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一家挂历店

文化   2024-11-06 17:02   北京  



西黄城根北街37号,“藏”着北京最后一家挂历店。
在这个手机地图无处不及的时代,只有老老实实输入“西黄城根北街”,到了以后逐个数门牌号,才能找到“金大爷挂历店”的位置。


金大爷就是这家店的主人。

大爷本名金安光,原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工作,不料在一次事故中弄伤了手,无奈只好放弃这份在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工作,另谋出路。“那会儿流行做买卖,我卖过书、卖过报,后来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卖挂历了。”


最开始,大爷的挂历店开在平安里,最后落脚在西黄城根。


不同于顶着各种门头设计的众多商铺,金安光的挂历店只用了两块纸板做了标示。40多年来,不论周边环境经历多少次易改,那块写着“台历、挂历正常营业”的纸板就静静地立在这灰墙边。

“这年头已经没人买挂历了。”他淡淡叹了口气,坐在店内那张柔软的椅子上,目光在那些新旧交叠的挂历上游走,从墙角到屋顶。


“我以前也接受过采访,你看。”大爷蹒跚地挪到店门口,掀开最新一本挂历的封面,其背后紧密地贴着多年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他的各类报道。部分文字已被时间洗刷得模糊不清,但对于那些用马克笔仔细标记着“英国记者报道”“德国报纸专访”等字样的报纸,他依然能够如数家珍。



提起挂历最风靡的那段时间,金安光依旧记忆犹新。“你问家里的长辈就知道了,那会儿过年,送挂历是一件很有格调的事;用完的挂历,撕下来,给小孩包书皮,也能物尽其用。”


“你年纪小,不知道以前的人多依赖这个。”金安光以前总是能听到老主顾念叨,老人家买挂历,每每撕下一页,就代表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现在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还有人记得,我就开着。”




01

“小房间里竟然能放下这么多时间”



挂历店不大,里间只容一人侧身通过,空间都先紧着挂历了——墙上挂的挂历装饰画、桌上摆的印在杯子和碟子上的日历、椅子上放着各个年代的常规翻页式挂历、铁盒里装着的袖珍历、地上立着的货箱……
40多年来,不管是门庭若市还是无人问津,金安光都会尽力找到当下挂历的各种样式,这些挂历记录了年份的更迭,也映射了社会文化的演变。

店里最古早的挂历是一个1942年的翻页挂历,长五六寸(约20厘米),是大爷的妹妹前些年在美国寻得的,“四五十年代那会儿,挂历也算‘奢侈品’了”。那时候的挂历主要以模范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现民族团结的画面为主流设计,以及富有革命精神的标语,这些题材在当时蔚然成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的审美变得更为多元,挂历的样式也变得丰富起来,手绘图多被照片所替代,关于汽车、名人字画、自然风光的主题也都卖得很好。在大爷的店里,还能看到关于演员刘晓庆、陈晓旭的挂历……“肖像类卖得尤其好。”那时镜头捕捉的美,没有固定的模板,却又保留着属于不同人物的各种风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独特审美。

“也是从80年代开始,挂历才慢慢普及。”大爷顺手翻开盖在桌上的大开本挂历,地下叠着一摞印着月历的盘子,“这也是在美国找到的,那头的箱子里还有好一些。”

正说着,大爷好像突然记起什么,问:“小姑娘你哪年的?我给你找找你出生那年的挂历。”他一边找着1998年的挂历,一边翻出一摞厚厚的留言本,上面记录着从世界各地来访的客人留言。每当有客人到访,金安光便会根据他们的特点,精心挑选并介绍各具年代特色与主题的挂历——老年人喜欢富含怀旧元素、具有纪念意义或彰显庄重氛围的挂历;泼墨写意,工笔微痕类的则更受学者文人青睐。“除了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最近几年,韩美林画的十二生肖系列卖得挺好的。”

自1980年首次负责设计《癸亥年》生肖邮票以来,韩美林便以动物为主题,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年历画、明信片及邮票作品,这一创作历程已延续数十年之久。这些作品,凭借纯真质朴、洋溢着勃勃生机的艺术特色,广受好评并深受人们喜爱。

没一会儿,金安光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找出一张小卡片:“姑娘,这是1998年的袖珍历,你看看。”

袖珍年历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精致小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便于携带的小册子式,另一种是更为紧凑的卡片式。在那个年代,袖珍历也会作为报纸杂志的附赠品,这种尺寸稍大一些。在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类袖珍年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总计数量超过了20种之多。

大爷手里这张,则是卡片式的袖珍历,正面是画、背面是历。“背后的日历虽然字小了点,但还是能看清楚的,你留着做个纪念吧。”想跟大爷再买个大件的,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哪,都不用挂历,人手一台手机,咱们聊得还算投机,这个算送你的见面礼啦。”




02

一份营生,闲居寄庐


对于挂历这份营生,金安光似乎一直“躺”在一个“舒适圈”里。

在物价横飞的年代,店里的挂历定价也就如今的一杯奶茶钱。“哎呀,也有贵的啦。”他笑着摆摆手,“你看那碟盘子历,只是我不会卖的,多少钱也不会卖”。

金安光是见过“钱”的。

1962年,金安光16岁,进了二汽工作,也相当于进了“保险箱”。

“那会儿几十块的工资够全家吃用了。”

没承想,一次机械事故给金安光的手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没多久后,他便办理了“内退”,和家人在平安里买了个店面,做起了小本生意。他起名“京华书店”,主要卖挂历和图书。

那时店如其名,挂历还不是主体业务。普通定价将近10块钱一本的挂历对于“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的普通家庭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当年,挂历的售价最高可达四五十元一本,且其印刷量普遍维持在30万至50万册的范围内。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挂历有时能创造出约800万元的年利润,这数额在当时相当可观。金安光回忆道,一般到了9月和10月,那边的日历印刷厂便不分昼夜进行赶制,这边的挂历摊也一个接一个支了起来。“在那个几十块都是高薪的年代,店里景气时,一单就能赚成百上千,客人都是用车来装货。”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挂历已然成为一种“社交通货”。“很多单位会在春节前买挂历分给职工,走访亲友什么的,都会捎带上一本,讲究个体面。”金安光感叹道,“改革开放初期,遍地是黄金哪。”

只是这样的好光景,早已不存在了。

后来,街道改造,平安大街的“京华书店”被拆迁。

再后来,胡同也改造,在黄城根的店面也被灌了水泥,只剩里头那20平方米不到的店面。

这些年,挂历式微,金安光也对业务进行了重改,卖过书、卖过报纸,也卖过文具,但收效甚微。相熟的同行一个接一个转业,身边的亲人也劝他放弃,他还是放不下这行当。

金安光用手扶了扶老年镜,又打开那本留言本,说道:“你看看他们写的。”

“路过偶然决定进入的小径,一间小房间里竟然能放下这么多时间,每一天都被记录、都被珍藏。今天也一样,但每一天都化成很小的存在,时间在这里是立体的。祝大爷身体健康。——人民大学 学生 2023.4.7”

“……这儿的大部分挂历不但比我年纪大,甚至还有比我爷爷年纪大的,挂历承载了岁月、时代的记忆,也寄托着每个年代的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2023.4.9”

“金大爷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小小挂历寄托了多少人的怀旧之情,衷心希望文化永远不断代。”

“……金大爷挂历仅半间耳房,却名扬中外,登上了美国报纸、英国报纸等海内外名家媒体,贵在坚持四十年如一日,坚守中华传统的一方净土。——佚名”
……

“我没啥心气儿,这么干着干着就到现在了。”可能对金安光来说,看守着这店,已经是本能,是惯性,而不是某种执念的驱使。

“这些故事已经说了很多次,还能唠唠也挺好。”

过去已然定格,而挂历店的故事依旧在翻页……

迎来送往了几位客人后,大爷看了看手表:“我还得照顾老伴儿,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大爷蹬着三轮车走远后,就剩着那立牌——“挂历店依旧营业,请往前走。”

一审:谭睆予
二审:张艾宁
三审:黄   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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