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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 论文推介第 182 篇
Chen, Z., Ma, C., & Sinclair, A. J. (2022). 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 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 The Economic Journal, 132(644), 1378–1413.https://doi.org/10.1093/ej/ueab082
摘要
千百年来，中国依靠儒家宗族来实现人际合作，注重亲属关系，却忽视了外部金融所需的非人化机构的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检验了儒家宗族与金融市场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这一假设。利用现代银行采用情况的巨大跨地区差异，我们发现，在 1897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后的四十年里，历史上儒家宗族势力较强的地区建立的现代银行明显较少。我们的证据还表明，如今宗族仍在继续限制中国的金融发展。
儒家宗族的经济特性
独特制度元素：中国长期依赖宗族实现风险分担与资源汇集，儒家宗族经发展具备多种制度元素，如族谱、祠堂、祭祖仪式、族产信托、救济贫困成员及宗族商业运作等，将儒家规范转变为类似宗教的制度，明确成员地位与义务，确保资源共享安全。
内部金融市场功能：宗族规则依成员血缘、辈分、年龄和性别确定双边权利责任，土地等财产收入用于多种支出并提供贷款；以 “堂”为单位开展商业活动，类似西方公司，为内部集资和经济增长提供金融中介；族谱和祠堂加强成员联系与监督，增强凝聚力。宗族成功提供资源，却使中国缺乏发展外部金融制度的动力，且宗族制度根深蒂固，抵制外部金融竞争，长期抑制金融发展。
数据描述（用于复刻的数据：https://zenodo.org/records/5525846）
银行数据：以 1936年各府现代中国银行数量衡量金融发展，数据源自历史档案和地方志，计算银行密度并取对数（加1）处理。
儒家宗族数据：用 1897年（第一家银行成立的那一年，避免反向英国）前各府族谱数量衡量宗族强度，族谱记录成员关系与宗族规则，可推断宗族团结程度。数据来自上海图书馆，计算族谱密度并处理极端值，样本分布与历史叙述相符，但存在生存偏差，不过可能强化对儒家影响的代理。同样计算密度、对数（加1）处理。
地理控制变量：控制条约口岸距离、东西部差异、到海岸和通航河流距离、是否为省会等地理因素，排除相关因素对宗族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干扰。
结果
1.基线模型
假设宗族与现代银行竞争并阻碍其发展，上表可见，宗族强度与银行密度显著负相关，控制多种因素后结论仍稳健。圆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是聚类标准误。地理控制变量之下的控制变量依次为：a）金融需求：工业企业密度、商业化（每个府每万人参与商会的人数）、城市化率，b）可达性：电报站、邮局数量，c）其他：新教（传教士和教堂数，关于新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参见我分享的上上篇文章）、进士数量、军阀冲突。
鉴于数据中36%的府没有银行，列6使用了tobit模型（因变量虽然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包含一部分以正概率取值为0的观察值的一类模型）。
2.工具变量模型
上一个模型的缺陷：由于未观察到的府级因素，我们估计的家族对银行业的影响可能仍然存在偏差。例如，由于儒家思想是国家正统，儒家宗族较强的郡县也可能拥有更强大的地方政府，从而抑制银行的发展。此外，宗族实力可能与强大的一般社会资本相关，有利于经济发展。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由于生存偏差而导致的家谱书籍数量的测量误差。
工具变量选择：朱熹书院，朱熹讲学过的书院（岳麓、寒泉、白鹿洞书院，见下图）与各府的距离。
以府到朱熹书院最短距离为工具变量，论证其合理性，排除其他可能影响渠道，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强化宗族对银行发展的负面影响，表明 OLS回归可能低估该影响。
为了正式测试邻近朱熹书院对宗族文化传播的影响，我们对每个州府到任何朱熹书院的最短距离的宗族密度进行回归，其中距离被分为15个100公里的单元。后朱熹时代（公元1200-1896年）的氏族密度随着距朱熹书院的距离而显着下降。作为安慰剂，图3(b)在朱熹之前的时代（公元282-1130年）没有表现出这种关系。通过反映宗族文化传播难度的增加，与朱熹书院的距离预测了1897年之后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见下图）。
并且，与朱熹书院的距离也不能预测二十世纪初每个地区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程度（图略）。到书院的距离与宋代进士学位持有者的密度呈显着负相关，展现出一种溢出效应，但这种效果在明清时期消失。
为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排他性限制，本文还使用了随机推理的方法，在各府中随机抽取了2000组反事实的朱熹书院，然后用其预测氏族密度与银行密度，发现反事实系数大于真实系数的比例很小，表明宋代以后的宗族分布确实是由朱熹书院的文化溢出塑造的，该工具变量不太可能通过儒家以外的渠道影响金融发展（下图的横轴是系数的绝对值，红线为真实的系数所在位置）。通俗理解：如果朱熹书院在其他地方，就有很大的概率预测不了氏族密度与银行密度，所以与朱熹书院的距离，和各府的氏族与银行密度有关系。
运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仍然是显著的，并且系数比table2的更大了。这意味着 OLS回归可能低估了宗族对银行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家谱书籍数量的测量误差（幸存者偏差）和遗漏的县因素或宗族形成的内生性（如前所述）。
3.
清末新政与民国的建立，制度和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削弱了传统儒家制度的统治地位。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家族对现代银行业的阻碍作用应该会减弱。
但下图（y轴为系数）表明，氏族密度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当我们使用与朱熹书院的距离来衡量氏族的分布时，这种影响仍然更明显。1915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宗族效应，因为现代银行在早期只覆盖了一小部分地区。随着银行向更多地区扩张，宗族的阻碍作用逐渐增强。相反，中国的现代银行只在宗族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实现了持续增长。
4.
为了进一步支持宗族对银行业的影响并不反映未观察到的当地因素（例如，商业传统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的说法，作者通过回归一个县的外国和官方银行的密度来进行安慰剂测试。如果宗族也对传统银行的数量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可能是宗族内部的资源汇集和共享功能，而不是儒家的保守主义。下图可见，宗族密度对外国和官方银行密度没有影响，列4-5只关注大城市样本，列6-8检验了宗族势力对传统银行（钱庄、票号）的影响，发现宗族势力对一个县的传统银行密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宗族密度翻倍会使钱庄数量减少约30%（因为是双对数模型，且对数处理时加了1，摁计算器算出来也差不多）。
本文还加入了孔庙的密度的对数进行回归，在控制了孔庙的密度后，宗族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强。孔庙对现代银行密度有负面影响，但其系数远小于宗族（图略）。因此，儒家的保守主义确实抑制了创建银行的动力，但宗族作为内部金融市场在抑制现代金融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5.宗族与外部金融需求疲软
本文还检验了宗族对利率的影响，双对数回归结果表明，氏族密度较高的县的利率显著较低，宗族密度加倍会使利率降低约54.3%（下图）。并且作者运用当代的CGSS数据也发现，在历史上儒家家族势力较强的县，人们去银行借钱的概率较小，而且借钱的规模也小。
结论
现代金融引入中国后，面临儒家宗族提供的传统资源汇集和风险分担服务竞争，宗族作为内部金融市场和商业组织，降低了对现代金融的需求，抑制了外部金融供给，阻碍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中国和西方因实现人际合作方式不同，走上不同制度和文化发展道路，导致金融发展差异。
作者信息
陈志武（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陈教授目前担任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和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涵盖金融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量化历史、新兴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陈教授曾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1999-2017），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客座教授。zhiwu.chen@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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