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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 论文推介第 142 篇
Lu, M., Ou, H., & Zhong, Y. (2024).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urban systems: A persistent shock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from capital relocation in ancient Chin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08, 104034.
摘要
本文利用明代1421年迁都的准自然实验来研究政治治理与城市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面板数据集，用于衡量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县的人口分布。采用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我们的结果表明，迁都后，距新都北京的距离对当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转为显著负向。而且，这些影响在下一个王朝和近代中国仍然持续存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首都搬迁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是通过政治治理的两个主要渠道产生的：交通和国家安全。各种识别策略和稳健性检验证明迁都和人口分布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稳健的。
引言
许多城市系统总体上是稳定的，除非重大冲击改变了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经济学理论表明，城市系统是可变的。然而，缺乏确凿的证据表明城市系统可以通过外生的、大规模的冲击而改变。根据以往的研究，尽管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或者遭受了大规模破坏，城市系统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一些历史根源被认为决定了城市系统的长期演变，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集聚、文化系统、基础设施的历史发展和制度体系。然而，我们认为，历史上的短期冲击如果与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联系起来，就会对城市体系产生长期的影响，迁都应该是一个足够大的冲击，足以改变现有的城市体系。
本研究旨在调查政治集权体制中的政治治理对人口和家庭分布的影响，这是城市体系最重要的指标。我们以明代的迁都作为国家调整政治治理地理中心的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异的策略来考察政治治理如何塑造国家城市体系，这反映了国家对城市体系的塑造。
数据
行政单位：2010年拥有稳定边界的862个县和200个地市
人口和家庭分布：县级数据来自来自20个不同省份的876个县的县志。其中，240个县市的人口和户口数据可以追溯到明朝1368年至1644年。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用1393年、1580年和1630年所有州（府）的全国数据代替县数据，包括人口分布和密度分布。
数据代表性：中国的地名志有876个县，其中240个有明朝的人口数据。为了检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使用 1393 年、1580 年和 1630 年的数据，对人口规模以及距南京和北京的距离等关键变量进行 t 检验，在地名中有人口数据的 240 个县和没有地名的县之间。结果表明，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FE）和周期FE后，两组之间的关键变量没有显着差异。这表明本文的县级样本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
城市距离：为了计算县与首都之间的距离，本研究使用明代地方政府（治所）所在地，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2 年行政区划得出的地方政府当前所在地进行匹配，并使用纵向和纬度坐标来计算到北京和南京的相应距离。
下图表示：迁都前，距离北京较近的地区人口较少，户数较少；而迁都北京后，距离北京较远的地区人口较少，户数较少。
结果
下表为迁都前后地区人口与户数及距北京距离关系的回归结果。第（1）和（2）列是控制县域和时段固定效应、地理特征、时间趋势及其交互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县域距北京的距离对城市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3）和（4）列显示了某县到北京和南京的距离对其规模的影响。距北京距离与迁都的交互作用对城市规模产生显着负向影响，而距南京距离与迁都的交互作用对城市规模没有显着影响，说明迁都后南京的影响力并未发生显着变化。第（5）、（6）栏不包含迁都前或迁都后才存在的样本县，回归系数与第（1）~（4）栏结果类似，距北京的距离和首都搬迁的交互作用仍然对城市规模产生显着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迁都对城市体系的影响并不是迁都前后样本不一致的结果。
下图是逐期分析的结果，分析单位为十年，baseline代表迁都的时间（永乐11-20年），纵轴是距北京距离与时间虚拟变量（如baseline记为0，其左边的永乐1-10年记为-1，右边的宣德1-10年记为1）交互项的系数。可见距北京距离对人口、户口分布的影响从正统时代就开始了。具体而言，距离与人口（户）分布之间的交互系数直到正统1-15年才具有统计显著性。原因之一是，尽管迁都后某些制度因素发生了快速变化，但城市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城市建设、驻军、人口安置都是渐进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才能完成。正统1~15年间至崇祯1~9年间交互系数显著且为负，说明明代迁都对城市体系具有持续性影响。
基于清朝税制改革的自然实验，下图中的第（1）至（3）栏采用横截面数据报告了清代康熙、乾隆、道光时期距京城距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数据。康熙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税前改革；因此，人口统计结果与明代迁都后时期的人口统计结果相似。乾隆年间被认为是人头税制的终结，而道光年间则被用来作为第（2）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清代距北京较远的县的人口明显较少（10%的水平）。第（4）至（6）栏显示了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县距北京距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表明距北京较远的县人口明显较少。简而言之，即使在当代中国，迁都北京也对城市体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机制
理论上，距离政治中心越近的地区，政治治理水平越高，获得各类资本、技术和人才溢出的机会也就越多。然而，邻近地区的政治自主权可能较低，国家频繁干预导致经济发展迟缓。本研究证明了第一种渠道。实际上，这意味着初期需要有一个与政治治理相关的机制，比如信息传递、首都保卫等，需要将人聚集到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那些与政治治理相关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却持续存在，并导致了城市体系的路径依赖。换句话说，最初的机制加上路径依赖，导致了资本转移对中国城市体系的持续影响。
本文在基线模型的基础上，又考虑了主要道路/驿站/卫所、到北京的距离、首都搬迁三者的交互作用，系数均为显著的正数，说明信息传递、地方安全削弱了迁都后距北京距离对人口或家庭规模的负面影响。
结论
之前的文献认为，即使经历了大的冲击，城市系统仍然是稳定和持久的。但本研究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的统一国家，首都的搬迁对城市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本研究利用自建的240个县数百年人口分布的独特数据集来检验明代1421年迁都的准自然实验，并探讨政治治理与城市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从南京迁都北京后，距北京的距离对县级人口的影响由正转为负，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成立。基于各种识别策略和稳健性检验，迁都对人口分布的因果关系是稳健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揭示了与政治治理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中国是一个政治集权的国家，中央政府几乎拥有所有正式的政治权力来治理社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迁都对人口分布的影响通过政治治理的两个主要渠道发生：交通和国家安全。这些发现表明，国家如何利用其政治权威来治理社会并服务于国家利益，与城市系统如何应对试图重塑其结构的大规模政治冲击密切相关。
作者信息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分享者
张潇逸
XiaoyiZhang833.github.io（完善中）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文本分析、新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