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海内南经》首提“闽”，经本人考证其特指福建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带、昙石山文化下的先民。其后转化为地名。[1]
继之出现的是《周礼》首提的“七闽”。关于《周礼》成书的时间和所反映的内容，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其反映了周朝的礼仪制度和官制，并在战国、秦汉时期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了后来的版本。其内容之时间范围可以定在有周一朝。[2]
《周礼注疏》卷33《夏官司马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3]其意为：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握天下的土地，辨别各诸侯国、王畿内的采邑、四夷国、八蛮国、七闽国、九貉国、五戎国、六狄国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物、九谷、六畜的数目，遍知他们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所在。
由《山海经》的“闽在海中”，即“在海中的一闽”，到《周礼》的“七闽”，透露出两个信息：一、“闽”是独立的、单纯的闽，即是闽族；二、这里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初的单独的“闽”至周朝的“七闽”，当然是指闽地扩大了、闽族增多。
《十三经注疏》书影
又《周礼注疏》有云：“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闽隶百有二十人。”其意为：司隶官府有中士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闽地罪徒服役者有一百二十人。由此可知，如果“闽”是中原夏王朝文明对阻隔重重、相对朦胧的福建东南沿海昙石山文化先民的称谓，那么“七闽”已是与中原周王朝直接交往的、处于福建七个地区的族群，“闽隶”就是明证。
（一） 经检索，“闽越”一词，系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4]中首次提出来的，继之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5]一承“闽粤（越）”之说。
（二）所谓百越之称有扬越、瓯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海南黎族。按惯例，其前一个字都是指地名，即扬越是古扬州之越；瓯越为浙南瓯江流域之越；南越为汉南越国地区之越；西瓯，现今广西、广东西部及越南北部一带之越，“西瓯”则省略了“越”字；骆越，主要指今广西、广东西部及越南北部地区之越；滇越，主要指今天云南、越南北部地区之越。海南黎族，则前为地名，后为族名。若按此惯例，则“闽越”，应为今福建地区之越。
（三）《史记·东越列传》，“东越”下又可分为“闽越”和“瓯越”。这里“东”对应“闽”“瓯”，即“东越”总括“闽越”和“瓯越”，亦可证明这里“闽”“瓯”为地名。
（四）《史记·东越列传》有称闽越国之“越人”者，而无称闽越国之“闽人”。前者之例：“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越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又“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其意为：到了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出动军队围攻东瓯。东瓯粮尽受困，即将投降，就派人向汉天子告急。天子就此事询问太尉田蚡，田蚡奏对曰：“越人之间相互攻打，本来是常有的事，其态度又反复无常，不值得烦扰中国前去救援。从秦朝就开始抛弃他们，不把他们当作属国。”这里，司马迁将“闽越”“东瓯”皆视为“越人”。
（五）“闽”“越”之辨。“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意为：汉高祖五年（前202），重新将无诸立为闽越王，让他在闽中旧地称王，定都东冶。汉惠帝三年（前192），列举高帝时越人的功绩，认为闽君摇的功劳很多，他的民众愿意依附他，于是立摇当东海王，定都东瓯，世俗称他为东瓯王。前一句，“王闽中故地”，“闽”为地名。后一句，“举高帝时越功”，“越”即越人，只有人才可谓有功。
（六）据《史记·东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早在战国就已存在闽越国，其存在的时间已不可考，典籍记载最早的闽越国君主为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二者历经战国、秦、汉初。汉高祖于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汉惠帝于孝惠三年（前192）立摇为东海王。又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开始攻打东越王余善，余善为部众所杀，闽越国亡，随即徙其民于江淮之间。汉代闽越国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10年，共计92年。
（七）在汉闽越国存在的92年中，其与外部及自己内部发生多次战争，计有与秦朝的战争、与项籍的战争、闽越与东瓯的战争、闽越与南越的战争、闽越与汉王朝的战争，但是始终未见越人与闽人的战争，不仅《史记》《汉书》未见，在其他史料中也未见。这说明，当时闽越国的国民均称为越人，并无闽人之称，“闽”只是地名。
（八）《史记·东越列传》谓：“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其意为：“闽越王无诸与越东海王摇，他们的先辈都是越王句（勾）践的后裔，姓驺……天子下诏书，让王恢和韩安国的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说：‘东越王郢等首先作恶，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这个阴谋。’天子便派郎中将去立丑当越繇王，奉行对闽越王的祭祀之礼。”又“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其意为：太史公说：“越国虽是蛮夷，他的祖先难道曾经对人民有很大的功德？为何世代相传如此之久？经历了几代都常常当君主，而句（勾）践竟一度称伯。然而余善竟然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国家被消灭，人民被迁徙。他们祖先的后代子孙繇王居股还被封为万户侯，由此可知，东越世世代代都当公侯。大概这就是大禹所留下的功业吧。”这说明，由战国后期至西汉武帝时期存在的闽越国，自始至终都是勾践的嫡系后裔任君主，均祭祀大禹、勾践以降的闽越国祖先。
如此，司马迁对其所创的“闽越”一词，明矣，“闽越”与“东瓯”（亦称“瓯越”）均为“东越”，二者均属越族，即由“越人”构成的。所谓“闽越”为闽族与越族的合称，非是。
（一）福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昙石山文化属福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500—4000年，即其下限已进入夏朝初始。之后，距今4000—3500年之间，出现了在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闽西北山区、闽南沿海地区的三种年代相近而文化内涵虽不尽相同又彼此开始交流的新文化类型。由于当时尚未发现有青铜器，生产工具主要为磨制的石器，福建考古界又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1、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其典型遗存有：福建福清东张遗址中层，时间为殷商至周初，主要考古资料有《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6] ；昙石山遗址上层，距今4000—3500年间，主要考古资料有《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7] ；庄边山遗址上层，距今4000—3500年左右，主要考古资料有《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8] 《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9] ；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距今4300—3500年，主要考古资料有：《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10] 《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第二次发掘》[11] 《霞浦黄瓜山遗址调查简报》[12]。
首先，这一类文化与昙石山文化有质的差别。《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结语有云：“至于昙石山遗址的三期遗存，前七次的发掘者基本上均将其归并于昙石山文化之中，但通过闽江下游闽侯溪头、庄边山以及闽东霞浦黄瓜山诸遗址的发掘之后，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这类以橙黄陶、赭衣陶及赭彩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与昙石山文化的陶器群存在较大的甚至是质的差异，不应当将其包容于昙石山文化之中。据目前所积累的资料，可以看出与此相类同的文化遗存有庄边山遗址上文化层、福清东张遗址中文化层和霞浦黄瓜山遗址的上、下两文化层。其中以黄瓜山遗存最具代表性，我们认为可将其称作黄瓜山文化。”[13]
其次，这类文化的分布区域与昙石山文化的分布区域不尽相同，前者更为广泛。《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结语认为：“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以庄边山上层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其分布区域同昙石山文化亦不尽相同。调查中发现较多且较集中的主要在闽东地区及闽江下游一带。而以几何线条组成彩绘图案，并以此作为陶器装饰特征的文化因素，却在广泛的区域发现：北部可达浙东南的瓯江流域，南抵闽南沿海地带，西近武夷山脉北段东翼地区，东部隔海相望的台湾西海岸的凤鼻头等遗址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反映了此类遗存的分布区域或文化影响面较昙石山文化更广泛得多。”[14]
黄瓜山遗址上层出土的陶片纹饰拓本
特别是黄瓜山文化还体现出了一种南部与北部、东部与西部二重渗透与交流。林公务、焦天龙、范雪春等认为：“自黄瓜山遗址第一次发掘以来，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以黄瓜山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广泛分布于闽江至瓯江流域的沿海地带，并提出了‘黄瓜山文化’或‘黄瓜山类型文化’的命名。本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涵，在确定其年代范围、经济形态和区域交流形态等问题上尤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黄瓜山文化也接受了同时期福建内陆地区的文化较多的影响。以邵武县斗米山遗址上层和光泽马岭墓葬为代表的‘马岭类型文化’，年代上基本与黄瓜山文化同时，其陶器群以施黑色陶衣为特征，部分器物的形态特征也与黄瓜山文化类似。这些现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交流明显加强，沿海地区的文化日益受到内陆地区文化的影响。”[ 15]
可知，由昙石山文化至黄瓜山文化，虽处于一个先后序列，但二者已有质的不同。两种文化就开放性而言，昙石山文化相对封闭、独立，[16]而黄瓜山文化（或称“东张文化”）相对开放、交融。凡开放、交融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方式及文化每每同化落后的生产方式及文化。
2、闽西北山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其典型代表为闽西光泽马岭诸遗存，距今约4000—3500年，考古资料有《福建光泽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17] 《福建光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18]《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19]。
对此，林公务认为：“马岭类型这批陶器群在陶系、器类组合及其形态、装饰风格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特征，并在闽西北地区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从近几年的文物普查资料看，尤以富屯溪以东如浦城、松溪、建阳、崇安、光泽、邵武诸县为最普遍。有些地方有成批的完整器出土，如光泽的汉坪山、建阳小湖、邵武洋坑等，但多数调查材料尚未发表。在浙江西南山地也有广泛的分布。如马岭类型陶器中的长嘴盉、鬶口单扳罐、高领罐、圜底盂等与浙江江山南区肩头弄遗存的同类陶器无论胎质、造型及其纹饰都是几近雷同[20]，说明了它们大体上都应当属于同一个区域内的同一个文化类型。也即表明了，马岭类型的分布范围，其中心区域应在浙西南山地和闽北地区……器物形态的某些因素也类似于马桥中层[21]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马岭类型的年代大体在距今4000—3500年这个幅度内。”[22]
一般认为，闽西北山区，距今5000—4000年前的牛鼻山文化与距今4000年的马岭文化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西北的牛鼻山文化与东南的昙石山文化同时，二者有明显的差异，但与毗邻的江西、浙江等地同时期的有相似之处。[23]而马岭文化在这“500年间”的过渡期中，其已为浙江西南山区的同时期文化完全同化，二者大体上都应当属于同一区域内的同一文化类型，亦即马岭文化类型的中心区域在浙西南山区和闽西北地区。如此，这一文化类型下的居民当为单纯而统一的种族，即越人。
3、闽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其典型代表为蚁山—墓林山文化类型，距今4000—3000年，考古资料有《福建惠安涂岭新发现的古文化的遗址（蚁山遗址）》[24] 《云霄县尖子山贝丘遗址（墓林山遗址）》[25] 蚁山—墓林山文化，是由考古调查发现的比较单纯的蚁山遗存及文化内涵相对复杂的墓林山遗存相结合而初步确立起来的。
林公务认为：“该类型陶器装饰中宽带状及卵点状红彩，与昙石山文化后期的彩陶风格颇为近似，有些器类亦相类同。因此，可推测其上限年代大体与昙石山文化的下限年代相衔接，即距今4000年左右。下限年代根据较单纯的蚁山遗存，估计亦在距今3500年左右。而墓林山的内涵要复杂得多，根据某些层位中已发现青铜镢、青铜残片、原始瓷……显然应归属于闽南地区青铜文化之中。”“庄边山上层类型与同一地域的昙石山文化关系，已如上述差异较大，尽管在其内涵中，确也有某些昙石山文化因素存在，如釜、豆等，说明昙石山文化对其的传播影响是存在的，但目前材料还不足以反映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传承发展关系。庄边山上层类型与几乎同时的马岭类型、蚁山—墓林山类型相比较，同前者关系密切而同后者差异较大。”[26]
以上可知，蚁山—墓林山文化类型的年代大体在距今4000—3000年，其存在的年代与庄边山文化、马岭文化稍有异。蚁山—墓林山文化类型源于昙石山文化，而庄边山文化与昙石山文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发展关系，故其后来发展异于庄边山文化，而马岭文化与庄边山文化后来的发展相似。
对此，林公务有一个鸟瞰式的总结：“新石器时代末期，以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为中心的庄边山上层类型，尽管在年代上是继昙石山文化之后，但在整个陶器群的陶质、陶色、器物形态、装饰风格诸方面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及特点，与昙石山文化却有着质的差异，很难说明二者间有直接的文化渊源关系。它很可能是东北部地区（闽东北至浙南地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逐步南进、渗透，并部分地吸收昙石山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类型。而闽江上游即福建西北部的马岭类型，有可能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牛鼻山遗存），但受到来自东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同庄边山上层类型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二者似乎都有些自北而南并驾齐驱的形势。与此同时，在闽南沿海地区形成的蚁山—墓林山类型，则更多地继承了本地区的文化传统，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有可能就是昙石山文化的去向。如果这一推论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以证实的话，那么，我们才可以说，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北部内陆地区的先进文化已经向南推进、传播，并给予南部沿海地区以深远的影响，从而显示出自北而南的文化发展流动趋势。”[27]
（二）“七闽”青铜时代文化
福建的青铜器文化的出现是比较晚的，其上限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300年，比中原青铜器文化的出现大约晚了五个世纪。[28]
1、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黄土仑类型
黄土仑类型的前一阶段。
典型遗址为闽侯黄土仑青铜文化遗址，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考古资料有《福建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29]。
《福建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结语谓：“黄土仑遗址的墓葬随葬品绝大多数是火候较高、搀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硬陶器。这批陶器表现出强烈的仿铜作风，具有品种丰富、制作精美、造型独特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鉴于存在烧结的废次品的现象，我们认为黄土仑陶器应是本地烧制的，它们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与江西吴城、湖北崇阳等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比较：江西清江商代几何印纹陶器的特点是以圜底或圜凹底器为普遍，‘罐类器盛行折肩’，纹饰则以‘中型工整印痕深，纤细流畅而先后并存的云雷纹和回字纹’为特色”，[30]这些特点，同样为黄土仑印纹陶器所具备。从具体器物看，黄土仑陶器中带柄雷纹圜底罐、侈口圜凹底雷纹罐与江西万年肖家山遗址商末到西周早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而黄土仑遗址M17出土的陶鼓则与湖北崇阳县出土的商代铜鼓[31] 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黄土仑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结果为公元前1300±150年，相当于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为我们判定这批墓葬的相对年代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数据。福建境内如光泽、东张、南安大盈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32]上，每每发现装饰有类似黄土仑印纹陶的纹样如雷纹、回纹，因此，我们认为黄土仑印纹陶遗存与本省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33]
印纹硬陶觚形杯（黄土仑文化）
印纹硬陶鬶形壶（黄土仑文化）
以上可知，黄土仑文化的前一阶段处于中原商代晚期；它们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文化遗存；出土陶器大多是火候较高、搀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硬陶，具有强烈的仿铜作风；目前此类遗存尚未发现青铜器；某些器物与江西吴城、湖北崇阳等地商末到西周早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类。
黄土仑类型的后一阶段。
典型遗址为：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其年代约当于西周晚期，考古资料有《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34] ；福州浮村遗址下层，其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考古资料有《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35]；闽侯溪头遗址上层，其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考古资料有《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36]。
印纹硬陶把杯（黄土仑文化）
对此，林公务认为：“目前从零星的资料中，也还能反映出这一阶段文化内涵中的几大突出特点：首先，在生产工具方面，虽仍以石器、骨器为主，但青铜器已经出现。尽管数量不多，并均属小型工具，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东张上层出土的青铜器残片观察，表明这些青铜器还不可能是青铜时代最初的产品。其次，在生活用具方面，则是出现了釉陶和原始瓷器，并从而成为这一阶段文化遗存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第三，在这类遗存的部分器物上（往往是口沿、鋬耳上），常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第四，印纹硬陶的纹饰明显增多，以工整、纤细为主要风格，其中方格纹、席纹最为普遍，同时出现了较多的复合纹饰。”“另外，这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点是，在东张上层、昙石山上层发现的带有乳钉的原始瓷豆、溪头上层发现的原始瓷盂等，广见于江浙地区的土墩墓随葬器中，这些器物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由此反映了黄土仑类型的后一阶段，即大体从西周早期开始，土墩墓所代表的吴越文化已经向南拓展，对福建土著文化以强烈并具有普遍性的影响。”[37]
以上可知：后一阶段大体在有周一朝；代表性的器物有小型青铜器、釉陶和原始瓷器；以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已基本同化了闽江下游的土著文化。
印纹硬陶鼓形器（黄土仑文化）
2、闽西北山区光泽白主段类型、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类型
其典型代表有光泽白主段类型，时间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战国，考古资料有《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38] ；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类型，时间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资料有《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39] 。
林公务认为：白主段“这一类型文化在前一阶段的陶器群中，有部分文化因素（折肩尊、束颈广腹罐等）可能就来自西北部地区的吴城文化，表明这一阶段所受到的外围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西北部。而后一阶段，从釉陶、原始瓷器的出现以及它们的形体特点中，可以看出它显然是东北部土墩墓文化南下拓展、浸染的结果，这种釉陶、原始瓷虽然也在闽江下游地区以及闽西地区有所发现，但数量远不及白主段类型。”“白主段类型同闽江下游黄土仑类型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陶系构成方面二者大体相同，在器物种类中，如形器、折肩尊、单鋬或双鋬罐等极为相似，而在陶器装饰特点方面更是相仿佛。两者在使用釉陶、原始瓷器以及青铜器方面，都发生在各自类型的后一阶段，表明它们在使用时间上也是同步的，这种种迹象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马岭类型同庄边山上层类型一样犹如一对亲兄弟……如果说在马岭类型时期，它同庄边山上层类型还没有构成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话，那么，到了白主段类型这个时期，闽江上下游的这两个文化类型——白主段类型同黄土仑类型大体上已经溶为一个文化了。”[40]
杨琮更进一步认为：“在西周时期，不仅福州地区，而且是在整个闽江流域地区、浙江大部分地区以及皖南地区的文化均已趋同了，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大的文化圈，而且这个文化圈的物质文化非常一致，我们从最基本的陶瓷文化来看：浙江、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和皖南地区、赣东地区，都是流行造型、风格十分相近的几何印纹硬陶器。福州地区的商代晚期的黄土仑文化中的特色极为鲜明的印、刻纹陶器，到西周以后已经式微。到了西周时期，原始青瓷器也开始进一步流行了，同时，在福州及闽江流域各地区的原始青瓷的造型、风格也趋于相同；而青铜器的造型、风格亦十分一致，与全国其他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文化不同的‘越式’青铜器文化业已形成。从丧葬习俗上看，这些区域都是土墩墓的流行区域。因此，从考古学文化上来认定，到了西周时期，浙江大部、福建大部及安徽南部区域，越族文化圈已经形成。”“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福州和闽江流域的闽中人民，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考古资料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他们与浙江、皖南地区的人民都属于同一民族——越族。”[41]
3、闽南沿海地区的浮山类型
其典型代表有：南靖县城郊的浮山遗址，西周时期，考古资料尚未发表[42] ；南安大盈遗址，商代晚期，考古资料有《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43] ；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存，商代晚期，考古资料有《福建晋江流域丰州地区考古调查》[44]。
前面，林公务指出：作为福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在闽南沿海地区形成的蚁山—墓林山类型，则更多地继承了本地区的文化传统，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有可能就是昙石山文化的去向。”“而墓林山的内涵要复杂得多，根据某些层位中已发现青铜镢、青铜残片和原始瓷以及部分器物的特点和闽南地区晚于这类遗存的‘浮山类型’遗物相类同的现象分析，说明墓林山遗存的后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其下限年代大约要到西周时期。”“（浮山类型）南部与之毗邻的广东东北部地区如饶平、普宁、大浦等地也是重要区域。广东的同志作了不少工作，并以饶平浮滨发现的墓葬资料为代表，称之为‘浮滨类型’[45] 。的确，它们在石制工具、陶瓷器方面显露出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很明显的……相信在不会太长的时间内，有可能把它们作为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而统一起来。”“（浮山类型）在陶瓷器方面反映出的群体特征看，它毕竟同闽江下游的黄土仑类型、闽江上游的白主段类型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46]
郑辉、陈兆善认为：“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这时期九龙江流域和粤东地区实际上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同时期闽江中下游地区则流行面貌完全不同的黄土仑类型遗存。”[47]
由上可知，早先闽南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蚁山—墓林山类型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此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文化类型，而其墓林山类型又在之后演化为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浮山文化，而这一文化与粤东地区的浮滨文化为同一类型的文化，从而与同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趋于统一的越文化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处于福建东南沿海一带的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文化在考古文化学上源自早期的马祖亮岛文化、中期的平潭壳丘头文化，其为具有贝丘文化特点的海洋性文化。由于地理的阻隔及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长期相对封闭，保持了其固有的特性。这一文化下的族群被夏初中原文化称之为“闽”。
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北方，即浙江、江西方向先进文化渐次南下，开始出现了深层的文化交流，昙石山文化为东张遗址中层类型、庄边山遗址上层类型及黄瓜山文化类型所取代。在北方文化南下的同时，闽西北山区的马岭文化与闽江下游的黄瓜山文化等，也加速东西向的交流。
至中原的西周时期，福建进入青铜时代，闽江下游的黄土仑文化与闽江上游及福建西北山区的白主段文化基本合而为一，为越文化。在古代，文化的融合，实际上就是族群的融合，在上述福建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已为越人。
在闽南九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蚁山—墓林山文化反而源于那一地区的昙石山文化，然其进入青铜文化时代，与粤东的文化相交流形成了浮山文化，类同于粤东的浮滨文化，而与福建大部分地区的越文化相异。
《周礼》中所谓的“七闽”，系“闽”已由当时族群名转化为地名，“七闽”即后来福建的七个地区，引申为福建七个地区的越人。司马迁后来将之正名为“闽越”“东越”，可以佐证。
闽南九龙江流域的浮山文化与今广东东部的浮滨文化相融合，故不在”七闽”越文化之内。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5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16][23] 汪征鲁：《“闽在海中”二重证据考》，《炎黄纵横》2024年第2期。
[2]参见彭林：《<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33《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861页。
[4]《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2979-2984页。
[5]《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3859-3869页。
[6]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2期。
[7]福建省文物局主编：《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8页。
[8][14]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
[9]福建省文管会：《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
[10]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4年第1期。
[11][15]福建博物院：《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执笔：林公务、焦天龙、范雪春。
[12]范雪春：《霞浦黄瓜山遗址调查简报》，《福建文博》1989年1-2期合刊。
[13]福建省文物局主编：《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7]曾范：《福建光泽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
[18]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光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9][38]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2期。
[20]牟永杭、王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21]《上海马桥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2][26][27][37][40][42][46]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载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第79、80页，第85页，第81、82页，第83、84页，第79、94页，第85、79、84页。
[24]林聿亮、林公务：《福建惠安涂岭新发现的古文化的遗址（蚁山遗址）》，《考古》1990年第2期。
[25]郑辉：《云霄县尖子山贝丘遗址（墓林山遗址）》，《福建文博》1988年第1期。
[28]参见俞越人：《福建南安发现的青铜器和福建的青铜器文化》，《考古》1978年第5期。
[29][3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3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地区陶瓷器几何拍印纹栏综述》，《文物》1976年第9 期。
[31]鄂博、崇文：《湖北崇阳出土的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第4期。
[32]庄锦清、林华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第3期。
[34]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2期。
[35]《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36]《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39]福建省博物院、福建省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41]汪征鲁、薛菁主编，杨琮撰：《福州通史·先秦卷》，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3]庄锦清、林华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第3期。
[44]《福建晋江流域丰州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1年第4期。
[45]丘立诚等：《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7]郑辉、陈兆善：《九龙江流域先秦文化发展序列的探讨》，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