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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
论文推介第
171 篇
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5).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4), 669-698
内容部分参考自https://mp.weixin.qq.com/s/23QM1Wyd5xQPfKTzaXDS8Q
摘要
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新教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繁荣的描述——1840-1920年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只有小部分人皈依了基督教。通过利用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撤离的空间变化来识别新教的扩散，我们发现，平均来讲，每1万人中增加一名新教徒，整体城市化率就会提高18.8%，这种影响的90%来自与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和医院相关的知识传播活动。
研究背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教传播与经济繁荣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假说”。韦伯认为，欧洲的新教改革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源泉。韦伯假说的提出激发了大量关于文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讨论。本文沿着这一研究脉络，探讨了1840-1920年间新教在清末民初期间的传播及其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尤其是新教通过知识传播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渠道。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数量急剧增加。尽管传教士与新教的皈依者在当时中国的比例极低，但他们不仅传播基督教，还通过建立新式学校、医院等机构传播西方的知识，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如现代医学）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选择。
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的加深和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大，一系列反外和反基督教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义和团在1900年前后发动了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许多传教士被迫逃离到其他地区。
当时的铁路大臣盛宣怀不顾朝廷公告，首倡“东南互保（Yangtze Compact）”，积极推动南方各省的地方官员继续保护外国传教士。尽管东南互保最初仅适用于长江下游，但其效应迅速波及到其他南方省份，成功地将北方的暴力冲突与破坏隔离开来。随着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传教士的安全得到保障，全国的新教信徒数量从1900年约为10万人，到1902年迅速增长至28万多人。
数据（具体见论文table 1，有数据出处）
因变量：经济繁荣（城市化率和现代工业企业数量、中国创建的现代工业企业数量）
核心解释变量：新教传播程度（每万人中新教信徒数量）
中介变量：知识传播程度（每万人中的低年级入学人数、每万人高年级入学人数、新教传教士建立的中学数量和医院数量）
控制变量 ：县域规模，人口密度，天主教传教士数量、是否为通商口岸，是否使用处于铁路网络，是否为府一级政府机构所在地，是否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沿海地区或长江沿岸
结果
下表为普通OLS的结果，因变量为城市化率，前两个因变量为新教、天主教的传播程度。回归分析显示，新教与城市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控制多种变量后，新教对城市化的影响依然显著。
下表为面板回归结果，因变量为某县每5年内建立的现代工业企业数量，自变量是某县新教的存在时长，第2-7列的结果表明，依次加入了各种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估计系数从0.68%逐渐下降到 0.26%，但新教的作用依旧显著。下面的很多变量都乘了时间的虚拟变量，是因为要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可能性。
新教对经济繁荣的影响的估计可能会受到新教代理的测量误差、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等问题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义和团起义在义和团袭击中国26个府后新教传教士的空间安置方面的变化（下图Panel A）。我们认为这些传教士逃离的地区应该与随后的新教传播呈正相关。根据起义前传教士的分布情况，我们的任务是预测他们可能逃往何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教传教士会逃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本文利用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作为影响新教传教活动的外生冲击，将是否为东南互保协定覆盖省份（记为South）与距最近教案发生地的距离（记为D）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记为D * South。下图Panel B中黑色实线以下的区域为加入了东南互保的省份，可以看出东南互保对义和团暴动的遏制，这些地区也可能接收了最多的传教士。
DS与1920年的新教传播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为满足排他性限制，作者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见下表）：回归分析发现，D * South对新教传播的影响在义和团运动前不显著，之后显著，表明其主要通过义和团运动后的传教士迁移影响新教传播，而非其他渠道。还比较了工具变量对新教学校入学率和公立学校入学率的影响。若工具变量只影响新教相关活动而非其他经济发展相关因素，那么它应对公立学校入学率无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支持这一点，说明工具变量未通过影响公立学校教育等其他因素影响经济繁荣。也考察工具变量与铁路、天主教、条约口岸、初始经济条件等可能影响经济繁荣的变量关系，发现工具变量与这些变量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支持其满足排他性限制。
下表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D * South对新教传播；第二阶段：拟合出的新教传播对城市化）的结果，表6第1.2列和2.2列的结果显示在所有控制变量前后，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约为0.868。从数量上看，每万人中增加1名新教信徒，相较于当时城市化率的均值而言，整体城市化率会提高18.8%（18.8%=0.868 / 4.625，其中4.625为城市化率的均值）。第3列到第4列分别为控制了义和团运动在各地发生情况和排除中国最南端没有受义和团运动影响的两个省（广东和广西），结果表明，新教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
下表的第1-4列结果表明，四种知识传播活动（新教小学低年级入学密度、高年级入学密度、中学数量和医院数量）中的任何一种被纳入回归方程中，新教传播对经济影响的估计系数都会降低。第6列的结果表明，当以上四种知识传播活动都被纳入回归方程时，新教传播的估计结果变得不显著，其系数降至接近零。第7列为作者使用主成分分析将四个知识传播变量转换为一个单一变量，再加入到方程中，其结果与第6列相似。本文对知识扩散变量的分类确实产生了与“知识扩散”假设一致的结果。在三个教育有关的变量中，只有新教小学高年级入学密度和中学数量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在小学低年级中教授的是基础读写算能力，但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中，新教传播提供了更系统的西方知识和教育活动，这与“有用”知识的传播更为相关。
下表对知识扩散变量也使用了工具变量的估计，采用世界其他地区新教传教所进行的知识传播活动水平来预测他们可能在中国进行相同活动的程度。Y、K、P构成一个中介模型。第3-4列额外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并未改变主要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新教传播对城市化的总体影响包括新教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知识扩散产生的间接影响。其总体影响估计约为0.095 + 0.081 x 9.502=0.865。由此可知，新教对经济繁荣影响的90%（0.081 x 9.502 / 0.865)是来自知识传播的间接影响 。
结论
我们研究了新教在中国的影响，根据韦伯的说法，它不可能创造出与欧洲相同的积极经济效益。但是，即使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经济繁荣的变量之后，新教徒——以教徒的密度来衡量——在研究期间与中国城市化程度和现代工业公司的建立呈正相关。即使在我们把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与新教联系起来之后，这个结果仍然是强有力的。
通过关注一个只有小部分人皈依基督教的国家，新教徒的“职业道德”或识字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确定新教所观察到的经济影响的主要渠道；相比之下，这使得知识扩散的另一种说法更加可信。事实上，我们发现新教的总体影响中有90%来自知识传播。通过建立大量的学校和医院，新教传教士有效地创造了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有用知识”。
作者信息
白营 Ying Bai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于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涵盖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中国政治经济学。他采用尖端统计技术和新颖的数据集来解决中国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例如冲突的原因和后果、西方（尤其是新教）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中国最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度和等级管理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季刊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经济学期刊》、《国际经济评论》和《欧洲经济协会期刊》等著名期刊上。ybai@cuhk.edu.hk
龚启圣James Kai-sing Kung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仁爱基金社会科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评估西方及其全球化力量（包括西方宗教的传播）对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影响；历史中国冲突的经济学（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农民起义和海盗行为）；运用“遗传距离”方法研究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约1500-1900年）技术变革和人口动态对增长的影响；清朝中国的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sojk@ust.hk
分享者信息
张潇逸
XiaoyiZhang833.github.io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文本分析、量化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