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少川老书记离开我们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令人难以忘怀。
我于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何少川同志先是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升任省委副书记。我好多次到他的办公室，汇报福建省的辞书编辑出版工作。他非常平易近人，给我许多有益的指导。
20世纪80年代，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了首届中国辞书重点出版规划的五种辞书出版任务，有《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综合英语成语词典》《古汉语词典》等；90年代，又承担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二届（1988—2000）重点辞书出版规划的多种辞书出版任务，有《类语大辞典》《歇后语分类词典》等。这是在地方出版社中承担全国重点规划辞书最多的出版社，与何书记的关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何少川
1989年，由我发起，以福建人民出版社为依托，联合省社科院、福建师大、厦门大学、福州师专等单位，成立了福建省辞书学会。我们还组建了福建省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辞书学概论》。该书作为福建省社科联丛书，安排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何书记夫人吴珊珊是责编。为书稿事，我常到何书记家。何书记家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素雅，没有奢华的家具。而何书记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还给我泡茶喝。他听着吴珊珊和我研讨书稿，非常专心，有时还会给些指导性的意见，体现了何书记对辞书事业的关心。《辞书学概论》是我国辞书学的奠基之作，出版后，获得福建省第三届福建省社科著作二等奖。
作为省辞书学会会长，我经常考虑如何发展我省的辞书事业，提出编纂《福建百科全书》的建议。何少川老书记给予了热烈支持，并指定时任省委秘书长的黄文麟同志具体负责指导该书的编纂，遗憾的是因为难度极大，该书至今也未付梓。
2008年，我被省政协属下的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聘请，负责组织编纂《闽台文化大辞典》，我是副总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因此和担任该书总主编的何少川书记来往更为密切了。从2008年启动编纂，到2018年出版，整整10年，何少川书记时刻关心这本书的编纂，给予许多细致的指导，我深深地感到何少川书记知识面广而深，处事认真负责，对人亲切和蔼，有很强的感召力。有好多事情让我印象深刻，试举几例：
为了指导作者编纂，我拟写了凡例、写稿细则、样稿、各类条目写作要素等，请何书记审定。他认真看了，认为很好，可以发给作者参照执行。
何书记在2010年8月2日送审稿件上批示道：“送来的历史卷、语言卷、宗教与民间信仰卷、习俗卷、新闻出版卷、华侨华人卷词目单收到后，我看了一遍，这确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但你们反复论证、反复修改，认真地做了大量工作，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值得钦佩，向你们表示感谢。有了这一阶段的成果，相信这部大辞典会保质保量地编好、出版！在审读中思考几个问题，提出供参考：1、看来闽台糅合在一起比较合适；2、辞书要便于读者查找，条目如何排列是个大问题，现在排列都比较乱，条目名称的设计也要下点功夫；3、可能要研究一下，人物最主要贡献或影响是在哪方面，就放在相关的卷里，不要重复太多；4、有些与文化无关的政治、军事斗争事件，能不收的尽量不收；5、有的分类似乎不太科学，如月港为什么放在制度类里？6、台湾人物的所入条目还要认真研究，标准要明确……”
何书记在2011年5月12日送审稿件上批示道：“科技、医药卫生和体育、文学、艺术卷看了一遍，总的感觉工作量大，能做到现在这样子不容易。有一个问题要专门研究确定，各界涉及世界性和全国性奖的条目要怎样定，怎样表述，体育卷有，其他卷几乎都没有，要不要统一？另一个问题要研究如何处理，南音是放音乐或曲艺有争议，条目如何排列，现在送审稿中，一会儿排在曲艺，一会儿又排在音乐，很混乱。”
2011年12月23日在送审的“关于《闽台文化大辞典》编纂工作的报告”中批示：“编纂工作还是要抓紧，抓细，能提前尽量提前。”
何书记非常谦虚，在封面设计上，在2016年10月27日批示道：“我倾向用这个封面（有蓝色海面波浪翻滚图样的），封面上不标何少川主编，学术委研究后与印书馆沟通定。”
2018年1月3日，我们请何书记参加定稿会，如对难点疑点的厘定、对政治人物的定性，我们提出意见，何书记一一定夺。经过何书记首肯后，《闽台文化大辞典》最后定稿付梓了。在整个编纂工作中何书记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给予切实的解决，保证了该辞典能够保质保量地出版。《闽台文化大辞典》藏之名山，永远标显着何书记的功绩。
2011年7月1日，在建党70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满足家乡群众阅读书籍的需要，我主办杏山书馆炳仙斋，请何书记题写馆名，他满口答应。我们将他写的馆名用大理石雕刻，镶嵌在图书馆墙上，又将他的真迹，挂在图书馆内。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何书记对群众文化事业的支持。
写于何老书记逝世3周年之际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5期，作者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