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是从容，死日方征淡定功。吾友堂堂真自了，诸公衮衮孰为雄。
世人妄诋盆成括，闲气堪追杨大洪。谁道黄垆在宏庙，剩看秋碧照春红。
上面这首诗是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看了林白水的遗书和血巾后写的，高度赞颂这位硬汉面对反动军阀的屠刀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气势，犹如明代那位敢于书劾阉党头目魏忠贤而入狱致死的杨涟，读来印象非常深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白水的遗骨归葬故乡闽侯县青圃村。这些年来的清明节，笔者曾多次随省、市新闻界同行一起前往烈士陵园祭扫，缅怀他为国家、民族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近日，又因采风活动到了闽侯县，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位中国新闻界先驱者的非凡人生。
林白水，闽侯青圃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初名獬，后改名万里，字少泉。一生中曾使用过“宣樊”、“白话道人”等多个笔名。
年少的林白水勤奋读书，进步很快，深受老师高凤岐（啸桐）的赏识。年仅十九岁的他就当起私塾先生，开始了从教生涯。之后，应杭州知府（同乡）林启之的邀请，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1899年春，与方声洞、黄层云等人在福州创办蒙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在此就读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如林觉民）后来成为黄花岗起义的革命烈士。
1902年，林白水来到上海，与蔡元培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接着，又和蔡元培等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
1903年春，他留学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孙翼中、苏曼殊等人。
办学从教在林白水的人生中，乃最初阶段，其后他曾介入政坛，但主要是从事报刊工作。1901年6月，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受邀任主笔。这是他涉足新闻事业的开始。该报第一期，他发表《论看报的好处》指出：“我们读书人若不是看报，那里能晓得外头的许多事情？”“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想不到这两句说话到如今才应哩。”办报期间，他积极鼓吹变法维新，自强自立，民主自由。
1903年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改名为《警钟日报》），所有的白话文都由林白水执笔，但不署名。当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他在发刊词里阐明宗旨，要让“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他还在第一期的《论说》中写道：“天下是我们老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蔡元培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好一个‘天下是我们老百姓的天下’！我可以说以前还没有人在报上明明白白地说过。”
与此同时，林白水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例如第七期发表的《国民的意见》一文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们既做了‘国民’，却不能没有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谈国民“如何应享权利”，还积极表示，《中国白话报》要“教全国中下等社会里头，个个都有政治上的智识，晓得人民于国家，如何应尽义务。”
《中国白话报》除了评论、新闻时事问答外，还设有历史、地理、传记、实业、科学、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从不同侧面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宣传。林白水在《答常州恨无实学者来函》中甚至说，“巴不得我这本的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种种腐败社会炸裂才好”。
《杭州白话报》与《中国白话报》虽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它们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二十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不无自豪地写道：“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这番话绝非自我吹嘘，只要查阅一下中国新闻史就知道，林白水的确是中国白话文办报的“开山祖师”。
1904年11月，清廷为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祝寿，大肆筹办“万寿庆典”。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发表：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表达了人们心中的愤怒，上海各报乃至外省不少报刊无不争相转载，一时轰动全国。
这年7月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学者因此说他是留洋读新闻学的第一人）。期间结识宋教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年底，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然退学回国。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他应高梦旦之约，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所译编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小册子，还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暢销不衰。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回国。辛亥革命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1913年春，当选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并为其称帝的倒行逆施所利用，长达3年。这是林白水一生中受到垢病的阶段。所幸的是，他没有深陷不拔，而是从迷惘中及时醒悟，重新以革命者的姿态投入斗争。1916年8月1日，他辞去议员，9月1日，创办《公言报》，并将“泉”字拆为“白水”，用作笔名。“白水”，意味“泉”字“身首异处”，表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他对人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
林白水在《公言报》上虽然有替安福系说话的时候，但也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对联，甚至给段祺瑞出难题。1917年春，他首先披露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独家披露了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丑闻。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
1918年3月，林白水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赴日本考察。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幕的当天，他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鼓吹和平。据他的女儿林慰君回忆，此报“每一论出，南北议和代表拱手以听，军阀欲顾咋舌；望平街市上响晨翘首鹄立者数千，人踵相接也。”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决心“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积极评论时政。然而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1922年2月，《新社会报》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两个月后，为了给“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抒发意见代表”，即以《社会日报》之名再度问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示所以自刑也。”从此开始，他对反动军阀及其走狗的抨击更加无所畏惧。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献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于18日辞职，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21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新闻，大标题为：“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副标题也很醒目：“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教育界之惯激及其表示直点议长吴大头（景濂）之名”。
1月27日，林白水又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1月28日，又在《告知识界》一文中说：“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在这场斗争中，林白水的《社会日报》与当权势力短兵相接，站在了时代的最前面。2月22日，新春伊始，该报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又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由于揭发腐败的时政，《社会日报》成为军阀、议员、政客、官僚的眼中钉，肉中刺，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3个多月，罪名是所谓妨碍总统选举行为。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政变，率领国民军进入北京，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文表示欢迎与肯定。11月4日，他还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指出，“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1925年2月31日，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孙中山扶病进京，他又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称赞孙中山先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精神，并断定，“若夫孙中山先生，则必有大成功之日，斯则无可疑者也。”
1926年4月，直奉军阀进城控制北京，瘋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进步人士。林白水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他还针对屠杀共产党人一事指出：“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新闻界人人自危。5月12日，林白水不顾一切，勇敢地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矛头直指“国务总理”潘复。此人乃清朝举人，一向诡计多端，却受到张宗昌的器重，被称呼为张氏的“智囊”。一向说真话的林白水则在《官僚之运气》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刳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将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与“胯下”，非常形象，也很贴切，潘复看了十分恼怒。他先是让人给林白水打电话，加以指责，并勒令其在报上发表更正声明，公开道歉。林白水铮铮铁骨，当年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他都不放在眼里，敢于写联痛骂，何况时下一个军阀的走狗，便断然予以拒绝。他的答复铿锵有力：“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遭到一鼻子灰的潘复并不死心，他在张宗昌面前苦诉，要求以“通敌有证”的罪名处死林白水。所谓“通敌”的“敌”，指的是冯玉祥。张宗昌也恨透林白水，早就想收拾这个“不服管教”的报人，在潘复的挑唆下，立即下令逮捕。
林白水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著名人士，如杨度、薛大可等，纷纷出面营救，但最终无效。第二天凌晨，这位为国家民族，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新闻战士，倒在了反动军阀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二岁。
林白水牺牲前留下了遗嘱。他写道：“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这份作出简单交待的遗嘱，寥寥数语，表现出赴难者面对死亡从容淡定的无畏气概。
纵观林白水的一生，尤其是多年来的新闻工作，贯串始终的是“讲真话”三个字。他曾这样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讲人话，不讲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事实一再证明，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正是这一点，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2016年，是林白水烈士牺牲90周年，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新闻界的杰出先驱。此时我想起了五十年前，邓拓在《燕山夜话·林白水之死》一文中的话：“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为什么会想起邓拓对林白水的这个评论呢？这要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思潮泛滥，常常不能正确对待一些历史上曾经做过贡献的各界民主人士。或是贬低，或是不提，有的甚至否定。可能有鉴于此，邓拓写下了《林白水之死》。今天看来，他对林白水只是作了一般的肯定，建议“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并没有过多的赞颂。可是后来，连这样的话都不能说，因为邓拓的《燕山夜话》被当作大毒草批判，林白水自然也就被弃之一旁了。据我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史的书籍没有林白水的记载，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也未提及林白水。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原先笼罩在林白水头上的一些议论得到了澄清，学术界实事求是地对他作出了评价，正确指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启蒙教育家，杰出报人；他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悠悠岁月，漫漫历程，当历史终于还原其本来的面目时，林白水为全社会所敬重。他是一位大写的人，他的崇高品质与英勇无畏的精神受到了热情赞颂。
林白水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闽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