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蔑视大众》

XUE  SHU  JIANG

 NO.197

20世纪的很多作者，其中不乏一流作者，都将大众（Masse）进入历史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签之一。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基于良好的洞见之上的。近几个世纪以来有启发性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支撑。黑格尔提出了作为主体的实体（Substanz als Subjekt）的发展，将其作为其逻辑学研究，事实证明那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准则，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如此，如今则是“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该准则为可能算是现代性计划的东西赋予了堂皇的政治内容。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民族主义时代，以及我们作为公民别无选择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民主时代，其指导思想都来源于此。两个时代中，主导的动机就是，一切权力以及一切能够产生效力的表达方式都必须源于大多数人。

大众一旦成为主体，并拥有了意志和历史，理想主义的傲慢时代就完全终结了，形式（Form）自以为可以任意地塑造内容（Inhalt）。并且，一旦大众被认为有能力具有主体性和主权性，那么形而上的主人的优先权、意志、知识和灵魂就会进入原本看起来完全不过是单纯物质的东西中去，并使被征服和被误判的部分获得另一方的尊严。近代以来的宏大主题——解放——围绕着一切在旧逻辑和旧的统治秩序中被称作下等（das Untere）和他者（das Andere）的东西，这其中既有自然的物质，也有人群。那些曾经是可支配的物质的东西，将成为自由的形式（freie Form）；而曾经完全献身于工作和服务的东西，将作为自我的目的来把握。现代化的、积极主动的且是主体化的人群却还被人们——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蔑视它的人——固执地称为大众，并且只要这种状况一天得不到改变，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崛起成为某种主权（Souveränität）的进程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过程。作为主体的实体的发展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说起来容易，但在街头或是在近代大都市的近郊则显得困难重重。

在论及现代性的伟大作者当中，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有且只有一人完全没有采取进步哲学的人为拔高，也没有用青年黑格尔式的进步迷信来看待大众的兴起，以及在历史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在这里，我说的是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鉴于格奥尔格·施泰因纳（George Steiner）自称为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或许可以把卡内蒂称为人类学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20世纪最艰深的、思想最为丰富的关于社会和人的概况的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然而该著作自从1960年出版以来就一直广受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质疑、诟病，以及回避。因为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拒绝像其他社会学家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所做的那样，用批判的形式来向他们的研究对象或当事人，也即当下的社会行献媚之事。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媚，这来源于他在数十年间总是能够一次次重新唤起关于社会不过是被暴力行径激发的大众的核心体验。1927年，年仅22岁的卡内蒂身陷维也纳一场工人起义之中，并亲身经历了当时火烧最高法院时，人群被点燃的情绪以及肆意释放的能量。从那个时候起，大众这个问题对于卡内蒂来说就至关重要，并且也在他著作的标题中得以体现。他亲身体验了人们向群体涌动的动力中注入的直觉，这对他来说难以忘记。在他的自白《我也成了大众中的一员》中，他表达了自己清醒的意志，这段经历虽令人羞耻，但同样发人深省，他有义务清算这段过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书之所以叫《群众与权力》，是因为作者不想直接依照个人的经验去命名它。否则的话，这本书可能会命名为“群众和聚集”“群众和爆炸”，又或是“群众和裹挟”。这本书比他的其他任何写作都更清楚地点明了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被恶和假所裹挟。没有这样的论断就无法说明在大众身上始终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马克思虽然曾经教导我们，一切的批判始于对宗教的批判——但从卡内蒂那里，我们学会了，批判宗教时，若不去区分裹挟，或将好的和坏的奉献分门别类，则批判无半点进步意义。

卡内蒂关于大众精神的现象学一开始看起来沿袭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路子，研究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它认为大众的产生意味着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时又令人不安的行动主体。最大的未来份额属于被赋予权利的大众在舞台上的表演，鉴于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便无可避免地要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卡内蒂的观察中就混入了关于大众成为主体的不可克服的迟钝的以及不透明的特性的洞见。 

可能有几个人走到了一起，五个人、十个人或十二个人，不再多了。没有宣布什么，也没有期待什么。突然间，一切都变成了黑压压的人。

当人们不得不在与一个集体有关的纵向交流（侮辱）或横向交流（奉承）之间做出选择时，就会出现那个必须称之为客观认可的问题。在大众概念中，固有的特征使人们本身就倾向于拒绝认可。拒绝认可意味着蔑视——就像拒绝触摸意味着厌恶一样。如果像一些黑格尔阐释者有充分理由认为的那样，现代世界是一个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普遍斗争的舞台，那么它必然会导致一种蔑视成为流行病的社会形式——首先是因为认可就像注意力一样是一种资源，其价值与其稀缺性相关。其次，这在于迫切要求认可的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必然会使彼此负担过重。最后，大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伪主体，如果不把蔑视的因素带入其中，就不能与之发生关系，这样一来，我就把奉承视为一种颠倒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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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蔑视戏剧就像整个近现代一种亲密的遗传性疾病一样挥之不去，然而人们对它的历史和逻辑知之甚少。学院派有组织的哲学研究已经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公共领域却一直不断地被争取认可的斗争以及蔑视和厌恶的潮流所分裂，无法清楚地看到战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近现代的到来，投入才有所上升。蔑视不再是为那些黑暗中的人、被边缘化的人和异类保留的情感；它不再只适用于野蛮人或其他带着“宇宙劣等印记”的挑战人类形式的事物。这一观点来自高尚人士的胆量爆发，它也不再局限于那些像达·芬奇一样宣称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化粪池的填充物”的人。相反，近现代的剧本设定在于，非高等贵族的集体主体——首先是中产阶级和宫廷贵族，然后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少数群体——开始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尊重的热情，并进入政治和文学舞台来满足它的需求。如果只把政党理解为利益集团，那么人们对政党的概念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最晚从19世纪开始，政治集体行为者就用这个概念来称呼自己了。真正的政治团体总是同时也是自尊的激情形成的力量场。从现在开始，他们想填满历史书，成功地从受委屈的懒惰状态上升到强烈表达能力的主体性，并作为公共的伟大人物而受到赞赏。我们可以注意到，近现代崛起的群体不仅表现出一种自传式的悲怆；他们还无一例外地发展出一种爱人的，更确切地说，一种自爱式的情感。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只能作为由大众传媒控制的集体自尊和自大的实验而成形——那么，它们之间的所谓外交政策，还包括想象中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地总是被尊重和不尊重的张力所戏剧化。可以说没有人比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的一封信中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就威廉二世的问题给他的朋友和党内同事弗里德里希·瑙曼写信：

国外（意大利、美国，各个地方！）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蔑视程度……是有道理的！归根结底，因为我们忍受了这个人的这个政权，它已经完全成为具有一流世界政治意义的权力因素……

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通往主体尊严的道路是一条首先看起来是向下而非向上的道路。早在新的心理政治学的早期，即17世纪，与宗教动机推动的内战同时出现的还有政治作为国家技术的独立范畴的理念，托马斯·霍布斯就开始了其极具前瞻性的任务，将大众发展为臣民。正是由于他在理论的天赋和实践中的坚忍不拔，我们才能够洞察到，主观性和服从性无论在词源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在英语的“subject”和法语的“sujet”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然而，在德语中我们满足于在文牍和哲学上都十分可疑的“Subjekt”概念。因此，即将被发展为主体的大众登上了近代的理论舞台，并以国家技术现代化的主权者下的同质化的人群的形式出现。它的第一特点就是对自身利益的合理顺从，或曰对国家的自愿被动。

霍布斯对群众的主体或者说臣民的素质感兴趣，是因为他打算从根本上重建被内战打碎的晚期封建国家机器，其方式是让个人——无论作为某个政治流派的追随者还是公民个人——对自尊的热情——霍布斯可能会说这是忏悔和骄傲的狂热——不再优先于共同财富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霍布斯似乎有必要在政治上阉割所有迫切要求认可的人，这就几乎是专制主义国家中所有的人，特别是高等和乡村贵族，以便给他们所有人都符合国家能力的优秀标准——自愿服从，当然，要符合这种标准，首先要在宗教问题上服从——从17世纪的戏剧来看，这意味着放弃教派的神圣怒火。具有服从性是资产阶级的良知，它知道为了满足公共空间，必须放弃自己对主权的主张。理想的臣民是最终明白了只应该有一个君主，即所有合法权力的真正在任的承载者，而当他承认自己是臣民的时候，出于自身的洞察力，就会将自己的叛逆和“新教”的冲动交给这个人为的主宰。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服从的公民只能脱离自己来看主权。他在领主的形象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应该高雅地体现出已经变得理性的权力的潜力，从精神分析上说体现了臣民的超我，并以坚硬的手臂实现了它。

霍布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政治领域的新构建必须与大多数旧的自由和新的主张的持有者的顽固态度背道而驰。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将他的国家机器固定在比任何争夺贵族荣誉的举动或资产阶级的拥趸更为深厚的基础之上。寻求臣民的人必须抓住人的根本。对于国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从人类学的角度将所有的个体个性还原为一个稳定的、自然的共同动机基础，就可以让所有人都臣服于一个主权。因为只有当人性中存在某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渴望得到认可、荣誉和关注的激情更加强大的东西时，才能保证普遍的、同质的服从性。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人们在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中已经给出了如此显而易见却又灾难性的案例。

托马斯·霍布斯作为一个国家理论家，他足够乐观，能够证明人性中的这种动机使人们趋于顺从，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又足够悲观，认为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先决条件是卑微以及平凡。就像后来的斯宾诺莎一样，他的出发点是假设每个个体都充满了不可剥夺的自我保护的追求。诚然，对他来说，这种追求最终仍然保留了一种防御性倾向。因为即使侵略和扩张的激情、对认可的渴求、嫉妒和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属于争取自我保护的最强大动力——我们在《利维坦》第一部分臭名昭著的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中仍然看到了这一点——它们还是被所有动机中的一个保守动机超越，那就是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死亡的恐惧。它比所有积极的食欲更有力地彰显自己。这是顺从性的普遍基础，是面对显性或隐性的毁灭威胁时对自身的理性关注。霍布斯不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是他们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的根源。因此，自然平等的个体之间需要一个存在于他们之上的法律，它对所有人都有统一的威胁，这将阻止他们对彼此做出他们同意对彼此所做之事：

大自然创造的人在身体和精神能力上是如此平等——尽管人们注意到一个人的身体力量有时明显比另一个人强，或者头脑比另一个人更敏捷——但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特性叠加在一起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决然没有大到让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另一个人无法获得的利益。至于体力，最弱的人有足够的力量杀死最强的人，无论是通过秘密的阴谋，还是通过与他人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