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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全国第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在济南成立，五周年社庆之际，知名学者蒋维崧先生亲手写下 “文兴齐鲁，功在学林”八个字，彰显了当时国内学界对齐鲁书社的盛赞和期望。2024年，齐鲁书社成立45年，悬挂在济南市市中区书苑广场9层文化长廊上的这八个字，俨然已经成为代代齐鲁书社人孜孜以求的信念和担当。在齐鲁书社的展陈室里，从风行一时的“明代四大奇书”，到经典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皇皇巨著，到彼时最大的美术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史》，再到铺满一整面墙的《儒典》……齐鲁书社在古籍出版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下，虽然图书市场整体处在震荡期，但古籍出版却在近几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政策指引、技术发展，社会需求、文化风尚，共同构筑了古籍出版的新风向和红利期。昔日靠“化缘”谋求生存的古籍出版社此次能乘势而上，将机遇转化为市场的增长吗？机遇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挑战？
在齐鲁书社建社45周年之际，《出版人》杂志对话齐鲁书社掌舵人——社长王路，剖析古籍出版的“齐鲁经验”，探讨古籍出版的现在和未来。
《出版人》：作为国内第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经历了哪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王 路：45年的栉风沐雨，齐鲁书社创造过古籍出版界的许多高光时刻。1979年到2000年左右，齐鲁书社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阶段——初创探索期。建社之时，恰逢人民群众对知识类产品有极高的渴求度，而出版的生产能力又远远不能满足，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这一时期，在学术文献出版方面，齐鲁书社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紧密合作，他们为齐鲁书社的古籍和文献出版奠定了强大的内容基础。在市场化探索方面，20世纪90年代，齐鲁书社率先引爆了中国古籍小说市场，推出了《明代四大奇书》《清代四大小说》和足本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形成了齐鲁书社的初创底色。然而，这一阶段，尽管我们在内容和出版上做出了探索性贡献，但在经济上确实比较局促。同时，90年代后期，明清小说市场上同类化的产品大量涌现，社内开始出现大量库存积压的情况，经济压力越发严峻，流动资金严重不足，需要到处寻找资金以维持运营。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19年前后，这一时期齐鲁书社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教育市场的开放使得齐鲁书社能够开拓新的领域，出版范围适当扩大，获得了教材教辅出版资质，这为齐鲁书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了小康时代。在此基础上，齐鲁书社把出版结构调整为古籍整理、学术出版、普及读物、教育图书四大板块，奠定了今后发展的主基调，并有能力运作一些大型项目，如《中国美术史》《孟府档案全编》《清经解全编》等，这些项目集合起来，共同对出版社品牌影响力的积淀和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支撑。然而，毋庸讳言，由于之前明清小说的库存积压问题，导致社内普遍缺乏市场开发意识，这一阶段齐鲁书社的市场书和一般书规模萎缩，影响力有所减弱。第三个阶段是2019年至今，整个出版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齐鲁书社采取了稳中求进的经营策略，稳住大盘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会探索新的赛道，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出版人》：齐鲁书社经历了几代人的传承，您觉得最鲜明的企业文化是什么？王 路：几代人传承下来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内容，我们在积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和文献出版方面，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而这些财富的背后，恰恰是有一支功底非常扎实的编辑团队。古籍社的编辑要有一定的成长周期，如果说其他出版社3～5年能培养出一名合格的编辑，那么古籍社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会更长，要用8～10年甚至更久。目前，齐鲁书社在社员工中，最长的工作年限是30年，还有一批已在齐鲁书社工作20余年。另外，很多编辑本身就是知名学者，社里出版的不少明清小说都是社内编辑自己点校的。例如社里的元老任笃行先生，曾经责编了张竹坡批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同时，他自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从事《聊斋志异》的版本和校注研究，出版了《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这么多年来，齐鲁书社的图书质量是让我们最引以为傲的。近年的各级各类抽检中，齐鲁书社没有不合格产品，这体现出的就是我们编辑团队的专业素养。所以，对这种古籍出版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就是我们立社的根本。《出版人》：您从业以来曾任职于不同类型的出版机构，管理一家古籍出版社有什么特殊性吗？进入古籍出版这个新领域，您有什么新的感受？王 路：其实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只要是文化企业都大同小异，出版社的流程和环节差别不大，但业务领域和出版内容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常说古籍社的发展面临 “三难”——写稿难、编辑难、卖书难。由于出版周期长，古籍社的出版效率自然与其他社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古籍出版时，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提升效率，满足当下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内容的特性，有些项目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持久的工作。相应的，古籍出版社也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能沉下心来，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进行学术积累和传承；二是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以适应时代变化，满足读者需求的变化。通常，传统古籍社在第一种能力上有更多的磨炼，在第二种上却“先天不足”。但是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第二点尤为重要，也是齐鲁书社目前着力突破的地方。我们提出的“一点两翼”战略，就是要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市场和创新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出版人》：古籍社通常承担着许多大型出版工程的任务，这类项目对古籍社的价值体现在哪？王 路：我们既然身处最好的时代，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就更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主题出版和重大出版工程方面，齐鲁书社责无旁贷，从不缺位。例如山东省大型文脉工程规划了“一体两翼”格局，《齐鲁文库》为“一体”，10年投入3.8亿元，预计出版6000册图书。《齐鲁文库》包含史志编、档案编、红色文献编、文物编、美术编等共九大编，齐鲁书社目前承担了其中的史志编，还将启动文物编的出版工作。此外，由齐鲁书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儒家经典文献集成《儒典》，以及今年由齐鲁书社独立承担的齐文化经典文献集成《齐书》，二者共同组成了山东文脉工程的“两翼”。《儒典》在2022年已经完成，共1816册，180函，230多个品种。今年，我社在半年时间里，举全社之力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齐书》的整理出版，最终项目规模为1096册，160函，382个品种。古籍出版项目，如果从策划阶段算起，很多都是五年起步，项目工期二三十年的也很常见。很多大型出版项目，结项的时候，能做到收支平衡已经是极其难得。尽管如此，更多情况下，即便自筹经费我们也要去做。比如2022年完成的项目《儒典》，齐鲁书社承担了其中的1/3，去年进行绩效核算时，我们发现社内账面结余资金大约是16万元。这16万元，远远不足以覆盖整个团队前前后后的投入，可能连大家的基本工资都不够。但是，当我们投身这类文化项目的时候，就不能也不会再去算经济账了，社会效益就是唯一的价值指标。![]()
《出版人》：您认为，现在是古籍出版最好的机遇期吗？王 路：近几年来，无论是基于政策引导还是技术进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古籍出版在当下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特别是大众市场对古籍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古籍类图书的市场需求激增，可以说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同样是讲述历史，《明朝那些事儿》能成为畅销书，因为它以一种更生动、更符合现代读者口味的方式呈现历史；同样是《西游记》，《黑神话》这样的表现形式就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可见，传统出版尤其是古籍出版迫切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新生代的阅读需求，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王 路：大众需要传统文化，但文化表达需要用年轻一代能够接受的美学形式来呈现。在很多情况下，优秀的内容本身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内容的呈现形式、新的讲述方式以及讲故事的技巧。这就像文学批评中的原型批评所说的，灰姑娘的故事只有一个，但不同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它。这就是所谓的原型。有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母题，如何将这些母题转化为当下的新版本、新故事，将其表述出来，这就考验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意能力了。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和技巧，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新的形式呈现给大众，尤其是新生代读者。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其创新发展的挑战，是我们作为出版人需要不断努力和探索的方向。转化只是一个动作或过程，创造性才是真正考量出版单位内功的核心。王 路：为了应对挑战，齐鲁书社从体制、机制、考核、人员配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调整和改革，例如增加了部室，鼓励一般图书的发展，推动融合发展和多元化，引导大家把传统文化和当下表现形式做嫁接。近两年，齐鲁书社在一般图书板块的成绩和影响力逐步显现，符合古籍社出版特色的小众化、精准化的项目也做得有声有色。比如今年推出的双色版《红楼梦》，是在老版本基础上重新开发的新产品，首印3000套，每套定价600元，短时间内销售一空。2023年出版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首印1000套，定价600元，通过精准营销，在粉丝群中迅速售罄，此后一书难求，甚至有粉丝提出愿意加价购买。后来，我们又推出了限量版毛边本和刷边本。另外，我们也尝试性地推出了一些文创产品，比如配合今年的新书《回到明朝去逛街——不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开发了迷你卷轴画、书签等，可以随书附赠也可以单独销售；蔡志忠先生的作品现在在做摩点众筹，也在筹划文创产品的捆绑销售。这都是我们所做的“创造性转化”的一部分。《出版人》：结合这几个案例来看，做古籍或学术图书的市场化尝试，您认为关键在哪？王 路：首先，大众图书市场已经基本饱和。例如，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作品，市面上的版本数不胜数，有的甚至达到了上百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大众市场寻找缝隙，差异化打造小众产品。例如，我们这次推出的纪念版《脂砚斋批评〈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40回则选用“程甲本”，保障了版本的权威性，由黄霖先生点校，上、中、下三册的护封选用清代名家孙温手绘《红楼梦》图……如此一来，它又成为市面上唯一的版本。再如即将推出的新《三言》《二拍》，我们做的是四色插图版，并且将传统画用现代技术重新演绎，进行二次创作，保障了它的独特性。其次，小众产品也便于我们进行精准营销。与当前流行的流量驱动的销售模式相比，我们的产品虽然销量不大，但利润相对有保障。比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有固定的粉丝群体。我们在抖音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曾创造了单场直播卖出2万元的销售成绩，在市场化方面逐渐打开了局面。当前的书业生态下，市场化图书做起来很难，但我们依然要努力去破局。
《出版人》：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引发了行业普遍关注，对古籍出版有什么影响？王 路：人工智能的确是一种技术进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出版人的劳动强度，节约成本，尤其是在校对等技术性的环节。但我认为，对于整个出版行业的颠覆性改变，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判断一部书稿的好坏、内容的高下，以及创意的优劣，都是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取代的。比如AI可以生成海报，但真正的创意仍然需要人类贡献核心智慧，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创意产品，AI也无法独立完成。我们必须承认，数字化以及现在更大范围的网络化，一定会对传统阅读和传统出版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纸质书，我仍然愿意用“永恒”来定义。在2010年到2014年间，数字出版的概念刚出现时，就有人悲观地预测电子书将取代纸质书，可至今，我们发现内容生产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一定层面上，电子书只是纸质书的一个有益补充。而且德国的电子书包实验并没有成功，全球范围来看，儿童和青少年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依然提倡阅读纸质书。只要现有的教育体系存在，纸质书就是刚性需求。而古籍这种小众图书，因其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情怀，特殊性较强，收藏价值也非常明显，纸质版的意义也就更加不同寻常。所以，至少在未来5到10年内，我对纸质出版保持乐观。《出版人》：近两年，出版的运营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版市场进入震荡期，您的感受如何？王 路：这种混乱的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这种流量为王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对整个出版产业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出版行业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几乎降到了谷底，零利润的情况下，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出版原本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但如今文化产品与社会其他产品的市场边际越发模糊，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大众对出版的看法也在改变，他们不再将出版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行业。消费者购买书籍时首先考虑的是价格够不够低，这对内容生产来说恰恰是致命伤害。所以，这是一个非正常的生态，这种模式不可能持久。当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出现问题、难以为继时，我们就必须向死而生，在破与立之间寻求变革。这一天不会太远了。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沉淀。《出版人》：未来3～5年，您作为齐鲁书社的掌舵者，有何规划？希望将齐鲁书社引领到怎样的高度？王 路：每一家出版社的掌门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出版社做得更大、更强、更美，我就任后，也是这样想的。在“文兴齐鲁，功在学林”的后面，还有两句话——“固本守正，开拓创新”。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主业，在学术出版、文献出版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方面，要坚守并不断强化；另一方面，面对新的变局，我们必须求变。求变体现在积极应对市场变局。所谓的“市场”，不仅仅是图书市场，而且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团体、单位、机构以及大众所组成的“大市场”。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结构，以务实的服务精神来适应这种“大市场”的观念。山东是文化大省，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齐鲁文化元素丰富多彩，仅这片土地上就有着无尽的文化资源可供我们挖掘。山东的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其他，都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要用国际性的视野来打造我们的地域性文化。我希望齐鲁书社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立足山东、面向全国的出版社，持续打造具有齐鲁特色、山东气派的文化产品，并争取在全国古籍出版社中位列第一方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产品规模、出版效率和出版质量都必须保持稳中有进。这是我们对齐鲁书社的定位和规划，我们也会坚持这样的发展方向，不断努力。👇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出版人讲堂」店铺，订阅2025《出版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