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不曾到猿猴——与叶心瑜研究员就《放眼看长征》中一个史实进行商榷 | 张箭宇

文摘   文化   2025-01-09 06:00   四川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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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箭宇,湖南长沙人,贵州大学历史系79级毕业,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曾任职中共习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三级调研员退休。现为习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四渡赤水培训基地特聘研究员、四渡赤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著述有《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游击队陈列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陈列大纲》《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军委纵队官店旧址展陈大纲》《习水县革命老区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习水历史》(第一卷)《中国传统村落志•淋滩村志》《红色淋滩》,参编《四渡赤水故事集》。在有关专业报刊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党史研究论文,在红军长征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其中,《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王右木烈士牺牲考》、《参加四渡赤水战役的开国将军考》《中原突围中的“皮旅”》等论文发表在《上海党史党建》《党史纵览》《光明日报》出版社党史研究专辑等权威期刊与专辑中。


主席不曾到猿猴

——与叶心瑜研究员就《放眼看长征》中一个史实进行商榷



张箭宇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谱写的团结战斗的光辉史诗,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可复制并令全世界震惊与赞叹的奇迹。长征留下的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汇成的红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200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老教授协会会员叶心瑜女士的长征研究力作《放眼看长征》。该书2015年11月第二次印刷发行。本书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全貌,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武装大迁移的艰难经历、卓绝斗争、胜利会师的真实史料,在当今长征历史研究中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笔者于2016年10月6日在遵义市红军街红军书屋购得此书后,如获至宝,立即开卷拜读。

叶心瑜研究员在此书中,以“林彪对遵义会议态度暧昧,毛泽东在猿猴渡口向一师传达会议精神”为题,称“毛泽东在猿猴(今元厚)渡口等待渡河。他见红一师也在渡口等待渡河,即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找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那里去……传达遵义会议精神。”①

在此,叶心瑜研究员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毛泽东在猿猴(元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似乎板上钉钉,不可否认。

然而,笔者研究认为,叶心瑜研究员关于毛泽东在猿猴(元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一事则于史无据。毛泽东从未到过猿猴(元厚)。现笔者对一渡赤水期间毛泽东的日程行程进行梳理,用历史史实进行如下考证。


一、长征时期毛泽东编入的行军队列考

要考证毛泽东是否到过猿猴(元厚),首先需要查清毛泽东当时编入的行军队列。长征初期,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其中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代号“红安”,由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代号“红章”,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吉吉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在1934年1月15日─18日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分在第二野战纵队②。

1934年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③。毛泽东在军委纵队的行军队列中。


二、遵义会议后至一渡赤水前,毛泽东的驻地情况及在土城指挥青杠坡战斗的有关情况

既然毛泽东在军委纵队,是军委纵队的核心人物,查毛泽东走过的地方,就离不开查军委纵队的驻地情况。经查费侃如编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与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红军在黔北》所载《中央红军长征在黔北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司令部每日宿营地点表》,1月1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撤离遵义城,驻泗渡站;20日,驻桐梓;21日,进抵栗子坝宿营;22日,驻官店;23日,驻葡萄坝;24日,驻东皇殿;25日,驻木楠坝;26日,进至土城镇宿营;27日至28日,均驻土城。毛泽东在土城的具体住址,是土城镇中街的爱华绸缎商店④。27-28日,毛泽东就在土城镇指挥了青杠坡战斗,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作出了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立即轻装渡过赤水河迅速西进的重要决定。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使得青杠坡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航船成功避免触礁的地方。同时,青杠坡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土城镇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主要解决红军往哪里去的问题⑤。


三、毛泽东一渡赤水河的地方是土城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一渡赤水河?经查考,毛泽东是一月二十九日凌晨渡过的赤水河⑥。关于毛泽东是在哪里一渡赤水河的地点,《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经过习水县的有关情况》记载,在土城镇下街的蔡家沱⑦;作为毛泽东一渡赤水河重要历史见证人、红军长征时期任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1976年重走长征路时,在土城现场指认毛泽东的一渡赤水河的地点是蔡家沱岸上的罗染坝⑧。毛泽东过河后,毛泽东及军委纵队行军经过的地方,是属于习水县的陶场坝、小天堂、马蹄坳、汪家沟,经四川省古蔺县永乐镇的孙家坝过古蔺河,再经镇龙山等地区去云南的扎西(威信)地区⑨。孙家坝紧邻麻柳滩。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在黔北》一书中所记载的一月二十九日,军委纵队驻麻柳滩,与上述记录并无矛盾。此行军路线与猿猴(元厚)属于不同方向,与猿猴(元厚)是越走离得越远,是典型的南辕北辙。毛泽东距猿猴(元厚)最接近的地方,是距离猿猴(元厚)三十华里的土城镇。


四、当事人回忆录中,并没有说毛泽东是在猿猴(元厚)向红一师领导班子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关于毛泽东在一渡赤水前夕,向红一师领导班子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一事,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一师参谋长耿飚均有回忆录。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的回忆,是“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们那里去。”“耿飚同志因指挥部队渡河没到”。⑩红一师参谋长耿飚在《四渡赤水,再克遵义》一文中的回忆,是“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李聚奎、黄甦、谭政和我到他那里。由于我未能去,毛主席便给我写了一封信带回。”⑾当事人回忆录中所透露的信息,一是毛泽东是派人到猿猴(元厚)去通知红一师的领导,并不是毛泽东亲自到的猿猴(元厚);二是红一师的领导是到毛泽东那里去见毛泽东,不是毛泽东到猿猴去见红一师的领导班子;三是证明了毛泽东并没有到猿猴(元厚):如果毛泽东到猿猴(元厚)并在此一渡赤水河,则必然地会与指挥部队渡河的红一师参谋长耿飚会面,没有必要给耿飚写信;如果毛泽东到猿猴(元厚)找红一师领导谈话后又回到土城渡河,则在一渡赤水河前军情紧急的关键时刻,要毛泽东来回跑60里山路、脱离全军指挥岗位至少4个小时,去会一个师的领导班子,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更是完全不可能。


五、毛泽东在青杠坡战斗结束后到一渡赤水期间,根本没有时间到猿猴(元厚)去见红一师领导

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土城镇大埂上指挥青杠坡战斗,是一个没有任何争论的事实。那么,青杠坡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做什么?

根据时任军委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青杠坡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改变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确定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西渡赤水河,开完会后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⑿。根据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柳蕴琪教授的研究,毛主席在土城组织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开了四、五个小时”,这次会议只能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进行,就是说至少开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毛泽东根本没有时间从土城到猿猴(元厚)去向红一师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六、毛泽东向红一师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地方是土城

毛泽东向红一师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

经笔者遍查有关资料,终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找到了依据。关于毛泽东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情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明确地记载为:“1月29日 凌晨……从土城渡河前,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要求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⒀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一渡赤水河前驻地在土城,指挥青杠坡战斗及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召开师以上干部会的地方在土城,一渡赤水河的地方是土城,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政治部主任谭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地方也是土城。说毛泽东到猿猴(元厚)并向红一师领导班子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一事,是叶心瑜研究员考据不周所致。同时,这也是叶心瑜研究员所著《放眼看长征》一书中的白璧微瑕。为避免以讹传讹,希望叶心瑜研究员在今后该书再版时予以纠正。

这正是:

主席何曾到猿猴?专家论史须索求;

当时土城鏖战急,统帅齐聚毛朱周;

青杠坡上战云裂,白马山下巧筹谋;

蔡家沱外龙归海,滔滔赤水万古流。




注释:
①叶心瑜:《放眼看长征》 红旗出版社2006年8月北京第一版P80;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二版 P44-45;
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概述》。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长征大事典》上卷 P12;
④《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752。贵州社会科学丛书 1983年内部发行;
⑤《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754。贵州社会科学丛书 1983年内部发行;贵州大学历史系柳蕴琪教授:《关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载习水县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2013年12月编辑 《习水文史资料汇编》上册P163;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P445;
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755。贵州社会科学丛书 1983年内部发行;
⑧陈昌奉:《旧地重游的回忆录——忆毛主席当年指挥作战的遗址》,载政协习水县委员会1999年编辑《红军在习水》P96;
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755、P763。贵州社会科学丛书 1983年内部发行;
⑩载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四渡赤水战役亲历记》P203;
⑾载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四渡赤水战役亲历记》P105;
⑿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载政协习水县委员会1999年编辑《红军在习水》P13;
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P445。


(本文曾刊载于贵州省党史研究室内部业务刊物《黔山红迹》与《遵义党史党建》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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