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内科医生、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从其假期回来发现了培养皿上的葡萄链球菌被霉菌给覆盖了，他惊奇地发现这阻止了葡萄球菌的生长。弗莱明的意外发现促成了青霉素的发现，这拯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面临着后抗生素时代的危机。
抗生素在全球健康系统和食品行业中普遍的滥用和过度使用使得细菌对用来对付他们的药物武器形成了防御。抗菌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已造成了全球每年100多万人的死亡。世界银行估计，在最差的情况下，到2050年，AMR可能一年造成1万亿美元的额外医疗费用。
如果不采取行动，世界将冲向一个常见的喉咙感染或者常规外科手术可能再次危及生命的时代。
解决抗生素问题需要的将不仅仅是科学。从政策制定到人类行为等多重因素都能导致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因此解决方案也应该是多管齐下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医疗NHS信托联合牵头了一项倡议The Fleming Initiative（弗莱明行动），旨在推动一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全球运动。弗莱明行动将汇集科研专家、行为科学专家和政策专家，从各个角度来解决抗菌素耐药性问题。
更好的抗生素管线
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抗生素。一个针对早期抗生素的全球性非盈利合作组织，CRAB-X，旨在推进新抗生素的临床开发和监管批准。也有行业支持的抗生素行动基金AMR Action Fund，用于支持开发潜在拯救生命的抗生素药物的公司。但研发管线依然不够好。
英国医学研究慈善机构Life Arc的首席科学官戴维•鲍威尔(David Powell)表示，缺乏新的抗生素候选药物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药企缺乏动力。他补充说，这个世界对便宜的抗生素形成了依赖。
新抗生素将会被当作对付危险细菌的最后手段，意味着它们需要谨慎使用且不被大量出售。在这个经济模式下，制药行业很难收回投入到药物发现和开发中的巨额成本。“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即抗生素能够有与之投入相匹配的更好的回报，使得患者能够获得药物。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鲍威尔说。许多国家正在考虑取消支付与使用数量之间的关联，转向诸如英国提出的订购模式等方法。
除了在开发对抗超级菌的新药物和探索其他的定价模式外，弗莱明行动也在探索更好的预防感染的方式。历史上，我们主要使用疫苗来防止病毒感染。也许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细菌。疫苗已经被广泛使用来保护动物（包括津巴布韦的家畜）免受有害细菌的侵害，但是在人类身上使用要少得多。
2024年5月，制药公司GSK承诺支付450万英镑给弗莱明行动，用来支持解决不同领域抗生素耐药性目前未满足需求的项目。这些项目包含采用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去提高对新出现的耐药性感染的理解，并利用该信息去直到感染管理。先进和快速的诊断是弗莱明科学团队的另一个关注点，这样的话抗生素药物可以被合理使用，而不是被用于非细菌引起的疾病。
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对抗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必须是全球性的行动，2024年是对于政策的合作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该话题是9月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主题。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是对公众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它的影响在全世界都能感受的,但它的影响不是均等的。中低收入国家的耐药性感染负担最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千分之一的死亡与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有关，这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
从弗莱明行动中提出的革新性方法将作为全球类似行动的蓝图，并为考虑当地背景的定制化和适应性措施留有空间。
新的诊断干预措施对于确保仅在必要时才开抗生素处方至关重要的。这也涉及通过改善例如干净的水和卫生措施等基础设施来预防感染。设立一个类似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委会（IPCC）的新主体，可以促进更公平公正的和基于证据的抗生素耐药性政策。
人类的力量
弗莱明行动正在建立一个公众展览空间来举办行为科学实验。它同时也在跟YouTube健康合作，发起一个链接临床医生内容创作者和传媒专家的媒体网络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及解决错误信息。毕竟，在科学家1990年代发出警告后，公众花了10年的时间才注意到气候变化问题。AMR也是一样的。你不能仅通过说“好吧，小心使用抗生素”来转移问题。你需要把公众带到这场辩论中让他们去理解。
弗莱明意识到青霉素的好处也许是短暂的。1945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告诉纽约时报，该药物的滥用会导致抗生素耐药性。2028年，英国弗莱明中心将会对公众开放，就在弗莱明一个世纪前第一次发现意外收获的地方展示能让抗生素持续有效地预防公众健康灾难的前沿的研究、公众的参与和政策工作。抗生素耐药性领域需要到达一个之前没到过的一个临界量级，那就是弗莱明行动将带来的。
除了高层政策制定外，AMR是一个核心在于人类行为的问题。这是由数百万个体的决定引发的全球危机，从牲畜养殖者到患者，再到为他们开具处方的医生。要想避免灾难，必须让这些决定更加明智。但要建立这种意识并非易事。“行为科学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鲍威尔说。“我认为AMR还没有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