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超越“计算转向”
“数字方法”概念的提出者、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Richard Rogers（2009）曾这样概括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型的两种路径：一种着力于将传统方法数字化，如在线民族志、在线访谈、在线实验等；另一种则根植于20世纪末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计算转向”，将大数据视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的新机遇。计算技术展现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规模搜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Lazer，2009），为不同学科开辟了新路径、新方法，并涌现了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新学科、新议程。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超越“计算转向”。这指的是，要超越仅使用计算工具和大数据来解决传统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路，将“数字技术”置于范式革命的中心，开发新的概念和方法来理解当下的数字社会转型。在《数字人文宣言2.0》中，Jeffrey Schnapp和Todd Presner（2009）总结了数字人文发展的两波浪潮：早期的数字人文致力于在学科范围内建立大规模的数字化项目和技术基础设施。比如，将海量文学作品和档案数字化，并进行标记、分类、挖掘。这些研究以定量方法为主，调用的是计算机强大的检索和分析能力（Presner，2010）。而2.0时代，除了关注数字化的文本、图像以外，还纳入了链接、标签等“原生数字对象”；在方法上，趋向于采用定性或混合方法，旨在借助数字工具发挥人文学科的核心优势，关注社会的复杂性、提供批判性的分析和解释。然而，该领域的知名学者David Berry（2011）认为，无论是数字人文1.0还是2.0，都没有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数字技术已改变我们提出问题、构建概念、进行解释的标准和前提。受到软件研究（Fuller，2008）的启发，他强调理解数字文化和实践，需要关注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的软件代码，聚焦计算媒介的特殊性，并以此重新审视现有研究路径。
本文正是这样一种尝试：立足数字媒介实践的最新发展，从移动应用程序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入手，在当前软件社会的背景下重新理解界面，提出数字界面漫游的新方法，目的不只是在操作层面为应用程序研究提供参考，更希望能激发对现有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思考。
应用程序研究的方法挑战
“总有一款App适合你”（There’s an app for that）是2009年苹果为推广iOS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所设计的文案，被认为是经典的广告语之一。如今，这一口号已成为现实。移动应用程序（App）这种能够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小型软件（Lupton，2020），已取代PC端的网页，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数字应用。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数据，全球移动用户数量超过54亿（新浪科技，2023）。两个主要的手机操作系统苹果（iOS）和安卓（Android）上，分别有超过160万和350万个应用程序（Statista，2022），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涵盖了社交、工作、教育、游戏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在此背景下，研究移动应用程序、揭示其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新热点，吸引了来自软件研究、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传播研究等不同背景的学者，并逐步形成了“应用程序研究”这一新领域（Dieter et al.，2019）。
研究应用程序意味着极大的方法挑战。首先，相较于网页，App的技术架构更加封闭，获取内容和用户活动数据变得更加困难。以社交媒介为例，过去研究者通常可以通过直接检索网页、爬虫、调用API编程接口等方法，获取大规模的内容和数字踪迹。但App普遍限制编程接口的使用，研究者很难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取研究材料（Dieter et al.，2019）。其次，过去许多新媒体研究、互联网研究所倚赖的结构化、标准化的数据已不再适用。不同应用程序可获取的数据类型、格式和规模差异很大，往往与软件本身的架构、研究者使用的数据抓取工具相关。极少有现成的、结构化的数据可供收集和分析（Weltevrede & Jansen，2019）。最后，大多数App需要用户注册和登录才能使用。这意味着用户体验往往是高度个性化的，用户的位置信息和活动都可能导致不同的体验（Duguay & Gold-Apel，2023）。因此，当研究者想要采用计算路径、通过批量获取大规模的内容和使用数据来理解一个应用程序的技术架构和文化时，通常会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漫游法（walkthrough method）（Light，Burgess & Duguay，2018）作为一种新的应用程序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新媒体研究、平台研究领域快速流行。国内学者也将其译作走读法、走查法、行走法等（蔡雯、葛书润，2021；闫文捷、李红涛，2022）。该方法最早来自交互体验设计和软件评测领域，指的是通过模拟和记录用户使用一个应用程序的过程，来理解其技术原理和设计细节，重点关注用户是否按照开发者的预期来操作和交互，旨在发现界面设计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方案（Lewis et al.，1990；Karat et al.，1992）。2018年，Ben Light等人将这一方法引入应用程序研究，并结合科学技术研究（STS）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重新搭建了界面漫游的方法论。一方面，沿承科学技术研究的思路，漫游法把App视作“调节和形塑社会文化”的技术物（Rogers，2009），分析界面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估其使用体验和效果，而是为了理解“技术如何塑造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产物”（Light，Burgess & Duguay，2018）；另一方面，在分析视角上，主要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把文本分析、批判话语分析等方法引入应用程序研究中，重点关注技术界面上的话语和符号，分析其背后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基本预设是，文化和技术相互塑造，一个应用程序的界面，不仅反映了设计者对用户行为和体验的预期，更嵌入了特定的文化价值，随着应用程序融入日常实践当中，将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出发，作者将漫游法定义为一种“通过直接与应用程序界面互动，检查其技术机制和嵌入的文化意涵”的方法，其核心用途在于“了解应用程序如何引导并塑造用户体验”。
随着漫游法的广泛应用，也有学者开始反思这一方法的不足（Duguay & GoldApel，2023）。数字方法领域的知名学者Michael Dieter、Anne Helmond等人指出，“界面不应被简化为图像、仅用符号学的方法进行分析”（Dieter et al.，2019）。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符号互动，数字技术系统中的符号所遵守的并非自然语言规则，而是一种“后符号计算”，以相同的二进制基底、通过持续在自然语言与编程语言之间的转译，与人类进行动态交互（Offert，2023），这一过程同时涉及认知维度的意义互动与计算机逻辑维度的算法运行。“漫游”界面是要在软件的运作过程中，揭示其力量，而非将其看作一组静态的话语、符号。但现有的漫游法恰恰将“三维”的软件运作，压缩成了“二维”的符码分析，难以充分揭示数字媒介的作用机制和力量。
此外，尽管在现有漫游法的理论预设中，通过援引科学技术研究，强调了界面作为一种技术物对日常实践的调节和塑造作用，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又回到“文化研究”的范式，将界面理解为一种符号文本。按照软件理论家Federica Frabetti的说法，软件应用的主要功能正在于“让世界上的事情发生”（Frabetti，2015：17），指向的是事件、行动、过程（亚卡托，2021：22）。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数字应用几乎嵌入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连通人、物、环境，贯穿物理空间和数字世界。移动应用程序不只是作为抽象符号，在认知、观念的层面产生影响，更作为全方位中介社会系统交转的动力和机制，直接驱动现实的运作（孙玮、李梦颖，2021）。由此出发，对移动界面的分析，应超越符号表征的维度，将其置于当前“媒体—城市”（麦奎尔，2013）新形态的背景下，聚焦移动应用如何中介、调节数字生活。
据此，本文提出，不应仅关注界面的符号意义，还应探索其运作机制，把界面作为一个实时交转的过程来拆解。本文旨在通过重新理解“界面”，拓展已有“界面漫游”方法的分析维度，从界面中介系统交转的特性出发，在软件日常运行过程中、在数字城市的背景下，揭示界面的调节作用，以回应当前应用程序研究的方法挑战，为数字媒介研究方法创新提供启发。
数字界面漫游：揭示复杂系统的交转
从词源上来看，“interface”一词来自古代希腊语，意指“两张面对面的脸之间的相互关系”（海姆，2000：79）。它既是不同元素之间的接触点，又指向交互的动态过程。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兴起，界面的含义逐渐演化为人与计算机交流的中介，即波斯特所定义的“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是一种膜，使相互排斥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连”（2000：18）。在中文语境下，interface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计算机科学依照工程与实体硬件传统，称之为“接口”，指连接软件和硬件，并关联到人类用户和其他数据源（Fuller，2008：149）；社会科学则主要从人类感知的视角出发，称之为“界面”，突出人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机制。数字时代，这两种不同的意涵逐步融合，数字界面为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交互提供了新的可能（孙玮、程陶然，2023）。在世界加速数字化的当下，“不同尺度的技术、地方、过程和文化深度互联……‘计算’不仅仅是指机器，更是一种行星级基础设施”（Bratton，2015：16）。特别是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物的数据化与数据的物化同步发生”（许煜，2019：44）。应用程序不再仅是计算机中的“软件”，它与物理世界中的“硬件”也融为一体，渗透至当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成为调节社会中多重网络、贯通物质空间和虚拟世界的力量和机制。
由此出发，数字界面漫游的基本预设是，在软件社会的背景下，移动应用界面已成为不同异质系统交转的接口，这种交转至少发生在以下三个维度：其一，通过图形界面，将机器语言和人可以理解的表意符号相互转换。其二，以移动性，贯穿数字世界和实体空间，将不同的社会文化场景连接、重组。其三，以数字化的力量，聚合调节多重社会和技术网络，为人类与非人类用户提供了接入数字世界的共通入口。具体而言，通过点击按钮、滑动屏幕、语音输入、人脸识别、授权地理位置信息、图像数据采集等多种交互机制，人的身体、所用的设备、所处的环境等，可以被机器读取、并接入技术系统；同时，每一次点击按钮、每一次滑动屏幕，亦都在向机器发出指令，并实时关联至其他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界面不仅是异质系统的交汇点，也是自主行动的领域（Galloway，2012），“控制着系统之间的交换条件”（Bratton，2015：351），作为当今社会的中介过程（Galloway，2012：10），为异质系统的交转提供了一个“关系性的动态空间”（Drucker，2011），开启了人机共生的新主体与虚实交往的新模式。
在操作层面，数字界面漫游拟在两个方面，拓展已有的漫游方法。其一，原有漫游法的关键在于“逐步观察和记录应用程序的屏幕、功能和活动”（Light，Burgess & Duguay，2018），数字界面漫游强调在日常实践的场景下实施漫游，把用户与软件交互的过程纳入数字城市的时空背景中。比如，对特斯拉车机和手机端应用程序的界面漫游，需要在实际驾车、乘车的过程中展开，通过反复地操演，持续捕捉和探索多样的导航机制和交互可能，从而理解软件和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人—机交互模式。此外，研究者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类型、具体的研究问题，设置相应的角色和场景，在时间上，追踪数字界面变化、更新的逻辑，理解数字界面如何参与社会运作；在空间上，考察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如何接入数字界面，形成了哪些新的参与方式和机制。
其二，从数字界面作为异质系统参与到软件社会运行的“接口”这一关键属性出发，识别它所中介的交转模式。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人—机、虚拟—物理、社会系统）考察应用程序界面的中介系统交转。首先，从感知的维度出发，捕捉人类系统和计算机系统如何通过界面进行互动，形成协作；其次，在虚拟—物理维度上，探索应用程序界面如何贯通数字世界和实体空间，改变社会实践方式；最后，考察不同社会子系统如何经由界面中介，实现相互连接、互动，生成数字城市运作的新形态。
通过重新思考数字界面，扩展既有漫游方法的分析维度，以数字界面的技术特性和媒介学特点为切入点，将应用程序交互分析融入数字城市的背景之中，研究数字界面与社会运作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下文以对上海“一网通办”应用和特斯拉智能汽车界面的研究为例，展示如何运用“数字界面漫游”方法。
打通虚实、重组场景：作为公共界面的“一网通办”
近年，“从窗口到接口”，是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最显著的特色（孙玮，2023）。移动政务App发展迅猛，汇聚了各类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应用，正在取代实体的办事窗口，成为公众获取公共服务、与政府互动的主要方式。以上海为例，上海是全国最早提出“一网通办”理念的城市，指的是将所有的政务服务事项汇聚到同一个移动应用上，强调“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人民日报，2018）。截至2022年12月，一网通办平台“随申办”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2000万，接入了各类服务事项3600个，累计办件超3亿件（新华网，2023）。对这一我国政府数字媒介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当下数字政府建设的特点和趋向。据此，作者选取了上海“随申办”App为研究对象，在2022年10月、2023年3月、2023年7月，三次对该应用进行界面漫游，通过记录、分析和绘制交通服务等典型功能的交互流程图以及追踪界面改版更新历程，理解随申办中介的交互模式。
在空间的维度上，“随申办”作为数字城市中的巨型平台，汇集着海量的代码架构与数据接口，通过可编程的交互界面，将原本按地理位置或社会功能划分区隔的多个社会领域和系统，重新连接、聚集、整合，创造城市运作的新模式。通过对“随申办”界面的漫游，可以发现，“随申码”在系统中作为关键枢纽，连接线上、线下的城市场景，实施多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系统的转换。如图1所示，以城市运行中最重要的模块之一——交通出行服务为例，“随申办”的交通服务是通过“随申码”这一关联着用户身份信息的二维码，实现与不同功能模块的连接。
其一，以“交通”场景为线索，将自驾、地铁、公交、飞机、出租车等不同类型的出行服务集成到同一界面之中。一方面，过往由于产权、管理主体不同所产生的壁垒被打通，另一方面，在用户授权应用获取实时位置信息后，迅即生成实时路况、公交到站动态、附近景区信息、天气情况等等，线上线下的交通数据与城市运作的实时状况相耦合，作用于城市生活；其二，同样以随申码为枢纽，从出行服务界面上，用户可以设置关联医疗保险、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功能模块，创造个体化的城市生活场景配置，由此实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系统之间的跳转；此外，通过统一的身份二维码，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比如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得以接入随申办，用户可以绑定不同的电子支付账户，用以支付交通费用，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的相互开放，不同的互联网平台、政府组织等社会技术系统在交转中，构建出公共服务的新样态。不久前，上海提出拟将“随申码”打造成上海“一人一码、一企一码、一物一码”的“城市码”（吴頔，2023），这一方面引发了关于权力边界和隐私保护的讨论，另一方面，表明了一种趋向，即数字交互界面正在成为城市中各类交互与实践的基础设施，通过数字化将城市中的不同系统“拉平对齐”。在“一网通办”的个案里，这种力量打破了过往以条线、机构、级别等划分的公共秩序，转而以城市运行中的“场景”为线索、以市民个体为节点，对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模式进行重新塑造、统一调配，以此为基础，将过往分散的公共服务部门转化为集成的专题功能模块，以推动政府体制架构的整体再造（周凌一，2023：168）。换言之，数字界面推进了政府组织架构与数字媒介特征的深度融合。
在时间的维度上，“随申办”界面更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增加个性化界面设置的功能。“随申办”在2021年2月更新上线了“长者专版”，用户通过点击主界面右上方的按钮可进入专门为年长用户设计的特殊应用界面。这一界面不仅在字体、图标等方面通过增大字号与按钮、提高色彩对比度等方法使老年用户更方便操作，在功能选取上也对原有界面进行了重组，将出行和医疗这两类年长用户需求最迫切的服务，置于界面最显著的位置。
“长者专版”的上线不只关乎打造更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更关联到数字界面的特征。在传统的城市公共服务架构中，不同的“办事窗口”是政府面向市民的交互终端，“窗口”隶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流程的一致和标准化是主要目标。因此，特殊群体往往需要通过授权代办的方式获取公共服务。通过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一网通办”将过往相互独立的不同政务部门、社会组织与地理位置都转码为用户图形界面（GUI）中的功能按钮，这一变化不只是将过往的城市公共生活的运行迁移至数字端，更是通过相同的数字代码基底，将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差异拉平，并以数字技术逻辑进行重新搭建。从积极的面向来看，通过底层数字基础设施的打通，以及图形界面的模拟、再现与转换，不同类型的市民群体甚至个体，有可能以差异化的“接口”接入到城市生活中；但另一方面，目前市民个体参与公共服务界面编程的权力仍极为有限，用户可以选择授权或不授权某类信息、发起或不发起某个事项，但如果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能、回应市民的差异化需求，个体需要在软件层和基础设施层亦有参与的接口，设计、组合、拼贴自己的数字城市界面。
“一网通办”对线上线下公共生活、不同社会子系统的打通，折射出数字化对于城市运作的深刻改变。以系统交转为切入点，对“一网通办”应用的交互界面如何勾连不同社会组织与生活场景进行分析，不仅能在文化研究的维度上，探讨涉及的符号意义与体验影响，而且能从数字媒介的独特性出发，探讨数字技术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挖掘数字媒介所引发的社会转型。
人—机共创的数字城市：作为交通界面的智能汽车
机动车的智能化是当下数字社会发展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通过车载的人机交互界面，人类驾驶员与车载计算机的“共驾”，影响乃至决定着智能汽车的运行（王建民等，2021）。以特斯拉Model Y为例，从技术上来说，该车几乎所有功能的实现都集成在中控屏幕的界面上，汽车的功能实现可以由软件控制，并持续通过联网进行更新迭代。通过驾驶，与车载计算机交互，对Model Y车机界面进行漫游，为我们拓展界面意涵，理解当下人类与计算机的互动提供了特别的切口。基于此，2022年10月，研究者驾驶一辆Model Y汽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漫游”，在城市地面道路、高速公路、高架桥等各种路况与时间段进行了约500公里的驾驶，通过对行驶过程中Model Y的车机界面各种功能的操作方式进行收集与记录，以及各种突发状况下，车载的计算机系统所给予乘员的反馈与行动进行记录与分析，对车载界面如何调节人机交互及其影响进行体验与观察。
智能汽车界面所中介的系统交转，首先体现在驾驶过程中人—机的交互上。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以人类感知为中心的城市交通运行模式。过去，人类驾驶员主要通过视觉对路况不断进行观察，从而判断车身周围的交通状况，避免发生安全事故。然而，特斯拉Model Y则通过遍布于车身的传感器，时刻以机器感知监控着路况，并通过算法加工，将传感器所收集到的路况信息渲染为三维动画并实时显示在界面上。驾驶Model Y进行转向、变道时，驾驶员不再需要观察后视镜，而是可以通过车载界面上所显示的摄像头画面与雷达传感信息的引导进行操作。交互界面的存在，使得驾驶员的视觉感知不再是信息的唯一来源，奥迪E-tron、特斯拉Cybertruck等最新车型甚至在设计上取消了车身两侧的后视镜，转而全面依靠传感器获取交通情况。以机器对于驾驶的感知接入为基础，Model Y默认配备开启了“主动安全功能”，通过计算机对当前驾驶状况的监控，当算法判断驾驶员的行动将引发危险时，计算机将会在短暂的报警声后直接接管车辆的行动，以刹停、转向等方式规避可能发生的危险，人类驾驶者不再是交通行动的唯一掌控者，而是以界面交互为基础，与计算机分享驾驶权。
通过对于Model Y车机界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打破了驾驶过程中将汽车视作是肉体感知延伸的人类中心主义隐喻，计算机对于交通的参与，使得过去掌握在人类驾驶者手中的控制权面临转移与重构，生产与感知自动化使人“不再感觉自己是能量中心”（维利里奥，2004：140），传统上自然人作为主体的掌控感被解体，机器系统代替人类感知进行观看与预见，在某些超快速的操作中替代着人类（维利里奥，2014：121），从而引发着城市交通实践与不同社会子系统组织方式的嬗变。
例如，接入网络系统乃是使用Model Y的必要条件，该车型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车钥匙，而是要求车主在特斯拉的App中注册账号，并与自己的车辆进行绑定，通过应用程序界面，以实时联网的方式对车辆发出指令，包括解锁、鸣笛、提前打开空调、设置导航路线、支付服务费用等控制功能。通过交互界面，Model Y作为机动车在路面行驶的同时，也作为应用软件中的一个数字对象存在于网络之中，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与制约。2020年9月23日，由于网络服务器瘫痪，在全球各地的数百万的特斯拉车主遭遇了无法启动车辆或是被困在车中的突发情况，这也使得当日特斯拉的股价暴跌了10%（杨赛，2020）。
智能汽车的“网联”属性，也不断倒逼着城市中市政交通建设的发展。根据上海市交通委的报道，到2025年，上海全市预计将建成智慧道路超过800公里、智慧路口超过500个、示范性智慧公共停车场超100个（上海交通，2023）。通过在道路上安装数字设备，直接与路段中的智能汽车进行连接，为车辆出行提供协同式感知及信息交互，从而形成车路协同，为自动乃至无人驾驶创造条件。人—机共驾新实践，打破了城市中原本被产权、行政规划、物理距离等区隔所划定的公共管理模式，将城市运行的规则转化为了界面中介之下的平台、协议和程序（德·瓦尔，2018：XVIII）。“可计算化”划定了全新的数字地缘，并与传统的社会秩序就身份、边界与权力等领域的合法性不断展开博弈（Bratton，2015：30），从而构成着数字城市文明演进变化的基本范式。计算机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市政管理与交通服务的新方向。
以“界面”为中心，对应用程序的“漫游”，让研究者可以将数字化进程中相互交织的人、技术与文化纳入分析范围，以动态的运作取代静态的对象，将软件研究置于复杂且不断演化的数字社会中，打通微观的人—机交互模式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将媒介研究与交通、艺术等社会分析维度相连接，更全面地展现数字技术对于世界的影响，为理解当下的“数字化生存”提供新思路。
结语：从App到城市界面：数字媒介研究方法转型
从网页到App，从机器学习到人工智能ChatGPT，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数字媒介研究范式和方法创新。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计算传播被视作代表了数字时代传播学方法转型的重要方向（巢乃鹏等，2022），尤其在社交媒介研究等领域，从对用户内容的文本挖掘、情感分析，到运用社交网络分析、仿真方法解释和模拟传播过程，计算路径的新方法在理解数字时代传播现象时优势明显。
随着应用程序的崛起，新的方法挑战出现了。如何界定一个App的内容？如何捕捉软件与用户的交互？如何分析应用程序的影响？这不只涉及操作层面数据收集的壁垒和困难，更指向移动应用程序的新特点对于以往研究预设本身的质疑。移动应用程序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机交互界面，不再有一个明确的、静态的文本内容，取而代之的是由用户与机器共同创建、实时生成、动态变化的交互过程（Manovich，2013：33）。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整体数字化转型，移动应用程序已渗透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嵌入各种各样的物、建筑、环境，以独特的方式传播信息、组织时空、塑造文化交流的机制。一方面，媒介的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彰显，但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展开的基本维度——内容、传者、受者、渠道、效果等等，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促使学界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媒介研究方法。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数字界面漫游”方法，以界面为切入点，在数字城市的背景下、在软件的运作过程中，通过识别界面中介调节异质系统交转的模式，揭示数字媒介的力量和作用机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界面已成为今日城市生活中最为基要的媒介形式，通过其强大的交转能力，调节着城市各类社会技术系统的交互转换，数字城市成为“集中能量与信息的‘枢纽（hub）’”，不断储存、传输并处理着信息（基特勒，2013：265）。界面的存在，贯通着城市中“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列斐伏尔，2015：54）。因此，对于数字界面的分析不应停留在“二维”的符号、文本、内容，而应扎根于“三维”甚至“多维”的系统交转过程之中，从而广泛地考察界面对于城市实践的影响。一言以蔽之，重点不只在于数字界面反映了什么（观念、意图、文化、价值等），而是数字界面在做什么。
作为当今城市运转的基础媒介，数字界面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并非单向直接的矢量，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存在相互重叠、彼此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并不可能成为卡斯特所设想的“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卡斯特，2001：578），而是始终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现实，同时包含着真实与虚拟而处在未完成之中（列斐伏尔，2015：51）。因此，将城市作为媒介，既不能仅将之视为人类的一系列符号互动，也不能笼统地将之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容器或场域，而是要考察在城市的汇集之下，人、物与符号的相互纠缠呈现出哪些形态、酝酿着哪些变化、包含着哪些可能。这不仅需要打通过往对立的“虚拟—物质”思维，将其视作同一个交往过程中的整体；更需要将研究的视野回归到具体的交往实践之中，以鲜活的过程代替概念，展示出关系的丰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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