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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以后，外强进辱，太平天国起事，一连串战争，丧权辱国条约，打碎了皇朝旧梦，也打醒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朝野上下、达官贵胄、仁人志士，无论维新的守旧的，还是更加激进的，无不思考探索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以期救亡图存，奋发图强。
比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激情澎湃。后来诗人郑振铎于民国八年（1919）发表《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同样使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甚至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劝学篇》，奏请朝廷庙产兴学，力主以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办教的经费。光绪皇帝批准，并且出来支持。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政府命各州县设置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不在祀典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其实，就是放在当时大环境看，国家破碎，民族危亡，兵凶战祸，盗匪蜂起，寺庙里丰厚的庙产，频遭觊觎，也难以独善其身。庙产兴学，也是最好最有意义的选择。
以教兴邦，是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共识，胡各庄也不例外，下边说的就是一个胡各庄庙产办学的故事。
那时候，除了郝、常、麻、姚等姓氏之外，胡各庄还有一些姓靳的人家，也是镇上的名门望族。清同治四年（1865），胡各庄一户靳姓人家，生下一个男孩儿，父亲给他取名玉如，表字瑞廷。
靳家祖辈耕读传家，地有百亩，家道殷实。小玉如5岁上死了母亲，是继母将他抚养长大。和别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小玉如送到镇上的私塾读书。小玉如聪慧好学，稍长，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滦州海阳书院，后又进入保定师范学习。
靳玉如长大以后，为人热情慷慨，急公好义，与人友善，做事诚信，事亲至孝，很受乡里尊重。当时，列强凶残，国家软弱落后，深深刺痛着靳玉如的心。死读书、读死书，科举应试还能光宗耀祖、救国救民吗？靳玉如和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一样，经常担忧着国家民族的兴衰。以学兴邦、以教兴国，是靳玉如几经深思熟虑得到的答案。
1897年，32岁的靳玉如回到家乡胡各庄，立志要在镇上创办一所学校。他要从脚下做起，从小处做起，首先要让镇上的孩子，尤其是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都能有学上、有书读。
想法是好，可是兴学办校不是小事。校址、资金所需颇巨，又到哪里去筹措呢？辗转反侧，冥思苦想，靳玉如忽然眼前一亮：原来那个时候，胡各庄镇上建有寺庙10余座，其中东门外药王庙，西门外文昌宫，村中街南财神庙，街北老爷庙（关帝庙）、观音堂，最受人们崇敬信奉。
胡各庄依傍泝河，水运兴旺，各地客商南来北往，自古繁华；加上农历四、九两日为传统集市，届时商贾游人充盈镇上，这几家庙宇香火鼎盛，多有商铺摊位竞相排列，到了各庙庙会上更是人山人海。这些摊租位费，自然也归各处庙宇收入，连同香火所得，各家庙宇都是资金丰厚。
靳玉如首先找到甲长、保长和镇上各族长辈，商量用庙产办学的事。这些人一听，异口同声表示赞同。赞同之余，他们也都担忧自古佛门、道家寺庙，庙产私有，这些庙中都有僧道驻寺修行，庙中积累的资产除了供应僧道的日常开支之外，还有寺庙的修葺与平时的佛事活动。现在庙产兴学，从无前例，这些和尚道士能同意吗？况且轻动庙产，倘若惊扰神佛，带来祸害，只怕招惹各种烦扰，唯恐此法难通。
靳玉如心坚如铁，也不惊动别人，更怕驻寺僧道误解人多势众，以势压人，就独自一人到各处寺庙礼拜走访，细细诉说办学兴教的裨益。可是，各寺僧道不是以“出世修行，不关俗事”为借口，就是以“向无先例，容当后议”为理由推拒，起初进展并不顺利。
这一天，靳玉如来到观音堂想试试运气。观音堂驻庙主持圆真和尚，竟是十分礼敬，把靳玉如邀到后头禅堂上坐了。靳玉如恭敬虔诚，说了打算兴学办校的想法，不成想，圆真师傅十分爽快，一口应承下来。靳玉如不禁万分感激，连忙起身施礼，说：“玉如这里代众位乡邻谢过大和尚了，谢大和尚急难之中施援救济。”圆真和尚连忙扶住靳玉如坐下，说：“各处寺庙僧道私下走动，靳居士所说，老僧已有耳闻。一来居士品行名著乡里，所行所想必无大谬不敬；二来今日之事已如海欲枯江欲涸，鱼蟹堪危，于中注水，推行教化助世图强，正是我佛门善事，功德非小，怎会舍不得呢？更何况佛门庙产，毕竟也都是这一方水土供养，终究用于迎献修葺、济困救急慈悲善事。如今居士所为，一身浩然正气，是居士济助佛门功德，哪里是和尚救济世人呢！”
两人心意相通，靳玉如十分欢喜，和圆真和尚两个一起就何处合建校舍、桌椅板凳购置多少、预备怎样教学又不至打扰佛门清修谋划起来。
各项事宜理顺，靳玉如拜别圆真和尚，欢欢喜喜出观音堂直奔保长、甲长、各族长辈家里报喜。兴学建校有望，这些人自然万分欣喜，连忙出来相助，安排计划，奔走张罗。
各家出工出力，搬石运瓦，不出两月，观音堂后香火地上，一座学校拔地而起。一连数间校舍，讲室课堂完备，自成一院。此后，那些镇上的孩子，不论家境贫富，只要有心有愿，都可以免费来“义学”读书。有些孩子家里实在困难，靳玉如还要拿出钱来给他们买上一些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诏，颁布新章，废除科举，兴办学堂。靳玉如又说服村东药王庙、村西文昌宫，把香火地捐给义学，遂改“义学”为“蒙养堂”，成为县境内第一所小学堂。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靳玉如奔走张罗，求助庙产兴建义学，比起张之洞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作《劝学篇》上奏朝廷请示庙产兴学，整整早了一年。足见靳玉如行敏悟深，大有先贤之风。
靳玉如重视教育，一生勤劳不辍，桃李英才无数。种因得果，后来他的孙子靳之林学有大成，成了享誉华夏的大画家、美术教育家。如果靳玉如在天有灵，也会倍感欣慰吧！
（选自滦南县地方志办公室，《滦南民间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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