、方从义《云林钟秀图》。

裴景福在《壮陶阁书画录》中提及端方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向裴景福借藏品观赏而未还的情况，如：

《赵公阡表卷》为端陶斋尚书借观。辛亥秋，尚书殉难于蜀，近向其弟仲刚往索，答云原物尚在，而延宕不予[63]。

《仇英白描人物八段卷》纸本，每段高六寸五分，宽约一尺三寸。墨笔，高逸苍劲。有“梁印章钜”“曾在云间”“金瓠生”等印。购之岳雪楼，端匋斋假去未还[64]。

第二种是端方去世后，追还藏品的情况，如：

王翚《仿大痴长卷》，同、光士大夫收藏石谷山水，类取其中年秀润一派，以娱俗目。余与屺怀太史每每搜讨七十以后老境之作，专肆力于大痴脱尽姿媚，尤见高韵。此乃八十以后作，雄浑沉厚，非俗目所能识矣。为端陶斋假去，癸丑秋始归。可慨可慨[65]。

王时敏《仿古山水十二帧册》，余得之岭南，陶斋尚书借阅，李保恂跋称为奉常真迹之冠[66]。

《朱熹书李公麟画武侯事迹合卷》余出关后，午桥（端方）制府借阅，代为重装。后有罗天池四跋[67]。

第三种情况是裴景福在著录中提及端方的收藏，如：

唐颜真卿《书裴将军诗》，乾隆御书引首题跋。宋曹彬、林逋等题尤精。见《清河书画舫》，尔雅楼题跋，近归端匋斋[68]。

王澍《摹古碑帖册》以虎笺临摹，神貌俱肖装，今藏端匋斋处[69]。

从裴景福的记述来看，他有不少藏品借给端方观赏。因此《九成宫醴泉铭》被端方借阅也在情理之中。有些归还了，还有一些在端方生前没有归还。待端方在1911年去世后，有些借裴景福的藏品要回来了，还有一些藏品，端方的家人就再也不愿归还了。

（三）所谓“端方本”

为什么会产生“端方本”的说法呢？依据有哪些？

首先，关于“端方本”的说法，最早见于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拓本版权页（图19）。

图19ˉ 商务印书馆本版权页

海内第一唐拓《九成宫醴泉铭》，为陶斋所藏，真世间神物也。连古今名人题跋，计二十有六叶。于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初版，十四年四月三版。定价上海通用银币叁圆，外埠酌加运费、汇费。如有翻印，千里必究。上海商务印书馆预白。

自从这个拓本版本一再印刷、播布，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为该本是“端方本”了。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所谓“端方本”《九成宫醴泉铭》，上面有许应曾、朱善旂、陈良辅等人的跋。

许应曾跋（图20，右半部分）：

率更天纵之资，直到内史，二月朔后一日，应曾。

钤“许应曾印”。

朱善旂跋（图20左半部分，图21右半部分）。

率更《醴泉铭》余生平所见以上海顾氏本为最。其以唐宋诸旧本缀集以成。其于“栉风”“栉”字亦阙如。其次，则汪文端公所藏均称绝妙。此介春相国[70]所藏本，乃和相所秘之物。纯庙所物色而不能得者也。当和相[71]籍没时，此本又能飞出，否则人间不复见矣。似此精拓精剪精装及字画之精神完好如初，纸色亦白洁如初拓出者余以子固得禊帖之值得之。以题跋过于郑重，余得此帖常不敢以题跋示客，故将名人书跋另装一册，冀得永能保守之意耳。后学朱善旂谨识。唐翰修代书。

钤“朱善旂”印。

图20ˉ 商务印书馆本

从朱善旂的跋文中可知，这个拓本之前是和珅所藏。和珅在嘉庆朝被籍没时为耆英所得，耆英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被弹劾，被咸丰帝所杀。《九成宫醴泉铭》后来就流到朱善旂的手里。朱善旂说因为跋文过于郑重，便把名人跋文拆掉，另装一册。或许因为上面有和珅和耆英的跋，所以有所忌讳。

陈良辅跋（图21，左边一列）。

图21ˉ 商务印书馆本

乙丑夏陈良辅观。

钤“良辅之章”。

还有“徐世昌、铁良、李葆恂、升允同观于宝华龛（端方斋号）”的观跋（图22），时间是1910年。

图22ˉ商务印书馆本

1980年，张彦生在《〈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中提及“端方旧藏商务印书馆印本”[72]。王壮弘在《崇善楼笔记》中也曾说，商务印书馆影印“长白端方藏之原本”及“玉泓馆顾氏本”已先后流入东瀛[73]。所以张彦生和王壮弘都是沿袭了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的说法。

其次，我们目前看到的吉林摄影出版社的“三井美术馆藏”的这个拓本被认为是“端方本”的原因可能与杨守敬在端方“金陵节署”和徐世昌、铁良、李葆恂、升允等人“同观于宝华龛”题写的跋文有关。因为很明显，他们都是在端方的府邸看到的，人们会想当然以为那就是端方的藏品。实际上他们在跋中都没有说这个拓本是端方藏的。

最后，被认为“端方本”可能是因为端方当时拍下了高清图片，准备用于出版。后来端方在1911年意外死于四川，出版之事搁置。直到端方死后9年才得以出版，所以被误以为“陶斋所藏”。

（四）抑或是“裴景福本”

根据裴景福的跋文（图18），此本在1902年归于壮陶阁。对其上面的细节描写甚为详尽，其中冯展云的两跋、王梦楼的跋已被裁割。从裴景福所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个拓本被冯覃伯卖给何蘧庵。何蘧庵把原跋割去，另配一宋拓《九成宫醴泉铭》高价卖给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原拓被高价卖给了伍元蕙，裴景福是从伍元蕙后人手里购得此拓本，应该不诬。

为什么在1920年出版时没有裴景福的收藏印和裴景福兄弟的跋？

可能正如裴景福所说：

予三十以前所得卷轴罕用收藏印，自六十后所存者始押用，皆吴昌硕刻，然未用者仍多也。[74]

裴景福绝大部分的鉴藏印是在戊子（1888）、己丑（1889）年间请吴昌硕刻制，当时裴景福约三十五六岁，若收藏品在此之前就转手出去，作品上可能就鲜少鉴藏印，如1887年向琉璃厂论古斋萧君购得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卷，逾一年就转售出去，裴氏就没有在作品上留下任何印记。赵孟頫书《望江南净土词》《净土词·海赋》，亦没有裴景福的鉴藏印，题跋部分只刊出文嘉、李宗昉、吴荣光、程恩泽等人，少了后面陈其锟、卢福普、孔广镛、孔广陶、项元汴、汤少林、费念慈、吴永、胡璧城等人题跋。这说明裴氏前期收藏品，没有钤印的情况是有的。这或许可以解释1920年所谓“端方本”没有裴景福的印章的原因。

杨守敬1909年观赏并作跋的拓本是端方借阅裴景福的。所以端方既没有在上面留下收藏印，也没有留下跋文。因为这个拓本是借的，所以缪荃孙编纂《壬寅消夏录》时也没有录入。

这个拓本在端方去世后被裴景福索回，所以裴氏兄弟二人在1913年都在上面写下跋文，并钤上收藏印。

有没有可能这个拓本是端方的藏品，裴景福在端方府中做宾客，在端方意外死亡后的混乱中趁机顺手牵羊把这个拓本占为己有，然后编造一套说辞把自己得到这个拓本的过程合法化呢？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端方是被当时的新军杀死的，当时很乱，裴景福逃命都怕来不及，哪有时间去偷拿一个拓本。

裴景福与冯展云比较熟悉，对其藏品也很看重，对冯展云执弟子礼。他曾经还收藏过冯展云曾藏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卷》，后来转让给盛昱。所以裴景福说的关于《九成宫醴泉铭》的递藏和拓本上的一些细节都是可信的。

这个拓本是如何流到日本的呢？裴景福与程琦的父亲和程琦关系都很好，程琦父子也非常爱好收藏古书画。所以后来，裴景福的不少藏品转到程琦手里，这个拓本上也有程琦的好几枚收藏印章。程琦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移居日本，把一些书画和拓本带到了日本。因此三井高坚应该是从程琦手里购藏到此拓本的。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得出这个拓本正确的递藏顺序应该是和珅→耆英→朱善旂→许应曾→冯展云→冯覃伯→何蘧庵→伍元蕙→裴景福→借给端方→裴景福→程琦→三井美术馆。

结语

这个拓本受到藏家的青睐，除了其本身的书法美之外，还有一层原因：《九成宫醴泉铭》颂扬唐太宗的文治武功，统一天下，天降祥瑞。赞美皇帝不奢靡，以简朴治天下。并进一步规劝太宗皇帝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继续向善。可以说《九成宫醴泉铭》是一件艺术社会功用发挥得很好的书法作品。

我们通过梳理此拓本的递藏关系，比对、校读跋语可以看到不同时空中前贤对《九成宫醴泉铭》的评价，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阅读、鉴赏语境，能更直观、更清晰地发现拓本间的差异、递藏的顺序，同时也更易于激发整体性的思考。这些拓本和留存的跋语，不仅是学者金石交游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九成宫醴泉铭》的珍贵史料，更是清末金石学历史叙述中的鲜活材料。人们通过对拓本的观察、凝视、探究，会把注意力引去观察每一个痕迹，如印章、跋文、文字的缺失，甚至其中的泐痕都会引起我们无穷的遐思。通过这件拓本上面的跋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藏家得到自己心仪已久的藏品会激动万分。有的耐心地查找书籍，进行考证；有的记在日记中；有的记到书画录中；还有的会搞一个庆祝会，让参与的人欣赏、题记等。收藏是一个人爱好的体现，也是一个人学识、情怀、情感的体现。得到时的激动、兴奋、得意，失去时的痛心、沮丧、失落等情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收藏者珍视这些拓本，不仅是重视其中的经济因素，也是看重这些拓本蕴藏的文脉和精神。裴景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残笺断墨，球图视之。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向俞康平博士、田振宇先生请教过，受益颇多。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刘涟涟老师在图片使用上给予了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注释：

[1]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初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欧阳询书法源出汉隶，体态劲峭，法度谨严，寓险绝于平正，显飘逸于规矩，笔画有揖让，重心极平衡，以《九成宫醴泉铭》为代表。

[2]不少论文提及此碑都说是“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见张彦生《〈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王壮弘《〈九成宫醴泉铭〉版本研究》。

[3]《裴景福江南乡试朱卷》，上海图书馆藏。

[4]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第4页。

[5]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学苑出版社，2006，第84页。“中岁伤尽哀乐，老来既付痴聋。万事回头梦幻，今年新号稀翁”，见《睫闇诗钞》，第361页。

[6]“丙午四月初八日，艾悔书后。”见《河海昆仑录》，第293页。

[7]颍州府，清代后期，安徽省八府之一。领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六县及亳州一散州，今属阜阳市。

[8]霍邱位于皖西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的南岸。东临六安、寿县，北边与颍上、阜南隔淮河相望，西边与河南省固始县相毗连，南边与金寨县接壤。

[9]裴景福的《睫闇诗钞》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诗集。他的诗歌风格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苍郁悲壮。

[10]“此碑拓本众多，此本为宋拓。原为端方等旧藏，被称为端方本。后经陈琦以及裴景福之手，终归日本三井听冰阁，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见孙伯翔主编《九成宫醴泉铭》（端方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后来很多书都以讹传讹，沿袭此说法，认为此拓本是从端方之手到程琦，再从程琦之手到裴景福，再流传到日本三井，实际上并非如此。

[11]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第757页。

[12]王存善（1849—1916），清末民初藏书家。字子展，浙江杭州人。早年随父至广东，光绪中署知南海，官虎门同知，并管理广州税局。与裴景福、梁鼎芬、杨锐等人关系密切，同属谭钟麟管辖。光绪二十六年（1900）迁居上海。因擅长理财而受盛宣怀赏识，曾主持招商局并担任汉冶萍公司董事等职，擢保道员。

[13]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第164页。

[14]“三井本”其实有两个本子，一个为李鸿裔所藏，亦称“李鸿裔本”，后来被三井财团收购。还有一个本子传说被端方收藏过，亦称“端方本”。

[15]李善长之子，曾娶朱元璋之女临安公主为妻。李祺曾收藏过醴泉铭，所以称之为“李祺本”。

[16]汪由敦（1692—1758），字师茗，号谨堂，又号松泉居士，休宁溪口人。19岁那年，因父亲客游钱塘而循例以商籍就试于钱塘，被浙江巡抚徐元梦赏识。后随徐进京，又得以与何羲门、秦南沙、吴文简、陈时初等大家相交，充任明史馆纂修官。雍正二年（1724），在京城连试高中，以殿试二甲第一名（即传胪）被钦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几经升迁，至雍正十三年（1735）就官居正五品翰林院侍读。乾隆七年（1742）三月，汪由敦担任会试副总裁，与总裁鄂文端等精心挑选319位进士，其三弟汪鼎金也以回避卷被钦取为进士。次年充经筵讲官。不久，授工部尚书，又转刑部尚书。接着，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办事甚合圣意，得赐御书“松泉”二字，便以此自号，以示不忘皇恩。时值平定金川用兵，羽书频传、战事紧急，乾隆帝亲自坐镇指挥，汪由敦与湖南陈文肃相互草拟圣旨，皆合旨意。得议叙军功加三级，旋加太子少师。汪由敦不仅以政绩和军功显赫见称，同时还以书法和诗词文章见称。

[17]祁寯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字叔颖，一字实甫，号春圃，晚号观斋。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大学士衔礼部尚书。道光十九年（1839），曾奉朝命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事。生平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诗古文词均卓然成家。曾两次跋《九成宫醴泉铭》。

[18]许应曾，此人生平情况不详。

[19]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第755、756页。

[20]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清初诗人、戏曲作家。有《桃花扇》传世。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并论，称“南洪北孔”。孔尚任熟读经史，好诗文，通音律。

[21]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号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文原为“邓巴西”。邓文原擅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急就章卷》等。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历官江浙儒学提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肃。其政绩卓著，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众，也堪称元初文坛泰斗，《元史》有传。著述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

[22]俞卓为南宋时金华学派何基的弟子，与大儒金履祥同门。俞卓曾为庐江令。

[23]黄君实：《萱晖堂主程伯奋》，《中国书画》2013年第1期，第4-9页。

[24]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又号叔瑛、紫珊、艮盦、艮庵、过云楼主，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顾麟士的祖父。中国晚清诗人、词人、书画家、书画鉴藏家。

[25]乾隆年间无锡秦惠田根据家藏“栉”字宋本翻刻，最负盛名，足以乱真。次拓本为清光绪年间根据残石而拓。锡山秦氏家族后人。跋为其六世祖秦臻所题。秦臻为清末无锡著名文人，东林书院主讲。工诗和书法。著有《冷红轩诗稿》。

[26]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清末官吏，满洲正白旗人，曾任陕西按察使，护理陕西巡抚，后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又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1905年出洋考察。1911年保路运动中为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新军杀死。

[27]查莹，藏书家。字韫辉，号映山，别号竹南逸史。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授编修，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官、山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有藏书楼曰“听雨楼”“圣雨楼”“赐研堂”“学山堂”等。藏书印众多，主要有“依竹主人”“听雨楼查氏有谷赏图书”“慧海楼藏书印”“竹南藏书”“莹寿之章”“学山堂印”“澹远堂图书印”“查映山太史藏书”“赐研堂印”“棣园居士”“莹寿之章”“文渊阁校理”等。

[28]王懿荣（1845—1900），字濂生，原籍云南，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人。生性耿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为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编修，义和团攻掠京津，皇帝外逃，王懿荣遂携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谥号“文敏”。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与翁同龢、徐郙、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刘鹗等鉴藏家和学者交流密切。

[29]此处是指苏州何人，待查。

[30]钱大昕的号之一。

[31]欧阳询，字信本。

[32]吴天任撰：《杨惺吾先生年谱》，中国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第147、148页。

[33]冯誉骥（1822—1883），字仲良，号展云，高要（今广东肇庆）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1879）授陕西巡抚，后为御史弹劾去官，侨居扬州，旋卒。平生廉洁。嗜书画，书法逼真欧阳率更，晚年效法李北海；画仿石谷，秀润工致。冯展云还是一位诗人，其诗集《绿伽楠馆诗存》刻于同治五年（1866）。冯展云一直在中枢任职，最后做到陕西巡抚。冯展云曾经是裴景绶的老师，所以裴景福对他也执弟子礼。而关于冯展云的另一件藏品苏轼《寒食帖》也曾短暂被裴景福收藏过，后来转给盛昱。

[34]指伍元蕙（1824—1865），南海人。一名葆恒，字良谋，号俪荃，别署南雪道人。以海外贸易成巨富。笃好金石、书、画，精于鉴别，蓄藏硕富。刻有《南雪斋藏真帖》。

[35]梦楼，是指王梦楼即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江苏镇江人。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罢归后，自此无意仕进。工书法且以韵胜。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等。在清代书法史上，王文治与刘墉、翁方纲、梁同书并称“清四大家”。楷书早年主学褚遂良，行草书学《集王圣教序》和《兰亭序帖》，后参入赵孟頫、董其昌、张即之的书法风格，成为清朝“二王”书风的代表性人物。

[36]经训堂，是指毕沅的堂号。《经训堂法书》十二卷，收录晋王羲之《黄庭内景经》、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唐玄宗《鹡鸰颂》、怀素《小草千字文》、宋蔡襄《赴京诗稿》、苏轼《阳羡帖》、黄庭坚《怀人五绝》、米芾《与乐兄同官书》及元明以来赵孟頫、鲜于枢、康里、邓文原、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名家墨迹，皆为书法史上的赫赫名品。

[37]徐用锡（1657—1736），江苏宿迁人。字坛长，号昼堂。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工书，治学以李光地为宗。著有《圭美堂集》二十六卷。

[38]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汪琬从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会元，官中允。善诗文，书法与姜宸英齐名。有《长安宫殿考》《全秦艺文志》《三秦纪闻》《玉堂掌故》《华岳志》《元和郡县志补阙》等。

[39]翁方纲（1733—1818），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辞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等。

[40]潘仕成（1804—1874），字德舆，或作德畲。

[41]裴景福的朋友，具体情况不详。据《壮陶阁书画录》记载，曾和裴景福、裴景绶一起观赏《黄运两河图》。

[42]即王懿荣。

[4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曾藏有《九成宫醴泉铭》。

[44]张世恩（1837—1908），后改名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进士出身。光绪三年（1877），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1884），改上书房行走、授溥伦溥侗读、光绪十一年（1885），提督湖北学政。后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翰林院侍读。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鸿胪寺卿。次年，任四川正考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磨勘试卷大臣、阅卷大臣、试卷大臣、江西正考官。光绪三十年（1904），任拣选官、从耕大臣。次年，任搜检大臣、覆检朝审大臣、兵部右侍郎、学部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工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理院卿、吏部右侍郎。

[45]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号义门、无勇、茶仙，晚年多用茶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寄籍崇明，为官后迁回长洲（今苏州）。何焯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

[46]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一字殿垣，号荷屋、可庵，晚号石云山人，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人。清代官员、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岭南著名的书画金石鉴藏家。

[47]孔广陶（1832—1890），清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字鸿昌、一字怀民，号少唐，别称少唐居士。广东南海南庄罗格人。孔子第七十代孙。父孔继勋，早年经商，以经营盐业致富。以巨资购书。藏书处称“三十三万卷书堂”，又有“岳雪楼”，所藏之书，皆为精品，尤以清殿本为富。与伍崇曜“粤雅堂”、潘仕成“海山仙馆”、康有为“万木草堂”，合称“广东四大藏书家”。1908年因盐业改为官办，后家资中落，藏书渐次散出，大部分藏书被康有为所购。精于鉴赏书画，收藏有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唐贞观年间《藏经墨迹册》和五代张戡、贯休，宋代董北苑、岳飞，元代赵孟頫、倪瓒，明代唐寅、董其昌等著名画家作品。

[48]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何绍基学识渊博，才华超群。经史皆通，尤精小学，旁及金石考证。书法自成一家，上溯秦两汉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草书尤为一代之冠。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钞》等传世。

[49]蔡友石（？—1843），字世松，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精鉴别，收藏尤富，归养家居，以书画自娱，与人评论娓娓不倦，所藏名人墨迹，钩摹上石，曾刊《墨缘堂帖》。

[50]不知何人，待考。

[51]耆英（1790—1858），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曾任盛京将军、杭州将军。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和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澜阁大学士。作为钦差大臣和伊里布在南京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又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后因欺谩罪，为王大臣论劾，咸丰帝赐自尽。

[52]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一字雨生，晚号粥翁，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曾官温州镇副总兵，后寓居南京，太平天国攻破金陵时，投池而死。

[53]林则徐（1785—1850），福建福州人，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等，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有民族英雄之誉。林则徐对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晚清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及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

[54]雪樵系何人，待查。

[55]“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看《礼器碑》《醴泉铭》，皆端午桥处借来者也，聊以遣闷。”见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第六卷，中西书局，2012，第2831页。

[56]缪荃孙：《缪荃孙全集》，第431页。

[57]同上书，第433页。

[58]此跋在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本上可以看到。

[59]吴天任撰：《杨惺吾先生年谱》，第145页，“1907年”，第147页，“1909年”皆记载杨守敬在金陵节署为端方跋其所藏金石。

[60]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唐人小楷黄素黄庭经卷》，第44-45页。

[61]冯春术：《书画为媒同气相求：裴景福与李瑞清交游考》，《美术观察》2020年第5期，第50—56页。

[62]端方、缪荃孙纂辑：《壬寅消夏录》，魏小虎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

[63]杨先梅辑：《邻苏老人题跋》，载谢承仁《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084页。

[64]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第294页。

[65]同上书，第486页。

[66]同上书，第454页。

[67]同上书，第140页。

[68]同上书，第779页。

[69]同上书，第591页。

[70]即耆英。

[71]和珅（1750—1799），清朝乾隆时权臣。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致斋。受皇帝赏识，历任显官，后升任军机大臣，居此要职24年。还兼任多种文武官职，累封至一等公。他精明敏捷，办事干练，清高宗倚为心腹。他广收贿赂，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嘉庆历数和珅二十大罪，正月十八和珅奉旨自杀。和珅府内查抄金银、书画甚多。

[72]张彦生：《〈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文物》1980年第4期。又载《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第162页。

[73]《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第175页。

[74]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董香光山水册》卷十二，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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