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振兴经济的“一制三策”

学术 2024-10-20 19:37 广东


导语：
10月12日，财政部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将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这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等多个方面。此前，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9月24日推出了多项宽松的金融政策。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将“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在此背景下，郑永年教授系统地阐述了“一制三策”政策方案的框架与内涵，即以法治体系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模式，辅以宽松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松绑监管的策略。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如何增加新的增长空间。

他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想要发展，首先要通过赋权企业和地方把更多更大量的经济活动释放出来。同时，还要确立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和机制，避免更多的资本趋向短期行为。

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振兴经济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就外部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并且在很多年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形势。

在内部，受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和内部转型升级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挑战，人们对如何应付经济下行、如何重振经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次的一揽子政策是人们期待已久的。

尽管各界对这次出台的方案及其已经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各界评价不一，但总体上评价都非常积极。熟悉中国经济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先生（Ray Dalio）认为，这次行动将“载入史册”。

他认为，这次行动已经重新点燃了中国市场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如果决策层能够兑现“远超”承诺的举措，本轮刺激经济举措将成为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转折点，堪比2012年欧洲前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并且得以成功。

2024年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图源：央视新闻

学界和民众之间的“塔西佗陷阱”

比较尴尬的是经济学界。在政府出台一揽子方案之前，一些敏感的经济学者已经率先提出一些振兴经济的方法，有提倡中国式量化宽松方式的，例如向市场注入10万亿甚至更多的货币来激发经济动能；也有提倡使用财政方式的，例如通过中央财政解决地方每况愈下的债务问题。

但也有经济学者质疑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有的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不再需要追求GDP增长了；有的怀疑这次又是“大水漫灌”，不仅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反而从长远看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后果；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不再需要追求GDP增长了。

经济学界的不同看法，与其说是争论，倒不如说学者们各自从自身的思想意识或者实际利益来看待问题和解释政策。

学界和民众之间的“塔西佗陷阱”已经很深。民众并不认为学界能够给他们提供任何有关国家经济的确定性。实际上的情况也的确如此，似乎讨论越多，人们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这也是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理论层面，在讨论国家经济问题时，人们不得不区分出两类不同性质但又是互相关联的问题，一类是实际存在的“经济问题”，一类是人们对经济的认识问题，即“经济学问题”。

民众感受到的经济问题是实在的，因为经济问题直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高度关联，经济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经济学界（尤其是所谓的学院派经济学）就没有这样的直接感受了——他们和实际的经济是严重脱节的，甚至是毫不相关的——对问题是否存在、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等诸多方面似乎都没有任何共识。经济有问题，经济学界似乎问题更多。

但经济学界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实际经济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经济学界的诸多争论趋向于恶化人们对实际经济的认知。其中，有两方面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第一，人们需要直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承认这些是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是否承认经济存在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承认经济有问题，因为经济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一个人看来是问题，在另一个人看来没有问题；在一个人看来是积极的现象，在另一个人看来是消极的现象；在一个人看来需要经济增长，在另一个人看来增长却已经不重要。

尤其当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来看待经济现象时，人们的分歧就会变得无穷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共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然，没有共识，就不会有共同承认的“经济问题”，更不会有基于共识之上的经济政策或者对策。

第二，经济思维或者经济学的问题。

经济思维是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苦于没有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人们总是拿着从国外进口而来的那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和诊断，结果“诊断”错了，“药方”错了，不仅治不了病，反而恶化了病情。

在一些时间里，这样那样的外国工具的使用又是通过所谓的“改革”而实现的，因此，“改革”越多，问题越多，越严重。这使得社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因此，人们必须明确：首先，这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其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整天拿着治疗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经济问题的美国方法、欧洲方法和日本方法来招摇过市。

“一制三策”的经济振兴方案

这次的经济振兴方案可以概括为“一制三策”。

“一制”指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三策”包括宽松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规（放松监管）政策。

其中，制度是基础和目标，政策是工具和手段。政策和工具的使用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同时政策和工具的使用所实现的成果也需要制度来保障。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制三策”既具有国际普遍性，更具有中国性。法治体系建设是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核心。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不仅为学界所认知，更为普通老百姓所认知。

在今天的世界，没有人会否认法治体系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所有的领域。法治体系建设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所追求的，也是改善企业营商环境的核心。

尽管“三策”现在已经是各国追求经济过程中所经常应用的工具和手段，但在中国，“三策”的经济实践更为丰富。今天所说的货币主义或者量化宽松政策的类似概念就出现在《管子》一书中，其提出者则是更早的管仲，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量化宽松经济思维。

中国的历朝历代不时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来调节经济活动。积极财政政策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只有财政，而没有金融货币政策。

直到今天，依然维持在“大财政、小金融”或者“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而通过松规来释放实际经济活动更是中国优秀经济实践的一部分。汉初第一次成功践行了“黄老学派”的经济思想，即“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一政策也不断为后来的治国理政者所践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里的经济政策也具有这一特征。

“法治”是最好的发展保障

对经济主体来说，法治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确保的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和意义之所在。

作为经济主体，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财富。因此，首先就要解决的就是财富保障这个问题。通过追求财富来追求美好生活似乎是人类的本性所致。但在不同文化和体制背景下，追求财富具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追求财富是“光荣”（如1980年代所提倡的“致富光荣”）的，那么人们就会去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财富；但如果追求财富会受到惩罚，那么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就会受到遏制，无论是内在的遏制还是外在的遏制。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图源：新华社

如何激励人们去追求财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思想中早就明确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经济主体的财富安全和生命安全。这两个“安全”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两个安全，没有组织或者个人会去追求财富，追求经济发展。

从这方面看，国家的法治体系建设依然在路上，依然有很大的空间来加以改进。人们可以把“改革开放”视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但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来创造财富保护和财富增值的机制。这方面，我们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了财富创造机制，但就如何保护财富和增值财富，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机制。这使得我们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失海外。

在东亚经济体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仅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跃升为发达经济体，而且其中产阶层跨过了50%的门槛而达到60%甚至更高。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也是这些经济体成为消费社会的社会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促使商家提高资本要素投入，以提升生产力。

比较而言，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长比这些经济体还要快速，不仅人均国民所得低于这些经济体，中产阶级更小于这些经济体。财富的流失是一个原因，缺失财富保护和增值机制也是一个原因。

从短期来看，要有效恢复企业家的信心，就需要纠正和解决一些地方不符合法治的行为。近来的经济下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钱不够用”，一些地方就开始通过各种理由去向社会寻找收入来源，造成一些地方的非税收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8%；其中税收收入下降5.6%，非税收收入却增长了11.7%。非税收收入里面有某些地方政府“砸锅卖铁”的因素，更有某些地方有向社会“割韭菜”的因素。

尽管有关部门并没有明文的“企业行为倒查20年”和“税收倒查30年”的政策，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着，对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造成冲击。一些地方（甚至是富裕地区）甚至使用人们所说的“远洋捕捞”（即异地执法）的方法追查他们所认定的企业的“非法所得”，搞得企业家人心惶惶。

其实，这样那样的地方行为尽管从短期上会有所收益，但长远来看必然牺牲企业家对本地的信心，从而导致落后。并且，从各地区的关系来说，这种行为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兴盛。

还有一些地方试图通过裁减政府部门和减少政府雇员的方法来控制政府成本，但所减的部门和所裁的雇员往往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这又会导致政府提供服务不足而社会不满的局面。

在社会层面，经济下行在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就业不足、家庭财务困难和消费降级等；在一些地方，因为企业裁员或者企业倒闭对员工所造成的困难甚至在影响着社会稳定的大局面。

招聘活动现场。图源：新华社

中国传统有“有恒产者有恒心”之说，可谓是普遍真理。但“恒产”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这是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最好的发展保障。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政策层面，法治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共识，很多方面也已经体现在包括宪法和《物权法》和《民法典》等法律条文中了。最近司法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势必将在法治进程中再进上一个台阶。

“三策”的逻辑要理顺

金融、财政和松规“三策”是工具和手段，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金融和财政政策不会被人们忽视，因为两者都是各国最普遍最常用的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就国家的经济现状来说，迄今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政策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货币政策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的经济冲动（或者达利欧所说的“动物精神”）。量化宽松可以用来“疏通”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交易，例如解决“三角债”那样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则可以减轻甚至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为地方减负，促成其再出发。同时，财政政策也能保障地方继续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稳定。

在“三策”中，松规(de-regulation)的作用是经常被忽视的。实际上，无论多么好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如果经济主体处于“捆绑”状态，那么很难有所作为。

从目前看，金融政策主要释放了个体（主要是散户）的动能，财政为地方减负的作用有待释放，但对企业和地方这两个最重要经济主体的“松绑”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能给经济主体“松绑”，那么很难在经济主体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确立起传导机制。

或者说，金融和财政政策是否会导向实际经济增长，需要经济主体这一传导主体，把金融和财政的动能传递到实体经济领域。只有实体经济复苏了，才会产生真正的增长，否则无论是金融还是财政，要不是产生泡沫，要不就是虚假的繁荣。

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看，金融、财政和松规“三策”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必须理顺，否则，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诸多没有预期甚至反预期的结果。

就货币政策来说，大量资金的注入导致河流上涨，也会溢出到小河，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堤坝，一旦堤坝被冲垮，那么河水连同从小河流入大河的水也会随之而去。这最终势必导向人们所担忧的“割韭菜”现象。国家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初创阶段，体制机制有待健全，而经验有待积累。鉴于金融体系的复杂性，金融操作需要足够的理解和有效的策略。

财政政策也是一样的。为地方政府减负至多说是消极财政，积极的财政就必须是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所要推行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减负地方或者维持公共服务的提供，那么就会产生强大的“政策寻租”动力，强化地方对中央的依附性和依赖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最终体现为财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的增长。

在股市面前踌躇的市民。图源：新华网

经济的核心是发展，发展的核心是增长。

经济学或者广义上的经济思想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可以简约为“发展”两字。发展需要条件，这些条件便是要素；要素需要有效配置，这便是市场或者政府；发展产生结果，一些结果（例如创造的财富）有利于社会逃避贫困状态，但另一些结果（例如巨大的收入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不利于经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

“发展”这一概念具有现代性。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世界很多文明中存在着“经济管理”的概念，但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产生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是人类意识到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理性来实现更好的生活。数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生活在“生存经济”的状态。但“发展”概念的引入改变了人类对经济生活的看法。此后，通过各种要素的有效组合来追求财富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

近代以来，“发展”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打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和“不发展”，即“落后就要挨打”。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被视为是现代发展经济学中最早的思想来源之一。

在邓小平理论中，人们并没有发现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但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邓小平抓住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那就是“发展”。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概念。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吾道一以贯之”。

今天所发生的诸多“经济现象”或者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都和发展不足有关，甚至是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所有经济体的关键都在于“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的事情都好解决，经济不发展，其他事情都不好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所有问题转化成为发展中的问题。

所谓“发展中的问题”，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刻意去解决经济问题，而是发展本身消化了其所产生的问题。经验地看，人们可以刻意地去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更会人为地制造出诸多新问题来。让发展进程自动化解问题是最理想的路径。从这个角度上看，尽管近年来人们讨论“分配”多起来了，但目标还是“发展”。例如，三次分配政策的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又如，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争论核心在于如何通过赋权地方政府来追求地方的发展。

从发展的角度并不难理解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甚至也不难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当人们强调改革开放是“第一要务”时，就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开放，为发展创造环境和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本身就是发展。

集装箱密集的的外贸港口。图源：新华社

如何通过“增长”实现“发展”？

那么，如何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呢？这里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讨论：增长发生在哪里？新的增长空间在哪里？由谁来实现增长？实现增长过程中，哪一个经济主体会更加有效？

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贸易）为主体的老的增长空间要不已经非常有限，要不已经变得过度拥挤。今天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表现为极度的“内卷”，甚至也表现在新生的新能源领域，这样下去很难实现可持续。在现实情况下，增加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关键。无论对国企还是民企来说，增加新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个问题。

1.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至少自汉朝以来一直存在着。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快速趋于活跃（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资），国资正在对民营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外一些观察家认为，今天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国资空间的大举扩张和民企的萎缩。这种现象之前也经常发生，但每次发生这种现象，民营企业总是会发声，而这次则是“静悄悄”的。

在一些地方，民企不仅没有抱怨，反而欢迎国资的扩张。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认真地研究。在今天的环境下，国资的扩张不可避免。受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资减少。很多民资因为环境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趋于躺平状态，有些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更是希望得到国资的帮助，甚至把业务转交给国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资必须扩张，也不得不扩张。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趋势不能不说令人担忧。

人们经常用“56789”这组数字来形容中国的民营经济，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民营经济的至关重要性。

不过，如果今天这场“静悄悄革命”继续进行下去，那么用不了多少年，国企和民企必然失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和重视民资的重要性，但国资趋于活跃而民资不活跃甚至“躺平”的现象依然在继续。例如，今年的1-7月份，国有投资增速6.3%，而民间投资增速为0%。

长期来看，一个失衡的国民经济结构，不仅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制约，更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就内部发展而言，一个萎缩的民营经济绝对不是好消息。人们不要忘记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教训。民资的不活跃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

就外部发展而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联主要是通过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一旦萎缩，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必然减小。在一个越来越高度意识形态的国际社会里，国资“走出去”会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2.新增经济空间问题

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核心。在以往，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金融和财政政策最有效的传导器，促成了高增长。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基础设施，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因此，新增经济活动必须扮演传导器的角色，把金融和财政转化成为实际增长的动力。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并不是说我们是经济活动最齐全的经济体。几乎在每一个工业门类中还有大量的经济活动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最近以来，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人们几乎都在搞低空经济，并对低空经济拉动整体经济寄予厚望。但低空经济并不是新鲜事物，世界上早就存在了，只不过是此前政府政策不容许发展低空经济。类似的新增经济空间几乎是无限的。

例如，我们的私家船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从地中海文明发展和扩散开来的所有经济体中，只要是沿海地区，私家船是常见现象。在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沿海经济体，拥有私家船的家庭也不少。

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少见私家船，不仅白白浪费了海洋，更没有养成公民的海洋精神。如果政府容许发展私家船，那么这个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远超“低空经济”。并且，中国造船业是世界上领先的，造私家船技术根本不成问题。

今天，就新增经济空间来说，因为缺失体制机制的改革，很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不能落地。最近讨论得很多的“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考量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更需要考量如何把已经产生的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经济活动。

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

如果说独角兽企业最有可能代表新质生产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独角兽的现状看到新质生产力面临怎样的制约。至少在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中国正在产生诸多独角兽企业。但是，因为缺失对过度的监管体制机制必要的改革，这些独角兽企业很难在中国落地，而流落海外——要不主动出海，要不被海外公司收购。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已经开始从早期的仿制转型原创，但有两个因素阻碍着原创药的落地，一是审批周期过长，二是药价要和医保体系挂钩，价格上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独角兽企业就选择出走。

在互联网领域，最近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很火。但也不应当忽视，在很多年里中国生产着大量的游戏，但是因为监管部门的过度监管，很多游戏也去了海外。

也必须强调的是，游戏产业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确需要得到重视，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不过，也不能忘记，游戏不仅仅是游戏，游戏是通往另外技术和产业的重要路径。黄仁勋从前是做游戏显卡的，没有这一阶段，很难催生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芯片产业。

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在这个领域，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在科技论文和商用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就发表的科研论文来说，中国赶上了美国，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但是，在商用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

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国内有超过130个大模型，尽管单从量上讲进步很大，但实际上中国大模型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大模型是用“套壳”和拼装的方式构建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但过度的监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美国媒体报道称，国内很多人工智能专家因为找不到发展的机会，就转去美国寻找发展机会。事实上也是如此，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工智能专家的“大熔炉”。

无论从技术（芯片、算力、算法等），数据（数量和质量）还是应用（大模型等）来说，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有人已经在担忧，如果这个趋势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就离“第四次工业革命”渐行渐远了。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定义之中，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必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两位研究人工智能和AI技术的专家。图源：新华社

这些领域的监管和安全考量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统筹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际层面，统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到实际政策部门，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很容易就变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并且往往过度强调监管和安全，而忽视了发展。

很显然，要统筹好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即“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基于发展之上的监管才是真监管，基于发展之上的安全才是真安全。要发展首先就必须通过赋权企业和地方把更多更大量的经济活动释放出来。

除了新增长空间问题，还有一个工具和手段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前面讨论过的金融和财政问题，因为金融和财政是各国实现增长最常用的工具和手段。

金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很是复杂。在当代社会，金融既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冲垮实体经济。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而必须控制和避免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活动。

近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一个经济体，尤其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便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关键在于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因此，今天我们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问题在于：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

我们也提出了新“三驾马车”的概念，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离不开这三个互为关联的要素。这新“三驾马车”也是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250多年历史的经验总结。这里金融至关重要。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充足而有效的金融服务。

今天，我们已经把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金融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清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

诚然，我们必须避免英美式的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但这绝对不是说，金融不重要了。要意识到，二战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经济是金融“砸”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催生实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金融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发展风投。风投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发明。顾名思义，风投意味着高风险、高回报。因此，政府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做高风险的事情，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存款人的钱去做高风险的事情。因此，美国人发明了风投，把民间（中产以上的阶层）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去做高风险的事情。

很多独角兽技术在中国落不了地，除了上述过严的监管体制机制之外，金融服务的缺失也是一个原因。以前外资扮演了这个角色，现在外资少了，独角兽自然也减少了。

因此，问题是：中国如何发展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呢？很多专精特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融资困难。因为各种原因，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其天然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现在很多地方的国资想扮演风投的角色，但是这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例如国资委官员的任期和风险责任的承担。如果我们不能确立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和机制，那么资本很难做到耐心，更多的资本还会趋向短期行为。

如果要做一下总结的话，那么就一小段话：尽管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但是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具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我们什么都不缺，什么生产要素都具备，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如何把潜力转化成为增长的现实。如何转化？唯有深化改革和开放。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校对 | 杨芸淞周宇笛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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