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至22日，以“人工智能与未来世界”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简称“IPP”）第十一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召开。
在分议题“AI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维瞻博士以“大国人工智能竞争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变化？”为题发表演讲。孟维瞻博士在演讲中解读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对美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特别是科技公司对国内政治关系的塑造。他还探讨了美国两党在对华科技政策、科技公司监管等问题上的不同倾向。
*以下文字内容来自嘉宾演讲，略有删改：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好。我的演讲内容主要聚焦于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以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
综合来看，目前美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不仅累积了巨大财富资源，而且还有强大的科技以及庞大的数据储备。他们与政府之间往往会产生各种矛盾。
可以说，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不仅塑造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塑造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
孟维瞻博士在演讲中
从长远来看，科技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逐步实现社会矛盾的缓和。但是从目前美国政治的角度观察，很难判断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可以消除美国内部的冲突。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治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引发的分裂造成的。有一个新现象被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不仅世界正在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识生产和使用领域，美国内部也正走向分裂。2024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对这种分裂画面的深刻描绘。
在2024美国大选中，生成式AI被用于传播候选人政治谣言等现象屡见不鲜。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两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思路有很大不同。中国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有些学者说，中国的人工智能计划与其说是一项计划，不如说是一份中国政府希望实现的“技术愿望清单”，它是由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合力推动的结果。在技术监管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不同的思路和理念。总体来看，监管与创新、监管与发展之间会存在矛盾，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孟维瞻博士在演讲中分析中国AI发展模式的优劣势
回到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系。目前，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工智能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使双方政府不得不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两国政府都依赖于大型科技公司的贡献，科技公司也在塑造和影响政府，并逐步改变中美两国竞争的模式，使之更加复杂化。
在过去四年，拜登政府推动了很多法案，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并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系在美国内部也引发了诸多争论。
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很多科技公司，无论是美国左派还是右派的企业，都游走于中美竞争的夹缝之中，寻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科技公司，都依赖于海外扩张，需要在国外获取各种技术和知识。
国际会议现场听众聆听演讲
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三种对华科技竞争的思路：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特朗普派，彼此之间存在很大不同。
拜登政府将价值观作为对华竞争的核心内容，认为保证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必须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垄断创新资源，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民主党并不完全反对某些公司以适当形式融入中国。民主党强调的是监管，防止对美国安全造成影响，同时避免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即“去风险”。
共和党建制派的主张更为严厉和极端，他们主张“脱钩”。共和党认为，目前正在发生冷战式的军备竞赛和零和博弈，典型代表是曾经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妮基·黑利（Nikki Haley）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
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又有很大不同，特朗普本人关注的是贸易逆差和顺差的总量，对于科技问题并没有非常详细的阐述。
目前来看，两党的分歧在于是否打击美国科技巨头的扩张。
以对脸书（Facebook）的监管为例。脸书（Facebook）很像一个政府，其用户规模庞大，但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这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2016年大选时，脸书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共和党利用，向特朗普的选民分析公司分享了用户的隐私数据，并通过算法和大数据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投票倾向。而脸书也遭到了两党的反对。
可以说，特朗普优先考虑的是市场，对道德责任的关注度较低。他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应该是“美国优先”，即为美国人民服务，同时对于移民和盟友的重视程度不高。最近几年美国内部也在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越来越多地支持产业政策。共和党也逐渐转变了思想，比如美国参议员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提到要增加对关键产业的投资，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两党在对华科技政策在理念上存在很大不同，拜登政府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价值观的竞争，因而采用“小院高墙”策略，对中国进行精准制裁。拜登认为美国可以与盟友合作。特朗普则并不愿过多相信盟友，更倾向于“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把加拿大、墨西哥作为重要的供应链基地。
同时，拜登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大于共和党。民主党的主张是新布兰代斯主义，警惕大型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潜在威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负责反垄断执法的美国助理司法部长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坚决支持拜登的反垄断政策。他们在2024年也开始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对微软、OpenAI和英伟达进行反垄断调查。
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等美国芯片公司的高管曾多次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民主党认为，垄断企业往往不如初创企业那样雄心勃勃，而且会削弱竞争能力，并导致创新能力下降。历史上，绝大多数创新并不来自垄断企业，而是由初创企业实现的。比如说历史上的波音公司，在收购竞争对手之后不再有重大创新，产品质量也出现明显下降。
民主党强调反垄断是对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中或许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公司暴露于地缘政治风险之中。
但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认为美国政府反垄断政策不利于美国，他们以此为理由游说政府。比如，扎克伯格以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的竞争威胁为理由，为脸书进行辩护，他的目的是说服政府放松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政策。谷歌也宣称，美国打压科技巨头对中国有利。
共和党主要支持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他们维护大公司利益，认为历史上美国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产生了很多反向效果。比如1950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面临政府的反垄断审查，这为其他公司（如日本的索尼）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美国政府在许多领域的反垄断调查最终都让外国对手成为受益者。
孟维瞻博士回应听众提问
围绕监管与反垄断的争论也让硅谷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历史上，硅谷主要支持民主党，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硅谷75%-80%的科技公司都支持民主党，而今年有50%转向支持共和党，谷歌、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倾向于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马斯克以及他背后的资本力量开始逐渐出现分裂趋势。全球知名风投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曾经投资谷歌和苹果，最近开始转向保守。而马斯克本人则在积极干预政治活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美国的国会选举中投入巨资。他还在尝试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如与中国达成协议，试图避免地缘政治给他带来的影响。
据此前报道，埃隆·马斯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斥资210万美元支持全美各地摇摆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
除了马斯克之外，还有更多的硅谷精英正在发生转变，比如Palantir的创始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还有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们都在暗中和马斯克讨论筹款办法。他们主要争论的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标准：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
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科技版图的地理重组。过去，加州是主要的创新基地，现在很多人认为加州的监管过于严厉，例如马斯克将特斯拉从加州迁到了德克萨斯州，而加州属于支持民主党的地区。未来美国科技版图是否会出现新的地理性重组？
2016年，特朗普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但到了2020年，他的许多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包括谷歌切断了他的软件接入。于是，特朗普自己创建了公司。现在，马斯克收购了推特，并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
可以说，社交媒体正在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交媒体背后依赖于人工智能公司提供的算法，这些公司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因为只有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支持社交媒体的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算法正在成为激化矛盾的催化剂，并导致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当你喜欢某个话题的观点时，算法会不断给你推送相关信息，这使美国社会变得更加极化。
此外，两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服务于本党利益，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对TikTok的态度，其近来表态“很难禁止TikTok”，目的是平衡Facebook的影响力。一些可以公司的态度也出现了改变，比如甲骨文这家科技公司曾表现出较强的反华倾向，现在也不愿过于排斥中国。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趋势，即科技巨头越来越多地融入美国政治，形成两个对抗的部分。
2016年，社交媒体及其背后的算法主要是服务于共和党，后来民主党略占上风，现在其实是二者平分秋色，他们都可以对选民进行精准推送，了解选民偏好，同时改变选民的价值观和投票行为。
未来，中美之间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美国过度反对中国时，也会导致自己内部出现分裂。当美国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对抗时，也会导致美国出现内耗，损害美国的价值观。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在对话中消弭冲突，这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审阅｜刘
更多国际会议嘉宾发言完整版将陆续推送，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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