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寻访，其实也不难寻，邓拓的故乡竹屿，就在福州市晋安区东二环边上。只是，诚如有人说的那样：眼下让许多人乐而忘返的是这一带矗立着的东泰和广场等现代建筑的亮丽与繁华，而有着历史沧桑与文化底蕴的竹屿村，正随着时间推移，悄悄淡出人们的视野。
引领我前往探望的是竹屿村“福州邓氏名人纪念馆”的管理员、文物保护志愿者邓大伯，他和陪同我前来的岳峰镇政府刘干事也不熟，见过面就问：“这里有来过吗？”刘干事点点头，我只能惭愧地摇头。想想看，来福州几十年了，习诗写文，居然不知邓拓的祖籍地就在竹屿，邓大伯望着我笑了笑，说我可能去过位于鼓楼区道山路的邓拓故居。我点点头说，对，那儿我倒是去过几次，还记得房屋为坐北朝南，三间排双层木构建筑，楼下中为厅堂，左右厢房，邓拓便出生在左厢房。这片房屋，以山为屏，三面围墙，庭院内条石铺地，摆设石桌，门头房旁为花圃，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楼斜侧岩石上有林材镌刻的隶书“第一山房”。据说，山房得名为米芾手迹的“第一山”题刻。院门白墙上，嵌着一块开国上将肖克将军题写的“邓拓故居”牌匾，这就是新中国新闻界的泰斗、史学家、杂文家、诗人，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邓拓出生至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这下邓大伯对我夸耀起来了：“好记性！写文章的人就是不简单。”接着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竹屿。不过，说着说着，当我们穿过一片瓦砾时，发觉邓大伯的话声突然有点沉重了起来：“现在，因为城市建设需要，大部分村落巳经拆除了，只剩下原村落的中心竹林境了。”顺着老人话声望去，三面矗起的高楼大厦，巳切断了我们的视线。这使我有些怅然；不过，我还是问邓大伯：来前从资料上看到一副地名联“竹横前后屿，林蔚凤丘山”，指的就是东郊鼓山这一带的村落，它们分别是竹屿、横屿、前屿、后屿吗？邓大伯高兴地回答：“对对对，就是指这些屿！”
多么顺当顺口的地名啊！这其中的屿，指的是岛屿的意思。想来，这些屿，是多少年前，海水退去，才陆续堀起，融入象一片巨大绿叶的福州，躺在纵横的水网上，河泊遍布，清爽逼人。但是，又经多少时过境迁，这些湿地岛屿也慢慢变成一个个城边村了。
事实上，竹屿的历史，完全配得上“悠久”两字。有资料表明，这一带，地灵人杰，人文荟萃。特别是竹屿的“竹”字，还真名符其实。原来，早在宋代，这里就建有“东竹林书院”，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至今村后山还留有他亲书的“凤丘鹤林”的巨幅摩崖石刻。明万历年间，又建有“犹画”书院，曾由状元翁正春、宰相叶向高主讲，闻名遐迩，传为佳话。也是明万历年间，当时的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广擦察司副使的乡贤邓原岳，曾把竹林书院遗址，改建为“竹林精舍”。邓原岳等七人还在此结社吟咏，放达无拘，被人称为“竹林后七贤”……
当然，座落在竹屿村一个叫坊兜的地方，有一块始建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的木牌坊，更是历史的明证。这是福州市保存下来少见的历史文物。牌坊为四柱三门木结构，一面刻着的“礼经奥义”四字，旌表的就是邓氏族人的邓迁、邓应珍俩人；另一面刻有“父子贤良”四字，旌表的是邓迁、邓原岳父子。此牌坊，同治年间曾有过大修，后在民国十年由二十七世孙邓家骅重修过。坊兜能得名，端赖有木牌坊存在，由此，特意送我一帧牌坊照片的邓大伯有些激动：“我们后人一定要继承先人遗忘，爱护它、保护它，使它永远保存下去！”
而邓拓的祖居，就在坊兜。于是，好不容易从施工工地上走了一段路，来到那里，感觉空气有点肃穆，似乎一段历史正小心翼翼地停立着。眼前的这个邓拓祖居，并不显赫，但据说从明朝开始到现在，至少也有500年的历史了。当年，邓家远祖从河南固始随宦入闽，迁徙到此繁衍生息，后代子孙们都认定这里为祖地。只是，毕竟有这么多年过去了，祖居历经风雨，已有过多次的翻修，仅存的墙体，似还能看出一些现代建筑的影子。不过中廊部分，还有大厅，一些框架基本保留下来。细看那些木头和雕饰，年代久远，蒙尘犹在；外围的一些马鞍墙，隐约起伏的线条，仍浮现着福州古民居的特色。
我看了许久，不禁想象，这屋外，当初是否有曲直天成的深街老巷？那石板路上可曾留下条条辙痕？还有那青石圆井上，可也留有道道绳沟……但没容我多想，耳边却听得邓大伯介绍说，在这个三进大房子中，村里的老前辈曾指认过，第一进的一间被榭里就是邓拓年幼时住过的，后被改建过。他们家大概从高曾祖时就移居市内。这样看来，邓家很早就搬离竹屿，但与竹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邓大伯讲，邓拓的父亲邓宜中(鸥予)先生，解放前还兼任竹屿邓氏宗祠的会计，经常回乡结算账目。邓拓小时虽在城里读书，但每逢寒、暑假，也常回竹屿老家，乡音乡情依旧，特别是童心末泯，喜欢与乡村的孩子们结伴上山游玩，口里唸一些同伴们虽然不懂但却好听的诗句。不过，邓拓有时也喜欢捉蜜蜂、蝴蝶、蜻蜓等。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邓拓捉到这些东西，回家后总是用大头针把它们钉在纸上做标本，并带回城去。有一次，他和同伴的手被蜜蜂蜇到了，他不慌不忙掏出一小瓶带来药水，先给同伴再给自己涂抹，不一会，肿痛全消。这使村里的孩子们感到无比新奇。除此，邓拓还时常从城里带回一些图书，与同伴们一起学习。
可以说，小时的邓拓，虽住在城里，但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与手足并胝的同伴。
在和邻居的交往中，邓拓的父亲总是教育邓拓要诚信、正直，要敬老扶幼。父亲自己深深浸淫在儒家修身养性的文化传统中，为人方正，也给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拓后来曾与中学同学说过：邓氏先世，其实自河南先来沙县。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沙县的邓肃(号栟榈居士，官至右正言，以诤谏强项闻名，宋史有传)，和邵武的李纲，同为当时主战派人物，因反对秦桧为首的投降派，被斥罢官。明代，沙县起义的农民领袖邓茂七，号铲平王，亦属这一家。竹屿的这支邓氏一族，即从沙县迁徙而来。邓拓后来仔细研读和考证了一些明史资料，在他的一些讲话中，多次提到邓茂七，并在一首诗中写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诗句，以纪念这位“英雄祖先”。
从邓拓的祖居地返回在废墟中挺立的“福州邓氏名人纪念馆”，一路上，我们有些沉默，但我的脑海，却不断地播映着我所知道的邓拓一生的片断；他的形象，在他祖居的这片土地上，也愈发变得清晰了起来……
道山路，1912年2月26日，清末民初福州旧民居风格的一幢山房里，邓拓出生了。因为出生时正值旭日初升，父亲邓仪中给他取名邓旭初。旭初落地时家中已有三位哥哥、一位姐姐，他是家中的小儿子。父亲根据伯仲叔季的排序又给他另取一名为季立。父亲邓仪中，字鸥予，祖籍福州东郊竹屿村，自幼便随开酱园的父母住在市中心的南后街。酱园店的生意尽管微寒，但邓仪中还是在父母的勉力支撑下，进私塾接受了正规的传统诗书教育。在岳母和妻子的支持下，邓仪中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1903年中榜，成为清末的最后一科举人，曾短期到广西任县官。邓拓出生的时候，邓仪中刚过不惑之年，已辞官在福州道山中学教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风貌亲和，但言语警辟，正直谦逊，很受大家尊敬，左邻右舍无论老幼都叫他“邓先生”。母亲严爱美，又名严绮佳，虽然是独女，但并没有骄矜之气、奢华之习，是一位十分勤勉善良的妇女。
1919年的夏天，邓拓入“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四年后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现为福州一中）。读书期间，年仅16岁的邓拓就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的傅衣凌等同学共同创立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
青少年时期，邓拓便涉猎对文史地知识。课余，他如饥似渴阅读了父亲的藏书和家乡福州乌山图书馆的藏书。这些书包括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经典论著，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以及十月革命后所传播的马列主义著作。
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
1932年12月11日，邓拓参加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在铁工厂开会的时候被捕了，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他又被解押到苏州反省院。在狱中，面对叛徒的威胁利诱、面对敌人的酷刑，邓拓始终一声不吭。这时候支撑邓拓的是心中的理想之光，是共产主义信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从狱中出来的邓拓，“少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坦荡九州同”，给双亲写下这首诗后，就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他一生为之奋斗且激情四溢的“战史编成三千页”的新闻报业生涯。他在五台山地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抗战工作，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总编、社长，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在边区10年间，他带领《晋察冀日报》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在敌人的一次次清剿围合、扫荡袭扰中坚持出报，及时把前线的消息传向四方，鼓舞士气，成为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在一次反扫荡转移中，邓拓骑的马中弹，他死里逃生。“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这是邓拓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写下的诗句。《晋察冀日报》从创办到终刊，共出版了2800多期，低劣的物质条件与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印刷报纸所需的油墨、纸张甚至铅字等，都难以为继。邓拓发动大家自力更生，用铅坯翻铸成字模，再铸成铅字，报纸用的油墨，也是用老乡家里锅底的烟灰制成的……当时报社内流传着“八头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做文章”的佳话。他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中央指导下，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不仅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积极书写现实生活的署名文章。
1958年8月，邓拓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战斗近10年的岗位。1959年2月12日下午，邓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参加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的诗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又把思考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并以直达人心的笔触给人们留下了以马南邨为笔名的《燕山夜话》，以及和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闪耀着哲理和诗情的杂文随笔，这二本书，集中批判主观主义、批判不切合实际的盲目行为。后来的学者高度赞赏这些文字，认为这既是源于他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冷静、深刻，更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
1966年，江青、姚文元等对邓拓的杂文进行政治附会，制造“文字狱”，把邓拓打成“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大老板”，打成“叛徒”。邓拓在申辩无门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填补自我与革命主体、自我与永恒历史之间的裂缝。在遗书中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这表明邓拓至死都是忠诚于他认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他不能让自我生命，游离于他青年时代就认定的革命历史路径。
1979年2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邓拓的著作《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也得以再版。之后，《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邓拓散文》也陆续出版。
邓拓一生著作等身，除上述提到的专著、文集、札记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209篇，散文245篇，诗词520首。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由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3月出齐的《邓拓全集》(第一至第五卷)所收录，凡330万字，从而给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邓拓祖居回到“福州邓氏名人纪念馆”，我惊讶地从纪念馆的简介上看到，这一带在历史上，确是个名人辈出、簮缨不绝的地方。就说竹屿村吧，诚信如许多多人指出的那样：虽是个以邓姓为主的村落，在福州亦是个小姓，但竹屿邓氏以不及百户之族，仅近代就出了海军将领邓家骅，著名教育家邓萃英，著名物理学家邓昌黎，台湾当代知名小提琴家及指挥家邓昌国，以及令人敬慕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诗人、文学家邓拓，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真菌学家邓叔群……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而竹屿村中心竹林境流传的拿公信仰，也是福州作为水运城市的一个见证。值得一提的是，竹屿村还是福州有名的海军村，从清末至解放前，村中男丁有许多在船政水师当兵，邓氏后人至今尚保存的部分当年海军文物，是福州船政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故乡，自然牵系着远方的游子。1986年5月，在福州市委召开的“邓拓学术思想研讨会”期间，福州三山诗社在邓拓故居举办了学习邓拓的诗会，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邓拓夫人丁一岚特意前来参加；会上，播放了五十年代邓拓用福州话吟唱自己诗作的录音。诗会皆用乡音吟咏，包括丁一岚在内，许多人听得泪流满面。
1998年，适逢开放昌期，海外宗人欣然归来，缅怀祖武，众擎共举，竹屿村又幸承邓拓夫人丁一岚极力赞匡，曾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支持、特允，终于建成了“邓氏名人纪念馆”，为弘扬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与激励海内外邓氏子孙爱国爱乡之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纪念馆，我看到了由邓拓、丁一岚夫妇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竹屿村保存了一部由先贤搜集到的明朝《竹屿邓氏族谱》，其难能可贵，确乎功德无量。邓大伯对我说，这可是明朝流转下来的，虽然是复印本，但每一页都非常珍贵。我捧在手中翻看，想起邓拓一生铁骨铮铮，为民请命，敢于秉笔直谏、挞伐丒陋，不惜取义求直、敢说真话、不肯护短，不怕引火车烧身，无愧为一代伟人！
其实，邓拓虽然长年身居异乡，但他从未忘记故乡竹屿。他的儿子邓壮回忆说：父亲常对亲人们提起竹屿的事。故乡竹屿一直是父亲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也落满了父亲幼年成长的脚步。1989年7月13日，丁一岚给竹屿村委会的回信中也提到:“很早就听老邓讲过老辈人生活在竹屿村之事。”可见他对故乡竹屿充满怀念之情。邓拓在革命生涯中，辗转南北，许多东西被舍弃或遗失，但其父邓鸥予先生保存下来的一套《邓氏家乘》手抄本始终珍藏着。邓拓参加革命以来，虽没能回到儿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乡竹屿，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却牵系着故乡。1990年1月，丁一岚得悉竹屿村要建小学教学楼，并设“邓拓纪念室”，希望捐赠邓拓文物的消息，便立即把邓拓的照片、著作和一些纪念资料等，托人带回竹屿，以资纪念室布展之用。1996年5月，丁一岚应邀来福州参加邓拓逝世30周年纪念会期间，怀着激动的心情瞻仰了乌石山的邓拓故居，还特地回竹屿村拜见父老乡亲，代邓拓圆了返乡之梦。丁一岚认为，邓拓知道故乡的人会理解他。他从这里离开故乡，走上人生之路，经历过艰辛磨难，也成就了灿烂辉煌，承受过挫折与不公，也收获了幸福平静。当他离去的那一刻，他心中牵挂着子孙儿女，牵挂着亲人，更牵挂着竹屿——这个他始终饱含深情怀念着，一直想要回来住一住、走一走，看一看的山山水水的故乡。
众所周知，邓拓夫人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播音员，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就是她与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实况播音的。早在1938年底，丁一岚就从延安来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群众工作，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在工作往来中，与邓拓相识相知，并在滹沱河边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
1993年，邓拓纪念馆开馆，丁一岚题诗一首:“鱼雁相呼誓永随，烽烟弥漫乱云飞。滹沱河畔豪情在，灵寿山庄夜战危。荣辱如尘何足虑，狂雷击顶实堪悲。廿年幻海难成梦，乌塔孤依觅朝晖。”
1998年，丁一岚辞世，终年77岁。
如今，邓拓和他的夫人丁一岚的部分生前实物与文字书籍，还收藏在邓氏宗祠里。从资料获知，这个邓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毁于“文革”，1998年重建。
宗祠，是竹屿鲜活的遗存，也是乡愁的归所。
国有史，家设谱，史记国事家事和社会变革，供后人借鉴，以见兴替；宗祠谱记祖宗世系，加深族众孝祖敬宗和敦亲睦族之情，国亊家事，点点滴滴，都成为历史长河的见证。如同一些有识之士所言：一个宗祠，承载着家族的历史传承；千千万万个宗祠，组成了一个国家历史传承的基石。如何让宗祠的历史传承继续下去，需要眼界，需要担当，也需要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福州巳规划将竹屿的文物登记点邓拓祖居、邓家骅故居往东方向移动至规划绿地内安置，同时将邓氏宗祠以古建筑形式迁建安置到邓拓祖居北侧相互照应，形成融名人纪念、弘扬历史、寻根访祖、爱国教育为一体的文化基地。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晋安》；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