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健：一位普通而高尚的蜀光人——献给吕宝琼
文摘
2025-01-03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2006年4月22日下午4时55分,是一个刻骨铭心、令人锥心泣血的时刻,宝琼同志突然离开我们而去。发病过程前后仅1小时25分,因脑干出血抢救无效逝世。开始发病即不能言语,我俯在耳边问她哪里难受,她只点了一下头即昏迷过去,口吐白沫,再也没有醒过来。辞世前未得半句交流,发病时没有一点前兆,让人很难相信她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生死两茫茫,再无谈心的机会了!宝琼初中毕业于自贡蜀光中学。我们1951年9月相识于重庆西南工业专科学校,都在机械科就读,但她在一班,我在二班,由于都搞团刊《西南青年》的宣传工作,才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待人热情大方,工作积极认真。1952年院系调整又都分配在重庆大学预备班学习。虽然不在一个班,但由于有共同热爱文学的兴趣和共同做社会工作的经历,所以我生病时她也专门到男生宿舍看过我(这在当时是有些破例的)。1953年再次填报高考志愿时,她立志为祖国矿山开采贡献自己力量,填报了比较艰苦的专业北京矿业学院的矿山机械系。我则放弃学工选择了北大的中文系。有幸我们都被录取了,但由于学校和专业不同所以北上人学时也未能同行,好长一段时间相互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她到北大来听一个文学讲座(好像是臧克家先生讲诗歌,因为宝琼喜欢写诗),听完后到中文系来找我,我们才恢复了联系。她来北大的时间多,我去矿院看她机会少。但往来逐渐增多,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1957年初考虑她即将毕业,我们相互商量确立了今后共同生活的决心,相约待我1958年毕业时(我读5年)就正式结婚。当一对年轻人正沉浸在幸福的时刻,熟料大祸临头。1957年反右运动高校于开初的大鸣大放,而北京大学又开风气之先,率先由张元勋、谭天荣等贴出大字报。她来北大时不免看上几张,无意中回校后讲过北大贴大字报的情况,谁知这竟成了她终身的“罪过”。她们班四十多人已划了十多名右派,好像未达标,把她因说过北大右派贴大字报的场面,即使她没有一句“右派”言论,也划成了“右派”。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她毕业时发配去张家口当工人,直到3年后给她摘帽时才改变成“摘帽右派”。一位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血青年,竟因“莫须有”的果名遭此奇冤,令今天的人实难想象。宝琼成右派后,情绪低落,心情很痛苦,但我是理解她的,所以我劝解她,更多的关心她,让她得到一点同志间的温暖。虽然这些很微不足道,但也会让她孤哀痛書的心能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情。当时组织找我谈话,劝我同她划清界线,好心的屙志也曾要我同她断绝关系。我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好在我还有一颗做人的良心。我不能落井下石,我只能安慰她,给她的伤口上抹一点“红药水”。我婉拒了组织的要求和同学们的劝告。今天看来,这是任何一个正派人都能做到的事,但宝琼却终生念念不忘,直到去世前还给朋友和孩子们讲这些事,夸我是一个“大好人”。我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科学院工作。后来工作定在天津,但长期分居,直到大女儿李蓓出生后也不能调在一起。天津因宝琼是摘帽右派不愿接收,我又因单们不放无法去张家口。宝琼一人带着孩子,从事艰若的劳动,下班回宿舍后还得把孩子背在背上干活,我探亲时真为她的各种困难担忧。但当时的制度小老百姓是无法改变的。1963年,终于感动了上帝,张家口煤机厂党委书记赵世武(宝琼终生未忘的领导,世武同志生病时她曾专程去看望),想法把宝琼调人了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我们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厂里分给她10平方米的一间房子,直到老二出生,一家5口(我母亲来带小孩)挤住在小屋里。我当时在天津师大工作,厂校相距较远,一般周六才回家。所以繁重的家务均由她一个人承担,我只能周目在家帮助干点活,如买粮、买煤等。当时工资很低,两人不足120元,生活清苦,但家庭和睦,宝琼从无一句怨言,后来我母亲将老大老二带去河北无极我妹妹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才将老大接回。“文革”中,我和宝琼自然不会好过,她戴着摘帽右派帽子,而我又是所谓的臭老九和修正主义苗子。她们厂发生武斗时曾一起避难到我们集体宿舍,唐山地震时,原住房震裂了,我们也共同住过很长时间的地震棚。直到1980年后学校分给我们房子,才有一个安定的家。但学校和工厂一东一西,她上班要穿城而过,花一个时,每日早出晚归,回家后还总要为大人小孩洗涮缝补,一直忙到深夜。1983后,她随我调北京。她去中煤公司搞引进设备,工作紧张,责任重大,常常忙于去基层调查和国外考察(考察时她要负责组团),但她工作有声有色,多次受到表扬。她很想干一番事业,所以精神愉快,干劲十足。1988年秋,我受日本文部省聘请到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任教,为了相互照顾,她去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我们在日本共同生活了两年半。这段时间,可能是她一生最偷快的时光之一。没有政治和工作压力,符合她爱广交朋友、学习新知识的性。她不仅学会了一般日语,还广泛了解日本社会,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日本友人。日本友人爱吃中国饭,宝琼又有一手好厨艺,所以每月总得有一两次请日本友人来家吃饭。她虽辛苦,但脸上总挂着笑容。特别是当老二、老三都来日本留学后,她更开心。她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所以尽量张罗将不少友人的小孩弄来留学,不仅给这些孩子联系学校和住处,还常常把友人的孩子请到家中或公园中去一起谈心并聚餐。她总觉得这些孩子父母不在日本,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定尽力照顾好他们。1991年回国后,她就退休了。组织上考虑她学生时代就积极要求入党,一生努力为党工作,但一直未实现这一愿望,所以发给她一张“入党志愿书”,可能也是对她一生的评价,最后给她一个安慰吧!她虽然很感谢党组织,但经慎重考虑,她还是把表退了回去。因为她觉得退休了,给党干不了什么事,何必在党内充数。她诚恳地向组织说明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认识。宝琼是一个想别人比想自己多,性格豁达,心地善良,可以屈己从人的贤妻良母型的优秀中国女性。对国家大事爱憎分明,即使同孩子们辩论,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显现出她年轻时嫉恶如仇的气慨。所以我常开玩笑说,别当老小孩了!在家庭中,她自己艰苦朴素,却总想到我和孩子们,见着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就往家里买。而她自己穿着总是很破旧的。难怪一次我的一位老领导的爱人见宝琼的打扮私下问我的一位同事,老家家是否经济困难,怎么帮助他一下。那位同志笑笑说没有困难,昌老师(宝琼)就那种性格。但当宝琼知道谁有了困难,却总要千方百计去帮助。我们在北海公园散步时,认识一位下岗后在白塔下管厕所的王师傅(并不知其名)见面常聊几句,她有时一聊很长,连我也等得不耐烦。她总笑笑,并感叹说王师傅不容易,下岗后每月只有350元钱,在北海公园干一个月临时工,再挣350元,700元要维持一家生活。大概在2005年,有一段时间未见王师傅,她就去打听，才知道他病了,不能来工作了。她马上同我商量,给他送点钱去好吗?我说好,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于是她逢管厕所的工人就打听王师傅家住何处。有一天问到一位年长的师傅,说王师傅住地安门一带,她很高兴。我说地安门那么大的地方,怎么找?最后她只好唉声叹气地作罢,由此可见一斑。她晚年常对孩子们说,你爸工作忙,他为国家做出了很大成绩,我们都沾你爸的光。没有你爸,我们就没有这个家,所以她总认为照顾好我就是她生活中的快乐,就是她最高兴的事。自然这是她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她去世前一天,4月21日周五下午,她去看望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夫人任大姐,原本让她打车回来,她偏去乘公交车,回来特晚,十分兴奋。吃过晚饭我习惯地要去办公室,她特别叮嘱一定早点回来,她等我。10点后回家,她马上把最好的椅子让出叫我看电视,问我喝茶还是白开水,都准备好了。然后问我吃苹果还是胡柚,我说都行,她总要再问一句,你吃什么?我只好说胡柚,并说划开皮就行,不用剥皮。但她拿来的却是放在碗里的内瓤,连一个籽也没有,并用勺子让我吃,简直把我当成一个老小孩看待。我理解她的心情,总想无微不至地照顾好我。睡前她又打来热水让我泡脚,泡完脚我把袜子放在盆边,她从来不让我洗。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见袜子未洗,就顺手把它洗了。当我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回家时她说昨天忘了洗袜子,实在对不起,今后你不要再洗袜子了。从结婚到她去世,我们共同生活了近50年,不管顺境或逆境,患难或欢乐都共同分担,相互理解和支持。家庭中难免有矛盾,但我们从未吵过嘴,斗过气。每当发生矛盾时,我们双方谁也不再说话,从无一句过激的言辞,等冷静后都理智地化解了。对孩子她更是宽容,爱护有加,所以我们始终保持着一个和睦和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有时性情急躁,不高兴时爱大声嚷嚷,这时宝琼就总是坐在一旁不再说话。过后我自然也只好因态度不好向她表示歉意。她事后总是说,你对我嚷嚷,我也到是一种幸福,都大半辈子了,我了解你。所以我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全体同志在悼念宝琼的信中,除赞扬她处事为人外,还公正地指出我干出的成绩有一半是属于她的。这是大家看着她持家和我不顾家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编写组的同志们也批评我对她照顾不够。我听了非常后悔和痛心。就以她去世当天说,那是-个周末,我上午在办公室工作,中午在食堂吃完饭才回家。下午准备一起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她很高兴,但竟未能实现她就走了。我是一个“好人”,但我不是一个“好丈夫”,至今想来愧悔莫及。我们相约80岁后才能按自然规律分离,孰料天道不公,竟让一个吃了大半辈子苦,为国家和人民辛勤工作一生,刚刚开始过上舒心曰子的好人,被病魔突然夺去生命。我和孩子们都很难面对这个现实,所以在抢救无效后一再要求急救车不要将她送去那冰冷的太平间，希望让她在家里呆两天,我们好再陪陪她。自然这是不会得到允许的,大家劝慰我说,她看到了国家繁荣,看到了子女成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只是走得急了一点,但她没有受什么痛苦,也不给家人添负担,这都是修来的,也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宝琼,我也只好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你匆匆逝去的灵魂,平服我和孩子们万分悲痛的心。就你一生来说,你完全可以死而无憾,你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你的一切,你为我们这个家献出了最伟大的贤妻的恩惠和慈母的爱怜。你这一生太累了,你放心地安息吧!你永远活在爱你的行健和孩子们的心中。编者注:本文转载自1954级《级友通讯》第9期。文章题目为编者拟定。吕宝琼四川自贡人,蜀光中学初1951级校友。1951年进入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全国院校调整时转入重庆大学预科班进修,1953年10月考入北京矿业学院机械系。大学毕业后在张家口煤矿机械厂、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工作的27年中,当过工人,在车间负责过技术服务工作,先后在设计科、工艺科、技术科等科室从事过工艺整顿工作,维修过多种新型机床,参加技术革新并承担过编制新型机床的工艺过程卡,等等。1965至1968年还在煤炭部教育司与天津市教育局合办的机电学校担任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她虽历经政治上的坎坷、生活上的艰辛,但不论组织上分配什么工作,她都愉快接受,并努力完成。她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高尚的人。在蜀光数以万计的学子中,学术精英、高官显要,国家栋梁不可能成为多数,像吕宝琼这样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诚实劳动、克已为群、悄无声息地默默奉献终生的普通人却是大量的、众多的,但他们都是可钦可敬的人物,伟大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