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的一个周三上午，一群人聚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家露天咖啡馆，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反思如何利用时间以及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尽管对于路过的人来说，他们的互动可能并不引人注目，但这群人的聚会是一项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验的一部分，旨在缓解一种痛苦的经历：孤独。
这是一项名为“RECETAS”的实验研究，旨在创造有利于建立深层联系的环境，在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六个国家中招募超过1000名来自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参与者。这项研究获得了欧盟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840万元）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4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90万元）的资助。
何为孤独？
孤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虽然正式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描述了一种与他人疏远的痛苦感受。这与独处不同，后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缺失；孤独的人可能有社交关系，但觉得这些关系不够充分。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往往将孤独和独处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孤独要复杂得多，因为它是主观的。
老年人被认为更容易孤独，部分原因是他们更有可能失去亲人、独居，并面临残疾或慢性病。但研究人员越来越担心年轻人。在2003年至2018年期间，在70个国家对13至17岁的学生进行的一项基于学校的调查中，11.7%的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或“总是”感到孤独。
独居的趋势在全球都越来越明显。来自欧盟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0年期间，独自生活的人数比例稳步上升。在美国，一项大规模的关于人们如何使用时间的调查显示，2003年至2020年期间，人们花在与家人、朋友和邻居、同事等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有所减少。虽然这些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孤独，但它们确实显示出社交联系减少的一般趋势。在一些研究中，依赖社交媒体作为社交联系的来源也被认为与孤独感有关，尽管证据并不一致。
这些孤独和独居的趋势，已经促使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例如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默蒂（Vivek Murthy））开始宣称其为“流行病（epidemic）”。
多国政府已改变对孤独的认知
孤独感在过去十年里并未成为许多政府的公共卫生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但随着其危害的证据越来越多，一些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2018年，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任命了世界首位“孤独大臣”，负责制定策略和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将这一举措视为提高公众意识的转折点。
一场世界级公共卫生危机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2020年春天，新冠的隔离要求使得社交隔离和孤独成为普遍体验。此后，各国政府纷纷承诺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日本任命了自己的孤独大臣。次年，德国推出了“孤独网络”，以促进专家之间的知识交流。韩国去年宣布的一项计划为不愿与社会接触的年轻人提供每月津贴和其他财政支持，以帮助他们参与社会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汇集了健康和政策专家，表示他们将花两年时间梳理各种孤独干预措施的证据，试图将其提炼为政府可以解读、甚至可能支付的优先事项。
政策制定者和卫生官员不再将孤独视为个人的挣扎，而是将其视为公共卫生危机。大量证据现在将孤独和社交隔离与不良健康状况和早逝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压抑感的推动，开始对此予以关注。今年1月，美国、日本、摩洛哥、瑞典、肯尼亚和智利政府联合发表声明称：长期以来，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在医学和政策制定中被忽视和低估。
孤独与疾病的联系机制
有研究将孤独和寂寞与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痴呆症和抑郁在内的多种健康状况的风险升高联系在一起。有分析显示，孤独和寂寞是过早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然而，研究人员强调，孤独本身并不是缺陷或疾病。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天生就有孤独的感觉。孤独的痛苦提醒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并驱使我们去寻找这种联系。当孤独持续存在并成为慢性疾病时，负面健康后果的风险就会加剧。
解释孤独与疾病之间联系的机制非常复杂。一种可能性是，社交联系较少的人可能无法获得更多关于健康习惯的信息，或者无法获得更多支持和鼓励来采纳这些习惯。另一种可能性是，慢性孤立或孤独的经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信号，表明我们处于危险之中，环境中存在威胁。由此激活的交感神经系统可能会干扰睡眠、引发炎症，并扰乱血糖调节，所有这些都会产生下游的健康影响。其他可能的途径是心理上的。孤独和孤立都可能导致抑郁、物质滥用和其他威胁身体健康的后果。相反，许多研究表明，社交联系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例如，耶鲁大学的社会流行病学家尤苏夫·兰索姆（Yusuf Ransome）已经记录了联系感如何为抵御种族歧视的有害心理健康影响提供了缓冲。
如何衡量与战胜孤独？
世界卫生组织推崇的干预策略包括加入俱乐部或培养爱好。孤独感的潜在干预措施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从聊天服务和支持小组到社交技能培训和机器人宠物等个人资源，以及增加交通便利性和创建共享公共空间等更广泛的政策变化。但很少有干预措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即使经过了随机对照试验，大多数干预措施的规模也很小，统计上也不够可靠。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如何严谨地衡量这种复杂且主观的感受，并针对其不同的根源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一些干预措施，比如前文提到RECETAS实验，旨在创造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他方法则涉及心理治疗，比如认知行为疗法（CBT），最初是为了帮助重塑诸如抑郁或焦虑等疾病背后的思维模式。CBT也可能针对导致孤独的思维模式，比如一个人对被拒绝的预期，或者他们倾向于将过去消极的社会经历固定化。
英国政府于2023年9月发布的一项证据审查认为，心理干预是目前唯一显示出“显著统计学效应”的孤独干预措施类别。但是，因为与经过培训的治疗师进行一对一咨询通常费用高昂且耗时，一些研究人员正试图通过在线项目来捕捉其精髓。有研究团队在两项随机试验中发现，当参与者完成任务并与提供每周反馈的治疗师进行交流时，他们的在线认知行为疗法干预措施能显著减少孤独感。其他研究人员强调，在制定干预措施时，需要更广泛地考虑社会因素对孤独感的影响。
随着公众关注度的提升，研究人员既要构建更坚实的证据，又要避免误解。一些公共官员倾向于将孤独妖魔化或医学化，并夸大简单的“解决方案”，试图解决人类经验中复杂而自然的一部分。
衡量和比较干预措施的效果受到衡量孤独感本身这一挑战的阻碍。目前最常用的两种测量工具是1978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发的20项问题问卷，即UCLA孤独感量表，以及1985年由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提出的11项问题De Jong Gierveld量表。日本国立老年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孤独感的流行病学家斋藤泰美(Tami Saito)说，遗憾的是，还没有确定的临界分数来指示健康风险。因此无法确定谁真正需要缓解孤独感。
而在这两个问卷中，都没有出现“孤独”这个词。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会对孤独的污名化，参与者不愿接受这个标签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相反，这些量表探究的是孤独体验的特定方面：感到被排斥或被拒绝，觉得没有人可以倾诉。
消除"孤独"的污名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耻辱感会影响干预研究的招募。一些研究网站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如果他们直接问“你孤独吗”,人们会对这项研究失去兴趣，认为‘那不是我’。例如前面提到的项目RECETAS，参与者第一次被介绍到RECETAS不是作为孤独的干预，而是作为参与当地绿色空间团体社会活动的机会。
建立社会连接作为‘处方药’的公共卫生方法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方法中，卫生保健系统将患者与非医疗资源联系起来，比如步行小组或社交俱乐部，这可能会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2023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表示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孤独和孤立被社会连接所取代的世界。
孤独是复杂的，它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除了独居外，其他因素，如面临艰难的决定或生活变化，或遭受歧视，可能有助于解释那些没有独处的人的孤独。个人经历的某些挫折或失败带来的孤独感不能通过新的社会关系轻易解决，在这些情况下，接受它可能比把它当作一种疾病来对待更有益。毕竟‘’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