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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俊（一七九七—一八五一），字宗坦，号逸卿，又自号石溪生，香山县下恭常都山场村人（今属珠海市香洲区）。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鲍俊中壬午科举人，次年通过癸未科会试。殿试后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调任刑部山西司主事，候选员外郎，即用郎中。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四月鲍俊辞官归粤，侨居羊城。晚岁归里，并主讲顺德凤山书院、惠州丰湖书院。一八五一年，鲍俊拟入京候补郎中，途中患病折回，不久去世。
鲍俊是晚清岭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时称“岭南大才子”，与张维屏、黎简等齐名，著有《榕塘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罗浮游草》《鲍逸卿草法》等。
一、鲍俊书法风格
鲍俊书法同清代前期诸多书家一样，早期师法“二王”，稍后研习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颇具雄强浑厚之风。继而参以米芾、赵孟𫖯、董其昌，书风渐趋圆润秀雅。由于他书法功底扎实，遍临诸家，所见益广，融会贯通，享有较高声誉。清末诗坛领袖、书法家张维屏云：“逸卿太史以工书名于时。”仰慕鲍俊之名求书者亦络绎不绝，从今天岭南各地鲍俊所题匾额和各类赠送书联，颇能想象他当年的豪迈景象。
鲍俊书迹遍及岭南各地，今香港、澳门、广州、中山、珠海、广西北海等地多处祠庙楼堂都有他的匾额和石刻对联，多达六十余处，绝大部分至今保存完好。这些匾额、对联多为整饬而浑厚的楷书，都不可避免地有着浓厚而规范的馆阁体式。馆阁体并非贬义，其渊源可以追溯至“二王”小楷、唐楷与明代的台阁体。尤其是康、乾年间，董、赵书法风靡天下，士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味追求端庄严谨、雍容华贵的特点，最终演变为“乌、方、光”的“馆阁体”，工整有余而个性不足。从鲍俊的学书经历来看，基本上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子，并将馆阁书法的技巧和涵义推到了极致。因此，馆阁体只在鲍俊书法功底和实用价值上体现了积极意义。他的行楷书也是馆阁体式多于个人趣味。这也是当时书名显赫的鲍俊在今日书史上不能跨入一流书家行列的缘由之一。鲍俊榜书匾额，如道光壬寅（一八四二）所题石匾“西湖社学”，体貌在颜、欧之间，浑朴有力。珠海山场村石溪摩崖诸石刻中，有鲍俊所题“石溪”“鹅”“莲岛”等大字。行书“石溪”镌于道光辛卯（一八三一）九月，此二字以李邕书法写之，端整宽博，笔力劲健。
鲍俊题“石溪”
各书体中，鲍俊最擅长行草，传世之作亦以行草为多。如越秀山广州美术馆石刻鲍俊致潘仕成札，结体紧凑，气势沉着，笔法多变。全篇无一懈笔，字字精到，钩深入微。在章法的处理上，抑扬顿挫、虚实布白，一任自然，显示出鲍俊对艺术形式的敏感和把握能力。行草是鲍俊自由挥洒的空间，尤能体现他的心绪变化。从容平和之时显得老成持重，激越不安之时便是真率烂漫。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云：“香山鲍逸卿，书宗北海，得其神韵。”清代学赵、董之人甚多，大多秀丽有余而笔力不足。鲍俊行草取法李邕，得其顿挫低昂之势和雄强劲气，故无软媚之病。
鲍俊致潘仕成札石刻
鲍俊书写楹联较多，其赠健臣大兄《逸兴布衣》联（图三）为其中年精力鼎盛的经意之作。此联笔力厚重而不失秀雅灵动，字中妍媸和巧丽的笔画起收动作幅度略微缩短，增加行笔过程中的饱满度和厚实感，达到了神融笔畅的境界，如“事”“少”等。但又不失丰腴处，如“风、好”“滋味长”等，流露出清秀遒媚之态。
鲍俊还善于将诗、书、画三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画常常缀以小诗，使人们在画面之外，清晰地了解其内涵。他的山水用墨非常讲究，以其矫健的书法用笔获得一种独出机杼的笔墨，并统领其绘画整体风格走向。他题画诗时常用淡墨写就，以求与画面的和谐统一。但他独立的书法作品就少有淡墨者，于此可知鲍俊的藏巧用拙，有所不为。如其《万年松歌》，墨意浑厚，正如诗中所描述的“山水合并蒸云气，磅礴郁结成苍松”“声彻箫管奏鸾鹤，影挟风雨蛟龙”，极具气势。而书法劲健，不事雕饰，与凛然苍松相辅相成。从画图和意蕴来看，作者似在喻示自己于政治倾轧中不屈不挠的心志。
鲍俊《逸兴布衣》十一言联
二、鲍俊辞官及其“出尘避世”思想
鲍俊饱览诗书，学而优则仕。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官阶六品。候选员外郎，即用郎中。然而鲍俊仕途坎坷，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四月即辞官归粤。其一生为官时间并不长，仅仅八年时间。此后二十年，鲍俊均游离于官场之外。热衷于功名的鲍俊为何辞官，一直是个疑问。
官场的失意，给鲍俊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鲍俊的自尊心很强，传言其少年时因相貌丑陋，经常受族人鄙视奚落。于是发奋读书，考取功名。可以说，如果不是被迫辞官，他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番景象。他的不少诗文中都可以看出他辞官后抑郁消沉的心情，“十年坎坷聊复尔，束缚驰骋徒浮名”“一官偃蹇负清时”。他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人生坎坷，于是在广州的“榕塘吟馆”终日与一帮文人老友以诗书画自娱。
鲍俊书袁枚《再咏前题索辛楣和 其一 圆己》
鲍俊无奈出尘避世。然而面对官场的名利，以及“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的传统观念，使他时时有欲入仕而不能的烦恼，亦深刻地体现他内心极其矛盾并产生激烈斗争的情绪。与此同时，鲍俊经常造访名山寺庙，如他在参观观音岩时，触景生情赋诗曰：“放开法眼得禅恩，洗尽尘心生道根。”鲍俊又与北海东山寺有着不解之缘，牌匾“三联廉古刹”、门联“宝花飞上界，灵鹫起东山”皆为鲍俊所书，字迹浑厚苍劲，极尽禅意精妙。
然而鲍俊出仕之心始终未止，时时都在为得到天子的青睐而朝思暮想。一八五一年，鲍俊别出心裁地写了一副对联呈送咸丰皇帝，联曰：“咸岁双春逢好雨，丰年盛世两中秋。”适值咸丰称帝，逢有两个罕见的“立春”和“雨水”，加之当年农历闰八月，有两个中秋节。鲍俊将新皇帝年号“咸丰”和双春、双雨、双中秋都嵌入联中，既对仗工整，又入时境。咸丰阅后龙颜大悦，遂召鲍俊入京，拟候补郎中。然而，满怀激动的鲍俊在赴任途中突患恶疾，不得已返乡，不久病逝。
鲍俊《天下心上》联
由此看来，鲍俊并非真的远离尘世、隐逸山林，其“不问俗事”和“问禅悟道”也不是真正发自他的内心，或许是一种逃避和掩盖，亦或许是无奈。这是一组矛盾的统一体。石溪的摩崖题刻也难以掩盖他的俗世志向，是否只有得到庙堂的瞩目才能志得意满？这是一个古今文人都无法回避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三、艺术贡献
鲍俊书法虽受馆阁影响，但其始终坚持以“二王”书风为基调，大力弘扬帖学书风。千年来，帖学以其极丰富的内涵成为书法的主流和官方的审美趣味，并出现了晋、唐、宋、明几个书法阶段高峰和大量的帖学大家。但是，清代考据学、金石学与文字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原的岭南地区则成为了清代碑学及碑派书法的一个重镇。嘉、道之际，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认为源于碑石的北派才是正传。他的碑学观点不可避免地左右了当时的书法趣味和价值选择，从而动摇了传统帖学的主流地位。随后，包世臣对碑派书法更是推崇备至，其《艺舟双楫》之深远影响促使碑学正式登上了书法舞台。鉴于帖学式微的状况，鲍俊力挽狂澜，试图组织倡导兰亭文化，弘扬右军书风，以巩固帖派书法的正宗地位。但是，鲍俊终究没能遏制碑派书法覆盖书坛的状况。稍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出现，使重碑抑帖的风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鲍俊《箪瓢衾影》联
然而，从书法风格史的立场来看，书法的生命力之核心在于笔法。书法的核心价值，是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笔法经典法则。而笔法正是近现代碑学所欠缺的关键内涵，在强调粗犷、古拙等风格形式后，碑学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书法技法的高度与难度，甚至沦为没有法度支撑的墨戏。至当代，帖学之风覆盖整个书坛，书法的动力已回归笔法。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现代启蒙和书史资源全面整合的背景下，“二王”帖学已开始实现全面复兴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因而，帖学从繁荣到式微、复兴的过程是帖学本身经历历史正反和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帖学自身的历史扬弃。而鲍俊在清代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为维护帖学地位所作的努力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他对“二王”帖学的认识和实践形态上还未臻大成，但他维系即将断裂的“二王”帖学谱系，间接为新帖学的崛起和历史超越提供了不可忽略的书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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