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学术】亨利·詹金斯:《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

文摘   2025-01-07 06:00   四川  

一、本书简介

“参与式文化”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这一概念不仅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应用,其内涵也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而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环境也经历了显著的变革。抖音、微博、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赋予了普通用户前所未有的创作和表达自由。
为了批判性地审视“参与式文化”这一概念,追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参与和思考,亨利·詹金斯、伊藤瑞子和丹娜·博伊德合著了《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一书。该书全面分析了这种参与对社会各个层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数字媒体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详尽剖析。此外,本书聚焦于青少年这一主要研究群体,思考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的独特行为模式和创造力。三位作者通过对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的活动及其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的研究,全面反映了媒介和传播学领域因互联网发展而发生的深刻变化。

二、作者简介

(从左至右分别为亨利·詹金斯、伊藤瑞子、丹娜·博伊德)



本书的作者亨利·詹金斯、伊藤瑞子及丹娜·博伊德分别成长于“参与式文化”兴起的不同年代,各自在相关学术研究上有着不同的导向和历史。尽管他们的学术背景各异,但出于对新兴数字媒介社会及其文化意涵的共同关注和兴趣,三位学者的学术道路最终交汇在一起。
亨利·詹金斯被誉为“21世纪的麦克卢汉”,是当今媒介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出版的《文本盗猎者:电视迷和参与性文化》一书,奠定了他在学界,特别是在文化研究及受众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此后,詹金斯从粉丝文化、参与性文化、融合文化等多个角度为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伊藤瑞子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现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涵盖青年族群对媒体技术的运用,以及数字媒体如何改变社会关系、社会认同和社群结构。伊藤瑞子的工作深刻揭示了新一代在数字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和社会互动方式;丹娜·博伊德现为微软研究院研究员,并担任“数据与社会”研究项目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化网络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她的研究聚焦于青少年和年轻人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身份和社交关系,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在本书中,三位作者分别从媒介、教育和商业的角度对参与式文化进行了深入解读,并鼓励世界各地的学者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思考同一个问题——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是如何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他们不仅融合了各自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还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三、拥抱、理解参与式文化


“参与式文化”这一概念在亨利·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一书中被首次提出,旨在比较“参与”与“旁观”,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科幻作品及其他类型电视节目的女性粉丝群体。一方面,这些粉丝是大众内容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她们通过改编商业性娱乐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粉丝圈,成为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生产者。换句话说,“参与式文化”最初描述的是依赖于未被完全意识到、形态模糊的文化生产和社会交换形式而建立起来的粉丝社群。这些社群具有平等性、互惠性、社交性和多样性,构成了非正式但紧密联系的群体。粉丝们不仅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参与什么,还能够深切感受到参与媒介内容生产和流通所带来的快乐,并对此达成了共识。
本书中的“参与式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强调了一个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创作者的媒介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普通人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自由地创建并分享内容,打破了传统媒体中内容由专业机构垄断的局面。书中指出,这种新的参与模式不仅赋予了个体更多的创作权,还促进了集体智慧的发展。例如,维基百科作为一种协作知识库,允许任何人编辑条目,共同构建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展示了集体协作的力量。然而,许多强调用户参与性的媒介平台并未充分鼓励对文化生产的集体理解,而是更多地侧重于个人主义的表现。伊藤瑞子指出,参与文化不应仅仅由工具或平台定义,而是由共同的文化、实践和目标所塑造。因此,在推行参与文化或推动特定价值体系时,重点应放在人类如何按照自身的价值观来利用技术,而不是简单地推广某个特定平台。书中还引用了皮埃尔·列维的观点,强调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重要性。列维认为,多元化是知识社群的核心价值所在——贡献越多元,社群能够拥有的解决方案就越丰富。这种平衡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但它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愿景: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中,既能促进个体表达,又能加强集体协作和社会责任感。

四、参与式学习与媒介素养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从小便接触到互联网和各种数字技术,这使得他们的学习行为与传统的教育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书中提到,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如“挂机”、“闲逛”和“深度探究”等独特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新媒体技术的熟练掌握,也体现了他们在探索个人兴趣时展现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为参与式学习奠定了基础。

参与式学习是一种强调通过互动、协作和分享来获取和传播知识的新型学习方式。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青少年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到全球文化和教育资源,他们通过在线平台与其他学习者互动,共享学习经验和文化资源。与传统的课堂学习相比,网络学习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自由度,使得他们能够根据个人兴趣和需求选择学习内容,进而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视野。
然而,参与式学习的实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技术接入的差距使得部分青少年无法平等地享受数字学习资源,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或处于偏远地区的青少年,常常面临设备不足或网络不稳定的问题。其次,缺乏有效的学习指导和资源支持,也使得一些青少年难以持续参与到这种自发的学习过程中。此外,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的泛滥也让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在信息海洋中筛选出真实、有效的内容并正确理解和评估媒体信息的意义,成为青少年能否成功适应数字时代的关键媒介素养。

书中强调,媒介素养不仅是掌握技术的能力,更是批判性思维、信息评估和伦理判断等综合能力的体现。媒介素养不仅帮助青少年在海量信息中导航,还能帮助他们在数字环境中形成健康的沟通、合作和创新能力。通过提高媒介素养,青少年能够更加理性地使用技术、识别虚假信息、保护个人隐私,并在信息社会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和行为准则。然而,媒介素养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青少年往往需要在实际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教育和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这些能力。因此,教育者不仅要教授技术技能,还要帮助青少年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促进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健康、理性的行为习惯。

五、商业、资本与参与式文化


      丹娜·博伊德在书中指出,Web 2.0的初衷是基于一种积极的社会愿景,旨在通过技术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信息共享。然而,随着资本的介入和媒介环境的变化,维系这一初衷变得日益复杂。在实际操作中,资本的参与往往不可避免地使社会愿景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产生冲突。例如,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曾坚信,技术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现实却证明,资本逻辑不仅未能打破不平等的壁垒,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在被边缘化的群体面前,技术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正面影响,反而加剧了他们的社会排斥。因此,商业因素在参与式文化中的影响力既有正面作用,也带来了负面的社会效应。在此背景下,丹娜·博伊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Web 2.0的故事始于愿景,但要维系初衷,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应对人、资本和文化的动态变化。

六、结语


      本书通过互动和对谈的方式展开,记录了三位作者有关参与式文化的概念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化、转变及改善的对话,不仅揭示了参与式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还强调了其在教育、商业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我们可能生活在与以往相比更具参与性的文化中,但我们尚未进入全面的参与式文化。作者们希望通过本书进一步激发广泛的对话,邀请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关注参与文化的公民、业界人士、粉丝以及其他所有关心参与式文化未来的人士共同参与讨论。他们倡导以一种尽可能公开和合作的方式来探讨和得出相关结论,共同探索如何更好地推动参与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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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中传传媒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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