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确定性与分裂性政治:来自西班牙的证据

文摘   2024-10-23 12:12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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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 论文推介第 152 


García-Uribe, S., Mueller, H., & Sanz, C. (2024).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Divisive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dos España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4(1), 40–73. https://doi.org/10.1017/S0022050724000044

摘要

本文利用两份报纸档案来追踪 1905-1945 年西班牙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EPU)。我们发现,1936 年内战爆发前,两份报纸上的不确定性水平都出现了惊人的上升。我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研究了这种转变的原因,这使我们能够利用专家意见来跟踪报纸档案中的具体问题。我们发现,不确定性的增加与社会经济冲突等分裂性政治问题的兴起之间存在密切的经验联系。即使考虑到这两份报纸之间的内容差异,该联系也是成立的。

引言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分裂被视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近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分裂出现了双重转变,通常以政治两极分化为特征,这在美国尤为明显。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机制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适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成为分裂政治、阻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案例研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很少有国家能像西班牙一样经历如此剧烈的国内政治动荡。西班牙从君主立宪制起步,经历了 1923-1930 年的第一次独裁统治、1931-1936 年的共和制、1936-1939 年的血腥内战以及 1939 年起的佛朗哥独裁统治。这一历史背景不仅为研究政治分歧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而且也是研究民主国家如何陷入内战的一个案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指出了政治两极分化的危险,预示着暴力和政治体制崩溃的可能性。西班牙内战前的那段时期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段时期也经常被描述为 "两个西班牙"。

我们评估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否会随着西班牙的政治分裂而增加。为此,我们使用了一个新颖的数据集,该数据集来自该国两家主要报纸:《ABC报》和《先锋报》。我们首先使用该数据集来测量西班牙在动荡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我们使用一种新方法来获得每一页的EPU 值,结果表明,即使与样本中的其他时期相比,民主的第二共和国时期(1931-1936 年)的 EPU 水平也非常高。鉴于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与“两个西班牙”一词联系最紧密的时期,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为了定量衡量政治分歧,我们使用了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该方法允许我们在新闻语料库中跟踪西班牙社会的政治分裂性问题。根据历史学家的讨论,这些分裂性问题可以分为四类:围绕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的社会经济冲突;强烈的地区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军队在社会中的作用;教会和教育的作用。我们首次对 1905-1945 年时期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量化测量。

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初期,西班牙实行的是复辟(Restauración)的政治体制,该体制以 1876 年宪法为基础,相对稳定。复辟时期在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制度。西班牙定期举行选举(1890 年起实现男性普选),保护一些个人权利。但在实践中,大选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是预先确定的,两大政党达成协议,轮流执政。尽管该体制在最初几十年相对稳定,但在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初期,一些问题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加剧。其中包括对无政府恐怖主义(anarchist terrorism)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尤其是在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再加上摩洛哥殖民战争的处理方式和军队晋升制度,军队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于 1923 年发动政变,中止宪法,并独裁掌权。经过几年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后,政府开支增加导致政府破产。普里莫·德里维拉于 1930 年辞职。

1930 8 17 日,共和党代表在圣塞瓦斯蒂安市举行会议。改革派和革命派结成联盟,制定了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的战略(圣塞瓦斯蒂安协议)。经过短暂的过渡期(称为 Dictablanda),国王在 1931 年市政选举后逃离该国,共和党在主要城市赢得了大多数席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右翼政党在 1933 年大选中获胜后,左翼政党于 1934 年组织了革命总罢工。1936 2 月,左翼政党赢得大选并重新控制政府。

在暴力和政治暗杀不断升级之后,佛朗哥和其他军事指挥官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政变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在其他地区却没有。因此,该国分裂为两个地区,一边是共和党政府及其支持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不稳定联盟,他们主张建立更公平的公民社会并削弱教会的作用),另一边是反对派民族主义者(军队、教会、君主制和法西斯式长枪党组成的右翼联盟)。随后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一直持续到 1939 4 月民族主义者进入马德里。这标志着佛朗哥独裁统治(1939-1975 年)的开始。

总体来说,我们研究的时期涵盖两个民主时期(复辟时期和第二共和国)和两个专制时期(普里莫德里维拉和佛朗哥执政初期)。

数据与文本特征提取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从西班牙的《ABC报》和《先锋报》两份报纸分别收集了超过 347,858 页和 263,095 页、1905年到1945年的资料。《ABC报》创刊于 1903 年,最初为周报。ABC是该国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印数达 10 万份,除内战时期由共和党政府接管外,该报都坚持保守和君主主义立场。《先锋报》于 1881 年在巴塞罗那创办,1903 年进行了改版,之后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读者最多的报纸,印数超过 8 万份。在创刊初期,该报与自由党关系密切,在 1939 年佛朗哥接管加泰罗尼亚之前的整个时期,该报一直坚持加泰罗尼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

测量

根据Baker, Bloom, and Davis (2016)的研究成果,我们使用了Ghirelli, Pérez, and Urtasun (2019)的词典,统计了每页对经济(E)、政策(P)和不确定性(U)的术语的提及情况(在单位时间内E > 0、P > 0 和 U > 0的文章数量,详情可查看原文的附件)。为了稳健性,我们还构建了另一个 EPU 指数,增加了更适合历史背景的经济术语(使用该EPU指数后主要结论不变)。我们通过减去平均值并除以标准差的方法对两份报纸中的EPU进行标准化。

我们还需要量化 1905-1945 年间四个政治议题(围绕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的社会经济冲突;强烈的地区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军队在社会中的作用;教会和教育的作用)的重要性。为此,我们根据从 Casanova(2007)、Gil Pecharromán(1997)和 Pérez(2001)中检索到的文本,为与这四个议题分别构建了新词典。通过tf-idf分析,我们捕捉到了此时期政治辩论的重要元素。我们只做了一个额外的步骤,那就是删除第二共和国特有的或过于常见的术语。无论词典更短或更长,主要结果依然是不变的(见附录)。

我们的方法显然是有效的,因为词典能令人惊讶地捕捉到历史上的争论。然而,它们是否也能捕捉到政治分歧呢?第一个议题的词典中包含了几个与土地改革问题有关的词汇,例如土地(tierras)或土地改革(reforma agraria),土地改革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分歧。但它也包含一些与工人权利和劳资冲突有关的词汇,例如混合陪审团(jurados mixtos),指的是由地主和工人共同组成的陪审团,以解决劳资关系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冲突。有关宗教和军事作用的词典包含更多涉及宗教或军事的通用词汇。因此,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指数测量会更加模糊,不过仍能捕捉到围绕教会和军队角色的争议性问题。

除了这些特定的词典之外,我们还希望获得20 世纪上半叶讨论的话题的变化。为此,我们在文本语料库中应用了LDA模型,从文本中提取了 30 个话题。这种无监督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清晰地识别出政治、经济、文化、战争和商业等广泛的话题。我们将这些主题作为控制变量。

审查制度

由于我们的主要分析将不同的新闻特征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分析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正如del Valle1981)关于西班牙新闻检查制度的开创性文章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的研究的时期,新闻检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镇压手段,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例外。我们将把这些特定时期的变量与报纸虚拟变量进行交互,以考虑两家报纸在这些制度变迁后的不同表现。其次,我们对del Valle1981)的“宪法保障中止”变量进行了编码,他解释说,在宪法保障中止的时期,审查制度最为严格,并提供了发生这种情况的日期列表。有趣的是,不同的报纸在这一衡量标准上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某些时期,巴塞罗那省(《先锋报》的出品地)的宪法保障被中止,而马德里(《ABC报》的出品地)却没有。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预计审查制度对 EPU 指数和有关分裂性政治议题的报道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前,EPU 指数的方法被用于跟踪中国或新加坡等审查制度复杂的国家的不确定性。该指数在这些环境中仍然有效的原因是,有关经济、政治和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新闻报道通常不会出现在审查员的视线中。这与我们在研究特定报纸的宪法保障中止情况时发现的情况一致——审查制度与 EPU 没有关联。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滤除审查控制后绘制的残差图中,EPU 的时间轴大致相同。我们发现,如果将分析重点放在新闻自由程度较高的第二共和国时期,我们的点估计值会大幅增加。

动荡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下图的A部分展示了EPU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这一时期 EPU 变动的最显著特征是第二共和国的 EPU 水平高且持续。这一特征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我们分析的整个时期都经历了许多政治和经济动荡,而且它源自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纸。内战爆发后,EPU 再次下降,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直保持在低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它表明第二共和国时期的部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第二共和国特有的政策冲突有关,此后这些冲突消失了。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对于控制我们的审查变量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是什么原因导致 EPU 水平持续居高不下?根据 Prados de la Escosura2017),国内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指标在内战爆发前并没有明显下降。因此,政策不确定性不太可能纯粹是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而产生的,西班牙的经济相对孤立,银行体系在这一时期表现相对较好。另一个可能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因素是第二共和国时期贸易政策的转变。不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经济动荡的时期。 Jorge-Sotelo2020)讨论了 1931 4 月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银行贷款和经济活动的急剧萎缩。他的分析表明,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经济危机。我们对 EPU 急剧转变的解释侧重于政治经济因素。

为了了解第二共和国时期 EPU 值极高的驱动因素,我们第一步是从语料库中抽样得出 EPU 值最高的页面。EPU 得分最高的 50 页上的词云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冲突词典相关的术语有直接关联。在某些情况下,报纸的作者还建立了因果关系。如在1933 11 18 日的《ABC报》就明确提到了 1932 9 月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并指出想要出售土地的农村土地所有者无法出售,因为在当前的不确定性得到解决之前没有人会购买,并得出结论,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各种活动中破产的原因”。

但显然,EPU 得分高的页面上讨论的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为了更系统地捕捉 EPU 的潜在驱动因素,我们转向对文本进行定量分析。

量化“两个西班牙”

下图为量化之后的四个分歧问题的时间线(蓝色实线为《ABC报》,红色虚线为《先锋报》)。这四个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截然不同。其次,社会经济冲突报道的增加与上图报告的EPU 水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了量化分歧问题与 EPU 之间的关联,我们进行了以下形式的回归分析:

其中等号左边为第 n 张报纸在t月报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j代表
4个政治分歧议题的任意一种。X(等号右边第二个加数)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Vn和ηt分别为报纸、时间的固定效应。

下表报告了结果。我们首先查看 EPU 与每个问题之间的月度关联,历史学家称,这些问题在这段时期分裂了社会。我们发现了正相关的有力证据(第 1 列)。在第2列中,我们表明,如果我们控制审查制度,这些强关联中的小部分不会发生变化。这些系数对我们添加的七种报纸特定审查控制具有惊人的稳健性。在第3列中,我们还通过 LDA 主题控制了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讨论,以及选举、政府更迭和政权评价等制度因素。同样,结果具有稳健性。在第4列中,我们添加了时间和报纸的固定效应。第5列除了固定效应外,还包括与报纸相互作用的审查控制。这解释了审查在特定时刻对两份报纸产生不同影响的可能性。第6列添加了 LDA 控制。社会经济冲突的点估计实际上在这些规范中增加了,但与其他问题的关联对这一变化的稳健性略低。这很有趣,因为它表明 EPU 与社会经济冲突之间的紧密关联不是由经济状况或政权特征等一般趋势驱动的,在某家报纸更关注社会经济冲突的时期,它报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更多。第7栏显示,当我们关注第二共和国时期时,这种关联更大。鉴于这是一个新闻自由的时期,这强烈表明审查制度无法解释我们的结论。最后,第8栏显示,这种关联在第二共和国之前的时期也存在。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一种普遍的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得到了加强。

重要的是,当时的评论家认为社会经济冲突、政治两极化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结论

我们提供了西班牙 20 世纪上半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演变的证据,这一时期政治极不稳定。我们观察到,民主的第二共和国 (1931-1936) 的不确定性异常高,此后该国陷入了血腥的内战。

我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定量测试特定问题是否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我们发现,反映社会经济冲突的问题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密切且非常强劲的关联。有趣的是,这种关联源于报纸特定的报道,并且在控制月份和日期固定效应以及报纸特定的审查控制后仍然有效。

社会经济冲突与 EPU 的密切关联与当时评论家的观点一致,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与 EPU 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其他因素很可能也导致了当时 EPU 的高水平。应该记住,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在 1929 年金融危机之后,因此我们的结果必须在这种背景下看待。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和国际贸易环境无疑加剧了我们观察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导致 EPU 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审查程度随时间而变化。然而,这些因素都无法解释我们的发现,因为当我们控制审查和时间固定效应时,我们发现社会经济冲突与 EPU 之间存在更强的联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将政治制度视为经济冲击的缓冲机制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这一观点,西班牙之所以发生内战,是因为其政治机构无法应对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引发的内部社会经济冲突。尽管法律上的政治权力有时掌握在工人手中,但改革却受到土地所有者事实上的权力的阻碍,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社会经济或种族冲突国家的当地新闻,以了解这些冲突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是否具有普遍性,这是一条富有成效的途径。这将确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种族分歧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特别有用的方法是利用报纸展现出的EPU和对不同政治问题的报道的差异。

作者信息

Sandra García-Uribe 是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班牙银行的经济研究学家。电子邮件:sandra.garcia.uribe@bde.es

Hannes Mueller(通讯作者)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 IAE (CSIC) 和巴塞罗那经济学院副教授。电子邮件:hannes.mueller@iae.csic.es

Carlos Sanz 是西班牙银行和 CEMFI 的研究经济学家,马德里,28014,西班牙。电子邮件:carlossanz@bde.es

分享者

张潇逸

XiaoyiZhang833.github.io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文本分析、新闻史

计算传播学园
寻找人类传播行为的基因,通往计算传播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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