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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室阙，东汉，高约 4 米，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前，为太室山神庙的神道阙。阙身刻有以车马出行、马戏、狩猎、奇禽珍兽、斗鸡、杂技、楼阁为主题的各种图案，对研究东汉美术史有极高的价值。
来源 l 《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汉代阙的使用十分广泛，根据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城邑门阙、宫殿门阙、府宅门阙、祠庙门阙、陵墓门阙、关塞门阙等，材质则有石阙、木阙、土木阙等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目前仍伫立以及少量原伫立在地面的墓阙、祠庙阙等汉代石阙。石阙由于其自身材质的坚固性得以长久保存，因此也是目前所能见到历时近两千年沧桑仍能基本保存完整的地面汉代建筑。这是一种性质特殊的建筑形式，对于认识汉代建筑的某些基本面貌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地下出土汉代建筑残体的复原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汉代石阙上基本都镌刻有各种图像，对于全面认识汉代画像和汉代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矗立于地面的石阙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北魏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当时所见的多处地面石阙。到北宋时期，石阙更受到金石学家的青睐，不过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石阙上的铭文，如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就收录有大量石阙铭文[1]。到了南宋时期，有的金石学家又开始兼收汉阙的图像资料，如洪适在《隶续》中除了收录大量石阙铭文之外，还收录了少量石阙形制和阙上图像的写生图[2]。从宋代至清代，绝大多数的金石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收录汉代石阙资料。到了十八世纪晚期，金石学家黄易又组织人力对当时已经大部埋入地下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石阙进行了挖掘，使得该石阙的全貌重见天日，并在当地勒石铭记，对石阙上刻划的图像和文字进行了简单描述[3]。不过，历代金石学家主要关注的都是对石阙上铭文的考释。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对汉代石阙进行考察，如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于1891—1907年间考察过山东嘉祥武氏阙、河南嵩山石阙、四川雅安高颐阙等[4]。190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到嘉祥武氏墓地考察，并绘制了一幅双阙、双狮和残石碑的分布图[5]。法国学者色伽兰（Victor Segalen）等人1914年在中国西部进行考察，将中国当时的石阙发现数量从此前的十处增至十八处[6]。这些西方学者运用照相、绘图测量等方法加以记录，使得石阙研究步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进行石阙的科学考察研究，如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各地汉阙的考察[7]，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盘溪汉阙的发现与考察等[8]。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山东、河南、北京、四川、重庆等地又陆续新发现了地面现存或地下出土的石阙[9]。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三峡库区又出土了三处汉代石阙遗存[10]、四川渠县也出土了一处汉代石阙残件[11]。据笔者统计，目前已见于报道又能基本确定为汉代石阙的大约有三十三处[1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石阙的全面测绘记录和资料整理公布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如1964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河南嵩山三阙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和测绘记录[1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庆市博物馆徐文彬等人对四川、重庆地区现存石阙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测绘记录[1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蒋英炬、吴文祺也对山东嘉祥武氏阙进行了全面的测绘记录[15]。这些石阙资料都已完整公布。早期对汉代石阙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色伽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16]，他在该书中对四川石阙进行了简单的综合分析，内容涉及已发现石阙的分布、结构、类型等。真正比较深入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研究主要可分两类，即对个别石阙的研究和综合性研究[17]，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1961年，陈明达发表《汉代的石阙》一文，对当时全国已知的二十三座石阙主要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研究，内容涉及汉代石阙的研究意义、年代、性质、位置与布局、功能、分类、石阙建筑形式与实际建筑的转换、阙与观的关系等[18]。该文对其后的石阙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1992年出版的《四川汉代石阙》一书中，徐文彬对四川、重庆地区已知的二十处石阙逐一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门阙的使用范围和起源发展进行了阐述，还对四川、重庆汉代石阙的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进行了综合讨论[19]。信立祥在2000年出版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对全国二十八处汉代石阙画像进行了综合研究，内容涉及到石阙的建筑分类与特征，石阙画像的内容、形式、分类和年代等问题[20]。本文准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围绕石阙的形制结构及其发展演变关系进行再探讨。二、类型
石阙都为左右双阙并立，有的保存完好的石阙，如山东嘉祥武氏阙还可见在双阙之间的地面铺有长石，在长石中间还嵌立有碣形石，它们分别是“阈”和“门![]()
”。石阙的阙体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四部分构成，各部分的形式和结构存在许多差异，整体结构也存在有子阙和无子阙之别（图一）[21]。此外，各部分所用石材数量、图像装饰在石阙表面的空间分布也各不相同。总之，石阙在形制方面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色伽兰就根据石材数量多寡和形制繁简对汉代石阙进行了分类。他将四川石阙分为两类：一类为简单型，以冯焕阙为代表的渠县诸阙；另一类为复杂型，以雅安高颐阙等为代表的四川西部诸阙。虽然他开创了石阙分类的先河，但其标准过于模糊，分类也过于简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石阙进行了分类研究，根据分类法的差异可分以下三种。第一，主要以建筑风格为标准分类。如陈明达将石阙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呈现了砖石建筑的原始风貌，是汉代砖石阙的通行样式，如嵩山三阙和武氏阙等。第二类为模拟木结构形式，如四川诸阙。另外还存在着这两类之间的过渡形式，如山东平邑的皇圣卿阙和功曹阙等。在第二类中，还可根据楼部石块层数多少细分为三种式样。第一种式样有西川诸阙，其中高颐阙楼部石块为五层；第二种式样有渠县冯焕阙、沈氏阙和蒲家湾阙等，楼部石块为三层；第三种式样为渠县赵家村贰阙和王家坪阙等，楼部石块为四层[22]。朱晓南在这一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石阙分为五种类型：一为石结构实心阙，如河南诸阙和山东武氏阙；二为石阙檐下仿木阙，如山东平邑诸阙；三为仿木雕石阙川西型；四为仿木雕石阙川东型；五为仿木雕石阙忠县型[23]。第二，以石阙各部分形制差异为标准分类。如徐文彬将四川、重庆地区汉代石阙分为四型：第一型是台基一层，阙身为侧脚式，楼部三层，顶盖三层；第二型是台基一层或两层，阙身为直脚式，楼部四层；第三型是台基一层，阙身为侧脚式，楼部石材为三层或四层，表现四层楼部结构；第四型为重檐庑殿顶[24]。第三，根据不同标准分别分类。如信立祥分别确立了三种分类标准，在建筑风格方面，他基本赞同陈明达的二分法，具体观点则存在差异。他认为汉代石阙存在两种风格，一种为北方地区石阙，应是模仿当地流行的砖木结构或土木结构建筑形式；一种为四川地区石阙，应是模仿当地流行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形式。他同时又认为，如根据建筑结构进行分类，可将石阙简单地分为有子阙和无子阙两种；从石刻艺术的角度看，其画像配置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阙身和楼部满刻画像，另一种是阙身只刻表示建筑性质的门吏和表示方向的四神图像，而其他画像集中配置在阙楼的四周。前两种分类法单纯以建筑风格和结构为标准，后一种分类虽考虑到画像配置这一因素，从三个不同层面分别提出了三种独立分类法，却没有分析三种分类法之间的关联性。此外，上述分类中都忽视了因年代早晚产生的形制结构方面演变这一因素。事实上，无论是墓阙还是祠庙阙都属于神道阙，建造目的主要是为了另一世界的亲人和神灵，这种建筑的性质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和纪念性，是为了表达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和精神依托，因此建造石阙时建造者虽然也要模仿实用性建筑中的门阙，但石阙自身并不具有供人们登高等实际使用功能。不仅如此，如何在石阙上象征或再现另一世界，以区别现实社会中人们使用的各种门阙，这可能也是建造者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图像大量出现在石阙上应该就是一个有力佐证。因此，石阙上的图像布局和表现形式也会对石阙的形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进行分类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此外，在分类研究中还要考虑的因素是如何体现因年代早晚不同而出现的形制结构变化。基于上述认识，笔者的分类法主要从类别、型别、式别三个层面进行。在类别讨论时主要考虑的是图像在石阙表面空间分布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超越了建筑结构方面的差异，其深层结构可能更多是反映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区域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在型别讨论时主要考虑的是石阙总体建筑形制不同所体现的阙主等级差异或建筑风格间的谱系关系。在式别讨论时主要考虑的是建筑的局部结构、尤其是楼部结构差异所体现的年代早晚变化。应该指出的是，为了能更清晰地辨识石阙的谱系关系和整个发展演变关系，在对型别、式别进行划分时，本文并未按照通常在各类、型下面再按序号分别进行分式，而是跨越了各类、型，对所有的汉代石阙按照同一原则进行分式和统一编排序号，因此在各型、式中会出现序号编排有不连贯的情况。主要根据石阙图像的空间布局，再结合图像风格的差异，可将汉代石阙分为以下三类。1.甲类 十三处。该类石阙的图像主要分布于阙身，并且主要以分栏、格的形式构成一幅幅画面。石阙上的各幅画面之间，形式上并不存在主次关系。阙体上图像的表现形式属于比较典型的拟绘画式画像。其阙身由于满布图像，见不到任何与建筑结构相关的装饰，因此难以确定这些阙身是仿土质结构还是仿木质结构建筑。有学者认为该类中有的阙为砖石建筑的本来面目和汉代砖石阙的通行样式[25]，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并未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有力支持。属于该类的石阙有九处。根据子阙的有无，可分为二型。A型：三处。无子阙。根据阙身形制的差异，可分二亚型。Aa型：一处。阙身为侧脚式，即阙身向上逐渐收分，正、侧面看去都呈下宽上窄的长方梯形，由一块整石构成。属于该亚型的有山东莒南孙氏阙[26]。由于出土时楼部和台基已不存在，无法确定式别。该阙的通高不详。阙身既宽且薄，高1.8、宽0.58-0.7、进深0.18-0.2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近3.4：1。阙身正面和两侧面都镌刻有减地平面浅浮雕局部加阴线刻的画像或阴线刻的铭文。画像都分布在两层边框内，正面的画像还用横线分为上下四栏，其中最上面一栏还可再细分为上下三个画面。左侧面画像被分为上下三栏，右侧面为阴线刻铭文。从出土的两块檐部可知该阙有腰檐将楼部分为两层，顶盖为低矮的四阿式，正脊已不存（图二，1；图版壹，1）[27]。Ab型：二处。阙身为直脚式，即阙身上下宽度相同，由一块整石构成。根据楼部的结构，可确定其式别。Ⅰ式：二处。楼部为一块整石或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分别为山东平邑皇圣卿阙、功曹阙（图版壹，2）[28]。这两处阙的形制结构、大小和画像分布形式等都十分相似，现以皇圣卿阙为例。该阙现存左右双阙，大小尺寸基本相同，通高2.23米。阙身很厚，为一块整石构成，高1.55、宽0.72、进深0.57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为1.2：1。阙身四面都有内外两层边框，并在内框中用横线分为五栏，每栏内都有减地平面浅浮雕的画像。台基低矮，略微收分，呈上窄下宽的梯形。楼部的下部为素面并略微出挑，呈上宽下窄梯形，上部也略微出挑，略呈斗形，四隅各有一个一斗三升斗栱。顶部为四阿式低矮顶盖（图二，2）[29]。Bb型：六处。阙身直脚式。既有一块整石构成，又有数块石材构成。阙身较厚，其主阙部分的宽度与厚度的比例大体为1.8—2：1。属于该亚型的石阙，除了北京石景山秦氏阙因出土时楼部缺失不能确定式别之外[30]，其他五处石阙根据楼部形制结构差异，还可分为二式。Ⅱ式：四处。主阙楼部为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根据台基结构的差异和腰檐结构的有无，可分为二亚式。Ⅱ1式：三处。台基为两层、无腰檐。属于该亚式的有河南登封嵩山三阙[31]。这三处阙均为祠庙阙，其形制结构和大小均基本相同。以太室阙为例，该阙现存左右两阙，东阙通高3.92、西阙通高3.96米，形制结构完全相同。台基为两层石材呈阶梯式向上内收。阙身为六层石材叠砌而成，每层均为两至三块石材拼合而成，主阙与子阙的阙身融为一体，主阙身高2.25、通宽2.12、进深0.7米，其中主阙身宽1.38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近2：1。阙身每层都分别有减地平面浅浮雕镌刻的画像，除了镌刻阴线刻的铭文之外，每幅画像均以石块为单位。子阙阙楼的位置完全融入阙身无法分开，但主阙的阙楼明晰可辨，为两层石材，下层为垂直，平面为狭长方形。上层略微向上出挑，整个石材呈斗形。主阙和子阙均有顶盖，为四阿顶，主阙尚存有两端上翘的正脊。楼部石材表面均镌刻有平面浅浮雕的图案和图像（图三）[32]。图三 甲类Bb型Ⅱ1式（河南登封太室阙立面图，右阙）Ⅱ2式：一处。台基为三层石材，主阙有腰沿将楼部分为上下两层。属于该亚式的有山东嘉祥武氏阙[33]。该阙现存有左右两阙，通高4.3米，形制结构完全相同。台基为三层阶梯式向上内收，最上一层为覆斗状。阙身都位于覆斗状台基石上。主阙阙身由三块石材叠砌而成，高2.08、宽1.18、进深0.7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为近1.7：1。子阙阙身为一块整石竖立而成，高1.65、宽0.71、进深0.4米。主阙的楼部分为两层，下层楼部为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第一层为长方形石；第二层为斗石层，四隅均有一护斗。子阙楼部的结构与主阙下层楼部结构相同，其形状均与下面的覆斗状台基相呼应。下层楼部的上面有一腰檐，再上置第二层楼部，为一层石材的斗石层。主阙的阙顶为四阿顶，顶脊平坦，原应有正脊，现已不存。子阙为单檐四阿顶，正脊已不存。在台基、阙身、楼部的四面均镌刻有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的画像和图案，其中尤以阙身为多，画面正面分为上下五栏，侧面分为上下三栏（图四；图版壹，3）[34]。图四 甲类Bb型Ⅱ2式（山东嘉祥武氏阙立面图，左阙）Ⅲ式：一处。楼部为三层石材构成的三层结构。属于该式的有河南正阳东关阙[35]。该阙通高4.75米。台基为三层石材阶梯式向上内收。阙身也为多层石材砌筑，其中主阙为八层，子阙为五层，每层均为两块石材拼合，主阙与子阙的阙身融为一体，主阙身高2.47、通宽2.1、进深0.75米，其中主阙身宽1.45米，宽度与厚度的比例为近2：1。原阙身有平面浅浮雕的画像，但因阙身表面风化严重而很难辨认。楼部均为三层石材，其中下面两层为直立式，平面为狭长方形，子阙的表面还雕刻有似为窗格和连续圆圈纹的图案。楼部第三层石材均略微向上出挑，整个石材呈斗形。阙顶为单檐四阿顶，正脊已缺失（图五）[36]。图五 甲类Bb型Ⅲ式（河南正阳东关阙立面图，左阙）2.乙类 十三处。该类石阙的主要特点是图像在阙身与楼部均有分布。阙身的图像数量虽少但物象硕大，构成该类阙上视觉效果最为显眼的图像，可以视为主体图像。有的石阙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主体图像，对阙身建筑结构的表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楼部图像的数量多少不等。图像的表现形式较多是拟浮雕式画像和半立雕式像。台基均为整石构筑的单层结构。阙身也都是采用一块整石雕成。该类石阙中有十二处根据子阙的有无可分二型。另有一处即重庆万州武陵阙[37]，由于残缺过甚而只能确定为a亚型的侧脚式，不知是否有子阙。Aa型：三处。阙身侧脚式。阙身均由一块整石构成。根据其楼部形制结构的差异，可分三式。Ⅱ式：一处。楼部为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其下层为枋子层，上层为斗石层。属于该式的有重庆忠县邓家沱阙[38]。该阙为发掘出土，左右阙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通高约4米；阙身高约2.4米，底宽约0.8、进深约0.29米，顶宽0.71—0.72、进深0.25—0.27米[39]，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平均约为2.8：1。阙身四隅隐起柱子，上有栏额，下有地栿。阙身正面有阴线刻的铭文和平面浅浮雕的图案，两侧各有一单体平面浅浮雕的画像。楼部下层为枋子层，上层为斗石层有画像。楼部的四面和四隅镌刻有平面浅浮雕或加阴线刻的画像、图案或半立雕像。阙顶为单檐四阿顶，正中还有低矮的正脊（图六，1）。![]()
图六 乙类Aa型石阙Ⅲ式：一处。楼部（上层楼部）为三层石材构成的三层结构，其中下部为枋子层，中部为扁石层，上部为斗石层。属于该式的有忠县㽏井沟阙[40]。该阙现仅存右阙，楼部有腰檐将楼部分为上下两层。通高5.66米，阙身高2.53米，下宽0.93、进深0.64米，上宽0.7、进深0.59米，其宽度与厚度的平均比例约为1.4：1。阙身有隐起柱子、栏额、地袱等，内侧镌刻有一硕大的浅浮雕单体画像。下层楼部为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其中下层为枋子层，上部为素面斗石层。上层楼部的三层结构从下至上为枋子层、扁石层、斗石层。其中扁石层上缘有连续半圆形纹饰一道。斗石层正面刻两垛一斗二升的鸳鸯交手栱，背面为一组鸳鸯交手栱，两侧各刻一斗二升斗栱一垛。上下楼部都有少量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的图像和图案。顶盖为重檐庑殿顶，正脊已无存（图六，2）[41]。Ⅳ式：一处。楼部为四层石材构成的四层结构，其中下部为护斗枋子层，第二层为扁石层，第三层为斗栱斗石层，第四层为斗石层。属于该式的有重庆渝北盘溪阙[42]。该阙方向为西向。虽然尚存左右两阙，仅右阙保存相对较为完整，能看出基本结构。早年还可见瓦棱之形的阙顶，但现已不存。石阙残存部分通高4.15米，阙身高2.26米，下宽1.15、进深0.64米，上宽0.8、进深0.54 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为1.58：1。阙身四隅隐起柱子，无栏额和地栿，仅两侧各镌刻有一硕大的浮雕加阴线刻单体画像。楼部风化严重，第一层的枋子层的下部四隅各有一栌斗，第三层的正背面为鸳鸯交手栱，两侧面各有一斗二升斗栱一垛。图像现仅在楼部下层四隅可见有半立雕角神站立栌斗上（图七）[43]。图七 乙类Aa型Ⅳ式（重庆渝北盘溪阙立面图，右阙）Ba型：九处。阙身侧脚式。阙身由一块整石构成，其中子阙为非对称侧脚式。渠县赵家村叁阙[44]，因为该阙仅存子阙阙身和主阙楼部部分残件，无法确定式别。其余八处根据楼部形制结构差异，可分二式。Ⅲ式：五处。楼部（或上层楼部）为二层或三层石材构成三层结构，下部为枋子层或栌斗枋子层，中部为扁石层，上部为枋子层或斗栱斗石层。根据有无腰檐结构，可分二亚式。Ⅲ1式：四处。无腰檐结构。分别为忠县乌杨阙[45]、渠县冯焕阙、沈氏阙、蒲家湾阙[46]。忠县乌杨阙，双阙尚存，通高约5米。阙身高2.92—2.93米，下宽1.15—1.17、进深0.75—0.76米，上宽0.92、进深0.67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1.45：1。子阙仅存左阙阙身，顶盖已无存。主阙和子阙的阙身均有隐起的立柱、栏额、地栿，在左阙阙身正面和两阙阙身内侧均有大幅的减地平面浅浮雕的单体图像。楼部的三层结构从下至上分别是下枋子层、扁石层、上枋子层。楼部的图像数量较多，形式也较为丰富，分布在枋子的空格内、扁石层上和四隅，图像的表现形式既有成幅的平面浅浮雕或加阴线刻的画像，又有平面浅浮雕的图案，还有半立的石刻雕像。顶盖为一层石材的重檐庑殿顶，正脊呈倒“八”字形。在顶盖底部的椽子上还有少量的图像（图八；图版壹，4）。图八 乙类Ba型Ⅲ1式（重庆忠县乌杨阙推测复原立面图，左阙）渠县冯焕阙，仅存左阙主阙，通高4.6米，但正脊已无存。阙身高2.6米，下宽0.96、进深0.62米，上宽0.88、进深0.58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为1.5：1。阙身有立柱、栏额、地栿，在正面还有阴刻铭文和大幅平面浅浮雕的单体图像。楼部从下至上分别是栌斗枋子层、扁石层、斗栱斗石层，正背面各有斗栱两垛，两侧面各有斗栱一垛。楼部的图像数量不多，分布在枋子和斗栱的空格内和扁石层上，有阴线刻和平面浅浮雕的画像和图案。顶盖为一层石材的重檐庑殿顶，正脊已无存（图九；图版壹，5）[47]。图九 乙类Ba型Ⅲ1式（四川渠县冯焕阙立面图，左阙）渠县沈氏阙，现存双阙的主阙，大小和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左阙通高4.85米，但正脊已无存。阙身高2.74米，下宽1.16、进深0.78米，上宽1.09、进深0.71 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为1.5：1。阙身隐起立柱、地袱，但无栏额，正面有阴刻铭文，正面和内侧还有大幅平面浅浮雕的单体图像。楼部的三层结构从下至上分别是栌斗枋子层、扁石层、斗栱斗石层。斗石层的四隅有柱子隐起，正背面为鸳鸯交手栱，两侧各为一垛一斗二升斗栱。楼部的图像数量不多，分布在栌斗上、枋子和栌斗的空格内和扁石层上，有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的图像。顶盖为一层石材的重檐庑殿顶，正脊已无存（图一○）[48]。图一○ 乙类Ba型Ⅲ1式（四川渠县沈氏阙立面图，左阙）Ⅲ2式：一处。有腰檐结构，将楼部分为上下两层。属于该式的有忠县丁房阙[49]。该阙现存左右两阙，形制结构大体相同，上层楼部为三层结构，下层楼部为二层或三层结构。该阙大约在明代后期时曾重建过，有少量的结构和装饰为重建的。左阙通高6.26米，右阙通高5.55米。左阙阙身为两层石材构筑，共高2.42米，下宽0.88、进深0.6米，上宽0.77、进深0.57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平均约为1.45：1。第二层可能为后代加的。下层楼部为三层石材构成的三层结构，其中下层为枋子层，中层为扁石层，上层为素面斗石层。上层楼部为三层石材构成的三层结构，分别为枋子层、扁石层、斗栱斗石层，正背面各两垛一斗二升斗栱，两侧面各为一垛鸳鸯交手栱。上下楼部都有少量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的图像和图案。阙顶为一层整石的重檐庑殿顶，正脊可能为后代重加的（图一一；图版壹，6）[50]。图一一 乙类Ba型Ⅲ2式（重庆忠县丁房阙立面图，左阙）Ⅳ式：三处。楼部为三层或四层整石材构成的四层结构，下部为栌斗枋子层，第二层为扁石层，第三层为斗栱斗石层，第四层为斗石层。属于该式的石阙分别为渠县王家坪阙、赵家村壹阙、赵家村贰阙等[51]。王家坪 阙，现仅存左阙，通高4.62 米，但阙顶已无存。阙身高2.9米，下宽1.2、进深0.78米，上宽1.06、进深0.65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平均约为1.5：1。阙身隐起立柱、栏额、地袱，正背面的栏额上还有一短柱，在正面和内侧有大幅浮雕的单体图像。楼部为三层石材构成的四层结构，其中第二、三层为一石构成，第三层为正背面各有二垛斗栱，两侧各有一垛曲臂斗栱；第四层的四隅有斜柱隐起。楼部的图像数量不多，分布在栌斗上、枋子和斗栱的空格内、扁石层上和第四层上，有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的图像。根据散落阙旁地下的残件可知，阙顶应为重檐庑殿顶，可见正脊等（图一二；图版贰，1）[52]。图一二 乙类Ba型Ⅳ式（四川渠县王家坪阙立面图，左阙）3.丙类 十一处。该类石阙的主要特点是图像基本都分布于楼部，仅有少数阙在阙身顶部栏额上有少量图像。不见有主体图像。图像的表现形式是浮雕式、拟绘画式画像与半立雕像并行。根据有无子阙，可分二型。Aa型：一处。侧脚式。阙身为一块整石构成的。属于该亚型的有四川西昌城郊阙[53]。该阙为地下出土，左阙大部尚存，右阙仅存阙顶。其左阙台基为一层，由一块狭长方形整石构成。阙身也为一块整石构成，高1.4、下宽0.87、进深0.53米，上部进深0.52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为1.64：1，无任何装饰。楼部已不存。顶盖为一块整石的重檐庑殿顶，正脊低矮（图一三）[54]。此外，四川梓潼李业阙可能属于该型[55]。该阙仅存台基和阙身。其台基为一块整石构成的一层台基。阙身也由一块整石构成，向上收分明显，高2.45米，下宽0.97、进深0.69米，上宽0.68、进深0.49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近为1.4:1。B型：九处。有子阙。根据阙身的形制差异，可分为二亚型。Ba型：二处。阙身为侧脚式。既有多块石材构成，又有一块整石构成。该亚型中仅一处可确定其式别。Ⅳ式：一处。楼部为四层石材构成的四层结构。属于该式的有四川夹江杨宗阙[56]。该阙现存双阙的主阙部分，其中左阙保存更好。通高5.15米。台基为两层石材构成二层长方形台基。阙身由五层石材叠置构成，高2.75米，下宽1.39、进深 0.9米，上宽1.24、进深0.81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为1.54：1。正背面各隐起三柱，内侧隐起二柱，均有栏额、地袱，正面有阴刻铭文。楼部为四层石材构成四层结构，从下至上为栌斗枋子层、斗栱斗石层、扁石层、斗石层。第二层正背面各二垛、侧面各一垛一斗二升斗栱。楼部的栌斗上、枋子斗栱间、扁石层和上斗石层的图像较为丰富，但现多已风化不清。雕刻技法为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阙顶已残，应为重檐庑殿顶，现存石材一层，为重檐的下檐部分（图一四）[57]。图一四 丙类Ba型Ⅳ式（四川夹江杨宗阙立面图，左阙）四川德阳司马孟台阙[58]，该阙仅存右阙的主阙。由于阙顶和部分楼部已不存，无法确定式别。其阙身正背面为直脚式，两侧面为侧脚式，兼有Bb亚型的部分形态。现存通高2.8米。该阙台基为一块整石构成。阙身也为一块整石构成，高1.7米，下宽0.9、进深0.53米，上宽0.9、进深0.48米，其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约1.8：1。阙身隐起立柱和很宽的栏额，无地袱，正面尚存有阴刻铭文，栏额上有平面浅浮雕画像。楼部现仅残存二层石材。第一层为栌斗枋子层，四隅各有一垛栌斗。第二层为斗栱斗石层，正背面各二垛、两侧各一垛一斗二升栱。其再上的楼部均已无存。在四隅上和桁子斗栱间雕刻有各种浮雕和半立雕的图像（图一五）[59]。图一五 丙类Ba型Ⅳ式（四川德阳司马孟台阙立面图，右阙）Bb型：七处。阙身均为直脚式，由多块石材构成。其中二处保存较好而可确定式别，三处可大体确定其式别，另有四川芦山岳家坝阙、梓潼杨氏阙二处[60]无法确定式别。V式：五处。楼部为五层石材构成的五层结构。由下至上为栌斗枋子层、斗栱枋子层、扁石层、斗形楼壁层、出头枋子层。属于该式的有四川雅安高颐阙[61]、绵阳杨氏阙[62]等，此外芦山樊敏阙[63]、梓潼城西阙[64]、梓潼贾氏阙等[65]可能也属于该式。雅安高颐阙，现存左右双阙，其中右阙保存较好。通高5.9米。台基为两块石材拼合为一层台基，雕刻为上、下段，为仿干栏式的立柱梁架。主阙阙身为四层整石叠筑而成，高2.64、宽1.62、进深0.9米，其宽度与厚度比例为1.8：1，三面隐起六柱，上有栏额。在栏额上雕刻有平面浅浮雕的画像。楼部为五层，每层由二至四石拼合。下层为六垛栌斗。第二层正背面各三垛、两侧各二垛一斗二升斗栱。第三、四层分别为扁石层、斗石层。第五层为二十四只出头枋子。出头枋子头端上有阴刻铭文，栌斗上、枋子斗栱间、扁石和楼壁上大量雕刻有图像，雕刻技法为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阙顶为重檐庑殿顶，由三层石材构成，分别为下沿、上沿、正脊。下檐下面的椽子间雕刻有不少阴线刻和浮雕图像，正脊上雕刻有立雕图像（图一六）[66]。图一六 丙类Bb型V式（四川雅安高颐阙立面图，右阙）绵阳杨氏阙，现存左右双阙，形制结构相同，分别通高5.14、5.21米。台基由二层石材构成二层结构，每层均为数石拼合，呈阶梯状内收。第二层雕刻有六斗柱。主阙阙身置于上层基石中部，耳阙阙身部分置于上层基石，部分置于下层基石。主阙阙身由六层石材叠筑，每层两石拼合，高2.45、宽1.64、进深0.93米，其宽度与厚度比例约为1.78：1，三面隐起六柱，上隐栏额。耳阙结构与主阙相同，只是较小一些。两者在栏额上均雕刻有平面浅浮雕画像。楼部为四层石材构成，每层由二至五石拼合，组成五层结构。下层刻有六垛栌斗。第二层正背面各三垛、两侧各二垛一斗二升斗栱，第三、四层分别为扁石层、斗石层，第五层为二十二只出头枋子。除了无第五层之外，耳阙楼部与主阙楼部结构相同，只是尺寸较小。栌斗上、枋子斗栱间、扁石和楼壁上均大量雕刻有图像，雕刻技法为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和半立雕。主阙出头枋子头端上有阴刻铭文。阙顶保存很差，但仍可见为重檐庑殿顶，现由二层石材构成，分别为下沿、上沿，正脊已不存（图一七；图版贰，2）[67]。图一七 丙类Bb型V式（四川绵阳杨氏阙立面图，右阙）三、结构
石阙作为一种性质特殊的建筑形式，其形制结构可能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建筑学方面的影响，因为石阙是对现实社会中的门阙、楼观等同类实用性建筑的模仿。其次是社会等级制度方面对建筑形式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折射到石阙上。最后，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和纪念性的建筑形式，其某些形制结构也会受到来自信仰观念方面的影响。下面试对石阙的整体结构和各部分结构进行具体分析。石阙在整体建筑结构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子阙的有无方面，即无子阙的A型和有子阙的B型。这种子阙的有无不影响建筑的实际功能，其影响应该是来自社会等级制度方面。信立祥通过对石阙铭文内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石阙结构的不同主要体现了阙主身份的差异，其中有子阙的阙主身份明显要高于无子阙的[68]。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东汉时期具有何种社会地位的人才能使用子母阙，似乎并无十分严格的规定。例如，北京石景山秦氏阙的阙主生前曾任幽州书佐，为下层官吏。又如，山东嘉祥武氏阙的阙主本人身份为平民[69]。这二处石阙都是有子阙的B型阙。但是，山东平邑功曹阙的阙主身份虽然也为下层官吏，却使用的是无子阙的A型阙。目前发现的所有石阙无一例外都有台基，这与在汉代图像资料中所见门阙多无台基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图一八）[70]。因此，石阙的台基应该是为了满足石质建筑本身的功能需求，建造台基的目的是为了尽量避免因石质建筑自身重力集中而引起的下沉或倾斜等。但是，建造二层或三层结构的台基则超出了石阙的基本功能性需求，这应该主要是为了彰显阙主的社会身份地位。在石台基上雕刻仿木结构建筑装饰，是对实体建筑的一种模仿，在石台基上雕刻图像则可能是来自信仰观念方面的需求。![]()
图一八 汉代阙画像阙身的形制主要分为两种，即a亚型的侧脚式和b亚型的直脚式。这两种阙身在形制方面的差异应该主要是体现了建筑美学风格上的不同取向，侧脚式下大上小，向上逐渐收分，给人的感觉是挺拔、坚毅，而直脚式上下同大，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庄重、沉稳。乙类和丙类石阙的阙身基本都有隐起的仿建筑结构雕刻装饰，由此可知这两类石阙的阙身都是仿木结构建筑的形式，而甲类石阙由于阙身四面满布画像，因此无法判断出其模仿的是哪种建筑风格。此外，在乙类石阙阙身建筑装饰中还镌刻图像和文字，其图像的物象形体硕大，有的还打破了装饰建筑结构的完整性，甚至有的石阙还为了完整表现这些物象而改变其建筑结构，如阙身通常都雕刻有仿木结构建筑的立柱、栏额、地袱，形成完整的木结构墙面，但是渠县沈氏阙、蒲家湾阙和赵家村贰阙在阙身上为了完整地表现龙虎衔璧图像，而将栏额舍去，直接将系璧的绶带另一端系在楼部的枋子上（图一○）。石阙楼部的形制复杂多样，基本结构可分为二至五层。对照其他的汉代图像资料中的阙可知二层结构是最为通行的样式，即楼部下层是枋子层，有的在枋格中间表现菱形窗格；上层为斗形的斗石层，其内有的为斗栱结构，有的为框架结构，有的在斗石层的下部还表现有菱形窗格（图一九）[71]。![]()
甲类石阙的楼部从雕刻装饰可看出为仿木结构建筑的二层结构，其中下层普遍有四方连续的圆圈纹图案，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窗格，这种窗格在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上也可见（图一九，1）；而上层有的为斗栱装饰，如山东平邑二处汉阙，有的为窗格装饰，如登封嵩山三阙。嘉祥武氏阙楼部较为特殊，为上下两层楼部，均有仿木结构的建筑装饰。其下层楼部为一块斗石，斗石下部有栌斗短柱装饰，上部用四方连续的圆圈纹象征窗格；其上层楼部也为一块斗石，雕刻装饰应为仿木结构的框栏，有学者认为该装饰表现的是蜀柱[72]。乙类石阙楼部的变化较多，有二至四层结构，其中下层均为枋子层或栌斗枋子层。这种枋子纵横叠置，所表现的尺度很大，陈明达认为如果还原为实际建筑应该是能铺设楼板的第二层楼面[73]。属于Ⅱ式楼部二层结构的阙仅有忠县邓家沱阙，其下层为枋子层，枋子框架内为象征窗格的四方连续的圆圈纹装饰；上层为斗石层，由于四面都为图像占据，因此没有建筑装饰，但应是仿木结构建筑楼部的一部分。属于Ⅲ式楼部三层结构的阙，其楼部下层都为枋子层或栌斗枋子层；中层为扁石层，可能是作为栏板窗台，有的还装饰有象征窗格的四方连续菱形纹或圆圈纹图案，有的则用画像将建筑装饰取代；上层有的仍为枋子层，但多数为斗石层，内有斗栱装饰。属于Ⅳ式楼部四层结构的阙，其基本结构与三层结构的相同，仅是在第三层斗石上又加了一层斗石，因为其四面都有图像而不见有建筑结构的装饰表现。陈明达认为该层应该表现的是阙上小楼的墙面[74]。但是从建筑结构方面观察，这种墙面位于斗栱之上又显得不太合理。在其他汉代图像中所见的门阙楼部，其无论是有斗栱还是框架结构的斗石层，都是上接阙顶，因此笔者认为该层可能并非对真实楼部建筑结构的再现，而只是为了表现某些特定内容画像特意增设的。丙类阙的楼部保存较完整的都有四至五层结构。属于Ⅳ式楼部四层结构的最下层也是栌斗枋子层，但第二、三层却与乙类阙的相反，第二层是斗石层内饰斗栱，第三层为扁石层上饰画像，有的扁石层上缘还饰有连续圆圈纹。如果第三层是作为窗格却位于斗栱之上，这显得更加不合理。第四层与乙类阙的相同，仍是四壁均装饰画像的斗石层。因此该类石阙楼部的第三、四层应该都不是对真实门阙结构的再现。第五层又为一层纵横交错的枋子层，其在建筑上的作用是承接阙顶结构的。在甲类和乙类中还有少量石阙因为有腰檐结构而将楼部分为上下两层。这种腰檐除了无正脊之外，与阙顶的结构基本相同。阙顶是对现实中实用性瓦木结构的门阙顶部的基本真实模仿，形制有单檐四阿顶和重檐庑殿顶两种形式，顶盖从下至上雕刻有椽子、连檐、瓦当和板瓦组成的檐口、板瓦和筒瓦构成的瓦垅、角脊，有的阙还有正脊和脊饰等。在部分阙的顶盖下方椽子上还雕刻有浮雕或阴线刻的图像，在Ⅴ式的雅安高颐阙和芦山樊敏阙的正脊上还雕刻有鹰衔绶带的立雕像。四、年代
甲类Aa型的莒南孙氏阙，根据其阙身左侧的阴刻铭文可知该阙的建造年代应在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甲类Ab型Ⅰ式的山东平邑皇圣卿阙的西阙南面第四格内有阴刻铭文，虽然现已风化严重，但根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的记载可知其年代为章帝元和三年（86年）。甲类 Ab型Ⅰ式的平邑功曹阙的西阙南面第四格内有阴刻铭文，虽然风化严重，但仍可见其年代为章帝章和元年（87年）。甲类Bb型的北京石景山秦氏阙，根据同出的阙石一侧题刻，可知为和帝元兴元年（105年）造。甲类 Bb型Ⅱ1式的河南登封太室阙西阙北面阴刻铭文，可知其建造年代为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甲类Bb型Ⅱ1式的登封启母阙西阙北面有阴刻铭文，可知其建造年代为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甲类Bb型Ⅱ2式的山东嘉祥武氏阙左阙正面有阴刻铭文，可知其年代为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此外，还有三处石阙虽然自身没有纪年铭文，但却有较为明确的年代可考。在乙类石阙中，仅Ba型Ⅱ式的四川渠县冯焕阙有确切年代可考。冯焕其人见于《后汉书·冯![]()
列传》记载，冯焕死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渠县旧有冯焕碑，宋代该碑尚存。其上记载“……守以永宁二年四……”，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认为：“盖其卒之年月也。……建光之元年即永宁二年，是岁七月改元，焕以四月终，故碑尚用旧年也。碑字虽无几而皆与史合。”[75]因此该阙建造年代应为安帝永宁二年（121年）或稍晚。在丙类阙中，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有以下二阙。一是Bb型V式的四川雅安高颐阙。该阙旁现存有高颐碑，但碑上文字已风化难辨。据宋代《隶释》中收录的该碑文，可知高颐“建安十四年八月於官卒”[76]，因此该阙应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或稍晚。另一是Bb型V式的四川芦山樊敏阙，该阙旁现存有樊敏碑[77]。根据碑文可知该碑立于东汉建安十年（205年），据此可知该阙也应同时期建造。以上十处石阙是研究汉代石阙发展演变的重要年代标尺，也为讨论其他石阙年代提供参照系。根据有纪年可考的石阙形制考察，其楼部形制的发展变化可以反映年代特征，总体上讲，年代早的楼部结构简单，所用石材数量少。因此，楼部形制结构是判断无纪年石阙年代的重要依据。河南登封少室阙属甲类Bb型Ⅱ1式阙，其与同属该型式的嵩山其他二阙都有长篇题名。现在虽然题名多已脱落不清，根据清代王昶《金石萃编》的著录，可知“五官掾阴林”、“户曹史夏效”、“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等人名在三阙的题名中均有出现[78]，由此可知三阙的建造年代也应大体同时。此外，三阙的形制结构和画像布局配置总体上很接近，可从另一侧面证明其建造年代应该彼此接近，但少室阙的画像布局和配置与启母阙的更为接近，因此推测少室阙的建造年代也应与启母阙更为接近，即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前后。河南正阳东关阙属甲类Bb型Ⅲ式阙，从阙的楼部形制演变上看，甲类Bb型Ⅲ式阙的出现应该晚于甲类Bb型Ⅱ式阙，但同时由于正阳东关阙与甲类Bb型Ⅱ2式嘉祥武氏阙的台基结构相近，都为三层阶梯式，因此该阙应该与嘉祥武氏阙的年代比较接近，可能同属东汉晚期偏早。重庆忠县邓家沱阙属于乙类Aa型Ⅱ式阙，该阙的楼部为二块石材构成二层结构，为年代较早的特征，如年代东汉早期偏晚至中期的甲类Ab型I式的平邑皇圣卿阙、功曹阙，甲类 Bb型Ⅱ1式的登封太室阙、启母阙等。此外，其阙身石材薄，宽度与厚度比例约为近3：1，这也属于早期石阙特征之一，如东汉元和二年的甲类 Aa型莒南孙氏阙阙身石材的宽度与厚度比例也大体为3：1，而其他无子阙的石阙阙身宽厚比例通常为1.5：1左右。再则，邓家沱阙的楼部无斗栱装饰，这与年代约为建光元年或稍晚的乙类Ba型Ⅲ式渠县冯焕阙楼部装饰特征相似。综上可知该阙的年代应该较早，约为东汉中期偏早，略晚于莒南孙氏阙的年代。忠县㽏井沟阙属于乙类Aa型Ⅲ式阙，该阙有腰檐和上下两层楼部，其中第二层楼部为三块石材构成的三层结构，其年代应晚于二层楼部结构的甲类 Ab型Ⅱ式石阙。此外，这种楼部三层结构又与渠县冯焕阙的楼部结构相同，而冯焕阙的年代为东汉中期建光元年或稍晚，因此其年代应在东汉中期偏晚，或许可能再晚一点到东汉晚期偏早。重庆盘溪无名阙属于乙类Aa型Ⅳ式阙，该阙楼部为四层石材构成的四层结构，其年代应晚于楼部三层结构的乙类Aa型Ⅲ式石阙，年代约为东汉晚期偏晚。重庆忠县乌杨阙（图版贰，3）、丁房阙，四川渠县沈氏阙（图版贰，4）、蒲家湾阙等属于乙类Ba型Ⅲ式阙。其楼部均为三层结构，与同属乙类Ba型Ⅲ式的冯焕阙楼部结构相同，彼此的年代也都应比较相近。如果仔细观察，这四处阙还可再细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乌杨阙，与冯焕阙不但楼部结构相同，楼部装饰也比较接近，在扁石层都装饰有四方连续的菱形图案，因此二阙的年代可能更为接近，为东汉中期，可能为偏晚阶段。第二组为沈氏阙和蒲家湾阙，其楼部的扁石层与冯焕阙和乌杨阙不同，都装饰的是拟绘画式画像，此外其阙身一侧的龙虎形象都为尾部缠绕着后肢，其造型与乌杨阙的龙虎形象尾部不缠绕后肢存在明显差异。在年代为东汉末期的雅安高颐碑的碑座、碑首上，以及樊敏碑的碑首上，也都有这种后腿与尾部相互缠绕的龙虎图像[79]。除此之外，近年来在重庆云阳出土的景云碑碑身两侧的龙虎画像也是这种尾部缠绕后肢的造型，其石碑的年代为东汉晚期熹平二年（173年）[80]。因此，第二组的年代可能略晚于第一组，可能为东汉中期偏晚至东汉晚期偏早。第三组为丁房阙，属于有腰檐结构的双层楼部，其上层楼部都为三层结构，年代应该与二楼同为三层结构的乙类 Aa 型Ⅲ式㽏井沟阙的年代比较接近，并可能略晚于㽏井沟阙，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偏早。渠县王家坪阙、赵家村壹阙、赵家村贰阙等属于乙类Ba型Ⅳ式阙。这三处石阙的楼部结构和图像装饰都很相似，应属于同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这三阙为同一时期看法一致，但其具体年代为何时却观点各异。过去通常认为它们的年代很晚，有认为都属于西晋末或南朝初[81]，也有认为都属于西晋时期[82]。其后又有认为属于东汉末期[83]，近年来还有认为属于东汉末至蜀汉时期[84]。笔者认为根据石阙的楼部结构推测，这三阙的年代还是应该属于东汉时期。因为其楼部为四层结构（图版贰，5），那么年代应该介于楼部三层结构和楼部五层结构的石阙之间，而楼部属于五层结构的雅安高颐阙就属于东汉末期建安十四年或稍晚。再如，这三处石阙的楼部顶层一隅都有双虎搏斗题材的图像，同样位置的这种图像的也见于雅安高颐阙的楼部。因此，这三阙的年代应该略早于高颐阙的年代，上限或许可早到东汉晚期偏晚。3.丙类 属于Aa型的有四川西昌城郊阙。该阙由于楼部已无存，给断代带来较大困难，但根据其台基一层石材，阙身为一块整石且较厚，顶盖为一层整石的重檐庑殿顶形制观察，其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期偏晚。四川夹江杨宗阙属于丙类Ba型Ⅳ式阙。该阙的楼部为四层结构，一般认为该阙的年代略晚于高颐阙[85]，笔者认为该阙的年代应早于高颐阙，应在东汉末期建安十四年之前。其理由有两点：首先，从楼部的形制演变观察，该阙为四层结构，其年代应略早于楼部为五层结构的石阙。其次，该阙楼部第三层扁石层上沿有一周连续圆圈纹，这种图案与乙类Ba型Ⅲ1式渠县冯焕阙楼部扁石层上沿、乙类Aa型Ⅲ式忠县㽏井沟无名阙二楼扁石层上沿的连续圆圈纹都基本相同，这暗示三者在年代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故而，推断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德阳司马孟台阙同属于丙类Ba型阙。该阙由于楼部部分残缺，从形制方面难以考定其年代。但就其阙身由一块整石构成，侧面为侧脚式的形制而言，与丙类Aa型的西昌城郊阙比较接近。从其楼部雕刻图像的风格和技法观察，与东汉晚期的比较接近，推测属东汉晚期前后。绵阳杨氏阙属于丙类Bb型V式阙。该阙的楼部为五层结构（图版贰，6），其阙体图像内容和风格都与同型式的雅安高颐阙、芦山樊敏阙相似，应为同时期作品，属东汉末期。五、分期
在确定各处石阙的年代的基础上，根据石阙的形制结构和图像雕刻技法等的阶段性差异，大体可将石阙分为以下三期。属于本期的石阙有甲类和乙类，多为A 型无子阙的单体阙，B型的子母阙仅一处。阙身形制为b亚型的直脚式和a亚型的侧脚式两种都有。本期能够确定式别的石阙都为Ⅰ式和Ⅱ式。属于该期的石阙有甲类Aa型的莒南孙氏阙、甲类Ab型I式平邑皇圣卿阙、功曹阙、甲类 Bb型的北京石景山秦氏阙，乙类Aa型Ⅱ式的忠县邓家沱阙五处。本期石阙有台基的均为一块整石构成的单层。阙身均用一块整石构成。根据阙身宽度与厚度比例的差异分为两类：一类为薄型，阙身宽而薄，宽厚比例约为3：1；另一类为厚型，阙身横断面近方形，宽厚比例约为1.2：1。阙身均有图像，甲类阙在图像四周都有边框，大部分在边框内还分格；乙类阙的图像均在建筑装饰的框栏内，但不分格。楼部用石材可分为整石和两层石材，均表现二层结构。甲类阙有楼部尚存的均未见楼部有图像，但雕刻有浅浮雕的斗栱等表现建筑结构的装饰。乙类的楼部四面均雕刻有图像和装饰图案。顶盖较薄，为四阿顶形式，雕刻有连檐、瓦当、瓦垅等，有的阙连檐下还刻有一排象征性的檐椽。在图像的雕刻技法方面，甲类阙基本为平面浅浮雕；乙类阙多为减地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楼部四隅还出现半立雕的雕像。本期的年代为东汉早期后段至东汉中期前段，其中根据楼部形制的差异还可将本期大体分为前后二段。前段，有甲类Aa型的莒南孙氏阙、甲类Ab型Ⅰ式平邑皇圣卿阙、功曹阙三处。主要特点是楼部用整石的石材表现二层结构，阙身的图像除了四周用边框之外，在边框内还用横线分格。图像为减地平面浅浮雕。建筑雕刻为减地浮雕式。后段，属于本段的有甲类 Bb型的北京石景山秦氏阙，乙类Aa型Ⅱ式的忠县邓家沱阙二处。主要特点是楼部用二层石材表现二层结构，阙身的图像四周用边框，但在框栏内不再用横线分格。图像基本均为减地平面浅浮雕，但在楼部四隅开始出现半立雕的雕像。建筑雕刻为减地浮雕式。本期基本还是甲、乙两类石阙，多为B型的子母阙，其中甲类的阙身均为b亚型的直脚式，乙类的阙身均为a亚型的侧脚式。在式别方面甲类主要为Ⅱ式，个别为Ⅲ式，乙类均为Ⅲ式。属于该期的有甲类Bb型Ⅱ1式的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和甲类 Bb型Ⅱ2式的嘉祥武氏阙，甲类Bb型Ⅲ式的正阳东关阙，乙类 Aa型Ⅲ式的有忠县㽏井沟阙，乙类Ba型Ⅲ式的有忠县乌杨阙、丁房阙和渠县冯焕阙、沈氏阙、蒲家湾阙等，丙类 Aa型的西昌城郊阙大体也可以归入该期。本期甲类石阙的台基为双层或三层，乙类和丙类石阙的台基均为单层。阙身宽厚比例既没有前期那种薄型，也没有前期那种厚型，宽厚的比例都在1.4-2：1之间。但仍可分为两类，其中甲类的主阙阙身较宽，其宽厚比例为1.7-2：1；乙类的主阙阙身略窄，其宽厚比例约为1.4-1.5：1，但是甲类石阙阙身所用石材有较大变化，均是用多块石材拼合而成，并且基本都是主阙和子阙的阙身连为一体。乙类和丙类无论是主阙还是子阙其阙身都各自为一块整石构成。甲类和乙类阙的阙身均有图像。甲类阙身的图像都有边框，其中有的阙是在画像四周用整体边框，在整体边框内再用横线分格形成一幅幅画面；有的阙身是每块石材上有一幅画像，每幅画像四周都用边框分开。甲类阙的楼部为两层或三层石材表现二层或三层结构，并在楼部出现图像或装饰图案，有的也有建筑雕刻装饰。乙类楼部均为两层或三层石材表现三层结构，楼部四面均雕刻有图像和装饰图案，同时也有建筑雕刻装饰。本期顶盖最大的变化是在顶盖底部清晰地刻出檐椽，并且部分乙类石阙的顶盖开始出现重檐庑殿顶的形式。甲类石阙的图像雕刻技法基本仍为平面或弧面浅浮雕加阴线刻。乙类石阙的阙身图像雕刻技法虽然也基本为减地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但是楼部却多种技法并行，在扁石层上为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在斗栱枋子间为弧面浮雕，主要为高浮雕或介于高浮雕与浅浮雕之间的弧面浮雕，在四隅还盛行半立雕的雕像。本期的年代为东汉中期后段至东汉晚期前段，其中根据石阙局部结构和图像风格、技法的差异还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有甲类Bb型Ⅱ1式的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乙类 Aa型Ⅲ式的忠县㽏井沟阙、乙类Ba型Ⅲ式的渠县冯焕阙、忠县乌杨阙等。丙类Aa型的西昌城郊阙大体可以归入该段。本段甲类石阙的台基均为双层，楼部均为两层石材构成的二层结构；乙类石阙的楼部为三层结构，阙身图像为减地平面浅浮雕，楼部图像多为减地平面浅浮雕和半立雕。年代约为东汉中期后段。后段，有甲类Bb型Ⅱ2式嘉祥武氏阙、甲类Bb型Ⅲ式正阳东关阙，乙类Ba型Ⅲ式的忠县丁房阙、渠县沈氏阙、蒲家湾阙等。本段甲类石阙的台基均为三层石材，楼部有二层和三层结构；乙类石阙的楼部为三层结构，阙身图像弧面浮雕，楼部除了扁石层的图像之外，其他图像基本都为高浮雕和半立雕。年代约为东汉晚期前段。本期仅有乙类和丙类阙，多为B型的子母阙，其中乙类均为a 亚型的侧脚式阙身，丙类以b亚型的直脚式阙身为主。在式别方面乙类都为Ⅳ式，丙类主要为Ⅴ式，仅一处为Ⅳ式。属于该期的有乙类Aa型Ⅳ式的有重庆盘溪阙，属于乙类Ba型Ⅳ式的有渠县王家坪阙、赵家村壹阙、赵家村贰阙，丙类Ba型Ⅳ式的夹江杨宗阙，丙类Bb型Ⅴ式的绵阳杨氏阙、芦山樊敏阙、雅安高颐阙，以及可能属于丙类Bb型V式的梓潼城西阙、梓潼贾氏阙，属于乙类的万州武陵阙大体也可以归入本期。本期乙类石阙的台基均为单层，丙类石阙的台基多为双层，仅一处为单层石材。但是丙类的阙基表面多雕刻有模仿建筑结构的装饰。阙身宽厚比例与前期基本相同，但仍可分为两类，其中b亚型直脚式的主阙身略宽，其宽厚比例大体为2：1；a亚型侧脚式的主阙阙身略窄，其宽厚比例约为1.5：1。丙类石阙阙身所用石材与前期甲类石阙的相同，均是用多块石材逐层拼合而成，但是主阙和子阙阙身却截然分开，厚度各不相同。乙类石阙的主阙阙身仍是用一块整石构成。阙身保存较好的均可见有图像。但本期乙类阙身的图像布局已不局限于四周的隐起立柱和栏额、地栿内了。丙类阙身的图像则仅限于阙身顶部的栏额上。Ⅳ式石阙的楼部用三层或四层石材将楼部分为四层结构，V式石阙的楼部均为五层石材表现五层结构。楼部除了建筑雕刻装饰外，在四面和四隅还雕刻有图像。乙类石阙的顶盖都已无存，丙类石阙的顶盖多为重檐庑殿顶形式，个别的为四阿顶形式。乙类石阙的阙身图像雕刻技法也仍基本为弧面浮雕，但似乎比前期更加立体，有的龙虎形象甚至可以认为是高浮雕了。丙类石阙的阙身顶部图像则为平面浅浮雕。这两类石阙楼部的图像都是多种技法并行，在扁石层基本都为平面浅浮雕，斗栱枋子间和楼部顶层主要为高浮雕或介于高浮雕与浅浮雕之间的浮雕，在四隅还盛行半立雕的人形像。本期的年代为东汉晚期后段至东汉末期。其中丙类石阙还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有乙类Aa型Ⅳ式的重庆盘溪阙，乙类Ba型Ⅳ式的渠县王家坪阙、赵家村壹阙、赵家村贰阙，丙类Ba型Ⅳ式的夹江杨宗阙。本段石阙的台基可知的为二层石材的二层结构；阙身为多块石材构成的a亚型侧脚式，但也有一块整石构成的半侧脚式半直脚式；楼部可知的为四层结构；阙顶可知的可能为重檐庑殿顶。年代为东汉晚期后段。后段，有丙类 Bb型V式的绵阳杨氏阙、芦山樊敏阙、雅安高颐阙等。本段石阙的台基可知的既有两层石材的二层结构，也有单层石材的单层干栏式结构，每层也是二块以上的石材拼合而成；阙身均为多层石材构成的b亚型直脚式；楼部保存完整的均为五层结构；阙顶可知的为重檐庑殿顶，正脊上雕刻有立雕像。年代为东汉末期。
六、分区
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将四川地区的石阙分为三区：东区，以冯焕阙为代表的渠县诸阙；中区，包括绵阳杨氏阙和梓潼诸阙；西区，包括雅安和夹江诸阙[86]。他的分区主要是根据空间分布区域来划分，而不是根据各区域石阙的特征差异。本文在前面分类时，主要根据石阙图像的布局、形式与风格差异将汉代石阙分为了三类。从空间分布方面观察，这三类石阙的分布正好位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因此，可以将汉代石阙分为以下三个区域（图二○）。图二〇 汉代石阙分布与分区示意图（底图审图号：GS〔2019〕4345号）该区域内所有的石阙都属于甲类。其石阙的年代总体上都比较早，仅见于第一、二期。其图像特点是主要分布于阙身，并且主要以分格的形式构成一幅幅画面，艺术风格大多属于比较典型的拟绘画式画像，雕刻技法主要是平面浅浮雕和阴线刻。目前在该区域内第一期的石阙楼部上仅见建筑雕刻装饰，还未见有图像，第二期楼部才出现图像，但仍以阙身的图像为多。第二期有的石阙不但阙身、楼部有画像，而且台基上也有画像，这种情况绝不见于其他区域。在石阙的建筑形制结构方面，本区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第二期。例如，大多数B型子母阙的主阙与子阙阙身完全融为一体，子阙大多都没有楼部而顶部直接放在阙身上。又如，石阙台基的结构较为复杂，不但出现了二层结构的台基，而且还出现了三层结构的台基。再如，阙身基本都为b亚型直脚式，边缘轮廓都呈垂直，楼部轮廓斜直向上略有出挑，与台基逐层内收相呼应，使得整个石阙的造型风格显得朴素、稳健，整体感很强。本区域内石阙上的文字铭刻多在阙身正背面的一个框栏内或侧面，文字不大，也并不十分醒目。可是本区域内有文字铭文的石阙不但所占比例很大，而且铭刻涉及的内容也较为丰富，不但有记载阙主人的身份、造阙目的，还有建阙的年代、工匠姓名、造价等。该区域内所有的石阙都属于乙类。其石阙的年代从早到晚三期都有。其图像特点是主要分布于阙身和楼部，第二期开始就未见有分格形式构成的画面，艺术风格既有比较典型的拟绘画式画像，又有拟雕塑的图像。阙身的图像个体体量很大，十分醒目，形成一种略带主体的图像。雕刻技法是多种并立，既有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又有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和高浮雕，还有半立雕式的，表现力十分丰富。在石阙的建筑形制结构方面，本区最具独特风格的是主阙阙身均为整石构成的a亚型侧脚式。该区域内的石阙从整体上讲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其台基结构简单，从早到晚都为一层的横长方形结构，但是楼部形式较为多样，从简单的二层结构逐渐发展到较复杂的四层结构。其石阙总体给人以一种劲健、挺拔的美学风貌，而楼部外轮廓则曲直相间，富于变化。本区域内凡是石阙上有文字铭刻的，其文字都在阙身正面的中部，文字不但硕大，而且十分醒目。但是铭刻文字的字数不多，内容也十分简单，主要就是阙主人历任官职和姓氏等。该区域内所有的石阙都属于丙类。虽然目前能确定其年代的保存较完整石台基本都属于第三期的，但有一处可大体确定为第二期的。此外，根据文献记载等也可知至少第二期时已有石阙存在，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期时已有石阙存在。其图像特点是主要分布于楼部，仅有部分石阙在阙身的顶部栏额上有少量的图像。艺术风格既有比较典型的拟绘画式画像，又有拟雕塑的图像。雕刻技法也是多种并立，既有平面浅浮雕加阴线刻，又有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和高浮雕，还有半立雕式的，表现力十分丰富。在石阙的建筑形制结构方面，从整体上讲也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并表现出较为多样性的风格。例如，阙身的形制既有b亚型直脚式的，也有a亚型侧脚式的；阙身的用材既有多层石材构成的，也有一块整石构成的。再如，台基的形式既有单层石材的简单结构，也有单层石材表现近干栏式台基，还有两层石材在底层台基上面再表现近干栏式台基。楼部的结构也最为复杂，都为四层和五层的结构。总体上讲，本区石阙的建筑风格兼具其他两区的风格。例如，侧脚式石阙与重庆川东区的石阙风格十分接近。又如，直脚式石阙的阙身宽阔，给人以稳健感，与北方区石阙阙身的风格十分接近；而楼部正面宽阔，从下向上层层出挑，其外轮廓曲直相间，富于变化，又与重庆川东区楼部的风格较为接近。现存的该区域石阙铭文在阙身分布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与重庆川东区的相似，也位于阙身正面的中部，文字硕大醒目。另一种是位于楼部顶端的枋子头端上，这是本区域富有特色的一种，在其他两区域所不见。该区域铭刻文字的内容与重庆川东区基本相同，也是十分简单，主要是阙主人历任官职和姓氏等。七、谱系
如果根据石阙的图像观察，这三个区域各自的特点不但十分鲜明，而且也有各自的发展序列。但是如果观察石阙的形制结构及其发展演变，就会发现各区域的石阙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多的关联性，甚至如楼部等局部结构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统一发展演变序列，因此其背后隐含的可能是某种谱系关系的存在。根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录可知，汉代的石阙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而目前所知的汉代石阙数量则十分有限。因此，仅依靠目前的石阙资料来讨论谱系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本文关于谱系方面的讨论仅是基于现有石阙资料所做的一种初步分析和认识。第一期发现的石阙仅有五处，其中四处位于北方区，一处位于重庆川东区。它们之间存在较多的共性。例如，阙基都为一块整石构筑的单层结构台基，阙身均为一块整石构成，楼部无论是一块整石还是两层石材表现的都是Ⅰ式或Ⅱ式的二层结构，阙顶都为一块整石构筑的四阿顶等。又如，北方区的阙身形制虽然多为b亚型的直脚式，但也有一处为a 亚型的侧脚式，而重庆川东区的阙身也为a亚型的侧脚式。显然，两区域间的这些较多相同特征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流。第二期发现的石阙数量较多，其中北方区有五处，重庆川东区有六处，另外川西区有一处残阙大致可归入此期。本期内北方区和重庆川东区这两区域间石阙楼部形制的发展演变趋势虽然保持一致，都是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即从Ⅱ式的二层结构向Ⅲ式的三层结构发展，但是北方区仍多为二层结构，重庆川东区却都为三层结构，两者的发展变化频率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此外，在石阙的用材和形制方面也显示出两区域这一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例如，在阙身的用材和形制方面，北方区的用材都是多层石材构筑，每层也由数块石材拼合，B型子母阙的主阙与子阙阙身的石材大多都是完全连为一体的，两者间的界线难以分开，形制都为b亚型的直脚式；重庆川东区的用材则是主阙和子阙都分别各用一块整石构筑，两者阙身的界线分明，形制都为a亚型的侧脚式。又如，在台基用材和形制方面，北方区的台基这时已从前期的单层发展为本期前段的两层石材构筑的双层阶梯状台基，到本期后段又发展为三层石材构筑的三层阶梯状台基；重庆川东区本期的台基仍与前期一样都为一块整石构筑的单层台基，甚至到了第三期也仍然都是如此。再如，在阙顶的形制和用材方面，北方区的阙顶仍然沿用前期的单层四阿顶形制，但后期出现了用两块石材拼合而成的单层顶盖情况；重庆川东区本期用材仍为一块整石构成顶盖，在形制方面虽然双层楼部的石阙阙顶仍为单层四阿顶，但单层楼部的阙顶都已演变为单层重檐庑殿顶。除此之外，在楼部用材方面也开始出现差异，如北方区楼部用材除了整石之外，还出现了每层为两块石材拼合而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见于重庆川东区。本期川西区的一处残阙为Aa型无子阙的单体阙，楼部已不存。其由一块整石构成的侧脚式阙身，与重庆川东区的该型石阙阙身用材和形制相同；台基为一块整石的单层台基；阙顶为一块整石的重檐庑殿顶。这处石阙残存部分的用材和形制总体上讲与重庆川东区的石阙形制很接近。第三期发现的石阙数量也较多，其中重庆川东区有五处，川西区有五处。川西区目前可以基本确定年代的石阙几乎都为第三期。本期重庆川东区的石阙的形制与上期的基本相同，主要差异在于楼部结构比前期至少多了一层，都可见有四层结构，但由于没有楼部和顶盖同时可见的石阙，因此不知道是否有五层结构的楼部出现。川西区本期的石阙形制表现出多样性并与其他区域存在多种联系，同时也显示出一定的自身特色。在台基用材和形制方面，所有石阙基本都为多块石材构成，形制也较为多样，存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单层石材但雕刻出近干栏式结构；一种是简单的双层结构；还有一种是在雕刻出干栏式结构层之下再加一层的双层阶梯状台基。前两种都为本区域独特的形式，而后一种在大的形式方面与北方区的双层阶梯状台基相似，同时在建筑装饰方面又具有自身特点。阙身用材多数是多层石材构成，少数为一块整石构成；阙身形制方面年代略早的为a亚型侧脚式，个别为半侧脚半直脚式，年代较晚的都为b亚型直脚式。在楼部用材方面，有从每层为一块整石发展为两块石材拼合而成的趋势，这与北方区楼部用材的发展趋势相同。在阙顶用材和形制方面，本期可知的顶盖用材均为两块以上石材拼合而成，这与北方区年代较晚的石阙顶盖用材较为相同；顶盖形制多为重檐庑殿顶，仅有樊敏阙为四阿顶。总括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认识。从石阙楼部形制存在着统一的发展演变轨迹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三个区域之间应一直存在着相互的交流影响，但是不同区域间其自身频率变化的快慢并非完全一致，如北方区在第二期时其楼部形制的变化就要略晚于重庆川东区。在三个区域中，北方区和重庆川东区的各自区域特征尤为明显，而川西区虽然也有自己的区域风格，但同时又较多地存在着与其他两个区域共同的风格。北方区在第一期时，其形制与其他区域石阙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期时才真正形成了本区域的独特风格。本区域没有发现属于第三期的石阙，这也许是因为到第三期时这一区域内石阙已不再流行。重庆川东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阙属于第一期后段的 Aa型，该型的石阙在北方区第一期前段已有发现，年代还要略早于重庆川东区。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发现的石阙总数过少，目前很难判定两区域间是谁影响谁，但是两区域间应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流。到第二期时本区域自己的独特风格已经比较稳定、成熟，并一直延续到第三期。川西区现存年代最早的石阙可能属于第二期，其形制特征与重庆川东区的十分相似。第三期前段时除了与重庆川东区的某些相似点之外，还出现了本区域的特点，此外在用材方面其特点与北方区的又十分相似。第三期后段时，除了用材之外在形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与北方区相似之处。因此，其与重庆川东区的相似处是由多变少，与北方区的相似处和自身的特点是由少变多。[1] 赵明诚:《金石录》,321-336页,中华书局,1991年。[2] 洪适:《隶释·隶续》,357—366、413、414页,中华书局,1985年。[3] 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4] E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1, Paris E. Leroux, 1913, 22,23,41-61,94-221.[5] 関野貞：《支那山束省にお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図29，束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1916年。[6] 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钧译，1—22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7]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7年第 4期；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8] 常任侠：《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说文月刊》1940年第2期。[9] 这一时期发现的汉代石阙有山东平邑皇圣卿阙、功曹阙，河南正阳东关阙，北京石景山秦氏阙，重庆忠县㽏井沟阙，四川西昌城郊阙等。[10] 如重庆忠县乌杨阙、邓家沱阙，万州武陵阙等。[11] 肖仁杰：《四川渠县新发现的汉晋墓阙构件和石像生》，《四川文物》2013年第 2期。[12] 本文石阙资料收集截止于2010年。此外有一些关于发现汉代石阙的报道，如四川昭觉好谷石阙残石(见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成都出土汉阙刻石(邓代昆：《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等，但并不能肯定为汉代石阙。[13]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主编：《中岳汉三阙》，文物出版社，1990年。[14]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178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15]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绪言，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16] 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钧译，1-22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17] 徐文彬：《略论四川石阙及其雕刻艺术》，《艺苑掇英》1979年第7期；冯一下：《四川汉阙的价值》，《四川文物》1984年第 4期；丁祖春：《四川的汉晋石阙》，《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6期；邓代昆：《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四川文物》1988 年第3期；朱晓南：《阙的类型及建筑形式》，《四川文物》1992年第6期；高文主编：《中国汉阙》，文物出版社，1994年；姜生：《汉阙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黄佩贤：《汉代石阙上四灵图像》，郑先兴执行主编《汉画研究：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覃英练、贾宇林、彭容、谭盼：《巴蜀汉阙分类比较研究初探》，《科技创新导报》2010年第25期；王峰：《试析我国现存汉阙画像内容及雕刻技法》，《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18]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19]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1-4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20]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293-321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21]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8、9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22]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23] 朱晓南：《阙的类型及建筑形式》，《四川文物》1992年第6期。[24]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1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25]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26] 刘心健、张鸣雪：《山东莒南发现汉代石阙》，《文物》1965年第5期。复原推测图为本文笔者绘制。[27] 改绘自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第一卷，1、2页，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28] 刘敦桢：《山东平邑县汉阙》，《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另见赵明诚：《金石录》，325、326页，中华书局，1991年。[29] 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550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3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31]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主编：《中岳汉三阙》，7—14、25—33、48—5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32] 改绘自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主编：《中岳汉三阙》，7页，图三，9页，图五、图六，文物出版社，1990年。[33]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7-15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 年。[34] 改绘自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8页，图三，144页，图版 11，146页，图版13、14，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第一卷，8页，图一，11页，图二○、图二一，12页，图二二、图二三，13页，图二四，14页，图二六，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35] 王润杰：《正阳县汉代石阙调查》，《文物》1962 年第1期。[36] 改绘自王润杰：《正阳县汉代石阙调查》，《文物》1962年第1期。[37] 邹后曦、方刚：《重庆万州发现武陵石阙》，《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13日第1版。该阙残件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厅陈列。[38] 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第 1期；罗二虎：《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39] 数据以笔者复原方案为准。见罗二虎：《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40]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47、48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41]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6页，图二七，文物出版社，1992年。[42]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8、3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43]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1页，图一七，文物出版社，1992年。[44] 肖仁杰：《四川渠县新发现的汉晋墓阙构件和石像生》，《四川文物》2013年第2期。出土地点位于赵家村，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赵家村叁阙。[45]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花灯坟墓群乌杨阙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罗二虎：《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考古》2016年第8期。[46] 后三阙见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40—42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47]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1页，图一八，文物出版社，1992年。[48]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2页，图一九，文物出版社，1992年。[49]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45、4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50]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5页，图二五，文物出版社，1992年。[51]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42-4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52]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64页，图二四，文物出版社，1992年。[53]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54]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59页，图一三，文物出版社，1992年。[55]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该阙是否是阙存在不同意见。笔者认为，从现存部分观察，其形制和大小尺寸都与其他侧脚式阙身大体相同，但阙身的文字和装饰应是后代人镌刻的。因此，仍不能排除这是某处汉代石阙残存的阙身，被后代人修整后保存至今的。但没有充分证据可确定这是东汉初年的李业阙。[56]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57]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59页，图一四，文物出版社，1992年。[58]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2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59]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54页，图三，文物出版社，1992年。[60]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28、3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1]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1-3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2]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24—2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3]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4、3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4]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27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该阙也被称为“梓潼无名阙”。[65]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28-3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6]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57页，图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67] 改绘自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53页，图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68]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295—304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69] 根据阙身铭文可知该阙是武氏兄弟为其母建造。虽然武氏兄弟中的武开明曾出仕，其母身份却是平民。[70]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147页，图一五九，巴蜀书社，2002年；《中国漢代の画像と画像墓·资料编》，渡部武譯，152页,図46,東京慶友社,2002年。[71] 陶家拐石棺采自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64页，巴蜀书社，2002年。[72]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9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73]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74]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75] 洪适:《隶释·隶续》,146页,中华书局,1985年。[76] 洪适:《隶释·隶续》,130页,中华书局,1985年。[77] 洪适:《隶释·隶续》,128、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78] 王昶:《金石萃编》卷六,103-113页,上海醉六堂石印本,1893年。[79]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113页，图—九、一二○，117页，图一三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81] 刘敦桢：《川、康之汉阙》，《刘敦桢全集》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82]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83]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42-4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84] 孙华：《渠县晚期石阙的年代问题》，高大伦、王本川、何本禄主编《汉阙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85]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 12期；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38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86] 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均译，7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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