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庐隐——这位在五四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闽侯，在福州，在她的祖籍地，人们并没有把她忘记。在闽侯南屿的岭东村,乡亲们在她的祖居设置了纪念堂；在福州三山陵园的名人艺术园中，她和冰心、林徽因一起，以“福州三才女”的石雕群像比肩屹立。她们，犹如三颗明亮的晨星，闪耀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的苍穹之中。
然而，她们生前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冰心、林徽因都是名门之后的贵族小姐，都曾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其后也都拥有美满、幸福、稳定的婚姻与家庭。作为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林徽因芳名远扬，而长寿百年的冰心，在她的晚年，还获得“中国文坛老祖母”的殊荣。相比之下，庐隐命运最坎坷，婚姻最不幸，且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35年……如果说，她和冰心、林徽因曾是三颗交相辉映的晨星。那么，她这一颗星，就像流星一样，在瞬间的辉煌之后，便过早地殒灭了……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她为自己所取的笔名庐隐，很显然，带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蕴。
庐隐祖籍福建省闽侯县南屿镇岭东村。她的父亲黄宝瑛，是前清光绪年间的举人，后曾出任湖南省长沙知县。虽然这只是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但按闽侯当地惯例，其祖居便可在老屋的大门两边，加建两扇“八字墙”，即两扇呈八字形的翼墙，以示这多少也算是一个官宦人家。
童年，无论贫穷或富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美好的回忆。然而，对于小庐隐来说，她对这一古板的封建官宦家庭，却丝毫没有好感，因为她从哇哇坠地开始，就失去了爱。她在《庐隐自传》第一章《童年时代》里，就这样写道：“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我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我的母亲是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在我诞生之前，我母亲已经生了三个男孩……命运之神太弄人，偏偏在我生的那一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为我是个不祥的小生物，无心哺乳我，只雇了个奶妈把我远远打发开，所以在我婴儿时代，就不曾受到母爱的甜蜜。据说我小时最爱哭，而且脾气拗傲，从不听从大人的调度，这一来不但失掉母亲的爱抚，就是哥哥们也见了我讨厌，加着身体多病，在两岁的时候，长了一身疮疥，终日号哭，母亲气愤得就差一棒打死……”
小庐隐三岁时，父亲带领全家赴任长沙知县。在船上，爱哭的小庐隐终日望着海面，呜呜地哭，无论哥哥怎样哄骗，母亲怎样恫吓，她依然不肯住声。父亲被她哭得心头起火，走过来抱起她，就向那滚滚碧流里抛下去……还好她命不该绝，有一位听差当场把她抢了过来。然而，就连这位脾气暴躁的父亲，在她六岁那年，也病死了。那时，母亲才36岁，最大的哥哥才15岁，庐隐下面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妹妹，“这一群无援无助的寡妇孤儿，立刻沦入愁河恨海之中”。幸好还有一位忠心的老家人和父亲的同僚们把父亲的丧事将就办了，并变卖家产、凑足旅费远到北京投奔她的舅舅……
从此，小庐隐又开始饱受寄人篱下的悲哀。正如她在《庐隐自传》中说：，母亲永远对我是冰霜满面的”，“我这么个笨得出了名的小厌物，在这家庭里就连个婢女都不如”，“如一只见了猫的老鼠”，“夜里和女仆睡在一个肮脏的房里，白天呢，就躲在花园里，这时我的心，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
就这样，小庐隐在“可怕的孤独”和“异样的压迫”中度过童年，而最终，能打破童年厄运的，是她自己的奋斗。她考进北京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继而，考取该校的师范预科班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北京、安徽等地的中、小学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22岁的她，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即女师大的前身）国文部继续求学，接受各种新思想的洗礼，并被推举为女高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群众性的集会、游行、请愿、演讲等活动。与此同时，她开始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21年1月，她首批加入文学研究会，很快成为活跃在五四文坛的著名女作家。由此，她奏响她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段。
早在庐隐18岁时，她便结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那时，她中学即将毕业，还寄居在北京舅父家里，因为爱看小说，一个自称是“天涯畸零人”的表亲林鸿俊，便投其所好，常常借书给她看，其中，便有同乡前辈林纾先生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按说，爱看小说不是坏事，但却由此生出了事端，正如古语所说“书为媒”，单纯的庐隐不管家人反对，便和他订了婚，还好有签字约定，要等对方大学毕后才能举行婚礼。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她，由于做事大胆，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其后又第一批加入文学研究会。在大学的三年里，她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其中，最先结集出版的，就是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这本描写女大学生对爱情婚姻思索与挣扎的处女作，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注目，从而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基础地位。此后，她还相继出版了《曼丽》《灵海潮汐》等著作。这一时期，悲哀成了她思想的骨子，她自称“我简直是悲哀的探美者”。而茅盾先生在《庐隐论》中也特地指出，她的作品“从前是春夏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其“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作者近年来生活的变动”。
这里，所谓“近年来生活的变动”，指的是庐隐私人感情生活的一波三折。由于庐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整天为国事奔走忙碌，让她和未婚夫林鸿俊的平庸思想一天天相去甚远，两人感情日益淡化乃至恶化。终于，庐隐主动提出解除婚约，以此表现五四时期新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无畏与勇敢。与此同时，她结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即她的同乡、北大学生代表郭梦良。郭梦良，福建闽侯郭宅乡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任国立政治大学总务长，不但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当时，旅京福建学生为救援日人在福州枪杀学生案，组织学生联合会，庐隐与他均为各自学校的代表，种种活动，让这对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彼此倾心，函札每日不断。据《庐隐自传》介绍，“郭君比较一切的人都深沉，旧文学很有根底，他作了很多论文登在杂志上，时常寄给我看，因此我俩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了”。然而，他俩虽然彼此爱恋，但郭梦良却是个有妇之夫，他俩的前程必多磨难，于是，这一场爱恋也就成为苦恋和凄恋。庐隐虽然对未来感到恐惧，但又无力拒绝爱意，最终，她痛下决心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这种勇气，也正是五四新时代革命女子一种极大的内心力量。一切障碍都被粉碎了，他们终于以同室名义结婚于上海远东饭店。然而，婚后不到两年，更大的考验就接踵而来，“郭君已心力交瘁，几个朋友又约他创办自治学院，事无巨细必亲自料理，竟至饮食无心，精神亦疲，病根不知觉中潜伏，形容日槁，又忽感风寒，延医诊治，高烧不退，便血不止，势极危殆，德国医生曰：肠断矣！一声霹雳，庐隐心胆皆碎。”郭梦良去世后，庐隐写了悼念丈夫的《郭君梦良行状》，凄切哀婉，催人泪下。当她怀抱幼女、扶丈夫灵柩回福州时，备受奚落之苦的她，又写下《寄燕北故人》，她在文中哀叹：“唉，马江水碧，鼓岭云高，渺涉幽暝，究竟何处招魂！徙使劫余的我，肝肠俱断。”此后，她又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雷峰塔下——寄到碧落》和《灵海潮汐》等散文和短篇小说，诉说自己心头的郁闷和孤苦。
好在1929年春天，庐隐的心态和创作都出现了转机。她在北京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青年诗人李唯建，并很快与这位比她小九岁，当时还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求学的学生发生了热烈而浪漫的恋情。一年之后，他俩东渡日本结为伉俪。对于这种乔治·桑与萧邦式罗曼蒂克的恋爱与结合，当时社会上颇有非议，但庐隐却毫不理会，她在自传中说：李“是一个勇敢的人，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于是，他俩把彼此之间的情书68封合集出版，书名《云鸥情书集》，其中的云，异云，指唯建；鸥，冷鸥，指庐隐。这本“风和云的结合”，充分显示庐隐“热就要热到沸点”的浪漫个性，让她从此“跳出悲哀的苦海”，创作上也“开拓出一条新路来”。此后，她在日本东京所写的《东京小品》，回国后在杭州所写的《玫瑰的剌》，在上海所写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火焰》等陆续问世。此外，还有一批短小精悍、活泼生动的杂文，因关注社会现实，抨击黑暗，伸张正义，向往光明而引人注目。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一批作品，犹如秋阳下带剌的玫瑰在怒放，喻示着她在创作上更成熟，更有巨大的实力和潜力。然而，命运之神却放不过她，因为难产，她子宫破裂，大出血，终于被死神带走了。呜呼，痛哉，这位正当年的富有才情的女作家，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
“一代才女”庐隐，虽然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35年，其中，能执笔写作的岁月只有短短十多年。但她，却以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毅力，以及到临终之前还笔耕不辍的超人勤奋，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说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女人的心》；有书信集《云鸥情书集》；有散文集《东京小品》《玫瑰的剌》；有自传《庐隐自传》；有译著《格列佛游记》等，此外，还有散见于报刊上百余篇作品，其中，有小说、散文、杂文，也有诗歌与剧本。她，不能不说是一位在全国罕见的多才多艺的高产女作家。
与此同时，她还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难能可贵的两个“第一”。
其一，她是第一个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女会员。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早成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全国性文学社团，其12位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圣陶）、周作人等，都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庐隐的入会号为第13号，名列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要知道，她当时只不过是一名还在读书的大学生，用今天的话说，只相当于一位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然而，她却有幸被伯乐们看重，成为第一匹千里马，英姿飒爽地闯进中国文坛先锋队，这在文学史上简直是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其二，她的作品，在当时就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并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为此，茅盾先生专门写了《庐隐论》，指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茅盾是被称为“茅公”的文坛领袖之一，他的话一言九鼎，其权威性与重要性，堪与其后鲁迅对萧红的评价相等同。而庐隐出道的时间，远在萧红之前。
我想，仅凭以上两个“第一”，庐隐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令人痛心的是，天妬其才，她的才华，尚未充分燃烧，就过早地熄灭了。
本次采风，我特地到她的祖籍地岭东村一游。在冬日的阳光下，她家的祖屋大门边，依然有两扇粉刷成白色的“八字墙”，留存着前清“官宦人家”的遗风余韵。房前的白玉兰树、屋后的翠竹、以及爬满墙角的薜苈，也依然透出绿色的生机。穿过天井，登上厅堂，这里便是乡亲们所设立的“黄镐、黄庐隐纪念堂”了。据介绍，黄镐是岭东村黄姓的显祖，明代进士，曾官至户部尚书，因其尚书第早已不存，故族人把他请到这里，与庐隐同堂纪念之。果然，厅堂正中设有神龛和供桌，让明代的尚书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一起享受子孙们的香火祭拜。厅堂两壁，则分别张贴有关黄镐和黄庐隐的生平简介。听同来的县文联和南屿镇同志介绍，县里和镇里已拨出文物保护专款，准备对这座时常有人参观的祖居进行“修旧如旧”。说话间，又有村中的一位小学校长闻讯赶来，向我们展示他所搜集和保管的几大叠有关庐隐的报刊剪辑资料，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我，就在这冬日和煦的阳光下，在乌龙江畔，在岭东村，向心仪和神交的前辈才女作家庐隐，默默地献上一瓣心香。我想，对于多才多艺而又多灾多难的她，我们应有更深的同情与理解，更多的探寻与研究，更深更长的怀念……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闽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